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模式.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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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及管理模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及管理模式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正如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其不容置疑的优点,同时也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1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1)积极的入世精神 中国文化一直是积极入世的,而不是消极出世的。以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为例,其主流都是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的。儒家所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情。道家看似虚玄,倡言“无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无不为”。法家文化一切以实效
2、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2)强烈的道德色彩 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政治宗教设施,无一不是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3)顽强的再生能力 中国传统文化最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的,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来的顽强再生能力。除了环境等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活力,贯穿于中国民族历史活动中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以及中国古代朴素系统论所具有的涵盖面广、常变相参的思维机制,也是这种情况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4)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中庸之道“中和”思想突
3、出强调了两个侧面:一是“中”,即把握事物的量的准确性;二是“和”,即不同因素、不同方面的合理组合、对立统一。这种思想方法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促使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身协调、天人协调和人我协调,对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2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1)重道德而轻事功 在德智关系上,儒家认为,人格远远要比知识重要。在义利关系上,虽然也有“义以生利”的说法,但“何必曰利”的观念却是长期深植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这种文化取向,造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空谈心性而轻视实践,寻觅“良知”而鄙视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以致阻塞了探索知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2)尚“义理”而鄙“艺器”儒家有所谓
4、“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人们认为“为道之学”可以传诸天下,而“形名度数之学”则不可登大雅之堂。中国的科学研究长期得不到鼓励,并只是掌握在一些“匠人”之手,因而总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3)法经典而薄今世,尊“往圣”而抑个性 在文化学乃至科学方面,人们不是致力于总结经验,推陈出新,而是对圣贤经传注、疏、训、考不绝。这虽然也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补缀若干新的知识,但总的看来绝难超越前人规定的范围,使学术得不到突破性进展。这种陈陈相因的思维定势,必然妨碍自由争鸣风尚的普及,也必然会泯灭人们的个性和创造精神。,(二)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 1儒家管理哲学 孔子倡言“
5、学而优则仕”,后世儒家弟子都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一名读书人只有做出事业才是真正令人景仰的,即便不能如此,也要始终以此作为自己坚定的人生目标。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修养为起点,并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企业家若想透过儒家思想实现企业目标,就应该注重自身德性的培养,而企业的最终目标也应是安定和乐,生产和营销等运作则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说,企业只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它不应超出社会之外,而应立足于人性之上。,2道家管理哲学 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以独特的视角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积极的哲学反思,并提出了统治者所需要的权谋和
6、治术。道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道”为中心,讲“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道家认为,人们应按自然和社会规律办事,以“自然”为法,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界或其他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老子说:“道常无为。”因此管理者就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即通过“无为”的手段而最终实现“无不为”的政治目的,这才是老子“无为”思想的精髓。老子主张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反之,如果管理者总是事必躬亲,最终必然会使自己眼光日渐短浅,既无法定下心来观察和分析事物,更无法使自己以超然的决策者身份,放手让下属去发挥。,3法家管理哲学 法家管理哲学以“法”为中心,讲“法、术、势”相结
7、合,在管理的制度、方法和权威方面均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法家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特别强调管理制度的建设。韩非子认为,历史上的贤君和暴君都是很少的,大多数君主都只是具有中等管理水平的人。如果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实行法治,靠这些“中人”就能把国家管理好;但如果实行“人治”,则要等“千世”恐怕也难出现一位贤君。为了使“法”的贯彻更加有效,管理者还要考虑到“势”和“术”,运用组织及环境因素,以强化领导者的权威。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法家的精神就是不要把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寄托在个别领导人的英明之上,而是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和平等客观的标准之上,即惟有健全合理的制度,才能为企业带来稳定性,并使企业
8、持续成长。,二、儒家文化与东亚管理精神 现代资本主义始于欧洲,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至50年代,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工业化的奇迹只有在西方才能出现。然而,二战以后,先是日本,随后是中国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都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沿海地区,更是以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令世人刮目相看。东亚的经济奇迹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无可置疑的事实,人们开始反思东亚各国成功经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人们发现东亚各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人们开始用“儒家文化圈”来形容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正如新教伦理被认定与资本主义的密切关联一样,儒家文化亦被看做是东
