巴赫金极化思维倾向对其思想学术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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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赫金极化思维倾向对其思想学术的影响巴赫金思想学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二十年间,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最近十多年,热潮方退,纵观有关研究成果,可以说,巴赫金思想学术的所有成果都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和清理。但似乎还没有人从深层思维模式和特征以及这种思维模式的优势与局限角度清理和反省巴赫金学术成果。一个学者深层的思维模式,是贯穿其思想理论成果全局的、具有极其稳定特征的因素,它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学者的思考方式和对对象的基本认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本文将以此为目标,对巴赫金无意识思维模式和特征以及其带给他思想学术的优势和局限进行研究。与此相关的是,大部

2、分学者都注意到巴赫金思想学术弥漫着一种无处不在的政治泛音,导致这种泛音的原因也有一些学者做专门研究,而本文则认为巴赫金无意识的极化思维模式是其思想学术成果政治泛音主要和深层的原因所在。本文笔者之一在思想学术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思想学术一文中指出,巴赫金的思想学术弥漫着内在的政治泛音。国际巴赫金研究领域广有影响的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书作者也有一个判断:“他的大部分撰作表面上是文学理论或语言学领域内的学术研究活动,但在底层,它们却是一些充满个性的宣言,常常有一种政治或哲学的大义。”这个判断应该有相当理由。该书作者也正是从对话主义和泛政治论双重视角阐释巴赫金全部思想的。所以,如果我们说巴赫金思想学术成果弥

3、漫着政治的泛音,那大体是不错的。但在我看来，米哈伊尔巴赫金作者对于巴赫金学术思想政治性的判断,还是基于其具体论文论著的表层特征而言的,同时也过多地执着于巴赫金生活的当下现实政治指向,而未能深入巴赫金思想学术深层无意识思维模式这个最深层次,而这显然是决定他思想学术政治性的一个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原因。是怎样的思维模式导致巴赫金在其研究的任何领域都能倾听到无处不在的矛盾、对立、斗争和对话这样的政治泛音,并能将这种政治泛音揭示出来?这个问题涉及巴赫金思想学术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领域如对话主义、复调理论、狂欢化理论以及关于小说的理论,但所有这些外在不同领域的表述和认知,都与巴赫金的无意识思维模式有内在关系,这

4、却是最根本的,而这恰恰是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书的作者未能深达的一个层次。米哈伊尔巴赫金的作者评价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时说,“这是一位对变易和未完成推崇备至的人,对他的描述不可能盖棺定论。综观巴赫金在不同领域的理论成果,尽管确实存在着“一切都没有完结、没有终极的定论”的“未完成性”特征（这个说法在迈克尔和霍奎斯特那里意指巴赫金的学术思想不追求固定不变的形态,永远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变化之中）。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巴赫金那些涉及多个学术领域、令人眼花缭乱、充满变化的学术思想后面,仍然能找到一种相当稳定的思维特征和模式。笔者这样归纳这种思维特征和模式:巴赫金总是在一种二极对立思维模式中去把握和论析对象,并往往

5、对两者之间的对立性、差异性要素做极端性强化,以突出各自最为重要的属性或侧面,从而实现对于对象的总体把握。巴赫金不同领域中的理论成果总体上正具有这样的极化思维特征。首先看他文化诗学的哲学基础对话主义。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哲学建基于他的“超语言学”,他明确将文献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作为批评的对象,在这种对立格局中建构自己的超语言学理论。在超语言学中,不是索绪尔的“语言”而是“生活交际”“言语”“话语”“表述”“对话”“语境”“意识”“意识形态”等概念成为关键词。在他的“超语言学”理论内,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也渗透始终。“对话性”被确认为是一切语言活动的根本特征。“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

6、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真正生命所在之处。这种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之中,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就具有对话的性质。”而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活动展开的前提是确认“差异”:对话总是在两个有差异的个体即两个差异性说话主体“我一你之间展开的,因此,我一你之间的二极对立就是对话得以展开的基础和前提。尽管在巴赫金那里,对话双方可以是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等多种关系,但最根本的是对立关系。他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对话特征时特别指出,陀氏小说中人物对话的基本公式就“表现为，我，与，他人，对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他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也从话语与语境的关系角度,强调

7、了对话的这种内在对立性。他指出:，使用同一个话语的不同语境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同一话语不同语境的这种对立的典型情况,是对话的应答。詹姆逊在论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的对话关系时也特别强调,“正常对话形式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在这个前提下,巴赫金对语言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一系列具有二极对立特征的区分,如，官方语言民间语言，“向心性语言离心性语言，双声语单声语，“，对话性语言独白性语言，等区分,这些区分都是基于二极对立原则进行的。如果我们将他的“超语言学放到当时的语言背景中去考察,将发现,正像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所提供的语境那样,超语言学是在当时语言学界居于主导地位的所谓文献语言学（在巴赫金那里,这个概念指

