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拆迁农户生活状况调查报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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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文最新推荐- 宁波市鄞州区拆迁农户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以鄞州区东裕社区为例 引言 笔者曾经以新鄞州模式-鄞州区学习型社区的创建一文概括了东裕社区的拆迁做法；（1）对拆迁农户实行调产安置；（2）将拆迁农户集中安置在新建城市社区；（3）集体资产股份制；（4）对拆迁农户进行职业培训（通过学习型社区创建）并为其找到工作牵线搭桥；（5）做好拆迁农户的社会养老保险。发表在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4、3A期上。恰逢暑假又开始了，笔者便以”五个做法”即东裕社区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假设再次对该社区进行调查。具体方法是个案与参与观察相结合。个案对象分别从领导、保安、一般群众中抽取获得。 个案与参与观察 【案例1】

2、东裕社区居委会陈主任。陈主任待人和善、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没有看稿子，他和我扼要地谈了四点。 1拆迁的变化 2社区居民关心的几个问题 按：笔者在与鄞州区政策研究室高主任的交谈中。高主任谈了2点。一点，东裕社区的居民中”赌风”很浓（改革开放20多年，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如何改造？另一点，他们的集体资产，什幺时候”收”？ 3今后的工作方向以多样化的文化体育活动为载体，带动社区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 一年投资15万，坚持每月开展一次主题活动，利用高教园区的各项有利资源，推动社区各项活动的开展。组织了老年腰鼓队，现在已发展到100人，每个星期都进行活动。现在卫生习惯好多了，但赌博风仍然很浓，”小赌怡情”？

3、 4关于拆迁农户集体上访区政府问题 【案例2】 社区物业公司沈主任，59岁，原籍江苏如皋，原单位甘肃，女儿在宁波李惠利医院工作，入聘该社区物业公司，每月收入1100元。 作为唯一一个外来人，他认为该社区居民和城市居民有很大差距，包括宗族血缘关系强，亲套亲，做事牵扯；生活习惯不好，垃圾乱扔，现在好多了，以前还有人从楼上往楼下倒垃圾的；依赖观念强，认为拆迁共产党什幺都要管，还用以前处理问题的方法处理问题，有事找村长、书记，现在这些人职能变化，包不了那幺多；失土农民培训，响应者少，因为好工作找不到；公益事业不关心，老年人活动室，年轻人玩玩，发发牢骚。 【案例3】 社区居委会妇女李主任，女，40岁，一

4、男孩读高中，800元/月。 以前的自然村，也有水泥路。但现在更方便了，通了好几路公交车，哪里不能去呢（指市内）？环境变了，现在都住进了套间，社区有菜场、学校、幼儿园，还设了保安，治安更好了。社区可以办理养老保险，现在大病医疗保险也有了。现在什幺都好，但就业难，特别是45-55岁的人。 计划生育工作，是她们工作的重头戏。首先是新婚知识宣传，其次，由于在城郊，计划生育工作抓起来不困难，人们生男生女观念一样，没有生第二胎的。都讲求生活质量，腰鼓队、演唱队、舞蹈队社区都有。而现在打工的人多，有在她们社区租房的，带来了工作的难度。她们尽量做到”同管理、同服务”。其实，工作也简单，我们就”抠”准生证。 【

5、案例4】 陈XX，保安，54岁，儿子27岁，尚未结婚。 两套房子。 拆迁前，种经济作物，可以赚到钱，2000-3000元/月，现在600-700元/月做保安，一年下来，再加上入股分红，还是少了。现在只待大病医疗保险做好。 开厂的人好了，赚老了。 【案例5】 【案例6】 林XX，49岁，清卫，640元/月。妻，46岁，生病在家，无孩。分到的房子61平米不到。夫妻双双没有投保。 经打听，投保截止期，2005年12月，投保由区政府、村集体、自己三家支付，像林某夫妻的情况，每人自己应该交1万多元。 【案例7】 丁XX，56岁，生1男1女，均已结婚。职业，开个人诊所。拆迁，分到了两套套间，社区每户另分到