9、亚成功经验背后的文化底蕴,成为解释这一经济奇迹的有力论据。,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席卷了以东亚为主,波及全球的广阔区域,使全球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这一场金融危机激起了人们的疑虑,儒家文化真的是促进东亚经济腾飞的原因吗?金融风暴是否意味着儒家文化走向了穷途末路?当种种疑问重新提出来以后,我们意识到,以更理性、更中立、更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儒家文化是一个必要的课题。与东方文明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在中国和邻近的东亚各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它塑造了东亚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也规范着东亚人民的言行举止和风俗习惯。,儒学内涵博大精深的管
10、理智慧,特别是它饱含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管理归根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经济管理(具体到企业管理)也不例外。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对人的精神风貌的塑造和改善。这种思想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内涵的、世俗化的人生哲学,它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就是强调人是企业管理的根本,管理者应该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被管理者应该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实现自我,从而达到上下同心,向着既定的目标努力。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在东亚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起来,这种影响可作如下分析。,(一)义利并举、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念 儒家将价值观的问题论述为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儒家
11、是重义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在义与利的权衡之中,儒家认为义应该首先被考虑,它是衡量利之取舍的标准,作为君子应该深明大义。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就不重视利。孔子也曾说过:“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他认为义可以产生利,只要符合义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甚至将这条原则上升为为政治国的根本要义。孔子自己亦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合平道义的话,即使是马车夫这样的低贱工作,他也会乐意去做。可见孔子对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大都坚持义利并举的原则。,真正成功和有远见的企业家在价值观问题上从不会含糊,因为这
12、关系着整个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导向,是经营管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追求利益之所以要符合仁义,是因为“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如果任由求利之心无限发展,不顾仁义道德,就会产生矛盾和不良后果。比如一家大企业如果惟利是图,对小企业进行兼并压制和市场垄断,势必会引起小企业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如果小企业反过来生产低劣产品假冒大企业的产品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建立一种企业伦理,不管具体内容如何,总离不开义、利两途。,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利益是调节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杠杆,“何必曰利”、“义以生利”的说法似平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不可忽视义在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应有的地位。义说到底与利并无
13、必然对立性,义也是一种利,只不过不是某一个人的利,而是一种整体的利,或称“公利”。我们强调义,即是强调整体的利应该放在首位,私利的追求应以不损害公利为原则。从长远利益看,以义(公利)为先可能会使企业暂时损失一定的利益,但其公益行为必能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从而开辟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于企业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急功近利、见小利而忘大义的行为无异于揠苗助长,欲速反而不达。“义以生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阐发。,(二)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 从思想上看,儒家传统思想以维护社会安定和群体协调为宗旨。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目之中,“修身”是根本,修身是个人自我塑
14、造和自我完善的问题,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将个人价值置于群体之中进行衡量和评定。在这个系列中,群体利益为个体利益的参照系,要求各个社会成员自觉地通过道德修养提高思想觉悟,融个体于群体之中。个体的欲望和价值以群体的欲望和价值为转移。无论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还是以道事君,都是以其所认定的整个族类这一群体为价值取向。,对于管理者而言,孔子提出“修己安人”、“修已以安百姓”为目标,而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孔子指出仁人君子首先是不会犯上作乱的。总之,个体被各种制度和规范制约在一定地位上,扮演着以执行义务为主的角色。儒家这种群体至上、克已奉公的精神在具有东亚文化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中得到充分体现。在东亚,我们经常
15、可以听到家长式统治、群体主义或家族主义之类的名词。无论用哪一种表述方式,它在管理中都表现为群体至上的伦理原则:重视群体(家族、企业)的和谐和安定,强调个人的成就依存于群体的兴旺,使员工相信自己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的繁荣是紧密联系的,故必须忠于职守,努力工作。,西方一度盛行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始终无法替代东方的群体主义精神。在这里,对于个人,人们通常关心的不是他是谁而是他属于哪一个群体。在东亚社会圈中,人们从小就受教育并培养出一种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并形成一种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而这正是形成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关键,是激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的源头活水。(三)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16、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需要有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与人之间隔着一个上帝,个人只对上帝负责,这便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儒家文化浸润中的东亚社会,神灵的支配力量远不如现实人生哲学的指引,人们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融和忠信和谐。,儒家以人为本,重视人际关系。仁学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仁”字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表述为不同的含义,但它始终离不开“人”,总是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仁学是以人为本的一门人际关系学。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又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协调一致的意思,如同奏乐时,不同的音调高低相和、错落有致才能合成一首
