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的乱诗-XiangYang’sOriginal,BoldPoems.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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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阳的乱诗XiangYang,SOriginal,BoldPoems作者:孟樊作者简介:原文出处:上海文化2010年第6期第61-69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1年02期、4一、一刖吉从1977年出版首部诗集银杏的仰望开始到2005年乱的出版,向阳前后总共出版有十四部诗集(含三部自选集与三部童诗集),若扣除包括六本在内的自选集与童诗集,则向阳迄至目前共撰写了八册诗集,除了上述最早与最近出版的两部诗集外,尚包括:种籽(1980)、十行集(1984)、岁月(1985)、土地的歌(1985)、四季(1986)、心事Q987)等六部。依向阳自述,前七部诗集总计花了他十年时间(1
2、977-1987)(2005:10),平均约一年五个月出版一部,创作量不可谓不丰;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自第七部心事出版后迄至2005年的十八年岁月,则仅得诗集乱一册而已,这当中落差之大令人咋舌,也让人好奇:向阳在乱出版前的这一大段“诗生涯”究竟是如何度过的?而这样的“诗生涯又怎样反映在他这本乱中?本文将乱中的诗作通称为“乱诗,而这些乱诗,据向阳在该诗集的乱序中所言,乃仰证了从1987年到2003年这十六年间我在人生路上步出的凌乱脚迹,留存了三重身份转换过程中,我和变动的台湾社会乱象对话的声轨。二乱诗的创作轨迹1 .创作的走势面对心罩之后的诗歌创作瓶颈,总计十八年的创作岁月,向阳才交出乱中的四十三
3、首诗作,平均一年只得两三首,相较于之前十年中出版七本诗集的创作高峰,不可不谓这是向阳诗创作的大幅衰退。有别于其他诗集的分辑方式,乱中的分卷(即卷一:1989-1993”、卷二:1995-1999、卷三:2000-2003m)及其诗作的排序,系按编年史的方式以写作时间的先后依次编目,想必这是诗人有意为之的一种编排方式,向阳在乱序中即坦言:”这本诗集的分卷,因此也以写作年代为序,藉以呈现我的人生行路、身份变动和心境转折。而此举则方便我们从中找出他的创作轨迹。按照该书的目录配上写作的年代,可以编制成下表,得窥其诗创作盈亏之走势:从上表显示的创作量高低来看,可以发现这十八年诗创作岁月中(1987至20
4、05年),其中有五年Q987、1988、1994、2004、2005)是向阳创作的空白期,未缴出任何一首诗作;此夕M又写作一或二首诗作的低量期也有三年(1992、1995、2001),换言之,这七年的产量均低于其创作的平均值。2 .诗生涯与创作走势向阳乱诗的创作走势既已如上表所示关此,从向阳这一段生活经历与时代背景来解读其创作走势,也即自历史一传记式研究途径入手,毋宁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法。在1987年之后,不论是台湾社会的变动抑或向阳个人生活及工作的变迁,亦即从大我时代的宏观面或小我诗人的微观面来看,皆可曰一个乱字能够涵盖。向阳说,屈原的离骚颇有理心治乱的用意,其诗末乱字之出,系”出以歌的形式
5、,寓以心乱于乱世之烦忧,将诗人的心乱与世乱组合起来解读,颇有借彼喻己之意。在这一段时期,他的创作量降低来自他的心乱,而其“心乱”则又出于“世乱”之故;所谓的“世乱,又包含时代、社会的乱与个人生活、工作的乱。首先,从1987年之后,随着戒严的解除,近二十年政治板块的挪移,台湾社会因此处于犹疑、晃动、焦虑与急切的震荡之中,台湾这个岛上所有的人包括诗人自己,心头哪能不乱”?一首被撕裂的诗、暗云、嘉义街夕r-写给陈澄波三首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诗作,便是对政治之乱的反映:朝野双方于此之际,对于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及其历史地位问题仍在争论不休;而另一首一封遭查扣的信一致化名四。五”的邮检小组则以反讽的口吻透露诗人
