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宪法学导论.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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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讲 财政宪法学导论,厦门大学法学院 周刚志,何谓“财政宪法学”？,“财政宪法学”，既非部门法学之“学科”或“课程”、“专业”，亦非宪法学上之“学派”，而是有关财政宪法规范的一门“法律专学”，其主要体现为以诠释“财政国家”之专门制度，譬如财政预算、财政分权及纳税人基本权利等相关宪法规范为主要内容的“部门宪法释义学”。,第一节 法学体系中的“财政宪法”,一、多元视角下的“财政宪法”观何谓“财政宪法”？据苏永钦教授考证，这一概念可能最先源自德国学者Lorenz von Stein，他在1885年出版的财政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Finanzwissenschaft，第一篇就是“欧洲财政

2、宪法”，并对财政宪法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英语世界中，“财政宪法”这一概念主要有两种表达方式，即“Financial constitution”与“Fiscal constitution”，如欧盟执委会2003年3月27发布的公告中就使用了前一个概念；而后者经常被美国公共选择学派所使用，他们认为要通过“财政宪法”，即“Fiscal constitution”来限制政府的公共收支，具体的说，就是控制政府的税收与支出，特别是限制政府的通过公债而得到的收入。,（一）宪政经济学体系中的财政宪法学：基于“政府失败理论”与“民主失败理论”的经济学“财政宪法”观,传统的财政学理论认为，公共财政产生的原因主要

3、是市场存在缺陷，需要国家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征集税收、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等财政手段予以克服。至于如何防范国家滥用财政权力以及如何合理的分配财政资源的问题，传统的财政学理论求助于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决策机制。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则提出了“政府失败理论”与“民主失败理论”以质疑传统的财政学观点。,（二）法学学科体系中的财政宪法学：作为财税法学与宪法学之“交叉领域”的“财政宪法”观,1.财税法学视野中的“财政宪法学”：基于财税法体系整体观念的财税法“财政宪法”观。随着财税法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财税法学者倾向于将财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性的法律体系，如熊伟先生提出，财政法是一个有机统一的调整财政

4、关系的法律整体，它包容了财政宪法、财政行政法、财政经济法、财政社会法、财政私法等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缺乏其中任何部分都难以达到预期的功效。他还认为，“财政宪法主要调整财税法领域的一些根本性事项，如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权力的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等等。”,2.宪法学视野中的财政宪法学：基于宪法学研究专题与研究方法的宪法学“财政宪法”观。从宪法学的理论视角来看，财政宪法是宪法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它是与“政治宪法”、“军事宪法”（或称“国防宪法”）、“文化宪法”、“环境宪法”、“科技宪法”等并称的一个“宪法部门”，是指有关国家财政收支划分制度以及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监督方面的宪法规

5、范与宪法制度。从一般意义上讲，财政宪法学就是指有关财政宪法的宪法学专题研究，它属于“部门宪法学”的范畴。首先，财政宪法学是宪法学研究的一种独特路径。其次，财政宪法学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此即“财政宪法”制度。,财政宪法与经济宪法,关于“经济宪法”的概念，也是源自于德国。德国法学家罗尔夫斯特博认为：狭义经济宪法就是宪法、基本法和最初的共同体法中关于规范经济生活的规定（例如职业自由、基本权利、社会国家原则）等。这些规范是否直接针对经济活动的问题在此无关紧要。而关键在于这些规范是否在内容上也涉及到经济生活（例如一般行为自由）。广义上的经济宪法是指那些不受其法律部门范围制约的，能够从根本上长期决

6、定经济生活流程的规范的总和（如基本法、工商业条例、社会稳定法。）,根据我国经济法学者吴越教授的考证，“经济宪法”一词最早是德国著名的秩序自由主义学派，即“弗赖堡学派”提出。该学派的核心主张有两个，一是个体必须拥有经济自由，并且是法律秩序之下的自由。而是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上，国家的职能应仅仅限于经济秩序的建立，而不得随意干预经济生活。1937年，欧肯（W.Eucken）、伯姆（F.bohm）和葛斯曼多尔特三位教授在其主编的经济的秩序丛书首卷的发刊词中强调“应将经济宪法理解为国民经济生活秩序的整体抉择”，因此也应“将法律秩序作为经济宪法来塑造”。,我们认为，经济宪法主要是规范一国经济生活的根本法规

7、范或者高位阶规范的综合，而财政宪法则是规范一国财政生活的根本规范或者高位阶规范的综合，二者之间在范围就存在差异。德国“经济宪法”这个概念的产生，与近代德国所形成的“统制经济”观念密切相关，魏玛宪法中专设一章规定“经济生活”，是为经济宪法概念之源。,（三）知识社会视野下的“财政宪法学”：以回应“赤字时代”挑战为学科使命的“财政宪法”观,近二十年来我国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增长所累积的金融机构巨额不良资产，以及在税费改革、政府大规模投资过程中所引发的地方政府巨额负债，都使我国在成为拥有二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债权大国的同时，也陷入了巨额债务之中；由于贫富分化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财税法制公正的问题已经成为

