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特征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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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特征分析内容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但来自于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风险是基础性、深层次性的风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本文立足于社会结构视角，详细阐述了社会层面的各类社会风险，深入剖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所具有的独特性。文章最后指出改善民生是化解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的根本途径。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结构；特征；民生一、社会结构：社会风险研究的新视角社会风险，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风险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

2、社会”概念，由此引起了研究者对社会风险的关注和探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已经步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正如贝克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Wei）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1）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2）社会风险已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它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而狭义的社会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一个子系统。相应地，社会风险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

3、害、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原于是引起社会失序或者社会动荡的可能性。（3）本文使用的是狭义层面上的社会风险，指社会领域中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其本质是损失的不确定性。简言之，社会风险就是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现阶段的中国已进入社会的高风险期，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风险中国都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还存在着社会结构层面上的故障所引起的严重的社会风险，这一类社会风险属于基础性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构成为了最大的威胁。这些风险的连带性极强、波及面广，会促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

4、（4）无庸置疑，对这类来自于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研究显得尤其迫切和重要。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风险研究，主要是涉及一些较为具体的社会风险，如贫富分化、群体性事件、社会公共安全、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在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探索。一是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对社会风险进行了系统性的分类，并对各类社会风险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二是深入地剖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所具有的独特性。二、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社会风险狭义上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领域内各要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及构成方式，它包括制度结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等内容。社会结构是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5、与否的重要因素，一旦社会结构运行遇到障碍或者产生病变时,社会结构预定的社会功能就容易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扭曲或者嬉变，社会问题会增多，相应地社会运行的风险就会增大。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当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风险主要包括制度性风险、阶层风险和文化心理性风险等，其他各种具体的社会风险都是这几个层面风险的衍生物。(一)制度性风险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社会制度结构层面。关于制度性风险，目前学界通常理解是由于制度变化太快，产生不确定性而带给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这实际上并非制度性风险而是人们的行为风险。(5)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者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

6、不稳定的可能性，它具体表现为现有制度的不公正、缺乏新的制度应对风险、制度规则运转失灵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如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滞后、腐败问题等。1 .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产物，但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置来调节收入差距，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然而在现阶段中国，制度安排的不公正或者缺失造成为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如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风险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基尼系数越来越高。现阶段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按照许多学者的测算，中国现在实际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甚至超过了0.5o(6)(2)城乡差距逐步拉大。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1995年的2.46倍扩大到2022的3.28倍。(7)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达到6：Io(8)(3)区域差距明显。近年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较快发展。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也相当明显，东部地区的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是西部与中部的2.03倍和1.98倍。(9) (4)社会财富日益集聚。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测算，2022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最高20%收入组的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20%收入组的17.1倍。(10)另据中国新闻网报导，2022年中国资产超过千万的富翁约有30万人，共持有8.8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

8、资产，这相当于中国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万亿元的29%o(11)这种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引起了泛博公众强烈的不满。据人民论坛的千人问卷调查显示：68.45%的受调查者表示目前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例。对目前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公众表示难以接受。(12)贫富差距扩大的另向来接后果便是制约了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导致经济内需的不足，妨碍了经济的发展。总之，贫富差距问题已成为引起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因素，它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经济增长的认同，容易引起心理不平衡，潜伏社会动荡的危(wei)险。2 .社会保障滞后社会保障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和减振器。它可以保障每一个公

9、民最基本平等的生存权，消除或者缓解现代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我国重经济政策而轻社会政策，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人的基本权利的发展状况，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过小。(13) 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532美元，已基本与西方发达国家1960的水平大致相当，而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仅占GDP总量的4.16%,远远低于这些国家1960年的支出水平。(14)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不断增加，但社会保障的总量依然不足，且还存在不公平之处，例如大部份农民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接近53%,

10、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仅惟独5.7%的覆盖率。(15)这种社会保障的缺失会使得民众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民众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伤害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进而引起社会矛盾和冲突。可见，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3 .腐败问题严重制度的缺陷和规则的失效往往为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正如温家宝所指出“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重要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体制机制有漏洞”。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它给社会造成为了严重的危害。(1)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中国官方数据统计，腐败所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

