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帝国时代的文化大一统.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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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章 帝国时代的文化大一统,政治的统一为文化一统创造了外部条件,使多元文化整合的速度加强;而整合后的一统文化,又反过来促进政治一统。这在秦以后形成一种顽强的再生机制,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心理。其效应是统一被认为是合理的、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违理的,反常的。至今如此。,一 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华夏民族居住地区从夏朝建立起就逐步融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商朝和西周延续了夏代奠定的统一格局,在进入东周之后中国逐渐陷入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但兼并战争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此前九州、黄帝等概念已获得广泛接受,加之秦帝国设计的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秦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也在选择统治思
2、想。吕不韦试图以兼儒墨,合名法的吕氏春秋统一政治思想,为即将出现的秦帝国设计了蓝图。但秦王却全面实施申韩之术,这与此前韩非、李斯等法家理论在秦国的极大成功有关,然而始皇父子片面突出了法家思想中欲治者奚疑于重刑的一面,以为只要严刑峻法就可以实现万世帝王的梦想。采取严厉的思想专制政策,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焚书(前213)坑儒(前212)的惨剧随之产生。,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鲸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种严酷刚戾的专制政策甚至引起了为始皇求仙药的方士的反感:
3、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遂逃亡而去。始皇大怒,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秦统一后,立即实施一系列强化国家统一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1.称制“皇帝”,以比最尊的三皇五帝更加尊崇。规定皇帝专用的系列用语。2.朝廷设三公九卿,使政权、军权、监察权分治,相互制约而统归皇帝辖制。3.实行由中央任免的官僚制,废除世卿世禄制。4.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实行连坐制度。,与“一天下”的政治变革相配合的是一系列整齐划一的文化变革:1.书同文:李斯统一文字,创制小篆。狱吏程邈
4、创制隶书,与今天的文字接近。2.车同轨:修建宽度为50步的标准道路,统一车轨距为6尺。又修直道直达九原。云贵地区修五尺道,五岭山地筑新道。3.度同制:统一货币、度量衡。修秦律。4.行同伦:设三老,掌教化。5.地同域:粉碎地区壁垒。大规模移民,开发边疆。,前221年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并规定,凡制造度量衡器,都要刻上诏书全文。秦始皇的这些措施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广阔地域间人们社会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同一性,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作为一种“状态”或“制度”,“大一统”是断断续续的
5、;而作为一种“理念”,“大一统”却从未中断或破碎过。它已渗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成为中国国民性中难以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心理中,政治统一成为推动国家兴旺发达的首要途径。,二 从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 秦皇父子急功近利的暴政导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结局,这引起了汉初政治家的深刻反思。陆贾是其代表。他这样检讨秦亡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进而认识到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在此基础上,陆贾提出自己的治国理念: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
6、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陆贾曾劝颇具无赖作风的刘邦重视诗书,刘邦不以为然: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争锋相对: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不怿而有惭色,随即令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并接受了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陆贾无为而治的思想成为汉初70年的政治理念,得到很好的贯彻。但这种无为并非道家超凡脱俗的无为,而是融合了儒家的仁义思想的新学说,即“黄老之学”。汉初建立起黄老
7、学说体系的首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司马谈,代表作是论六家要指;其后淮南子集该理论之大成。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因时而动,顺势而行,建功立业。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积极态度是黄老之学区别先秦道家的根本特点。,武帝喜欢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但直到其祖母窦太后死后,他才一反先祖故训,变寡欲政治为多欲政治,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历程。学术的道路只剩经学一途。治公羊春秋的大师董仲舒获得了空前宠遇,他鼓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还按董仲舒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并大规模兴学,将教育、考试、选官,