8、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税收作为“财富分割利器”所具有的重要实践价值，必将使税制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财税法问题成为各门学科关注的中心课题。,财政宪法与财税法体系的构造,在我国大陆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仅包括税收，而且还包括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行政收费以及土地等国有资产的收益。（在近年来地方财政日趋困窘的形势之下，许多城市政府利用提升国有土地出让价格牟取暴利，使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国库制度、公物制度、政府会计管理及财政支出管理等制度都亟待规范化与法治化。这些制度的研究都与人民权利之保障息息相关，实应纳入财政宪法之制度体系予以整体性的研究

9、，并立足于民主宪政的高度将其予以体系化的联结。,二、财政宪法学之基本命题,（一）人性论：物质依赖性与社会伦理性、认知局限性的辩证统一当代德国法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认为，任何科学的命题都可能会遇到“为什么”的无穷追问，直至无穷地递归，或者在相互支持的论点之间循环论证，或者以某个“教义”或者“信条”终结追问。对此，阿尔伯特概括为“明希豪森困境”。自近代以来的法学学科，不论是以解释方法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法释义学（法解释学）”，还是以“良法”为目标的“立法科学”，如欲超越“明希豪森困境”，均须建构于“人性论”的理论基石之上。,“人性”极为复杂，与财政宪法学相关者主要为“物质依赖性”、“社会伦理性”及

10、“理性局限性”等三者：,第一，人的物质依赖性。物质资料是一切个人与社会组织之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由于人类个体对于物质资料的依赖性，其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乃是一种固有的社会倾向（或者说这就是“人性”），这一方面可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则会诱导人们为自身牟取各种“不正当利益”。因此，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不仅应该适应、满足这种人性的要求，使制度朝着有利于社会、经济进步的方向发展，而且必须充分考虑人性之“恶”，特别是需要通过立宪制度之完善，设置完备的权力制约机制，以防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滥用公共权力牟取不正当个体私利。宪政制度之正当性与必要性，正是它深刻的奠基于这种“人性”基础。,第二，

11、人的社会伦理性。“人”并非单纯之物质存在，而是有着崇高社会价值、拥有道德良知的社会主体；“人”的此种社会伦理性不仅确立了“人性尊严”作为宪法最高价值之地位，而且决定财政立宪的可能性。首先，“人性尊严”为宪法制度的最高价值形态，此为人的社会伦理性之直接体现。其次，人性固有向善之倾向，如中国先贤孟子的一段名言或许可谓财政立宪运动之注脚：“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第三，人的认知局限性。近代立宪主义制度体系之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乃是理性

12、主义哲学思潮所催生之结果；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或曾质疑“人”的道德品性，却不愿质疑“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因而在宪法制度建构上陷入“绝对建构论”、“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困境，在实质上反而可能会催生出一种“绝对权力”的制度体系。,（二）价值论：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冲突与协调,宪法价值是宪法所具有的满足人类个体与群体与政治国家之需要的客观属性，也是指宪法基于其法律属性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一种理想状态。宪法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成果，也是人类社会内在的需求所在。宪法的某些价值属性，在宪政历史实践中凝结为一些较为稳定的价值形态，积淀于各国的宪法文化之中，体现在各国宪法的文本与规范之内，成为宪法与宪政实践发

13、展、完善的灵魂与动力。“人性尊严”为现代宪法的最高价值。,在规范意义上，以“基本权利”为表现形态的“基本人权”，则是内化于宪法规范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形态，它在财政宪法上即体现为“纳税人基本权”。我们可以将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的功能概括为“防御权”与“受益权”，而将其形态区分为三种类型，此即“自由权”、“社会权”与“参与权”。,（三）范畴论：国家财政权与纳税人基本权的对峙与互动,宪法作为调整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根本大法，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宪法学体系中的一对基本范畴，这对范畴在财政宪法中主要体现为“国家财政税收权”与“纳税人基本权利”。因此，“国家财税收政权”与“纳税人基本权利”是财政宪法的基石范畴，

14、构成财政宪法学范畴体系的第一层次。国家财政税收权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体系，它主要包括国家的税权、代议机关的预算批准权、审计监督权、财政部的预算编制权与财政监督权、各个国家机关的财政支出权，等等。纳税人基本权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主要包括纳税人的选举权、诉权、自由权（包括“人身自由权”与“财产自由权”等）、生存权、平等权等等。这样，由国家财政权与纳税人基本权为基点，就会延伸出一个不同层次与级别的范畴体系。,第二节 财政宪法释义学之理论构建,德国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学”是指“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假使法规范得以主张其具有规范性效力，那么