6、对解严后民众仍受情治单位邮检雌的极端不满,可谓为诗人的“理心治乱。然而如此的世乱与心乱,令诗人不禁怒曰:这显然不是诗的年代”;向阳自剖说,1987与1988这两年他原来旺盛的创作力会突然熄火,乃与此一“乱”字不无关连,而乱诗的产量如此稀少,或于此得理解。其次,向阳个人此一阶段的“人生之路和职场生涯来看,由于职场生涯的变换(连带也影响个人生活)一这段期间他遭逢三重身份的转换过程,试看底下向阳这两则自述:来到1987年忽然有了巨大的转弯。在这之前,我担任自立晚报副刊主编,尽管工作忙碌,都与文学有关,因此尚能优游于想象的大洋和隐喻的峰口之间;在这之后,我转任报社总编辑、总主笔,面对高度政治性的新闻工
7、作,随着台湾政治与社会的变化,跌宕起落,绷紧神经,诗的想象之巢已为政治的鸠鸟所占,隐喻也已被直言批判所瓜代。编报纸、写社论,从1987年到1994年自立报系转移经营权风波发生,整整七年,仅得诗作十四首,且多与政治新闻事件有关。从一个文学人到一个新闻人,诗与新闻对话的结果,是虚构的美在现实的丑陋和政治的乱象之中,逐渐遭到侵蚀、掩埋。接着又是另一个变动。就在自立报系转移经营权风波发生的同时,我考上了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博士班,离开新闻工作之后,重返学院,开始另一个阶段的学术研究生涯,直到2003年取得博士学位为止。前后九年,我学习如何由一位批判时局的新闻工作者,收敛、沉潜、省思,在冷僻、枯干的理论和
8、书堆之中转型为研究者学术研究?口教学,占满了我的日辱,也剥去我的闲情,而诗需要时间、需要闲情,这九年间,烦乱、苍茫如雾中行路,诗仅得三十首。依上述向阳的自述,过去这十六年由于自身工作的变动,先是从文学人转变为新闻人,再由新闻人转型为研究者,也就是他自谓的三重身份的转换。在前一个七年的阶段,诗的想象之巢已为政治的鸠鸟所占,所以这段期间写的政治诗最多,包括1989年所写的一首被撕裂的诗、一封遭查扣的信、血淌着,一点声息也没有,以及分别于1990年与1992年所写的野百合静静地开和发现。其中1991年与1994年是这一阶段的创作谷底,向阳的诗作成绩是零,前者或因其于此年考上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
9、班,给原就繁忙的新闻工作加上课业的重担,暂时只能跟缪斯绝缘;后者则因是年发生自立报系经营权转移风波,身陷事件之中的诗人难免焦头烂额,其诗思”遭到侵蚀、掩埋,自是意料中事。然而1993年他通过硕士论文口试,当中交出五首诗作的成绩,则形成这一段前期创作的高峰。通括来说,1993年的乱诗,可以看出向阳拟藉此诗以讽世乱、以理心乱”的企图,而诗集以此诗名为题,不言而喻,不妨将之视为诗人此一时期的生活与心情的写照。再就后一个九年而言,向阳1994年考入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博士班,并从自立报系退休,离开新闻工作,重返学院,也由一位批判时局的新闻工作者转换成为一个沉潜的研究者。与此同时,在这九年当中,前两年由于
10、博士班要求专职学生,而最后一年因为撰写博士论文需要辞掉教职在家,计有三年让他远离职场;除了这三年他自嘲为“无业游民”的时间,其中有六年先后任教于静宜大学和真理大学,可谓身兼教师与学生的双重身份。也正因为艰苦的学术研究?口教学占去他大半的时间,甚至剥夺他的闲情,诗作少产并不令人讶异。这一时期的前三年(尤其是1995与1997年),或许缘由博士班修课的压力,向阳竟也延续1994年的“无诗岁月,仍处在创作的低潮期,三年仅得诗六首(平均一年两首,低于乱诗写作的每年平均值)。另一个低潮期则出现在他转换工作的2001年(也只得诗两首),这一年元月他先是辞去静宜大学中文系教职,又在八月进入真理大学台文系专任