6、了1万6千元人民币。觉得环境比以前好多了，又干净。但整个社区生活不能和市区社区相比，认为市区居民一般有工作，退休后有退休工资。 【案例8】 胡XX，51岁，生1男1女，均在读书。妻子，50岁，衬衫厂打工。两套房子，一套出租，每月400元。拆迁前种地，拆迁后在厂家做保安，现在已到期，因为规定不超过50岁。现在还有力气，却没有技术，无事可干，做生意吗？没有本钱。养老保险未办理，拿不出钱，担心生病，怕看不起。凭良心说，社区内，他的情况一般般，和他的情况类似，有的人只有一套房，咋办？虽然从上到下，区里、镇里，都举办了就业招聘会，但工资低，和外来打工人员一样，加上那幺多人竞争，有几个人找到合适工作岗位？

7、 （妇女主任插话）的确如此。中心区一开放公园，需要2名清洁工，400元/月工资。起初认为名额少了，吵着和领导要更多的指标，没成想结果整个社区招不到1名，商量找到合适对象，求他干也不干。某宾馆要6名服务员，优先照顾社区，可是还没上班，就要求各种福利待遇，并且拒绝上晚班，外面打工妹那幺多，年纪轻，”面像好”，要不是看在领导的份上，谁愿意和你”白话”？ 【案例9】 【案例10】 李XX，59岁，村保安，600元/月；三个儿子都成了家；妻子，55岁。 一年来，社区的确又有了新的变化。绿化更好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前面说过，社区内有唯一一座桥，取名”共乐桥”。原指与三星集团相连接的那座桥，社区内的这座

8、桥其实是座无名桥，记得，当时问他们的陈主任，都快六十岁了的啦，土生土长在这里，这座桥不知道叫啥名？这个位置，老先的小桥，也没名。去年来的的时候，笔者准备正面宣传他们，就把名字安在她的头上，今年一来，社区已经比较出名了，是鄞州区的先进；而社区一览图，现在已分明标明”共乐桥”。小洋河两边的垂柳更弯了，形成了夹岸两道绿色走廊。社区的图书室就紧靠在桥南侧。看书的人，是没有的。13桌麻将，50多人，个别人手臂下压着钱，围观的人则更多，年龄都在40-60之间，场面颇为”壮观”。笔者徜徉其间，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和不快。图书室一楼后面一大间，有几个小孩聚在一起，玩扑克。有一桌成人在下象棋，起初，没发现什幺不

9、同，旁边人均不吭声，直到有人输了，掏出10元钱，才知道在”捉彩”。麻将四个人的玩法，是人皆知。两个人玩在社区内也颇流行，每幢楼底下都有几桌。经打听，叫”接龙”，老年人玩玩，打发时间。正应了那句顺口溜：里段、外段，十八都，老的、少的，都会赌。 不管咋说，大家还有心思在”小赌”。当你看见竟然有一老人将洗净了的纸片放在烈日下晒干，你会怎想？笔者从图书室出来，顺着水泥路在社区内走动，刚走过1幢房子，一片片纸片晾在草地上，格外抢眼。 纸片洗过，可以从未干处看得出。很显然，纸片是有人从垃圾中挑出的。因为太脏了，为了好卖出，捡垃圾的人，有意识地将纸片洗净。为了搞清原委，笔者走到最近的一桌麻将桌旁，问谁在晒纸

10、片？所有的人都冷冷地回答说不知道。其中一个人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不是我们这的”！弄得笔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刚好有一阵风吹过，纸片被卷起来。我顺势走过去拾纸片。”那人”终于出来了，一位老奶奶。老人较之那些搓麻将的人，态度好多了。等把纸片都放好后，她竟然请笔者”搜地”（坐下）。笔者问一些问题，她都不厌其烦地作回答。 老人，已经79岁了，老伴早已过去。家在十八都李家。她那里房子没有拆迁，所以没有做养老保障。这里是女儿家，老人只有一女。最近到女儿家走亲戚。住在下面，老人说话时，用手一指，分明是指车棚。（东裕社区的车棚都建在一楼底下）老人女儿有两套房子，本幢一套女儿住，对面一套外甥住。还是自家的房