11、GDP的比重竟高达14.5%T4.9%。(16)近年来腐败涉案金额浮现直线上升趋势，2022年统计案件中，涉案金额平均值为835.66万元，2022年涉案金额平均值为3506.43万元。(17)(2)加剧社会的不公。目前因权力所造成的不公现象却越来越多，造成为了人们的极大不满。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显示：96.11%的受调查者表示“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最为突出的表现。(18)可见，腐败问题如果不能真正从制度上加以妥善解决，就有可能成为引起社会危机的重要诱因，危及社会的稳定。(二)阶层性风险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合理、适当的社会分层和

12、差距既可以激发社会的活力，又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但如果社会阶层结构浮现畸形化趋势，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所谓阶层性风险是指由于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 .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风险就是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这些群体主要包括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等。据估算，当前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80%多。(19)他们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生活状况不容乐观；政治上话语权越来越少，参预社会事务管理的渠道有限，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他们的政治文化素

13、质普遍不高，民主权利意识较为缺乏。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意味着三大严重后果：削弱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加政治风险；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削弱经济发展的拉动力。根据“短板效应(20)”理论，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状况，而是最终取决于社会底层群体的风险承受力和生活改善状况。这些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景、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爆发较大的社会危机。2 .中间阶层发育缓慢在社会冲突理论中，中间阶层是最稳定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的缓冲带。首先，之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主体，可以缓解社

14、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其次,中间阶层代表社会温和的意识形态，极端的、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再次，中间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它能够保证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21)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越高，社会也就越稳定。但从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来看，这一阶层主要包括经理层、专业技术人员层及私营企业主层等群体，所占比例还很小，规模大约占就业人口的15%,今后每年将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2)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高达80%摆布。对于中间阶层稳定社会的作用，亨廷顿曾经有过形象的比喻，“中间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宛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

15、制力量。”(23)可见，中间阶层发育缓慢是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面临的又一重要风险。3 .精英群体的结盟精英群体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大群体。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人群，所占比例大约为4.7%摆布。(24)当前，精英群体利益结盟的风险已经日益凸显，“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和“官员博士化”都是利益结盟的一些具体表象。一项调查显示，有28.8%的私营企业主人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25)精英群体结盟的后果之一就是降低社会的流动。改革之初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相当频繁，“精英循环”的可能性较高。但到了90年

16、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变化之一就是权力阶层的优势依然保持，新兴的经济精英要末来自于“再分配”时期的权力阶层，要末与权力阶层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联，即浮现精英的再生产。(26)而一旦社会成员来达致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27）精英群体结盟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垄断利益和以权谋私利益的浮现，并形成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这些会直接伤害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引起广泛的公愤，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三）文化心理性风险文化心理性风险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

17、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形成各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各种风险。亨廷顿曾经指出，“经济增长不仅会用某一速度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28）换言之，经济的增长并未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极易民众心理产生极大的反差，社会不满、不信任、隔阂和焦虑情绪就会与日俱增，导致仇富、仇腐心理的浮现和平均主义心态的复发，从而增加社会动荡的风险。1 .平均主义心态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而发展落后的地区和获益较小的社会群体不满改革现状，甚至

18、否认改革的成就。特殊由于资源的差异性拥有，社会基础阶层具有较强不平等感，这就会加剧他们的平均主义心态，特别是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和受害者，其平均主义倾向更浓。平均主义追求结果上的绝对平等，要求不同素质、不同能力的社会成员得到相似或者一致的回报。平均主的实质是一种“劫富济贫”，但与普通的剥夺现象有所不同，它是多数人对少数能力强、贡献大的社会成员的一种剥夺。（29）也即是说，平均主义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首先，平均主义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容易抹杀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使得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丧失活力。其次，它过分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的绝对平均，而不考虑劳动

