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符号学单位.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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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译的符号学单位,河北理工大学 王治江,试译下列各句You can throw it away as he may care.It is a good man that never makes mistakes.绿色食品/农产品 新北京新奥运 鸡不吃了。你把那东西扔了他也不在乎。人无完人Pollution-free food/farm produceNew Beijing Great OlympicsWe dont want to eat the chicken any more.,0 引言,和翻译中的任何其它问题一样，翻译单位问题也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在翻译界也确实引起过不小的争议。

2、翻译理论家们从不同的学科出发对翻译的单位作了不同的诠释，可谓见仁见智。笔者再次谈论这个话题，无意破旧立新，不对传统的翻译单位评论其是是非非，仅仅是从另一个学科符号学的视角，对这个老问题进行一番探讨，提出一个符号学的翻译单位，以与同道探讨。一般认为，翻译单位是翻译过程中原文中能够完整转译为目的语的最小语言片段，是翻译中移译的最小单位。这由比较流行的翻译单位的定义便可略见一斑。Vinay 和Darbelnet 认为，翻译的单位是“关联紧密、不可分割翻译的最小话语片段，换言之，翻译单位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作为一个单位一同翻译的最短的语言符号链。”（Newmark,1988:54;Nord 1997

3、:68）巴尔胡达罗夫（1985）指出，翻译单位就是“能够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语的最小源语单位”。,从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传统认为翻译单位是翻译中最小的移译单位，是建立在对语言片段或语言符号链进行划分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移译到目的语文本中的是这样一些语言片段/符号链吗？如果我们说我们实际转移的是原语文本各语言片段所传达的信息，即意义和功能，恐怕很少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美国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奈达就曾经说过翻译即译意，而他所倡导的功能对等也是建立在意义和功能基础之上的对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意义和功能划分的基础上来界定翻译单位呢？如果可以这

4、样做的话，那么翻译单位是什么？如何划分？下面我们将在论述翻译单位的多元性、开放性和描述性的基础上，从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一种语言片段以外的翻译单位。,1 翻译单位的多元性、开放性和描述性,对翻译单位的界定因翻译观而异。纯语言学翻译观中的翻译单位包括词素(Diller and Kornelius 1978)或词(Albrecht 1973)或介于短语和句子中间的单位，乃至整个语篇(Koller 1992)。如纽马克认为，在词汇层面上，词或词的搭配可以作为翻译单位；在句法层面上，意群或子句可以作为翻译单位；在表意层面上（notional level），句子、段落和语篇都可以作为翻译单位。但是，纽马克

5、更倾向于将句子作为翻译的自然单位，因为句子是理解和表达思想的自然单位。他指出，译者在开始翻译活动时，他是一句一句的翻译，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在下列情况下会有意识地参照更大的单位段落或语篇：,(1)对连接词的理解上出现困难时；(2)不满意以句子为单位时；(3)开始对译文进行校改时。语用学翻译观采用如“文本类型的语义语用综合价值”（the complex semantic-pragmatic values of the text-type”(Neubert 1973)这样较大的翻译单位。功能学派则采用“垂直单位”（vertical units）(Nord 1997:69)，这是一个更为复杂，或者

6、说是最复杂的翻译单位概念。“文本是由各种功能单位组成的上级单位，这些功能单位无序排列，每个单位以不同的语言或非语言形式出现在文本中任何地方的任何层面上”(Nord,1997:69)。海蒂姆和梅森（Hatim 和Mason）(1990:105-107)主张符号学翻译观，把符号实体作为翻译单位，它可以小到单个符号，大到完整句子甚整个语篇。,在纽马克、巴尔胡达罗夫以及海蒂姆和梅森的关于翻译单位的论述中，都体现了明显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而这种多元性和开放性也正是由翻译过程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了证实。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翻译单位的意义早已被颠覆。然而，在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一元化

7、倾向则非常明显。司显柱（2001）将国内学者对翻译单位的界定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字词（王德春，1984）和小句（罗选民，1992）为翻译单位；第二类 以句子为翻译单位（奚兆炎，1998）；第三类主张句子以上，如语段（吕俊1992，葛校琴1993，方梦之1994）、段落（王云桥1998）、和语篇（石淑芳1993，姜秋霞、张柏然1997）为翻译单位。近年来也出现了以抽象概念为翻译单位的倾向，如刘士聪、余东（2000）主张主/述位可以作为翻译单位，还有人主张意象也可以作为翻译单位，如吕俊（2001）。,我国翻译界在翻译单位的研究 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问题也很明显。表现突出的问题是“不少立论和主