8、的是结构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构成的二极对立关系中提出来的。这意味着,巴赫金是从区分差异、强化对立的路径开始自己的超语言学研究的。再看其影响巨大的狂欢化理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总体上是在区分“官方文化一民间文化的差异这个二极对立的框架中展开的。狂欢节作为与官方文化对立的民间节庆被认定,在这个前提下,巴赫金对狂欢节的论析都显示出明显的极化思维特征。例如他说由教会和官方控制的日常生活是“第一世界”,而狂欢节则创造了一个与“第一世界”相对立的全民狂欢的“第二世界”:“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官方文化是僵板的、严肃的文化,狂欢节则是诙谐的、充满笑谑性的文化;官方文化人

9、为地割裂了生与死、崇高与卑下、高雅与低俗等生活现象之间的辩证法和二重性关联,狂欢节文化则体现了世界的二重性和辩证法;等等。在这种二极对立模式中论析狂欢节文化的特征,并且尽可能地强调两者的对立性,其极化特征是明显的。在这种具有极化倾向和特征的对话哲学和文化理论基础上,巴赫金关于小说问题的论析也渗透着这种极化思维特征就不足为奇。在巴赫金全集的小说理论卷中收录的几篇论文中,他将整个文学类型和体裁区分为小说与非小说（含神话、史诗、悲剧、正剧、抒情诗等）两大类,然后用一种二极对立式的论析方式来谈论各自的特征。在这种论析中,小说文类被认为是与社会语言中的离心性力量相关涉的语言样式,而神话、史诗、戏剧（尤其

10、是悲剧与正剧）、抒情诗等在社会语言系统中被认为是与向心性力量相关的语言样式。而离心性语言力量在一个社会里,总是与民间或泛民间有关,向心性语言力量又总是与官方的立场和需要相关。官方正是通过强化语言的向心性而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民间语言因对这种向心性是一种离心力量,所以两种语言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政治性就昭然若揭。小说与非小说的那些文学体裁（神话、史诗、悲剧、抒情诗等）在社会语言的系统中,正是分别处于两极坐标上的典型样式,其内在泛政治意义上的对立性也由此生成。因此,他在这种二极对立模式中论述小说与那些非小说文类（神话、史诗、戏剧、抒情诗等）的特征就是顺理成章的:小说是民间与泛民间的文类,那些非小说

11、体裁则是具有官方或泛官方特征的文类;小说是开放的文类,非小说体裁则是封闭或者具有封闭性特征的文类;小说是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未定型,因此永远保持着向未来开放姿态的文类;而那些非小说体裁则是基本完成、定型、封闭的文类;小说是超体裁的体裁（能容纳所有体裁）,而其他体裁则是单一的体裁（对其他体裁没有吸纳能力或者吸纳能力很弱）;小说是杂语性的,对社会语言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吸纳包容能力;那些非小说文类则是单语性的、纯粹的,对社会语言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小说是可以将多种社会意识形态容纳于自身、让它们在自身展开充分对话性的文类,而那些非小说体裁则是表现单一意识形态、在根本上缺乏内在对话性或对话性很不充分的文类

12、;等等。在小说自身,巴赫金又区分出复调型小说和独白型小说两大对立的类型,这两种类型具备一系列对立的形式特征:复调小说是双声和多声性的,独白小说是单声的;复调小说是杂语性的,独白小说是单语性的;复调小说是多元意识形态共存对话的,独白小说是单一意识形态主导的;复调小说是开放的、未完成的,独白小说是封闭的、完成了的;复调小说的作家和主人公之间是平等对话的,独白型小说作家和主人公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复调小说的主人公之间也是平等对话的关系,独白型小说主人公之间是有价值上等级关系的;复调型小说没有终极性的价值观念统摄,而独白型小说是有一个终极性价值观念统摄的在这种二极对立思维模式中,对象世界之间的差异性

13、构成和特征被做了极大限度的强调和突出,这是巴赫金理论与批评给人最为强烈而深刻的印象。巴赫金的论析往往具有震撼性的效果,相当多的时候,与这种极化性思维方式和论述方式是有关的。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极化模式,带给了巴赫金许多难得的洞见,使他在常人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十分惊人的意义。这里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他对于西方中世纪以狂欢节为核心的民间笑谑文化价值的发现,那真有石破天惊的效果。在他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对中世纪狂欢节为中心的笑谑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有那样令人震撼的深度论析。这种论析从思维模式角度看,恰恰得益于他将狂欢节文化作为与官方文化对立的现象来对待和阐释。因为这种对立性模式,一方的局限恰恰映衬着、

