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金融.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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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六章,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金融,外国在华金融势力继续扩张,北洋政府时期外资银行在华的活动:汇丰等外资银行浑水摸鱼夺取中国关税存管权。18941901年清政府举借的七笔外债(截至1911年11月20日的外债余额为3939.3万英镑)和辛丑条约规定的4.5亿两庚子赔款都以中国的关税和部分盐税、厘金收入作为担保,相关的债权国因此控制了中国关税的征解权,亦即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9家外资银行取得收存关盐税收入的权利,辛丑条约第六条规定,中国对外赔款的一切事宜均在上海这个外国金融业集中的商业中心办理。相关债权国各自派出1名本国银行的董事,共同处理中国政府按月赔付列强各国的款项收存事宜,然后分拨给有关国
2、家的在华银行收存并对外支付赔款本息。汇丰(英国)、东方汇理(法国)、华比(比利时)、花旗(美国)、横滨正金(日本)、安达(荷兰)、华意(意大利)、华俄道胜(俄国)、德华(德国)银行等9家外资银行获得收存中国抵押给外国列强的关税、盐税、厘金收入的权利,即享有经理外债赔付的业务权利。,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相关债权国组成专门负责中国赔款事宜的银行国际委员会以保护债权国的利益: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濒临倒台,中国外债赔付问题引起英国等列强的关心。作为清末最大债权国的英国提出由汇丰银行独家保管中国关盐税收入的建议遭其他债权国反对。英国以外的其他债权国提出由辛丑条约规定的银行赔款委员会收存中国关
3、盐税收入的提议遭到英国反对。,经过讨价还价,债权国同意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提议,在1912年1月通过外国驻华外交使团与中国政府签订8条协定(P187),规定由相关的上海的外国银行的经理们组成一个银行家国际委员会来监督中国关盐税岁入的保管和分配以保证首先偿还1900年以前中国所欠的以关盐税担保的外债,其次是支付庚子赔款。另外,与上述借款有主要关系的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三家外资银行成为中国海关关税专款的保管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对德国宣战,德华银行在1917年被中国接管,其原先保存的三分之一的关税落入汇丰银行手中。1926年11月,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其保管的三分之一的关税也落
4、入汇丰银行的手中。至此,汇丰银行夺取了中国关税存管的大权。,1913年五国银行团办理的善后大借款成立之后,外国银行保管中国税款的权力范围从关税扩大到了盐税。外国银行团的演变及其办理的善后大借款。,外国在对华贷款权上的争夺和暂时妥协导致外国银行团出现重组:1912年6月英美法德日俄的银行组成六国银行团(P189)。,1912年12月六国银行团达成协议,向袁世凯政府提供善后大借款。但各国银行代表为争夺对华财政监督权而相持不下,1913年3月美国政府因为外国顾问分配方案中没有美国席位而且在银行团中无法达到其投资东北的目的而宣布撤销对银行团的支持,美国银行随即退出银行团,六国银行团演变为五国银行团。美
5、国单独对袁世凯政府贷款的企图促使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1913年4月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政府达成善后大借款合同(P190)。1920年5月11日英美法日在华银行组成新的四国银行团,但没有与北洋政府达成任何借款合同(P192)。,民国初期外资银行继续创新发展(P192):外国对华贸易与投资的扩张推动外资银行业继续发展,但在中国银行业中的实力地位开始相对下降。外国对华贸易、投资构成比例的变化导致外资银行业内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P193)。一战期间和战后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和金融扩张加剧:,1917年日本寺内正殿内阁采取西原龟三的对华“亲善政策”和“怀柔手段”,以日本的兴业银行、朝
6、鲜银行、台湾银行出面,贷给段祺瑞的北洋政府1.45亿日元的款项,这就是“西原借款”。总计19171918年寺内内阁期间,日本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等渠道对北洋政府贷款达到3.86亿日元。,为了推行西原借款和其他对华贷款,日本在中国关内外设立了一大批银行的总行或分行(P193),19141926年日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共计28家75个分支机构。1928年日本在东北的金融业投资达到1亿美元以上。一战期间和战后美国在华金融势力也得到了扩张,19181921年美国在华设立了美丰银行(1918)、运通银行(1918)、友华银行(1919)、汇兴银行(1919)、菲律宾银行(1919)大通银行(1921)。总计北