8、张之间常常相互冲突，相互矛盾，集中表现在把翻译的基本单位定位在句子以下、句子和句子以上三个互不包容的层次上。”（司显柱，2001：10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各论家采用了各不相同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不同学科理论的引入给翻译单位问题的探讨带来了新鲜的观点，而另一方面，学者们的排他性主张不利于翻译单位问题的解决。,由上述介绍可以看出，翻译单位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它可以建立在语言的物质形态基础之上，小到词素、符号、词，中到词组意群、子句和句子，大到段落和语篇，也可以建立在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意义和功能基础之上，如“主/述位”，“语义语用综合价值”和“垂直单位”。而“意象”则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固有概念，

9、反映人类的认知心理。Gideon Toury（1995）在描写翻译学及其他中指出，应该改变以前那种侧重原语、想象着有一种理想的作者-原文和译文-读者的抽象的翻译理论模式，重要的不是规定译者“应该”怎么做，而是了解他们“实际上”在怎么做。我们认为，作为翻译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翻译单位理论亦应如此。,翻译的单位应该是一个描写性、开放性的多元概念，而不应该是规定性的一元概念。在翻译单位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采取更具有包容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和策略，把翻译单位看成是一个由各层次单位组成的单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单位层次能够在不同环境下独立工作，但同时在整个翻译活动过程中各单位层次又需要互补。这样的翻译单

10、位体系应该是描述性的，它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翻译过程，而不应该规定译者如何按照什么程序去进行翻译。,2符号学翻译单位的内涵与理论基础,我们从翻译单位研究现状中得到的印象是由于如此之多彼此相容甚至排斥的主张所造成的混乱。那么，是否有一个更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描述性翻译单位存在呢？笔者窃以为在翻译实践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翻译单位，那就是符号关系。符号关系是指符号与其他符号、指示物以及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依据符号学的观点，人们所主张的多数翻译单位都是符号，包括小到音素、词汇，大到语篇。而所有这些符号无不显示着各种不同的符号关系，比如词汇显示的是符号与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客观指示对象之间的符号关系，小句或句

11、子显示的是符号与其动态对象(dynamic object)即这些符号所表示的概念之间的符号关系，而整个语篇正是这样的符号关系交织而成的网络系统。,整个文本之所以具有意义和功能，正是因为它就是由各种符号关系构成的。言内关系产生语言意义和功能（the linguistic meanings and functions）；指称关系产生文本的指称意义和功能(the referential/designative meanings and functions)；语用关系产生文本的语用意义和功能(the pragmatic meanings and functions)。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中我们只探讨组成

12、文本的各种符号关系(textual sign relations)，对于构成文本以外语境的符号关系（contextual sign relations）暂不讨论。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所谓的文本符号关系，不仅仅指文本的文字本身，而是指组成文本的符号所引发的各种符号关系，它们当然也包括语言符号与文本以外世界发生的意指和语用关系，组成文本的符号关系有三种：,-言内关系（linguistic relation），指符号与符号间的关系；（体 现文本功能和美学功能）-指称关系（referential/designative relation），指符号与其指示物之间的关系；（体现信息功能）-语用关系（prag

13、matic relation），指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体现语用功能）言内关系和语用关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各种子符号关系（sub-sign relations）：语音关系（Phonetic relation）词汇关系（Lexical relation）言内关系 句法关系（Syntactic relation）语篇关系（Discoursal relation）象征关系（Symbolic relation）表达关系（Expressive relation）语用关系 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祈使关系（Vocative relation）交际关系（Phatic rel

14、ation）,符号关系作为翻译单位的理论基础是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功能无不产生于符号关系，正是这些不同的符号关系形成了文本的确定意义和功能。如此，在语言层面上，译者所处理的是言内关系，在转换过程中通过在目的语文本中构建对等的言内符号关系，传达原语文本的言内意义和文体功能；在语义层面上译者处理的是指称关系，通过在目的语文本中构建对等的指称符号关系传达的是原语文本的指称意义和功能；而在语用层面上，译者处理的是语用关系，通过在目的语文本中构建对等的语用符号关系传达原文的语用意义和功能。,3 符号学翻译单位的优点与可行性,“构成翻译单位的成分可以属于不同层次：语音层（如头韵）、词汇层、文体层（如语域）、描