14、强化着另一方的优势,两相对比之中,优势和局限、价值和谬误、先进和落后,了了分明,并且因为这种对比性格局而格外强烈。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他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托尔斯泰小说精神特征的著名论析,也是在一种二元对立格局中进行的。在巴赫金的论析中,陀氏小说从作家到话语到人物到结构渚F在强调其复调性、多声性、对话性、对位性、开放性;而托翁小说则作为独白型的代表,从作者到话语到人物到故事情节结构等,都被极度强调了单声性、独白性、控制性、统摄性、封闭性特征。在这种对比性论析中,两者的差异性都异常突出地被发掘出来,从而给人的印象极其鲜明而深刻。因此,二元对立极化性思维模式是巴赫金思想学术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这种

15、思维模式带给了他极大的便利和洞见,使他对于研究对象的差异性构成有了透彻的认识和有力的表述,巴赫金学术迷人的地方之一也在这里。应该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差异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在众多差异中强调对立性差异要素,由此形成一种正一反式二元对立结构,在这种关系中,对各自的差异性做极端强化,这是人类统治关系建构社会共同体的元规则。“统治者关系社会”是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家理安艾勒斯在其名著圣杯与剑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艾勒斯认为男权社会的基础来自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性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征服、控制、压抑关系和原则,人们将这种关系和原则扩展到社会共同体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就形成了统治者关系社会。马克思主义创

16、始人认为人类阶级社会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也是统治者关系社会。因此,“统治者关系社会”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可以共享的一个概念。西马名家詹姆逊谈到结构主义二元对立规则与阶级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时候说过,从二元对立角度组织世界和思考世界,这是西方社会从古代希腊以来就确立了的基本规则,咖里有二元对立关系,哪里就有政治。这是一切统治关系社会组织自己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规则,所以他说,“我相信,二元论正如所指是意识形态的牢固形式,它当然会将自己的双重结构,隐匿于任何替代品之下,它是始终暗自作用于伦理意识形态的伦理二元系统的最终形式。”可以对詹姆逊的表述做一点扩展,不仅是从古代希腊社会

17、开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组织自己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体、社会意识形态时,都是如此,都是按照这种区分和简化差异、强化二元对立、确认中心与等级的模式进行的。这可以确认是统治关系社会政治元规则。当然,这种政治元规则不仅预设了对它的认同,也预设了对它的逃逸、颠覆、反抗与解构行为,这种行为也一样被赋予了政治色彩。不管巴赫金是否意识到,他的理论思维模式无意识地与这个元规则相暗合,我们不妨说,是这种政治元规则的无意识内化。所有统治关系社会的成员,都从自己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自幼无意识地感受到无处不在的这种元规则,并无意识地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基本感受模式、认知模式、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到他们

18、成年时,这种无意识的极化思维模式也就无意识地决定着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组织、认知和评价方式。在我们人类中,只有极少数人对此有自觉并进而试图突破和超越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极化思维模式,如德里达这样的解构主义者,但他是否真能超越这种模式仍然是一个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他试图解构二元对立模式时,他的解构思维模式其实与结构二元思维模式在另一个层面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格局。这意味着统治关系社会的人们要真的超越自己内心这种无意识思维模式,真是十分困难。但对这种无意识思维模式有自觉和反省意识的学者,就会在自己的思考和表述中努力避免弱化其影响和局限,而不是相反。德里达等解构式思想家的价值之一正在这里。巴赫

19、金基本是无意识地遵循着这种思维模式思考他研究的对象并进行表述的。无论他的对话理论,还是狂欢化理论、复调小说理论、小说体裁理论,都是从区分和简化差异、强化二元对立元素开始的。在这些前提之上,他在对立双方之间一般都做了单面价值选择,也就是确认了两者之间存在优劣等级（当然,这种等级并不绝对）。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巴赫金思想弥漫着政治泛音的根源所在了,这个根源主要是他的基本思维模式,而不仅仅是他的具体论述。M.巴赫金的作者在他的具体论述中听到了他对于当下政治现实的批判性泛音,但这还比较表浅和皮相。巴赫金那些纯粹论述小说体裁的论文论著中,对当下现实基本没有直指或暗指的意向,是很纯粹的文体理论,但他的文体