19、者的成果和贡献。这样既使得缺乏竞争的氛围，无法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使“才不能尽其用”，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妨碍经济的发展。再次，平均并非等于公平、平等，其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不公平，“削高平低”、“劫富济贫”，剥夺能力强、贡献大的社会成员，导致新的不公，引起社会的动荡。可见，平均主义已成为影响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的负面拉动力量之一。（30）2 .社会信任危机社会信任结构包括组织信任和个人信任两个层面。每一个社会得以良心运行都需要这两种不可或者缺的信任，它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和保障o相比较而言，组织信任对社会影响更大，其实质是对社会秩序的信任，而“以强凌弱、社会暴力和寡头垄断，

20、都是信任结构缺失之后形成的社会秩序混乱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份”（31）o目前，信任危机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又一重大风险，具体表现为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两个层面。一是政府信用危机。具体来说，政府的诚信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政府部门寻求各自政绩的最大化，政策朝令夕改；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一些政府部门践诺能力缺失，推卸责任，无法兑现其对公众承诺，难以取信于民；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欠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政务不透明。一项有关“政府信任程度”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但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地方政府。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以80.3%的绝对多数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32)

21、二是企业诚信危机。首先表现为社会责任(33)的缺失，如拖欠工资、违约、制假、虚开辟票、偷逃税款、污染环境等，由此也造成为了中国企业的公众信任度不断下滑。据调查，76.2%的企业存在“拖欠货款、贷款、税款”现象，63.2%的企业曾经“违约”，42.4%的企业有过“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34) 2022年震惊全国的“三聚氟胺事件”便是“诚信缺失”的极端表现。其次，表现行业垄断，伤害民众利益。近年来，一些行业景象联合提价凸显了这一问题。如“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在2022年底至2022年7月间多次串通方便面企业联合涨价。(35)并由此引起了全国一股涨价的狂潮，如乳品业、豆制品企业、中式快餐企业

22、等竞相进行联合涨价。垄断的最终结果便是这些垄断行业获取高额的利润，民众的利益受损。总之，社会信任的缺失既会严重削弱经济内需拉动力，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也会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严重削弱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进而会引起社会的冲突。3 .社会焦虑加剧社会焦虑(SoCiaIsuspense),有学者称之为“社会紧张”或者“社会挫折感”，是指由社会中不确定因素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这一紧张心理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者其他方式释放出来。(36)社会焦虑浮现的暗地里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和冲突。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134人

23、参预),焦虑已经成为焦虑，惟独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与5年前相比，有47.8%的人“更焦虑了”，而高学历者、穷人、领导干部和城里人被认为是更易产生焦虑情绪的人群。（37）许多社会成员经济位置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浮现一种此起彼伏、沉浮不定的状况，这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进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38）社会焦虑如若处理不当，会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它容易导致社会成员的关系紧张，不利于社会人群的心理健康并可能促使社会问题的产生和恶化。其次，社会焦虑容易造成社会内聚力的下降，社会转型可能

24、因内聚力不足而浮现动荡。再次，社会焦虑对社会风险的承受力小，一旦浮现一些特定情境和事件，社会焦虑就极易转化为狂热的冲动情绪，且极易受情绪感染，从而导致社会成员的非理性行为，形成连锁反应，演化为社会危机，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在“J曲线模型”所指出，当期待满足与实际满足之间的差距超过公众所能容忍的范围时，就可能爆发社会运动。4 .社会隔阂加深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逐步形成，社会各阶层的隔阂也不断加深，这种隔阂最突出表现就是社会认同感低和阶层之间的对立。这种社会隔阂映射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居住区域的隔离，使得群体之间缺乏可供交流的社会空间，交往活动被限制在各自居住

25、社区之内的空间中。（39）这样社会日益被肢解为多个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生活空间，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这种社会隔阂在心理层面上，表现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感低和各个阶层间人对穷人的歧视，放大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总之，社会“各个部份之间的猜忌与隔阂，极大地妨碍着社会信任的确立，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这种情形是非常不利于防范社会风险或者控制风险危害的。”（40）此外，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农民工群体长期被拒之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他们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却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这极大地加深了社会的隔阂。三、社会风险的