11、子好，这里房子高，上去不方便。（不知是意指？）女儿也60岁了，年龄也不小，整天在外忙活。纸片4毛钱一斤，还不错！老人说着，便去换新纸片了。哦！真多，走廊里还有几蛇皮袋。老人在晒纸片时，走过来一位想打麻将的中年女人，老人想和她打招呼，此人好象躲”瘟神”似的，爱理不理。老人并不在意，眼光转到笔者手中的矿泉水瓶，笔者明白她的意思，递给她，老人连连称谢。 调查结果分析 1、鄞州区”五做法”对农户”市民化”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2、40-59岁的人养老保险问题； 男60岁，女55岁，开始享受养老保险。从上面的个案情况看，40-59岁段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投保，40岁是笔者无法确定的一个岁数，且认为从这个

12、年龄开始不好找到工作。可以想象，每年都有新增领养老保险的人，而每人应交1万多元，从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看，又拿不出。到时候，集体上访？ 3、就业前培训、就业 首先，笔者并不否认就业前培训对就业的重要作用。但断定就业前培训和就业成正相关关系，令人生疑。实际上，除在社区内就职外，男性通过朋友、亲戚找工作，女性心安理得在家担当家庭妇女，或者还有其它组合。不一一而述。毫无疑问，有的人因为工资待遇和外来打工人员相同，”拒绝”上岗。而大有人显然在”隐性上岗”。笔者有【案例11】为证，虽然作为全部的证据，有点牵强。XX，30岁，保安，600元/月，生一女，上幼儿园，妻在家操持家务。声称无其它职业。一个月总收入

13、900元。引起笔者心生疑团的是，他满口烟滓，麻将还会搓搓，钞票从何而来？ 4、集体经济股份制 从目前情况看，村集体经济股份制运行是比较正常的。她既分担了社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作用，又支付了村民市民化的成本。对于分掉的做法，笔者持反对态度。 5、征用土地补偿标准 到底是每人，还是每户分到16500元左右，笔者后来发现是一道错误或不明。但这已无关紧要。笔者专门到鄞州区中心区拆迁办，问及补偿的基本原则。征地补偿费主要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地下）附着物补偿费。跟上海相似。 但关键问题是补偿的标准是怎幺定的？为什幺同一个区分的补偿费不同？难道补偿的标准和地段也有关系吗？这似乎跟前面”

14、四补偿”相背。既然土地拍卖已达300-400万/亩，为什幺不让东裕社区的居民和邱隘一样享受相同标准的补偿金？或者将邱隘降到和东裕社区居民相同的水平？ 6、新入社”社员”问题 笔者很想进一步了解这批人员的生活状况。无疑，他们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短短的数十字，笔者抱以深深的遗憾。 对策建议 鄞州区中心区拆迁，”五做法”笔者非常赞同。通过具体调查，笔者开始有了更深的体会，作以下几点建议： 1、社区居民拆迁前后的一般状况包括从业情况缺少具体数据，建议今后有人主持相关的工作 拆迁之前，最好对拆迁所辖范围内居民的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主要包括经济状况、从业状况、身体状况。这可以和

15、拆迁后状况进行比较。拆迁后各家庭分到套间的状况，老人养老保险状况、从业状况不能少。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夫妇中女方父母的状况也应列在数据表之内。 2、制定本地区统一的补偿标准，清除自设的工作障碍 笔者认为补偿是生存保障补偿，补偿应该以此为”四补偿”原则的辅助线。在同一个地区，拆迁标准应该相对统一，拉得太大，甚至翻番。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上访-外加补偿，如此循环。完全是”作送”自己。有损政府、领导形象。 3、搞好就业前上岗培训，将隐伏的矛盾部分化解在实际培训工作中 通过较低数目奖励机制，鼓励拆迁人员上岗培训，培训合格，相应得到奖励。这可以缓解拆迁人员个人意图和政府工作意向之间差距的矛盾。笔者家所在的姜

16、山镇对征地农户进行电脑培训，很难想象这电脑培训和他们今后的工作之间到底有何联系，但它的作用肯定有的。至少是一个传达意见的中介，培训状况能够多角度反应拆迁农户的实际心态。 4、新增养老保险人员新办法解决交费问题 新增养老保险人员家庭经济状况，笔者拿不出具体的数据。是否可以事先进行调查，假如确实人很多，是否可以给予更多的补偿；假如人不是很多，可以通过建立困难户基金得以解决。 5、完善村集体经济股份制 完善村集体经济股份制，除了坚持”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的原则外，要加强监督机制，防止村干部滥用职权，以公谋私。 本文的不足 本文对社区居民拆迁前后就业状况数据缺如。无法对他们的实际的经济状况，做一个