20、理论与众不同的是,所有论述都弥漫着一种无处不在的政治泛音。这种政治泛音病不一定如M.巴赫金作者认为的那样,总是指向巴赫金生活当下的具体社会制度和政治人物,而可能指向更为泛义的统治关系社会一般状态。归根结底,弥漫在思想学术表层的政治泛音来自他的基本思维模式。所以,除了注意巴赫金思想学术对他所生活的社会政治的暗指关系外,我更强调巴赫金学术整个思维方式与统治关系社会政治元规则的本源性关联。这样说,并没有任何对于巴赫金思想学术贬低的意味。人是政治动物,政治是人的必然属性,任何个体,不管他是否愿意和是否意识到,他都必然在思维层次上无意识受社会政治基本规则的影响。这一点,其实巴赫金自己也有论述。他在弗洛伊

21、德批判大纲中批判弗洛伊德只将个人的意识和无意识当成个体生活经验的内化结果时深刻地指出,个人意识和无意识,其实是社会的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在个人内心意识构成中的内化结果。这也意味着,社会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规则,必然成为其社会成员的个人无意识思维模式。巴赫金带有政治泛音的思维模式,正具有这样的特征。巴赫金基本是在一种二元对立格局中展开对于他学术视野中各个重要问题论析的,这种论析使对立双方的差异性特征以最为引人注目的方式凸显出来,经常具有令人震撼的理论效应。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思维模式也给他的理论带来了某些局限或困难。这主要是对于对立二元的差异性特征往往容易做出过度极化的表述,忽略两者内在的关联性和

22、互通性,并因此做出某些失当的判断。这种情形体现在巴赫金许多论文论著尤其是其关于小说问题的著述中。例如他在长篇小说的话语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史诗与小说等重要论文中，将神话、史诗、戏剧（主要是悲剧和正剧）、抒情诗等文类判定为与小说相对立的文类,认为前者是带有泛官方特征的文类,后者是泛民间性的文类,在社会语言系统中前者具有向心性、集中性等官方语言的特征,而后者具有离心性、分散性等民间语言的特征,这一判断充满洞见,但却又让人感到有些绝对和简单。原始神话、史诗和抒情诗这些古老的文学样式和类型,其起源阶段本是全民性的,是在一个部落或民族早期所有成员口耳相传的东西,既是官方的也是民间的,而非简单只属于官方。这

23、个特征已经成为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常识。同时,它们与小说的关系,也并不简单是对立关系,其内在的关联性和互容性成分也显而易见。西方大部分文学史家和美学家在描述西方文学发展历史的时候,都是将神话与史诗作为包括小说在内的后世所有文学样式的源头性样式和文类对待,既注意它们之间的脉承关系,也注意它们各自的差异所在。当黑格尔将小说说成是，市民社会的史诗，时,显然是以史诗为坐标来界定小说并强调两者之前的内在联系的;卢卡契在小说理论中,也是从两者精神特征的相关性和差别性双重角度来界定史诗和小说的;弗莱则在神话、史诗与后世各种文学样式中,看到了其内核“原型”的永远不变性。将这些理论与巴赫金的理论参照,使我们既看到巴

24、赫金与众不同的过人洞见,也看到巴赫金为了突出自己的洞见而对两者差别性构成过分极化的论析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将两者的差别性绝对化了,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相容性构成。其实,巴赫金自己在有的地方也承认史诗与小说之间的关联。例如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著作中,他就明确地说“小说体裁有三个来源,史诗、雄辩术、狂欢节”3。但在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这样的论文中,为了强调小说与非小说文类的差别性,他将史诗做了与小说完全对立的定位和描述。在他著名的关于拉伯雷小说与中世纪民间狂欢文化关系的论述中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形。巴赫金对狂欢节在中世纪历史与文化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表述已经众所周知:狂欢节是与

25、官方和教会文化对立的一种节庆文化,是在官方与教会控制的“第一世界”之外并与之对立的“第二世界”。在这个基本的区分前提下,巴赫金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两者之间对立性的那些因素做了最为突出的描述:中世纪现实生活世界是官方和教会控制的,而狂欢节及其相关节庆是民间的、全民的;官方文化是僵板无生气的,狂欢节文化是生动的充满活力的;官方文化具有虚假的崇高特征,狂欢文化是低俗的真实的;官方文化是割裂世界二重性辩证关系的文化,狂欢节文化则是体现了世界二重性辩证联系的文化;等等。在这种极化性描述中,两者之间的差别性特征被做了相当程度的突出和夸大,狂欢节文化被给予了充满理想化色彩的完全肯定性的论析和评价。正是这个理想化

