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证的逻辑与技巧.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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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章 学术论证的逻辑和技巧,目录,第一节 学术论证的逻辑方法第二节 安排论证逻辑结构的技巧第三节 安排逻辑结构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科学思维的规律和价值时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学术论证,是理论思维体现在学术著作中的具体形式,它是运用科学资料来阐述学术论题、证明学术观点具有真理价值的论述过程,也是由无数前提推出结论所使用的推论方法和形式。,同一个论点,通常可以选用各自不同的论据来证明;从若干相近、相似的无数论据中,不同的研究方法又可能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论证似乎成了可以随意捏塑的文字游戏。不少“写作学”的学
2、者,也常常爱用一句佛教用语来概括写作的方法,那就是“文无定法”,只承认“大体则有”的写作法则。这种概括对叙述、描写、抒情一类的文学体裁,也许有一定道理;但用于“论证”尤其是“学术论证”,就并不确切了。,大凡论述性的文章(尤其是学术论文),其论证的基本方式,包括论证的逻辑方法和结构形式,都是具有规律性的,而且,学术论证(推论)必须处处切合逻辑规则。就这一点而言,应当说它是有“定法”的,有具体规则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卢梭说过,“通向谬误的道路有千万条,通向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这正好说明了学术论证的精确性原则。人们还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最直、最近的只有一条。”这正好说明了逻辑方法和应用技巧在
3、学术论证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学术推论能准确地获取真理,顺利地到达目标呢?那就是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方法,组织雄辩的逻辑结构。即从思想方法讲,要具有严密而又辩证的理论思维方法;从写作行文看,必须选择简洁、明快、有力的逻辑推理形式。,第一节 学术论证的逻辑方法,要使学术论文的论证有一个严密的、富于雄辩的逻辑结构,首先必须掌握学术论证的逻辑方法。应当说,这是学术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点。学术论证的逻辑方法,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形式逻辑的一般规律,满足“同一律”、“矛盾律”(也称“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的各种要求。,一、怎样清晰准确地把握概念 有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论题是论
4、白居易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乍看一眼,仿佛很新颖;细致一想,却问题严重。因为,“批判现实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确定的文学专用名词,它是指19世纪在欧洲文学艺术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思潮,这种文艺思潮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尖锐化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是资本主义时代(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文艺发展高峰的代表。显然,论文作者是把“批判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因而作了一个错误的命题。,并不是每一个词汇都只有单一固定的概念,许多概念使用在不同的场合,会具有不同的程度差异。因为,许多概念都具有“广义”、“次广义”、“狭义”之类的等级差别。例如“文化”一词,就有四
5、个级次的意义:一是指文字的表达意义,我们所说的“初识文化”都属于这个级次;二是行业划分的界定,如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管辖范围的“文化行业”;三是指同社会的“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事业”,它还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卫生等内容;此外,最高层次的“文化”概念,其含义同“文明”一词大致相等。,关于文化的最后一个义项,现代汉语词典基本沿用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现在写文章,许多人很喜欢选择某某的文化意义之类的命题,如果不清楚文化概念中关于上述四个层面的完整意义,就难免出错。,在学术论文的论证中,如果对处于重要地位的这类概念不
6、进行必要的逻辑界说和限定,也常常容易产生逻辑错误。著名学者郭麟阁先生在关于写学术论文的几点体会中,曾这样论述“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首先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因为第一手材料,没有经过别人改动,比较可靠。例如,有人根据裴松之注,证明刘备在三顾茅庐前就认识诸葛亮。这是第二手材料。根据第一手材料,那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证明裴松之的注不可信。因为诸葛亮明确指出:“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段论证的目的是要证明“刘备在三顾茅庐前不认识诸葛亮”。但所用资料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诸葛亮的“躬