7、洋政府时期,美国在华新设银行9家25个分支机构。,这个时期意大利的华意银行、荷兰的安达银行、英国的大英银行和通济隆公司也在中国建立分行。但其他国家在华增设分行的数量都没有美日两国多。这个时期外资银行的活动要一分为二来看,其在中国利用外资的活动中仍然发挥了一定的桥梁作用(P201-203)。,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活动促使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进入高峰期(P195):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的扩展也带动了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中外合资银行对民国初期的实业投资和银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不成功的原因。,民族金融业的快速、畸形发展(P204)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业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
8、,但是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银行业的发展还具有粗放型的特点,发展很不稳定,脆弱性明显。,北洋政府时期,华资公司制商业银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华资新式银行的整体资力随着华资商业银行的发展而有了增强。华资新式银行在这个时期中国银行业中已经具有了重要的地位。华资新式银行业的发展还很不稳定,具有粗放型的特点。,国家银行出现商业化发展的趋向。1912年1月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1913年北洋政府财政部通过外交部对外声称中国银行为中国的中央银行(P205),额定资本增至6000万元。但实际上该银行只能算兼办商业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该行有权代理国库、募集和偿还公债,发行钞票,铸造和发行国币。,1914
9、年北洋政府修改交通银行章程,该银行股本增至1000万两,继续经理轮、路、电、邮4政的收支,并取得代理金库、经付公债本息、代收税款、发行钞票等权利,成为事实上的国家银行。,民国初期国家银行与财政的关系没有理顺,二者关系过于密切,加上中国、交通银行的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缺乏对财政的独立性,以至于两家国家银行一度沦为财政的工具,它们被迫通过发行钞票来维持北洋政府濒临破产的财政,致使钞票发行量过度,兑现困难,并由此在1916年和1921年出现两次停兑风潮:,1916年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因为向财政窘困的袁世凯政府垫借款项以及由此发行的钞票过多而发生停兑风潮(P206)。风潮期间,两家银行的不同表现使其实力
10、和信誉受到的影响不同。袁世凯死后,中国政治分裂,军阀混战,北京政府财政愈发困难,只好继续向国家银行借款。1921年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因为钞票发行过多、为北洋政府开出的担保性空头存单过度、加上外国势力控制的海关、邮电部门故意拒收两家银行的钞票、外资银行向两家银行挤提存款而再度发生停兑风潮。,风潮过后,中国、交通两家银行业务继续商业化发展,这与两家银行商股股东的努力以及一战期间和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有关,但两家国家银行的商业化发展则不利于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民营资本银行获得快速发展(P211)。19121927年间设立的306家中资新式银行中,249家是商办银行,占62.6
11、%,在民营银行中涌现出了“南三行”、“南四行”和“北四行”这样的著名银行。南三行的发展概况南三行是指以上海为基地,在业务经营上相互支持,互兼董事,取得联营互助效应的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浙江实业银行(190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这三家商办的股份制银行。南三行与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并称为“南四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券,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八仙桥分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针对北洋政府时期华资商业银行发展快、竞争力有限、淘汰率高而未能稳定地支持工商业发展的问题,当时许多人主张国内商业银行应借鉴国外银行合并发展的经验,走合并、联合的发展道路,组建商业银行集团。
12、有了银行合并联合的思想,再加上国内银行业竞争加剧和外资银行在华组建银行团的刺激,北洋政府时期,国内部分银行家开始了组建华资商业银行集团的实践。,南三行在19241925年间曾经商谈过合并的事宜,但由于内部矛盾和某些问题不容易从根本上解决而未果。南三行和后来的南四行始终处在没有组织形式的联合之中。这样,在旧中国金融史上就没有出现著名银行合并或兼并的事例,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才出现了影响不大的华资商业银行并购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时期“南三行”或“南四行”的业务联合还是无组织形式的联合。南四行也是江浙财团的重要分子。,北四行的发展概况(P215)。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有两个金融中心,一是财政金融中心