26、的论析和评价,引起了学术界质疑,例如有学者认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有着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其文化根基、历史依据和逻辑过程都存在疏漏。巴赫金不是客观地而是按照自身理论展开的需要描述狂欢节的状况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具有浪漫主义特质,严重地扭曲了狂欢节真实的文化内涵,极大地夸张了狂欢节的文学意义,与狂欢节真实的文化功能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本质上是一个想象催生的理论神话按照阎真教授的观点,巴赫金对中世纪狂欢节文化的理想化描述“是一个建构在扭曲的史诗性描述基础上的理论大厦,在历史和逻辑双重意义上,都有着根本性缺失,是一个体系性的文化史虚构工这样彻底否定巴赫金对于狂欢节文化的有关

27、阐释有明显偏激之处,应该看到,巴赫金对于狂欢节文化的阐释充满过人的洞见,到处闪烁着敏锐的发现和深刻的思想。在这个前提下,应该说,阎真教授对巴赫金的批评有一定道理。狂欢节文化在中世纪可能远不具有他所说的那种巨大的历史文化作用和意义。对于巴赫金关于狂欢节文化的极化性描述,人们至少可以提出这样的几个问题:1.狂欢节文化在中世纪是与官方和教会文化绝对对立的文化吗？如果是,它在中世纪这样一个被官方和教会严格控制的时代如何可能存在?巴赫金对狂欢节文化所做的充满理想化的描述是不是真实的历史?2.以狂欢节为核心的民间文化是不一切都值得绝对肯定?作为遥远历史生活的积淀,狂欢节其内既渗透着传统文化中那些优良的质素

28、,但也不可避免地留存着被历史淘汰的一些劣质元素。例如狂欢节上那些粗鄙肮脏的骂语、泼粪撒尿的习俗,巴赫金都做了完全肯定性的论析,但这一切真值得毫无保留地肯定吗?3.巴赫金对狂欢节具有喜剧特征的笑谑文化给予了极度肯定,但具有崇高特征的悲剧风格的文化与文学艺术是否就是低等级的？巴赫金对具有崇高特征的悲剧和正剧性风格的文学类型,与具有滑稽、笑谑、低俗特征的喜剧性风格的文学类型之间也做了单面选择,他对前者明确贬低而对后者坚决肯定。从西方文化史和美学史角度讲,我们要说,这个立场是极具颠覆性和革命性的。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以来,无论是理性主义美学家黑格尔、谢林,还是反理性主义美学家尼采,以及众多其他美学史家

29、,都将悲剧艺术或具有悲剧风格的艺术的价值放到喜剧艺术的价值之上,但巴赫金恰恰相反。这确实体现了巴赫金独树一帜的艺术眼光和立场,而且,放到后现代文化背景中看巴赫金的这种美学立场,我们将更容易发现巴赫金艺术趣味和美学思想的超前性。后现代文化和美学将戏仿、滑稽、低俗、狂欢、喜剧作为自己的旗帜,而将崇高、悲剧等美学风格作为颠覆解构的对象,所以,巴赫金思想在后现代文化社会格外受重视和推崇绝非偶然。尽管如此,跳开后现代语境,单从艺术史和美学史角度看,在悲剧风格和喜剧风格、在崇高和滑稽之间做单面选择是不是都有片面性?上面几点,都是人们在面对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时候,可能提出的质疑。这种质疑往深层追踪,就会触及

30、他那种极化性思维模式的合适性问题。不仅在狂欢化诗学方面,巴赫金著名的复调小说理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将小说区分为独白型和复调型两种对立的类型,对两者各自的区别性特征做了最大限度的开掘和表述,这种区分和描述都带有显著的极化性特征,他极度突出两者的差异,并在两者之间做了单面价值选择。这种论析的洞见是显而易见的,它突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那个时代与其他作家相比独一无二的艺术和精神特征。但由于他的极化性思维和单维价值判断,使得他的论析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1.独白型小说和复调型小说有共通性吗?在论陀氏小说诗学的时候,为了强调复调型小说和独白型小说的差异,巴赫金完全否认了独白型小说中存在对话的要素。但

31、这一判断与他的基本理论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长篇小说话语的起源史诗与小说言语体裁问题多语现象作为小说话语发展的前提等重要论文中,对小说的话语特征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小说的话语是杂语、多语的构成,充满着内在的对话性、多声性、未完成性和开放性。这个判断在逻辑上当然对所有小说都有效,既然如此,何以存在没有内在对话性、多声性的独白型小说呢？2.从更大的理论范围而言,对独白型小说这一特征的认定也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哲学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曾经针对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批判性地指出:“以语文学要求为主导的语言学,总是从完成的独白型表述古代文献出发然而要知