26、主要特征分析普通而言，社会风险具有五个共有的基本特征：风险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风险具有自然界和人类本身双重来源；风险是积极结果与消极结果的结合体；风险具有可计算性和不可计算性；风险具有时间/空间维度。141）然而，中国现阶段所进行的社会转型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既要完成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同时又要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一方面使得“我国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迫使我们目前不得不同时面对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42）。另一方面又使得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普通性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中国自身的独特

27、性。归纳起来，当前我国社会风险有以下几个独特性：（一）特殊根源性纵观西方国家，它们社会层面的社会风险主要是由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等问题所引起。而对于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而言，社会风险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干群关系，其次根植于社会阶层结构，贫富差距是其表象形式。1 .根源之一：干群关系现阶段中国相当一部份的社会风险是由干群关系所致，其实质问题是国家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民生问题。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在全国城市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5894份），社会上当官的与老百姓是第一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高达44.1%；而社会上穷人与富人则是第二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仅为17

28、.3%o（43）可见，干群关系的紧张程度已非同普通。此外，城乡居民对受益群体的判断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向。当问及“哪些群体10年来获得的好处最多”时，排在前三位的群体是：国家干部（68.8%）、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60.4%）和私营企业老板（52.3%）。（44）这些数据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经浮现了某种紧张状况。在发展中国家中，由腐败现象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件必须引起人们高度警惕的事情。（45）无庸置疑，处理好干群之间的关系已显得尤其迫切和重要。2 .根源之二：阶层结构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的另一重要根源在于社会阶层结构。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

29、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146）对于前者，就是指畅通的社会流动，保持精英的循环；对于后者，就是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社会阶层结构具有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发育健康与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为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47）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浮现上层精英的结盟和底层群体的弱势化、边缘化的风险，由此潜伏着社会冲突的隐患。特殊是在“分

30、类控制”的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下，上层精英不会对现有的权力结构进行挑战，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底层大众。（48）（二）风险高发性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高。这给我国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为了严重的威胁。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22年超过9万起，并向来保持上升势头。（49）再以信访为例，信访量日益增多，仅全国民政部门，2022年为81万人次，2022年升至90万人次。（50）究其原因，既有我国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

31、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大量的社会风险存在乎味着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浮现，如经济畸形发展、技术片面发展、贫富差距拉大、环境身体的破坏和社会结构的畸形化等，这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为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三）风险并发性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之间互相影响，密切相关，潜藏着巨大的并发危（Wei）险性，如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其它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形成冲击波，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从而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甚至会使国家的发展浮现方向性转变，对整个国家的前途

32、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我国社会风险的并发性来自于国际风险与国内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和社会风险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更具有连带和并发性，可能会造成整体社会的转型风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影响最为严重。具体而言，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和文化心理性风险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加重。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由此也引起公众的不满、社会阶层的对立与隔阂等。“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并发性使得社会风险从总体上更加复杂，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图1所示）近年来，

33、我国频频浮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究其原因，既有制度不公和缺失的因素，又有贫富差距的因素，还有社会阶层对立的因素等。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的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可见，对社会各个层面风险的化解显得尤其重要。（四）风险集聚性所谓风险集聚性有两层涵义：社会风险主要涉入群体集中在社会基础阶层；社会风险指向客体主要集中在与民众密切相关的基本民生问题。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的涉入群体主要是社会的基础阶层与群体，包括工人和农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至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于

34、是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之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51）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正好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52）o从对我国各种己发生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分析来看，社会基础阶层成员较大规模的卷入，特殊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出租车司机等群体。究其原因，几乎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对待有着直接的关系。据江西省公安厅统计，在1998年至1999年江西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以企业工人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有507起，占总数的51.4%；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有217起，占3

35、1.2%o（53）2005年，在江西省的群体性事件中，农民参预事件的比例上升至34.6%o（54）从客体上看，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换言之，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涉入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问题、社会保障不足问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