13、北京,二是商业金融中心上海。北京市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公债发行地,所以吸引了北四行等一批新式银行在京津地区开展活动。,北四行是由盐业、金城、大陆和中南四家著名私营银行组成的北方金融集团。盐业银行由袁世凯表弟河南省都督张镇芳在1915年发起成立,总管理处设在北京。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由吴鼎昌任总经理。1923年定资本1000万元,实收700万元,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由周作民与军阀倪嗣冲等于1917年5月开业,总行设天津。行名“金城”,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王郅隆任总董,周作民任总经理。资本1923年为1000万元,至1927年4月实收700万元。,金城
14、银行青岛分行旧址,1919年大陆银行主要由谈荔孙、谈丹崖、许汉卿、张嘉、冯国璋、张勋等人出资设立,总行在天津。谈荔孙任总经理兼董事长。1926年资本为1000万元,实收750万元。,大陆银行汉口分行,中南银行由华侨 商人黄 奕住和上海 报业资本家史量才等人发起设立,1921年开业,总行设在上海。最大股东是1919年回国的爪哇华侨黄奕住,由胡笔江任总经理,早期业务重心仍在北京、天津。资本定2000万元,1924年实收750万元。取名“中南”的涵意是,我是中国人,在南洋发了财,要为中国服务。因系侨商回国办银行,经政府特许,享有兑换券发行权。,中南银行民国十六年版(1927年)面额10元的纸币,中南
15、银行,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投资实业成为时尚,所以盐业、金城、大陆三家的银行投资人也主要是北洋军阀,其主要业务为承购北洋政府公债、库券和对政府机关放款,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华北的金融业务。,为巩固和扩张实力,1921年11月盐业、金城、中南三行在天津、北京、上海成立了联合营业事务所。1922年7月大陆银行也加入,吴鼎昌为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主任。1922年11月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以十足的准备共同发行信誉卓著的中南银行纸币。,1923年6月四行储蓄会开业,进行联合放款,总会设上海,基本储金100万元,四行各出25万元,保本保息,盈余按比例给储户分红,营业独立。开办以后,因为有吸引力,所以储蓄存款逐年增
16、长。四行联合经营,扩大了商业银行的力量和影响,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中传为佳话。,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北四行又依附于国民党政权。1935年币制改革后,四行准备库宣告结束。1937年1月,另设“四行信托部”。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依附于日伪势力,互相利用,投机牟利。1948年四行储蓄会和四行信托部改组为联合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北四行及联合银行于1952年底与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北四行快速发展的原因:资本金额大,各家银行创立后资本续有增加(P218).银行资本规模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信用日趋稳固。总经理的人选恰当,北四行的总经理大都是有海外财经专科留学背景,掌握新式银行
17、经营管理知识,有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的银行家,四行的经营管理水平都较高。,在充实资本和网罗人才的基础上广设分支机构,积极拓展存款等负债业务,为资产业务提供资金基础。逐渐密切与实业的联系,在注重公债投资的同时,也注意增加对工商实业的放款和投资,尤其是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就偏重对工业的放款和投资,这使得银行的经营有了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北四行的联营活动(四行联营事务所、四行联合准备库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券、四行储蓄会等)减少了彼此间的竞争,提高了竞争力和信誉,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南方银钱业资本为核心的江浙财团形成并发展(P219)。江浙财团是对旧中国以上海为基地的浙江、江苏籍工商、金融资本为主体
18、的大资本集团的概称,它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一战期间逐渐形成的,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获得了发展。江浙财团的经济实力稳执当时全国之牛耳,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江浙财团的崛起象征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几个条件(P219222):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光宣新政、民国成立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积聚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力量,这是江浙财团崛起的基础。,上海城市尤其是上海租界的发展,为江浙财团的经营牟利活动及其发展壮大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和舞台。清末江浙地区就是中国商业富庶地区,上海也是中国商业、金融中心,江浙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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