32、道,独白型表述是已经抽象化了的,任何一个独白型表述,也包括书面文献,都是言语交际不可分割的一个成分。任何表述与和完成型的书面语,都在回答着什么,针对和某个回答。任何文献都在继续着前人的劳动,与他们争辩,等待着积极的回答,预料着回答,等等。”这意味着,独白型小说其实也是具有内在对话性、多声性的小说,何以当这种小说和复调型小说构成一种二极对立式的小说类型的时候,它的内在的对话性和多声性就消失了呢?这在逻辑上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问题。3 .出现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与巴赫金在不同的著作中为了达成不同的学术目标而采取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视角相关。在不同的对象之间建立二元对立关系并对双方的特征进行极化性表述,造成同

33、一个对象在不同二元对立结构中被极端地突出了不同的特征,从而导致其在不同的著作中关于同一个对象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自洽性问题。在关于小说理论的几篇重要论文中,他为了突出小说与非小说体裁之间的差别,所以,对前者的双声性和多声性、杂语性和多语性、开放性和对话性做了极端强化性表述;他明确地指出:“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体和多声部的现象。”“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而在论陀氏小说诗学的专著中,为了达成特定的目标,巴赫金同样在一种二元对立格局中采取了极化性的思维和论析模式,将小说又分成独白型和复调型两大类,并有意对两者之间的

34、差异性构成做了极度强调和突出。独白型小说作为（按照巴赫金小说理论）所有小说一部分都应该具有的开放性、对话性、多声性等特征在这里被遮蔽无视,那些非小说类型所具有的封闭性、独白性、单声性特征则被赋予独白型小说这种类型,这种逻辑上的矛盾恰恰显露出巴赫金极化性思维模式内在存在的问题。4 .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诗学的著作中,为了反证陀氏小说的复调型特征,他对比性地将托尔斯泰小说作为独白型小说的典范进行分析,在这种对立性比较中,托翁小说完全是单声的、独白型的、作者控制型的。但托翁小说完全是单声独调的吗?在长篇小说的话语等论文中,巴赫金自己也意识到托翁小说具有内在的对话性。巴赫金谈到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的关系

35、时说,说话人在说话时对听话人的反应和预期（读者视野）是必定的,听话人的反应和理解其实己经内在于说话人的话语中了,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渗透了内在的对话性,他特地指出:“例如托尔斯泰语言的特点,便是有强烈的内在对话性,而且话语对话性不仅表现在对象身上,也表现在读者视野中;读者视野里会出现的意义和情感的特点,托尔斯泰都敏锐地感觉出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著作中他要简单化地论析托翁小说的声音构成,认定托翁的小说是独白型的典范呢?这只能归咎于为了达成具体学术目标而采取了极化性思维和论析方式。5 .就作者与主人公关系而言,巴赫金特别强调独白型小说的作者与主人公是控制型关系,而复调

36、型小说的作者与主人公是平等对话关系,这个观点已经众所周知。他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里,对于作者来说,主人公是对话的对象,这种对话（整部小说构成的，大型对话并非发生在过去,而是当前,也即在创作过程的现在时里”。巴赫金对两种类型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这种定性尽管有相当的洞见,但在理论上其实一直是有疑问的。既然所有作品都是作者创造的,所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作者设计安排的,作者与主人公平起平坐地对话如何可能?20世纪80年代钱中文、宋大图和黄梅等几位学者反复为此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最后尽管也没有定论,但这恰恰说明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作者放弃对主人公控制而采取与主人公平等对话关系的观点可

37、能存在某些理论上的困难。巴赫金后来可能也意识到他关于复调型作品中主人公可以和作者平起平坐地对话这个观点似乎有些问题,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长远时间里1970年一1971年笔记等文中认真区别“作者其人”（创造作品的“处在特定时代、有特定经历和世界观的人”）和“作品作者（渗透于整个作品之中的作者形象,类似布斯“隐含的作者”）,或“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大体对应于前面两种作者类型）,但在写作论陀氏小说诗学的著作时,他并没有这样区分,其相关表述很容易让人有夹缠不清的感觉。综上不难发现,巴赫金几乎所有学术思想都潜在地存在一种极化性思维模式和特征,这种思维模式和论述模式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其局限也显而