15、述层（强调事件、动词的时态和语态）、修辞层（如首语重复法、渐进论证）、互文层（如典故）。一个成分可以同时引发多个层次。”（Delisle et al,2004:144)以符号关系作为翻译单位的优点在于它不仅不同于以往的翻译单位那样只考虑语言符号的外在形式，同时也强调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功能，更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现有的翻译单位大都是语言的不同外在表现形式，不论是词还是篇，它们无不以不同长度体现着文本的物质形式，其结果往往使译者过于注意语言文字本身，而忽略了其所表达的真正含义。与此相反，符号关系所表达的不仅是语言的外在物质形式，更重要的是语言物质形式所承载的内容。符号学翻译单位理论是立体多维的，它充

16、分关注了语言的言内、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这种超脱于语言形式之外的翻译单位概念，从法国释意派代表人物勒代雷（2001：12-20）所提出的“意义单位”的概念中也得到了印证。可以说，符号学翻译单位理论是最具有包容性和最全面的翻译单位理论。,因此，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由翻译引发的交际过程可以描述如下：Meanings&functions Meanings&functionswriter encodes reader decodes SL sign relations（ST）TL sign relations（TT）Translator decodestranslator re-encodes Mea

17、nings&functions transfer Meanings&functions Procedure of translating,上图表示：作者通过运用原语语言符号进行编码来建立各种符号关系，从而构成原语文本，表达各种意义和实现不同的功能。这构成了整个交际过程的第一个阶段。为了礼节作者在原语文本中所表达的意义和功能，译者首先作为读者要对原语文本中的各种符号关系进行解码破译，然后译者在头脑中用译语符号通过建立对应的译语符号关系将其进行重新编码完成转换过程，以译语形式在译语文本中重现原语文本所承载的作者意图表达的各种意义和功能。这是整个交际过程的第二阶段。最后，译语读者对译语文本进行解码破

18、译，接收通过译语文本作传达的原作者意图表达的信息。这可以看作整个交际过程的第三阶段。,可以看出，译者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是在重建原文本中所体现的各种符号关系，这些重新以译语符号构建起来的符号关系尽可能地接近原文中的符号关系，以便最大限度地在译文中再现原文信息。但不可否认，译文读者最后所接收到的信息，即文本所承载的意义和功能，并非完全等同于原文中作者意图要传达的信息，因为构成译语文本的各种符号关系中的组成要素和构成原语文本中各种符号关系的要素在内涵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异，又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使得符号关系在所有层面上同时得以重构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翻译中信息的流失和增加是必然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模式

19、图,4 结语 关于翻译单位的争论由来已久，笔者基于翻译单位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从符号学角度提出了符号学翻译单位，无非是想从一个新的视角打开一扇窗口，试图对翻译单位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加深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并无意替代或排斥其它翻译单位。早在1959年Roman Jakobson发表翻译的语观一文，将符号学用于翻译研究，迄今已有近50年的历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符号学翻译研究在美国得到发展，代表人物是Eugene Nida。在中国也自1988年罗进德和柯平等人在中国翻译第一期上同时发表符号学翻译研究论文开始，至今也有近20年的历史了。以罗进德、柯平和陈宏薇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符号学翻译研究中不断取得

20、新的成果。笔者所做的只是这些中外学者们无暇顾及的符号学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具体的小问题，算是一个尝试，至于正确与否就留待实践的检验吧。,参考文献：Delisle et al,Translation Terminology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Hatim,B.&Mason,I.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90.Jakobson,R.1959.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A

21、.Roman Jakobson Sellected Writings IIC.The Hague and Paris:Mouton.1971:260-266.Koller,W.1979.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theoryA.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C.Helsinki:Finn Lectura.1989:99-104.Newmark,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UK)Ltd,1988.Nord,C.Translation As A Purp

22、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柯平.文化差异和语义非对应 J.中国翻译.1988(1):9-15。勒代雷.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刘士聪 余东.试论主/述位作翻译单位J.外国语.2000(3):61-66。吕俊.关于翻译单位问题的思考J.外语教学.2001(2):65-67。罗进德.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1988(1):7-9。司显柱.译论研究中应确立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态度J.外语教学.2001(5):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