11、,而这两首诗战歌与山路则又都写于他转换教职后的十一与十二月,可见工作转换之际纷乱不定的心情极不适合提笔赋诗。然而令人最为好奇的是,不论是前期或后期,1998年可谓是向阳这十六年(或十八年)乱诗写作的最高峰(虽然仍不能与心事之前的创作量媲美),这一年创作的六首诗为光的跋涉、遗忘、想念、世界惦静落来的时、我的姓氏、城市,黎明。为何这一年诗作的创作力会较为旺盛?若注意向阳惯于诗末附记的写作地点,可以发现,当中除了城市,黎明一诗写于台中外,其余五首诗均作于基隆暖暖,若再加上前一年(1997年)的依偎与凝注,以及后一年(1999年)的囚,则写于暖暖的诗作合共八首,这在诗创作力日趋衰颓的晚近阶段,对诗人而
12、言不能不说是个异数。而这里所显示的影响诗人创作表现的,则不只是时间因素一项而已,尚与空间因素有关,避居于城市边缘山区的暖暖,令他重拾诗笔的热情。请看下述向阳自己的说法:这一年中,陪伴我的,多是漫漫长夜,多是暖暖山居的寒暑。远离白天,远离都市,我也远离了十多年媒体生活的迷乱,重新拾回年轻时与文学靠近的热情、纯真,以及孤独。因此,这一年来,我总是与孤灯相伴,坐在计算机之前,远望阳台之上的星空,月空,雨空,云空,下笔为文。咏黎明的鸟声,叹乱真的人造花,歌滋肆的大洋,念成长过程的旧友,刺乱离年代的政治,伤人世猝不及防的陨逝,颂山海土地的壮美,析当代文化的错置纷陈,哀弱势族群的瘩哑难语,述网络世界的迷踪
13、离路人生、自然,文化、政治,流行、符号,伴随着乡郊的山涧清风、暖阳丽日、秋月疏星、冬雨寒霜,进入我的书写板块之中。追索诗人行走的轨迹以寻绎他的创作过程,并进而据此解读诗作文本意涵,乃至于评价其艺术生命的表现,可谓为传记式批评的奥义。而我们从上面的引文可以发现,诗人所移居置身的场所氛围,对于诗人创作力的表现不免有着莫大的影响,甚至支配着他对于题材的选择。作于暖暖的向阳这八首诗,除了我的姓氏与囚(前者为后殖民诗,后者为图象诗)之外,皆为典型的抒情诗(IyriC),这绝非巧合,以光的跋涉一诗而言,其云:夜皎皎兮既明/抗拒黑暗的灯/在沉沉的夜里犁出了灿亮的/池塘。”显然就是上引文最佳的写照。于此,我们
14、或可断言:追寻诗人的行迹,可以获得一把开启文本奥秘的钥匙。三乱诗的创作内容1 .政治的乱诗1987年“政府宣布戒严解除,这在台湾宪政发展史上可谓划时代的一年,可是解严伊始,并不表示威权政府严密管控的统治马上放松,尤其“国安情治”单位绵密的布建与监控仍然铺天盖地,譬如与一般庶民关系密切的邮局,其内部仍存在“四。五邮检小组监管民众来往信函,向阳的一封遭查扣的信,从副标题致化名四。五的邮检小组”即可一目了然:这是诗人以反讽的语调对情治监控手段的控诉。向阳对初解严政局的不满尚不止于此。接下来的血淌着,一点声息也没有在第三段以表格打破诗作形式窠臼,列以对比,暗示了更惨烈的血腥。1990年3月展开的“野百
15、合学运,再度触动向阳的心弦,他为之写了一首野百合静静地开写给参加三月学运的台湾青年,声援学运的意图昭然若揭。于此之际,紧接而来的政治乱局则还包括蓝绿(国民党VS.民进党)的对立、战争的威吓(恐惧)、核电的争议、环保的无解等等,在在都令即便处于百忙之中的诗人难以无动于衷,遂有记录此一心情的乱诗之作,同时还企盼我有一个梦:梦见咱们斗阵维护这片土地/提爱心,拍开仇恨的枷牢/抱希望,行离郁卒的暗房/醒过来就是万里无云天/和平的花蕊散放出久长的清芳(我有一个梦)。这些政治诗作大多保有向阳惯用的形式手法及修辞手段,诸如定行诗节、反复回增(incrementalrepetition).排比、对偶、复沓等,在
16、他早期尝试创作的十行诗与台语诗中即大量使用这些形式与修辞手法一向阳也自剖其诗作(尤其是台语诗)特别重视形式化与格律化。但是在上述这些政治乱诗中却也出现之前向阳难得一见的形式与语言,譬如一封遭查扣的信,形式是分行诗与书信体散文的综合,其语言又是绝对散文化的;血淌着,一点声息也没有一诗则如上所述中间竟插入一个三栏的表格,而诗末特意加注的一行字则不无后设语言(meta-IangUage)调侃的意味;再如一首被撕裂的诗与发现口口两首,诗人以同样手法在文本中置入空白的方格以取代若干诗行与字词,口做为无言的表示,对抗压抑的意图至为明显:前诗第二段被挖空的方格,原来的文字其实是被撕裂到下面的第三、四段,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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