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ppt

《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ppt》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ppt（27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汉语言文学8108114012熊倩,被冷落的陀氏 文化审美心态的差异 宗教意识的差异 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陀氏在中国的被研究 陀氏在中国的被研究之三十年代 陀氏在中国的被研究之四十年代,被冷落的陀氏,相比俄国其他文学大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时间最晚，他在1919 年以前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后借五四之后对俄国文学大规模引进的“东风”，才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为时人所认识。他的第一篇译文是在1920年发表(乔辛煐译贼，即今诚实的贼)，第一个译本直到1926年6月才得以出版。其中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中国读者对陀氏的兴趣远不如对托尔斯泰、屠格涅

2、夫、契诃夫等同时代的作家那么浓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阅读陀氏的作品时存在审美心理距离。其原因包括文化审美心态的迥异、国人宗教意识的薄弱以及作家艺术表现手法的陌生化效应。,文化审美心态的差异,不同于屠格涅夫、契诃夫作品中的和谐、诗意和宁静，也不同于托尔斯泰“文以载道”的创作态度，陀氏用笔构建出了一个“疯狂的、残酷的、没有怜悯的、丑恶的世界”。其作品给人一种混乱、骚动、痉挛和痛苦的印象，用配勒卫哲夫的话来说，就是“以力学性的、紧张的文体，以及一切冲突的突发事件来使人目眩的那种纠纷错杂的混沌的文体的旋风这就是陀氏小说的特质。”,陀氏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一书中借人物之口这样说：美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3、！可怕的是美不只是可怕的东西，而且是神秘的东西。美是在所多玛城里吗？请你相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正是在所多玛城里。这里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的心”。陀氏的小说，正是以其对“可怕的”、“神秘的”美的揭示，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笔触直指人内心深处黑暗的深渊，直面残酷的真实，他的作品也因此变得毫无诗意，令人难以卒读，无法忍受。,对于中庸的中国人来说，中庸是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处世哲学的经典之道，即在待人接物方面既不过分，也无不及。其中也包括如此对待自身的精神世界。它帮助中国人安然度过漫长的岁月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泰然，久而久之，也积淀为民族文化的心理特征之一，左右着人们以此对待自己，对

4、待一切人与事，在文化艺术上则形成一种对审美境界的追求。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结构中，中国读者很难形成陀氏那种正视生命的惨苦与绝望的世界观。因此，陀氏的作品必然地不能被国人舒畅地接受。,在对陀氏表示“无法接受”的年代，人们对陀氏及其作品的态度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承认其理性上的合理性却无法从感性上接受，一种是从理性到感性上的彻底否定。前者在对他表现出理性肯定的同时，又伴随着感情鉴赏的疏远。现代学人周作人、蒋光慈、徐志摩等，在面对陀氏的时候，无不如此。甚至就连鲁迅这样一位在黑暗与虚无中寻求光明与实有的反抗绝望的英雄，也讲对陀氏“总不能爱”，读其作品，虽叹其伟大，“却常想废书不观”。,后者如马仲殊、周立

5、波、周钢鸣等，则公开表示其对陀氏作品的不满。周立波称其作品“给人以精神惨跌的难堪”，指出“能通舟楫的大河流(托尔斯泰)，在日常生活的挣扎上，比起大瀑布来(陀氏)，是显得更为重要的”；周钢鸣非常坚定地下了结论：“爱人类，表现人类爱，应当仔细地谛听人类内在的呼声，但我们不能作拷问罪犯的法官，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这样的方法，会损害我们感情的健康，也会使读者难以忍受的”。,附录（一）,马仲殊（1900-1958）：灌云县伊山镇人。著有短篇小说三太爷、李星、屈服、京沪线上、邂逅等；长篇小说有两难、一个中学生的日记、桃色的云；译著有大地、儿子们（美作家赛珍珠所作）；文学理论有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小

6、说作法大纲、中学生文学、中学生小说作法等。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前线报笔政，以“老秀”笔名创作了诗歌、剧本。建国后，马仲殊担任上海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曾计划写作鲁迅传未成。1958年1月26日，马仲殊病逝于上海，年58岁。其生平被中国文学家辞典收录。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名周奉悟。湖南省益阳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编译家。代表作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周钢鸣（1909-1981）：笔名康敏、周达。广西罗城人。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浮沉，论文集怎样写报告文学、论文艺改造，歌词救亡进行曲等。,宗教

7、意识的差异,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相当薄弱，其精神世界中很少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性与神圣感。也就不大能理解基督教文化对于人的原罪的恐惧以及对于人自身赎罪和忏悔的需求，也就有意无意地拒绝苦难的拯救与超越。因此，对于陀氏作品中那种沉重的负罪感和忏悔情结，中国读者不熟悉、不习惯，也难以产生共鸣，甚至心生反感。因此，很多现代学者都无法对陀氏的这种渴求永恒的精神维度有置喙的功力或耐心，这无疑是二者之间一堵厚重的、难以跨越的墙。,即使是最能承受灵魂之痛苦和阴深的鲁迅和对基督教的博爱思想颇为欣赏的周作人也流露过心中的不快。前者说：“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是不能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