15、不可避免要提出此效力主张的根据及界限何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法学本身不能回答，因为法学总是由现存的法秩序及其情状中取得立足点。”,宪法释义学,一个国家内任何法律制度的上位法依据都是宪法，唯有从宪法入手，才能解决法律制度本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唯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合理解决理论的合理转化与接轨的问题。台湾学者颜厥安、黄俊杰等人将“宪法释义学”界定为“对特定有效宪法之体系性解释建构”，其主要功能是，在宪法解释上“协助解释者确定条文之文义，避免解释者于面对抽象之宪法概念时，难以具体化”。,一、“悖论”或“矛盾”：中国宪法释义学构建的逻辑困境分析,宪法释义学之发达，权威释宪机关的宪法解释活动乃是学

16、术研究最为重要的发展动力。由于缺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解释，司法机关的释宪权又面临诸多质疑，因而，不论是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原旨解释观还是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主观解释论，似乎均难以逾越“自说自话”的“逻辑困境”，无法以司法释宪为基点构建“经世致用”的宪法释义学体系。,二、“立宪科学”到“宪法释义学”：财政宪法学今后发展的可能路径,苏永钦先生认为：“部门宪法的释义学不同于传统宪法释义学之处，主要在于它是从实存的秩序切入，去认识整理该秩序的基本、最高与结构规范，而不是从规范本身切入，去做体系化的整理。”“部门宪法正是在宪法针对不同社会部门开始作分殊化解释后，顺势发展的自然结果。部门作为一个承担特定社会

17、功能的次体系，一个实存的可供参照的秩序，可为释义学在整合人权、国策和政府体制的规定，乃至厘清主观权利与其各种客观效力之间的关系时，提供一个较清楚的图像与方向。”,作为部门宪法释义学的财政宪法理论，乃是从实存的财经法秩序入手，基于法规范之存在效力位阶体系的基本认识，去揭示财税法体系中的最高位阶之法规范，并以此统合整个财税法规范，于是宪法与各部门法之间的传统隔阂被打破，宪法精神借助于法解释学的技术原理得以自上而下地贯入低位阶的法规范之中，超越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形而上争辩、在实在法体系内部实现正义价值的规范法学理想，正可以由此而达成。,三、“合宪性推定”与“合宪性解释”：财政宪法释义学的具体研究路

18、径,第一，法律之“合宪性推定”乃是财政宪法学等部门宪法释义学展开的前提。黄茂荣教授指出：“赋予法院判断法律之违宪性的责任，才能培养出法院判断法律之违宪性的能力。不然，法院的宪法素养将在司法院大法官的监护下，随着立法机关所制定法律的被推定为无违宪性的原则，而慢慢的萎缩下去。”,第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乃是财政宪法学等部门宪法释义学展开的具体路径。关于“合宪性解释”，黄茂荣教授认为它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因素”，而苏永钦教授则认为它是法律解释的一种“规则”：“德国学者多从是否涉及违宪疑虑的消除将合宪解释区分为两种规则，瑞士学者如Campische与N.Muller，则整理出三种规则，一是单纯的解释规

19、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二是冲突规则，指在数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应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三是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性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很难说哪一种合宪解释的原型。但在专设宪法法官的国家，一般使用显以第三种情形为多。”,四、财政宪法释义学与财税法学的现代转型,（一）部门宪法释义学的特点部门宪法的释义学不同于传统宪法释义学之处，主要在于它是从实存的秩序切入，去认识整理该秩序的基本、最高与结构规范，而不是从规范本身切入，去做体系化的整理。决定部门存在的是客观的体系需求和多数人主观的认知，只要有一个社会或政府部门，承担某种主要功

20、能而被认为不可缺少，甚至主观认知不存在但客观需求及利益确实存在的情形，有时也可开始部门宪法的研究，因为至少已符合了初步的要求。部门的存在反映社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则反映大环境的变迁。因此部门宪法的研究路径，可以说是真正开启了动态结构研究之门,（二）财政宪法释义学的现实功能第一，构造宪法学与财政学等其它学科交流、合作的理论“平台”。第二，提供财政立宪科学与财政立法科学理论发展之学理“引导”。第三，预为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合理运作之学理“参照”。,结论,财税法研究不仅仅关系到财税法的法律适用，而且在宏观上关系到政府职能之宪政定位，关系到政府财政危机的化解与社会的稳定。从这种视角去认识与研究财税法，则财政宪法之研究的开展，当具有更为宏大的意义与价值。财税法学的现代转型，是财税法学从经济部门法走向综合学科，从国家法走向人权法，从法规范的静态分析走向法体系的动态分析，从税收学、财政学之附庸走向独立的法学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