7、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只在于表明他过去不愿意结交任何人,或者,充其量可以证明他事先不认识(确切地说是“没有见过”)刘备。然而,作者要否定的是“刘备在三顾茅庐之前就认识诸葛亮”这一观点。细致研读这段论述,可以发现两个逻辑错误:其一,对“认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未作确切界说。从内涵讲,认识有深浅之分:见面深交,算认识;未见面而有一般的了解,也算认识。从外延讲,认识是双方都可以单独存在的人际状况:甲、乙双方互相认识,是一种情形;单方面了解对方,亦在“认识”的范围之内。其二,“第一手材料”这个概念,也有不同程度的等级差别。,关于“第一手材料”在学术论证中的作用和价值,还应当用辩证思维的方
8、法来判别:历史材料也未必是越早见诸文字就越可信。举个典型的实例:毛泽东同志精于诗词,他的作品改了又改,我们到底以他的第一稿为“真实”呢,还是以他修改后的版本为“真实”?他的沁园春雪,第一稿墨迹中写为“原驰腊象”,以后的手书中又改写为“原驰蜡象”,我们能说他后来的手书“写错了”吗?所以,尽管“第一手材料”更为可靠,但要鉴别材料的真伪,还不能仅仅用“是否为第一手”来判定。而应当辩证地、综合地、发展地看待和认识。,可见,对所用概念作精确审定和必要阐释,在学术论证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它是论证逻辑的最根本的一环。一篇学术论文,是若干知识环节有机联系的论证系统,每个知识环节又有若干知识点,每个知识点都需
9、要使用若干精确的概念,容不得忽略和含混。福楼拜有句名言:“我们无论描述什么东西,要说明它,只有一个名词;要赋于它运动,只有一个动词;要区别它的性质,只有一个形容词。”这个观点,正好从概念的精确性这一角度,有力地证明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这一学术论证的重要原则。,二、如何消除推论中可能隐伏的歧义学术论证是一个又一个严密的逻辑推论过程,因此,一篇学术论文中的全部论证,一定要保证结论推导的万无一失,力避逻辑推论过程可能产生的“节外生枝”的种种毛病。在论证过程中,由于思维习惯定势的支配,有时作者容易偏执极端地进行结论推导。,一位学者曾撰文论及鲁迅先生“迅”字的基本用意,文章引用尔雅释兽中的古代生
10、僻义项:迅为“狼升之有力者”,由此断定鲁迅以“狼子”自称,意在表现自己对封建主义的叛逆精神;迅字的义项很多,白话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便是“迅速”、“迅猛”,“迅”字即为快速、便捷之义。周树人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主办过进步刊物浙江潮,辛亥革命回国后,一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五四”运动之初,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的短篇白话小说,第一个白话短篇狂人日记,便揭露封建宗法制度狼一样“吃人”的本质,并以此揭开“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序幕。依鲁迅先生所言,他自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白话短篇小说,以后又转而运用杂文这一“投枪和匕首”般的武器,同封建文化势力展开短兵相接的论战。无论从鲁迅这一笔名的首用,还是从鲁迅
11、终身的写作实践和鲁迅风格的特质来分析,“鲁”与“迅”合用为笔名,“迅”字均清楚显露出“迅猛”这一义项。硬要从故纸堆中觅出“狼子”这个早已绝迹的义项来作“孤证”,这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极少有人同意这一见解。,有时,作者为了充分说明问题,寻求充足的客观依据进行逻辑推论,可是,由于视线过分专注而带来局限,往往容易产生盲点,反倒在自己的推论中隐伏下歧义。要消除推论中可能隐伏的歧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论证技巧的问题,它要求作者在写作前要保持清晰的理论思维线索,在写作中,尽量不要使用那些概念不够确定或者自己理解不透的学术语汇,完稿后要尽量采用“八面受敌”法反复推敲,借以检验推论的科学性,删除
12、“节外生枝”的歧义。,三、应当保持论证和论题的同一性 学术论文论题的确立,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限定,一是对论证范畴(即论题外延)的确定,二是对论证实质(即论题内涵)的揭示。在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必须保持论题与论证的同一性,即要使全部论证同论题的内涵和外延保持一致,避免“小题大作”或“大题小作”的偏向。,由于“假、大、空”的形式主义文风的长期影响和某些别有用心的空头学者的渲染和提倡,科研领域(主要是社科领域)存在着一种偏向:不少人喜欢从脱离实践的所谓“超前理论”和“宏观视角”的选题,论题看上去很宏大,立论依据却给人以“鸡毛蒜皮”的感觉,论证显得脆弱而浮躁,缺乏说服力。要排除这种文风的影响,在学术
13、论文选题上必须量体裁衣,根据自己的知识基础,选择适当的论证范围,不妨从“读书笔记”之类的“豆腐块”文章写起,广泛积累材料和经验,循序渐进地深人钻研,逐步拓展和深化学术选题。,论题与论证的不一致,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形式逻辑所说的“转移论题”。在常见的论争性质的论作中,最容易产生这种逻辑错误。科学史上十分著名的“牛津大辩论”中,就有一个“转移论题”的典型例子: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以科学的理论动摇了宗教的神权论,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扬言要“打倒进化论”,作了一次疯狂的演说,他如此阐述自己的观点:“按照达尔文的观点,一切生物都起源于某种原始的菌类,那么我们人类与蘑菇就有血统关系了。那所有的
14、萝卜品种都可以变成人。这是可信的吗?”他还刻薄地质问进化论的拥护者赫胥黎:“你是相信猴子为人类祖先的那么请问你,你自己是由你的祖父、还是从你的祖母的猴群中变来的?”很明显,威尔伯福斯主教对进化论一无所知,把生物界千万年的发展进化,看得同魔术师手中的变戏法一样了。这种以无知来任意转移论题的做法,不过是一种耍赖式的、垂死的诡辩罢了。,对于善意的论者来说,转移论题通常是由于某些类似的概念发生模糊或错觉所造成的。一位大学生为自己的毕业论文拟这样一个论题:对文艺阶级性特质的再分析,文章这样论述道:任何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文艺的阶级性特