8、；后者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所以不愿提倡”。甚至有些作家给了他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批判。如周立波认为陀氏宣扬的是一种“奴隶的道德”，是“夸张着他们的一切奴性的优美；那低徊于奴役的锁链和苦难的泥沼的他们的纤弱的心情”；田汉指责陀氏“把忍从的奴隶神格化，祝福自己身上的链条”。,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在陀氏的小说中，一些与中国文化审美品味不同炉的艺术表现手法也令中国读者感到不快。比如他所塑造的一类人格分裂的艺术形象，这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中是找不到的。中国传统文学往往关注于人的外部行为，很少把分析的触角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尽管中国现代文学

9、也尝试着借鉴西方文学的方法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但对于像陀氏作品中的那种复杂、病态的心理描写还是无法适应，因此便常常将其认定为艺术上的瑕疵。,除此之外，陀氏的语言也受到了诸多责难。多数批评家、作家以及普通的读者都认为陀氏语言拖沓冗长、啰里啰嗦、不断重复，而且所有的人物讲的都是作者的话，正像平万所总结的：“外表上这些小说都不容易读，文字艰涩、冗长，插着不少的长篇大论；小说中的人物见解都互相仿佛，显然是作者自己的思想”。这大大地影响了国人对陀氏小说艺术性的评价。,中国对陀氏的研究一、三十年代,20 世纪30 年代，国内的陀氏研究较以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与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此时期

10、专题论文开始增多，并且不少论文已经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很强的分析力，对陀氏作品艺术的品味和领悟也较前一时期更为精细。这些现象显示出时人已经在努力摆脱以往那种一般性的介绍，而力求深入探索和研究新问题的趋势，这也预示着国内的陀氏研究在逐渐深入、专门和具体。,以对罪与罚的评论为例，1930 年1 月，在一篇名为拉斯谷尼谷夫（上海光华书局现代名小说述略）的文章，对罪与罚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同年6 月，韦丛芜译的罪与罚上册（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韦素园专门为此书写了跋，名为写在书后。在此文中，韦素园突出强调了陀氏对都市文学的贡献。并独具慧眼地认识到，陀氏的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心灵分裂者，永久苦闷，长期怀疑，内

11、心不断地冲突斗争，成为他们一生的无限的惩罚”。遗憾的是，韦素园没有进一步挖掘人物的这种矛盾冲突的心灵状态与其都市视角和表达方式的关系，最后仍然回归到“为人生”的评论基点上。,附录二,韦丛芜（19051978）：原名韦崇武，又名韦立人、韦若愚，1905年农历三月十六日生于安徽霍邱县。北京燕京大学毕业。韦丛芜的主要作品诗集君山冰块等，译有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篇小说穷人、罪与罚、长拉玛卓夫兄弟、美国杰克伦敦的生命等。198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有韦丛芜选集。韦素园(1902-1932)：又名散国，安徽霍邱县人，未名社成员，一生勤于文学翻译，译著有俄国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

12、品集黄花集、俄国梭罗古勃的邂逅等。同时还创作了大量散文、小品、诗歌等文学作品。逝世后，鲁迅先生手书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碑文，并撰写了忆韦素园君一文。,1935年，茅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文入选汉译西洋名著（亚细亚书局出版）一书。在此文中，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用罪恶是灵魂净化所必要这一哲理来支撑他自己的对于人生终极的乐观”，“犯罪而受罚是拉斯考尼考夫所付的灵魂净化的代价”。与20 世纪20年代对陀氏赞赏有加的态度明显不同的是，茅盾更多地批评了其思想上的消极性，把陀氏思想上的二重性归因于其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祝秀侠的陀思妥夫斯基和他的罪

13、与罚（1935 年发表在读书生活第2 卷第3 期上，后又入选到作者的自选集灰余集中。）一文给了罪与罚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陀氏小说中的最主要的作品，因为它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的灵魂与想像的全部”。祝秀侠在文中不仅对当时国内对陀氏作品艺术性不高的批评提出了质疑和回击，更为难得的是，祝秀侠还对罪与罚中的宗教说教这在当时国内受到很多的指责给予了极大的宽容。,1935 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西洋文学讲座，其著者汪倜然颠覆了当时对陀氏作品的一些传统的认识。比如，他认为孪生兄弟“实在是一部有力量的小说，文笔优美如哥郭尔（果戈尔？），而心理分析之深刻缜密更为空前的成功”，而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却恶评有加，称其“是