38、易见。尤其是当巴赫金在这二极之间对其中一方做出单向性价值选择的时候,这种局限性就特别引人注意。这个局限最根本的就是对两者的差异性特征做了过度放大性表述和发掘,因而往往在显示出极大洞见的时候,也出现一定程度上失当的表述和判断。这使我想起巴赫金对形式主义将材料、形式和手法的重要性推到极端时的批评:“看来俄罗斯的特性就是如此,总要把事情推到极端,达到极限甚至超出极限以致变得荒谬”这个批评用之于巴赫金自己当然并不完全合适,他的极化性表述远未达到荒谬的地步,但这种“总要把事情推到极端”的“俄罗斯的特性”确实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巴赫金的思维和论述中。当然,在论析这些局限的前提下,我还要特别指出,一方面,尽管巴

39、赫金学术思维无意识地遵循着二元对立模式运行,但另一方面,在显意识层面,他又在有意地与这种模式对抗,或者说,他在自己的学术思想中有意识地颠覆这种模式。这两者矛盾地存在于他的学术思想中,从而构成了他学术思维的内在张力。巴赫金对于二元对立极化性思维模式的有意颠覆主要体现在下面这些方面:首先,尽管他的学术思想中遵循着区分差异、强化对立的原则,但另一方面,他的对话理论中存在肯定对立双方内在的互渗性、互动性的思想。他强调语言的根本功能是交往,语言是在交流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它必定具有对话性,即它是存在于社会成员的对话之中的。而对话总是在两个有差异的、对立的主体即在“你一我”关系中展开和进行的,并且都要对

40、对方的话语进行应答,因此必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所以尽管一方面往往对于对话双方的差异性特征做了极化性表述,但另一方面他的对话理论又在强调对话双方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所有对话者的话语都是对对手已经说出或将要说出的话语的回应或预反应,因此,必定内含着对话者话语的声音。这一思想就超越了简单的区分差异、强化对立的原则,而是在强调对立双方的相互影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尽管巴赫金无意识遵循着极化思维模式,并且往往在对立二元之间往往做了单面的价值选择,但他几乎总是从颠覆既有现实生活和文化规范的角度进行这种选择的。在这些“官方一民间”“中心一边缘”“庄严一笑谑”“悲剧一喜剧”“史诗一小说

41、”的对立关系中,传统的价值选择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指向前项,而他则总是站在边缘、民间的立场选择后项,这种选择就具有对泛官方色彩的权威价值观念和立场的颠覆性效果。所以,尽管巴赫金确实无意识地遵循着阶级社会政治元规则组织和区分其论述的对象,并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价值等级关系,但他建立的这种等级关系强烈地表现了对于权威的、官方的价值等级关系的反抗和颠覆立场与姿态。正是这种立场和姿态,使巴赫金的所有学术思想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中都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政治意义。他的学术思想在崇尚反叛、颠覆、解构的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受到特别的重视和推崇,正与他的这个立场和价值选择有关。其积极的文化政治意义是明显的。综上,巴赫金思想学

42、术在无意识层面渗透了极化思维模式,这使他的学术成果都弥漫着一种政治泛音。这种极化性思维模式既给他的学术成果带来过人的洞见,也内在地留下了一些局限和困难。同时,在显意识层面,巴赫金也在努力超越和打破这种极化思维模式,这种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两个方面,使得巴赫金的学术成果的价值与局限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情形,这是我们研究和评价他学术成果要特别注意的。附参考资料：巴赫金小说体裁话语论的政治泛音巴赫金认为小说体裁话语具有独到的特征。小说体裁话语在起源上需要一种社会语言的多语、杂语背景，在这种语言背景下，小说话语是泛民间性的，与泛官方性话语具有内在对立性。小说体裁话语与非小说体裁如史诗、抒情诗、戏

43、剧等的话语也是对立的：前者是开放的、世俗的、驳杂的、充满对话、泛民间性的，后者则是封闭的、崇高的、单纯的、充满独白、泛官方性的。官方话语和泛官方话语也可以小说化，讽刺性模仿手法是使官方话语转化为小说话语的方法。巴赫金关于小说体裁话语的理论充满洞见和启示。从社会话语的二元对立、小说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内在关联、小说话语与其他体裁话语的差别性社会特征、小说话语自身构成的社会特征等方面，巴赫金揭示出小说话语的政治泛音，这大大突破了形式主义学者对小说话语纯技术性分析的局限，彰显了丰富而广阔的社会政治内涵。同时，巴赫金关于小说话语政治论的思想也有值得检讨之处，将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小说体裁话语和非小说体