8、三者结合起来,子夏“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作为正式的文官制度确立。建立在道德教化基础上的察举、征辟与潜心攻经入仕,成为官吏的两大来源。儒家的独尊,并非儒学的独存。董仲舒认为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他继承儒学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理论,契合阴阳五行学说,形成天人类别同形、序列同构的宇宙论“天道”,以此完成更化,维系一统。这实是对先秦儒学的再创造。董仲舒将殷商以来的王权天授,天人感,应,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等理论精致地纳入天人阴阳五行图式中,使之更具神圣的威严和缜密的逻辑力量。董仲舒的“天”由天、地、人、阴、阳、金、木、水、火、土共“十端”构成。五行的流转运行形成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董仲舒改尚书洪
9、范水、火、木、金、土的五行顺序为木、火、土、金、水,木火金水分管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土管中央,并扶助木火金水。君主必须依五行相生、四时相继的规律来施政: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下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之不可不备也。董仲舒取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夫妇构成三纲,以“五常”对应五行。并认为“天之命无常,唯德是命”。力主汉以“土德”受命。又有黑、白、赤三统之说,也对应各代王朝。因为新王朝的建立是受命于天,所以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这种理论的直接负面后果是谶纬神学的兴起。,三 礼文化的完善 汉代从理
10、论的系统化和制度的规范化、世俗化两方面完善了先秦的礼文化,并使之成为全社会的文化倾向,礼从而具有社会政治规范和行为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礼理论的系统化成果主要是仪礼和礼记。在汉人那里,礼是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绝对的前提: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故圣人之所以治人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在儒学“人道亲亲”的理论基础上,作为社会政治和行为道德规范的“礼”的系统理论在汉代臻于精密和完善。这是汉儒的重要文化贡献。汉儒阐发
11、了中庸的含义: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中庸就是用中,还有“常道”的含义,即日常事务之中。,周代施行于王室贵族,社会上层的礼仪,一变而为社会各阶层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它们包括六礼、七教、八政: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分别囊括了社会典仪、人伦关系和生活制式等诸方面。它们铸造了古代社会中华民族温良恭俭让的整体精神风貌。礼的世俗化还表现于传统节日的定制。,前104年,汉武帝恢复实行夏历(农历),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称元旦。此后两千多年,俱以夏历计算汉族节日的具体时刻。元宵节、清明节、上巳节
12、、乞巧节、重阳节、春秋社日、冬祭腊日等都是始于汉或兴盛于汉。,四 经学与谶纬 战国时代,各家著作都称经。武帝以后,儒家五经成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历代训解和阐发儒家经书之学,即经学。武帝后,士子想做官,唯有攻经一途可走。儒家经学因此弥漫于各个领域,甚至有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的说法。,汉代经学繁琐牵强,东汉加孝经和论语,成七经。隋唐在西汉五经基础上分礼为三,以三传替春秋,成九经。宋代加上东汉已列入的孝经和论语,添入孟子尔雅,遂有十三经。但经秦火,古书不存。西汉初期的经书是凭老儒的记忆而录存,以隶书抄写,为今文经。武帝鼓励献书。鲁恭王刘余拆除孔子后代住宅发现
13、了数十篇用六国文字写成的经,文。它们与已立为学官的经书文字、版本、篇目不同,称“古文经”。由此形成两种学派,其不同处有:尊奉的圣贤经典不同;学术取向不同;学风不同。在西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占上风,并逐渐走向空疏荒诞,发展出神秘主义的谶纬神学。所以在武帝时代的儒学独尊,归根结底是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的独尊。,西汉末年,刘歆倡导古文经,并作移让太常博士书,反驳今文经学家们的党同妒真,抱残守缺。古文经学逐渐传播,以周礼左传最受推崇。又由于王莽托周礼改制,刘歆以“国师”辅政,古文经得到迅速发展的良机。东汉初,今文经学复为官学正宗,但古文经学仍大师辈出,贾逵、服虔、马融、郑玄、许慎皆其佼佼者。汉末,郑
14、玄集二家大成,成为“天下所宗”,但今文经实际已被推倒。,后世两派互相论难,在不同时代不同学派对二者各有偏重。今古文之争,不仅是两种学术流派之争,也体现着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政治文化倾向,或“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两汉经学都有附会谶纬说的倾向,而以今文经学为甚。谶之本义是应验,纬相对于经而言,用神学迷信观点解释儒家之经的书就叫“纬书”。其源远推易经中的河图洛书,汉代谶纬之书最早出现于成、哀之间,如甘忠可诈造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等,皆以谶纬护佑王权,为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王权又抬高谶纬。刘秀于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纬书被奉为秘经。公元79年,章帝于白虎,观主持讲议
15、五经同异,实质是借皇权的威势,用图谶纬书妄解经义。谶纬从此正式成为钦定法典。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证谈之也。每一种经书都有若干种纬书与之配套。纬书篇目神奇,妖言怪说充斥其间,如春秋纬演孔图孝经纬授神契等。儒家思想完全被神学化、宗教化,经学几乎完全丧失了学术价值,堕入迷信巫术的泥淖。,但在经学走向神学化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反对者,为思想界带来清新之风。郑兴、尹敏都对谶纬不以为然,桓谭、张衡、王充分别在其著作新论灵宪论衡中加以辩驳。如桓谭: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君王应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张衡认为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陨石乃奔星所坠,至地则石也。地震也只是地壳运动的结果,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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