15、质也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有的文艺作品固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比如国际歌),但是,许多山水画一类的艺术作品,什么人见了都觉得赏心悦目,这样的作品显然就是没有阶级性的。,这段论证主要的逻辑错误,就是转移了论题。首先,它把作为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一分为二”,运用来对同类事物进行机械划分,这是对“一分为二”作了望文生义的曲解;第二,它把“文艺”这一论述对象转移为“艺术作品”,继而又转移为歌曲(音乐作品)和山水画(美术作品),用山水画的美感作用这一基本特征,来否定文艺具有阶级性特质这个一般事实。这样的论证,当然不可能产生逻辑力量。,无论随意缩小概念的外延,还是随意扩大概念的外延,都会产生“以偏概全”的毛病。
16、又如,一篇关于扶贫资金流向的调查和质疑的论文习作,根据较为具体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扶贫资金使用中出现的“贫而不扶、扶而不贫”现象。应当说,这是很有价值的。如果将写作过程实事求是地引向深入,具体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论文就会更有价值。但作者并没有这样写,而是匆匆收束,提出这样的结论“再这样扶下去,扶贫资金不是都装进腐败分子进行个人交易的钱袋里去了吗!”全面地看问题。我国政府扶贫工作的成就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当然,“扶而不贫”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的。但是,如果将这种个别现象随便放大,得出以上的结沦,则又走到违背事实的极端,使立论走向谬误。,保持论证和论题的同一性,要求人们在确切地把握论题的
17、内涵和外延的同时,在整个论证过程中,必须遵守“同一律”的逻辑要求,论证中所使用的概念和判断必须保持前后一致,不能随意变更和转换。,四、必须保证前提和结论的真实性逻辑推论中的前提,在论证行文中被称为论据。保证前提和结论的真实,就是要求我们所采用的论据要实在,不能有半点虚假;论点和结论必须建立在充分可靠的论据之上。这个道理似乎很容易理解,但是,作为学术论文的立论依据,它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具有自身的多种侧面。立论者如果不准确地把握论据的各个侧面,在使用过程中找准论据的“着力点”,常常有可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立论效果。,不少写作教科书在论述“选材”的“典型性”时。经常沿用一个著名的写作实例,这个实
18、例就是夏衍先生野草中的一段话:人们头盖骨结合的非常致密,坚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开,都没有成功。后来,忽然有人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要剖析的头盖骨里,给与温度和湿度,使种子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分开的骨骼,完整地分开了。植物种子力量如此之大!,很明显,夏衍先生想用这个实际例子来说明“植物种子力量之大”,并进而证明“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可是,让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例子最基本的内涵,是在于表现种子力量的“大”么?显然不是。这个例子的本来意义,在于表现人们对种子萌发时所产生的特殊力量的“妙用”。稍有力
19、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一般常见的机械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人的头盖骨分开来,只是难于“完整地分开”。这是由于机械力的方向是单一的,机械力的释放形式又是突发性的,它们很容易破坏头盖骨各个部分的“完整性”。而装满头盖骨的种子,萌发膨胀的力由内向外成放射状,并且是逐渐增大的,再加上均匀的受力分布,自然可以将头盖骨“完整地分开”。显然,这个例子的“着力点”不在于说明力量的“大”与“小”,而在于说明如何对受力作用进行巧妙应用。,前提与结论相违背的另一种情形,是随意编造前提。作为立论的前提,一定要有充分可靠的根据,经得住推敲,绝不能为一时立论的需要而凭空编造。宋代的诗歌品评家洪迈在谈论王安石七言绝句船泊瓜洲时,
20、对“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字的选用过程作了种种附会:作者最初用的是“到”字,觉得不好而改为“过”字;后来又改为“入”、“满”等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以此作为荆公善于炼句用字的证据。此后的诗歌品评、写作技巧之类的文章和著作,一谈到修改,谈到炼字命意,总喜欢引用洪迈的这段话作为论据,以为“绿”字的动词用法为王安石所独创,借此证明文章修改过程中苦心炼字炼句的必要性。,当代学术大师钱钟书先生对此提出过精辟的见解。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在列举了洪迈的说法之后如此分析道“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日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流洲草”,
21、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王安石的学力深厚,是历代学人所公认的事实,况且,他还有过数次编选唐诗的经历,不可能连唐人的上述诗句也没读过。可见,洪迈容斋续笔中的话,不过是为了品评的需要凭着猜想编造出来的。值得指出的是,此类情形在前人对诗文的品评和注疏中随处可见,例如历代对诗经关雎的注释,就极尽笔墨歪曲原作的爱情主题,将其附会为一首“
22、周公求贤”的说教诗。现代人如果对这一类以封建卫道观念诠释文学的方式缺乏警惕,随意引经据典,将这些被曲解的内容用到学术论证中,就难免产生出一些貌似严谨的学术笑话。,分论点与结论不协调,是前提同结论相违背的又一种表现。相对于结论说来,服务于结论的分论点实际也是一种前提。作为前提的每一个分论点与推论所得的最终结论一旦发生抵触,就说明二者必有一方不真实。,例如,美的历程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的影响深远的,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可是,在为这个观点提供论据时,作者又提出了这样一个分论点:“在(道家)这些似乎神秘的说法中,却比儒家以及其他任何派别都抓住了艺术、审美和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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