17、美妙和谐的乐曲。而“同”则是盲目强求一致,如同只有一个音调难以谱成乐章一样。和与同是要严格区分的。在一个群体中,各人担当着不同的角色,思维方式与言行举止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样就可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庸又将“中庸”表述为“中和”,在政治管理上,中庸的做法就是尊重贤人、亲爱亲族、恭敬大臣、体谅小臣、爱护平民、招集百工、安抚远人、取信诸侯。总而言之就是恰如其分地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之间的关系,使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安定的做法。这种思想在经
18、营管理中,有很大的启发。孟子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战争中,天时、地利、人和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充分条件。商场如战场,在经营管理和市场竞争中,也只有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把握先机、无往不利。孟子睿智地把“人和”摆在最高的位置,可见在管理活动中,人的问题、人际关系的和谐问题是起决定作用的。在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大趋势中,儒家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强调人际关系协调的管理思想确实比西方惟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方法和技术更适合于东方社会的管理需要。,(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 中国儒家思想历来是务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孔子的高徒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指出书本的知识与实践
19、的经验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儒家不仅有这种务实好学的事功精神,而且有虚怀若谷的超凡气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君子,他们对那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王倍加推崇,谦谦君子被塑造成亲善、博爱、胸怀坦荡的人格典范。儒家崇尚的事功精神和宽宏度量表现于管理之上,就形成了一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正因为务实好学,才会对各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管理技术求之若渴;正因为宽宏大度,才能勇于博采众长,补己之短。,东亚经济上的成就和管理上的成功,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与他们善于取长补短,吸收外来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能力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东亚的崛起,主要因为它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智者。日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于
20、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历史上没有什么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本国资源相当匮乏,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日本大大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日本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活动,对外来文化进行自主性的移植和创新,吸收、改造和融合先进文化而自我更新,使自身迅速跨人先进文化的行列。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文化是东方儒教、佛教文化、西方文化的糅合体,除去了外来的、移植的文化,日本就所剩无几了。正是这样一个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我们从中可得到启示。,新加坡,这个极之强调东方本位的国家,其教育体制正在趋向美国化,他们大量引进美国教材,学习美国式管理,因为最先进、最新的科技和信息来自美国。新加坡并不是刻意美国
21、化,而是在他们的理念中,世界上最好最新的东西就是新加坡所想要的东西,新加坡人强烈的实用理性精神使他们成为一个“奉儒家伦理,说英式英语,学美式思想”的独特的国家。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并不是意味着降低儒家伦理在东亚管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恰恰相反,信奉儒家伦理使他们更具广博的胸怀和宽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儒家文化并不是独断和惟我独尊的,只是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学才笼罩上了独断主义和权威主义的迷雾。两千年来(特别在清朝),中国大大地吃了保守独断和盲目自信的亏,以至贫穷落后的状况长期以来未能有很大改观。然而不能否认,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正是打
22、开国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结果。,1997年东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亚洲世纪即将来临”的自信论断受到了质疑,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究竟有多大影响的问题亦被重新提出来。面对这个问题,必须理智地指出,不能因为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而盲目否定几十年来亚洲(特别是东亚)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将儒家文化的人本主义、重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注入到工业化过程和管理过程,使社会伦常关系融合在企业管理模式中,在企业外部塑造了相对安定的经营环境,在企业内部形成了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淡化了劳资对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非只有西方的新奇概念和奥妙的数学公式才是科学,我们几千年来积
23、累的儒家文化同样是实现东亚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丰富源泉。,然而,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管理尽管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绝非决定作用。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而不是惟一的方面。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已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在儒家文化对管理的思想和模式以及经济、政治制度产生作用的同时,其他文化,如西方文化也同时在发生作用。当然,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儒家文化尚未足以抗衡现代市场竞争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更有必要重新认识儒家文化,将其与西方优秀文化进行整合,从而将儒学导向现代化,与国际经济管理接轨,这是
24、时代赋予我们的课题。我们相信,未来的时代必定是一个跨文化、跨区域的管理时代。,三、孙子兵法 中领导艺术及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一)辅周则国必强领导的作用 在现实中,下属人员很难以持续的热情专注于工作,原因可能是工作环境不好、主管人员的素质不高或缺少升迁的机会,也可能是人性中本来就缺少自觉为组织工作的精神,否则也就不需研究领导的艺术了。因此,对多数人而言,要想使之更好地完成组织目标,还需要发挥主管人员的领导作用。孙子从军事作战的角度探讨了领导的作用,他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他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军队是国家的中坚力量,担负着保卫国家的重
25、大使命,军队指挥官的领导才能,不仅关系到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战争的胜负,而且还会最终影响到国家的强弱。因此,只有从国家兴衰这个高度去思考将帅的领导作用,才能深刻理解其意义。,在现代管理中,领导的作用体现为一名领导者能否鼓舞高昂的士气,激励下属尽其所能,领导者是否具有领导艺术直接对企业的运作乃至生存产生着影响(安危之主)。优秀的领导者心思细密、管理有方(辅周),从而使企业不断壮大发展,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国必强)。(二)智、信、仁、勇、严领导者的素质 领导作用的发挥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有密切关系,孙子把军事领导者所需要的素质概括为五德,即“智、信、仁、勇、严”。其实细察整部孙子兵法,对领导素质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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