14、他作品中最劣的一本”，这种评价在当时无异是空谷绝音。诸如此类，这些作家对陀氏及其作品关注的范围及程度充分说明了30年代陀氏在中国的地位与20年代的不同。,中国对陀氏的研究二、四十年代,四十年代，中国对陀氏的研究大体承继了以前的研究视角和成果，基本上是在同一层面上完成对陀氏的理解和接受，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与认识。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这一时期专题论文开始陆续增多，其兴趣大多集中在这一时期新翻译的几部长篇小说上；一些译作的序与后记中，也有不少有相当深度的论述。这些现象显示出人们已经在努力摆脱以往那种一般介绍性的泛论局面，力求深入探索、研究新的问题这样一种倾向。,1940年，耿济之译

15、的兄弟们(卡拉马佐兄弟上册)（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在译者前记中，作者为我国文学界和读书界理解这本小说提供了切近其本意的阐释。耿济之对宗教大法官和长老制的精神，小说的结构方式，人物角色心理描写等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他的一些观点在今天读来仍受益良多，只是曲高和寡，以后的陀氏评论沿着社会学的方向越走越远了。附：耿济之（1899-1947）：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大家，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沟通中俄文化交流的著名外交家。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短短五十年一生翻译了世界上二十八位著名作家的九十多篇名著及不计其数的短篇著作，共七、八百万字。对译介俄苏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耿

16、济之先生与郑振铎一起最早从俄文直接翻译了国际歌。,1940年1月，朱维之在他的基督教与文学(青年协会书局版)一书中，给予陀氏的基督教思想以极高的评价，将他与托尔斯泰并称为“辉耀俄国小说史中的两大巨星”和“近代基督教文学的光荣”，并由此对苏联政府禁止基督教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如今来看，这篇文章还显肤浅和直露，但对陀氏基督教思想的褒扬态度在当时还是独树一帜的。无独有偶，芦焚在第二年的关于陀斯妥益夫斯基的一点感想一文中(萧萧第一期)对此却表示了异议。他不相信陀氏在苏联遭到了排斥，表示：“象陀氏的作品，倘是一个国家从事建设，为了人民大众的幸福向前迈进，没有所谓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她的人民决不会欢迎。”,

17、附录三,朱维之（19051999）：浙江苍南人。主要著作有基督教与文学、李卓吾论、中国文艺思潮史略等，主要译作有英国弥尔顿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等，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外国文学史亚非卷、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希伯来文化，在中国教育界、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芦焚（1910-1988）：即师陀，原名王长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河南杞县人。代表作果园城记、结婚等。,静生、邵荃麟对陀氏文章的解读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色彩，带有很强的鼓动性。邵荃麟在1944年所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书中的“译者记”中就谈到了该书的阶级对抗主题。他认为在该书中作者没有像在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

18、那样，把一切都归结到“良心或道德”的问题，而是“愤怒地喊出了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生活幸福的神圣权利底要求，和对于侮辱与损害别人的人们作出了最憎恨的诅咒”，这种声音能够震撼到“俄罗斯的每一个人民的心坎”，“在他们心里燃烧起积极反抗的热情。”不难看出，相比陀氏其他作品而言，中国读者更容易在该书中读出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这也是此书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原因。,1944年，新中华刊登的何炳棣的杜思退益夫斯基与俄国民族性（复刊第2卷第5期）一文，可称得上是一篇视野独特，见解深刻的好文章。在此文中，他很可能受到丹纳的启发，运用广义的社会批评的方法，既从陀氏作品的人物身上，又结合俄国人的种族、环境、地理、气候

19、、时代等因素来归纳俄罗斯的民族性。这篇文章是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角度对陀氏的思想和创作历程作的一番巡礼，为当时中国读者全面的了解俄罗斯文学的文化内涵提供了一个参照。附: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4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何炳棣先生逐渐转入国史研究，成绩斐然。1966年，何炳棣先生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何炳棣先生被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代表作：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东方的摇篮、读史阅世六十年等,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某些眼光敏锐的学者

20、捕捉到了陀氏与存在主义的密切关系。比如冯至把陀氏与存在主义的先驱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并称为19世纪欧洲的三个“畸人”，称他们“具有畸人特有的慧眼透视一切，挖掘人的灵魂到了最深密的地方，使一切现成的事物产生不安，发生动摇”；陈石湘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唯在主义（存在主义）者常常爱引用杜斯退夫斯基的话没有上帝则什么都是可能的”，这其中的含义是“在你这样自由自主的每一步行动中，你把自己造成什么，你都自己负着责任，而且你这样不但实现你自己，并且，因为没有上帝，你的每一步自由行动，都在创造着人类的新形象”，这是“强烈的自我自由，不凭不依的个体感觉之把握，是唯在主义中一切现实的出发点”。只不过类似这样的论述还是凤毛麟角，并且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然而却是中国现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史上一道微小而明亮的光。,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