44、裁话语截然对立起来，强调不同体裁话语所具有的民间性或官方性，存在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问题。巴赫金既忽略了两者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也忽视了两者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极化思维是巴赫金关于小说话语政治论的基本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既使他拥有了过人的洞见，也导致了绝对化、简单化的缺陷。所谓“小说体裁话语论思想”，指的是从体裁（文类、文体）特征的角度论析小说话语的相关思想，这是巴赫金（俄语MHXaHJIMHXaftjIOBHH）小说话语论最独特的构成之一。本文的目标是梳理巴赫金这个方面的主要思想，并倾听这种论析中弥漫的政治泛音。对文学各种体裁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则的研究，是西方文论史重要的构成部分。这种研究

45、因不同的视角而有不同的理论体系。例如，从技术性角度切入，建构的就是关于体裁的技术性构成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再到法国结构主义，有关文学诸种体裁的理论，基本都具有这种性质。而从社会论、文化论、政治论的角度切入，建构起来的体裁理论必定内在地渗透了社会、文化、政治的特征，西方文艺社会学、文化学或者政治学的学者建构的体裁理论必定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卢卡契(GeOrh1.uacs)戈尔德曼(1.ucienGoldman)詹姆逊(FredriCJameSOn)等人的体裁理论都属于这一类。巴赫金的体裁话语理论，总体上属于这一阵营，但是他的具体思想则别具一格，值得认真清理。对本文标题中的“政治泛

46、音进行大体界定。詹姆逊在其名著政治无意识中，将一切叙事的社会历史研究都称为政治研究，将“社会历史当成“政治”的同义词，这一认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卢卡契、戈尔德曼等人的认知，也体现在许多其他学者的叙事社会学研究成果中。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詹姆逊的政治观，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渗透性和关联性最广泛的元素，与许许多多社会现象相关联，但是，不能说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政治，将一切社会的、历史的都认定为是政治的，这是过于宽泛的界定。笔者的“政治概念也相对宽泛，但没有詹姆逊那样毫无边际。笔者对政治的认知有一个特定的角度，那就是“权力政治是与权力关系、结构、行为和观念相关的现象，人类群体或个体之间为了争夺、建立、巩

47、固、颠覆特定权力关系、结构、体制的行为和观念才是政治，或具有政治性。这既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界定政治的基本角度，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上层建筑中政治结构的认定相关联。大体说来，在本文中，政治这个概念，基本是指社会的阶级、性别与族群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斗争，也是指与这种关系和斗争相关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文化模式等。与此相关的“政治泛音与政治的这些核心内容有关系，但又不属于这些核心内容构成的领域，具有泛政治性特征。文学艺术的体裁、话语、形式和形象结构中往往弥漫着这种政治泛音。巴赫金小说体裁话语的理论中弥漫着政治泛音，本文将进行清理并评析其得失O一、小说话语起源的二元性社会语言结构背景既然文学是语言

48、的艺术，话语就是文学体裁的第一要素，也是最基础的要素。因此，讨论任何文学体裁，首先都必须讨论话语特征问题。讨论体裁必讨论话语,讨论话语必涉及体裁，两者难以割断。巴赫金认为，从体裁角度看，小说话语有独特的体裁特征，这种体裁特征与其他体裁如神话、史诗、戏剧、抒情诗、寓言等的话语特征很不一样。西方大多数小说理论家和文体学家基本上将小说看成一种特殊文类(文体、体裁)，与史诗、戏剧、抒情诗和寓言等并列。他们从体裁角度归纳了小说话语的一系列特征，例如，描写性、叙述性、个性化等，但是巴赫金关于小说话语的体裁特征与众不同。这种不同，在起源阶段就出现了萌芽。在巴赫金看来，从起源角度看，小说话语的出现需要一个多语

49、和杂语构成的广阔的语言海洋。在这个语言海洋中，单一、集中、统一的民族语言控制社会的局面受到挑战，逐渐被破坏并趋于解体，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频繁交流。并且，各民族语言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不同地区、集团、阶级、阶层的语言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杂语状态开始形成。这种杂语和多语状态的形成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他说，”语言的内在杂语性对于小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要对这个杂语性达到充分的创造性的了解，只是在积极的多语现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欧洲历史上，这个状态是从希腊化时代开始的，一直到罗马时代，这种局面都存在并发展着。这种状态为小说的产生提供了语言环境。多语、杂语、多声都是巴赫金小说话语理论的重要概念，它们是小说话语出现的必要语言前提。这里的“多语”是针对“单语”而言的。所谓单语，指的是一个社会被单一民族语言所控制的状态，多语则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民族语言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