36、”排第七位（17.7%）。（55）显然，这些基本的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状况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起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2004年上半年由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占综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起的占18.1%,因企业改制、改组、兼并、破产等问题引起的占10.6%o（五）无直接利益性所谓“无直接利益性”就是指不少群体性事件参预者，其本身与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也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受过不公平对待，借机发泄一下长期积累下来的不满情绪。在现阶段中国，一些社会矛盾开始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

37、特殊现象。毫无疑问，这种无直接利益性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既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又造成为了人们严重的恐怖心理o据了解，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起大规模冲突，而参预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57）在“无直接利益性”中，特殊要注意两种现象：一是参预者除了普通的弱势群体以外，包括私营企业主、机关干部、执法者、知识份子、工程师等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也会参预其中。二是多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者权力机关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如冲击派出所、焚

38、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据统计，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逐年上升，2000年为2700起，到23年达到3700起，当年发生堵公路、卧轨、拦火车的事件就达3100起。（58）（六）回应多面性社会风险的回应多面性是指社会成员面对不同的社会风险时，会浮现不同的态度；且不同的风险会联合起不同的人们，不同的风险感知和选择成为了相关人们相互联合的新的起点，并因此也造成或者强化了人们之间的分裂。（59）这种回应多面性可以三个层面来分析：当面对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共同性风险时，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能受到威胁,所以，社会的各个群体在这些社会风险面前会形成一致的目标和行为趋向，使得社会的各个群体普

39、通来说能够齐心协力地一致应对风险。（60）2003年的SARS和2022年的汶川大地震公共危机正好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当面对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时，社会群体的态度就比较复杂，不同的群体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和目标取向。甚至有的社会群体味试图借助于这种风险谋取自身特定的利益。此外，在同时面对多重风险时，不同群体在风险选择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这种风险的优先处理会造成人们的重新分化与组合，且可能引起进一步的冲突。（61）造成这种回应多面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社会价值观念差异，社会观念的多样性，社会期待的差异性，使得面对不同的社会风险，人们会有不同的回应，造成不同群体对社会风险的态度不一；另一方面，社会结

40、构层面的风险牵涉到利益因素，与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社会群体味根据自身的利益得失来认知社会风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四、结语（一）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为严重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既受到来自自然、技术、国际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如生态环境恶化、国际金融危机等，这一类风险因素可称之为诱因变量；更为重要的是受到来自社会结构层面风险因素的影响，如腐败、贫富差距、弱势群体、利益结盟等，这种风险因素可称之为本因变量。相对而言，本因变量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一个社会的稳定最主要是取决于社会结构的稳定状况；而诱因变量会加速或者延缓

41、社会危机的发生。一旦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迅速恶化，就可能演化为较大的社会危机，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造成严重的、持续的、广泛的社会危害。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既要防范来自于诱因变量的社会风险，更要注意防范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二）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社会风险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既造成民众过分依赖政府，又容易造成官本位思想，使得官民之间的关系维系在一个比较复杂和紧张的状态；二是中国的社会规模庞大，使得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种类多、高发性强、并发率高等特点；三是社会转型所造成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大增加了社

42、会风险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三）改善民生（63）：化解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如果在简单现代化阶段，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那末，在晚期现代化阶段，风险处理也将成为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164）在一个民生状况较差的社会里，最大的社会风险就是人们基本生存状况的恶化。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改善民生是化解社会风险的根本途径，也是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人民幸福安康的基础条件。对此，孙中山曾经说过，“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65）改善民生的着力点在于民众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切实维护。具体而言，一是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

43、入，取缔各种非法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趋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二是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现阶段我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依然处于十分短缺的状态，因此必须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满足泛博人们群众的需求。三是解决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由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制度不衔接、不完善等问题，产生了一些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如改制企业职工费用补偿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等，要采取措施逐步妥善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10月16日，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举办的首届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会议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与科学发展”，参预代表是全国各地获奖优秀论文的作者。本文是获奖作者中央党校姚亮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