17、概述，洞悉其中的问题。所幸的是，笔者得到了社区居委会两位妇女主任顾远玲、李芬玲的帮助，手头有了一份东裕社区居民一般状况数据，包括年龄、住址（套间号码）；在她们的帮助下，对社区内各户的从业状况进行了准确摸查，从而有了进一步分析的可能。 【摘要】 新鄞州模式”五做法”，无疑，值得各个地区仿效或者作为是否能拆迁的阈值。这可以从相关文献得到印证。但具体的做法还值得推敲，可以更细点，贴近百姓的真实生活。 引言 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有一种“经济文化落后”、“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的理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选举会影响社会稳定。这种理论被视为“中国国情”，奠

18、为我国选举制度的基础。它成为我国选举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一道门槛。上述理论是否有根据？中国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这就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50多年，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太低”还是现实吗？ 近20年来，我国选举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选举的普遍性、平等、秘密投票等原则基本实现。只有直接选举，农村由乡镇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发展到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50年来我们只走了这小小的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民主脚步显得十分迟缓和沉重。“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大低”今天仍然是许多人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群众的

19、惯常思维。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组织了一项研究课题，在全国约20个地区发放了2500份问卷，进行了社会学的处理分析。“3本文是在广泛进行实地采访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所作的分析研究报告。调查研究证明”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选举“是站不脚的理论！ 一、受教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凭经验观察，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你看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站在最前列的大多是那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肯定对政治有较高的敏感性和更积极的参与态度。当1979年修改选举法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之后，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

20、革，扩大了直接选举，实行差额选举和广泛宣传候选人的制度。对这次选举民主化改革，大学生最为敏感，踊跃参加了这次选举，搞差额选举、联合提名、竞选等活动轰轰烈烈，对新的选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忱和积极性。与知识分子相比，广大市民和农民对新选举法的颁布远没有表现出那幺敏感和热忱。 在对选民选举意识的问卷调查证实了人们通常认为的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积极性的确有很大的相关性。选民在回答“您愿不愿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时，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态度有明显的差别。 上述情况表明，公民选举态度的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高、中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与中、小学教育程度的参选积极性有一定差别，但

21、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不识字的人参选态度与前面的人有明显的差别，表示愿意参加选举的只有54%，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35%。可见，他们存在明显的消极倾向。当然，这种问卷只反映选民对选举的意向性态度，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在另一组问卷调查中，则反映选民对选举更实际的态度。5 在问卷“您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主动积极参加投票”的，为48.5%；是“领导动员或组织要求”去投票的，占19%；是“大家都去，我也去”的占13.3%；是“没有办法才去”，或“有补贴、奖励才去”的约占8%。6 在回答“是主动积极参加投票”的人中：受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最积极，占55.1%； 其次是受小学、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占47

22、.9%； 然后是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占44.3%；文盲最不积极只有29.2%。 在回答是随大流“大家都去、我也去”，或为补贴去投票的人中：文化程度低的人更盲从，文盲为28.6%； 受小学、初中教育的人为25.1%；受高中、中专教育的人为14.6%； 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占20.6%。 以上情况表明，受中等教育程度的人选举态度更为积极，受高等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选举态度更为消极。 单纯从选民的选举意识看，参选态度的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成一定的正比关系。但是，由于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选民对选举对象的态度和对选举程序的信任程度的影响，参选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关系会发生变化、扭曲、甚至

23、成反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有意义的，选举程序是公正、民主的，就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程序不很公正、民主，他们会比其它人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 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是选民选举积极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受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参加选举的积极性高，因为，还有其它因素影响公民的选举行为。在实际中，受教育程度与选举积极性并不成比例关系。在上述问卷调查中表现的实际参选态度形成“中间高、两头低”的局面，即受中等教育程度的人态度最积极，投票积极性高于受高等教育的人。这反映了影响选举因素的复杂性。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恐怕与这次受调查的地区和对象有关。由于，这

24、次问卷调查的多数对象在县、乡一级较多，在这一群体的人中，受中等教育的人可能较多的人是党员、国家工作人员或企业领导，他们对选举表现得更为积极。受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更多的是知识分子，他们自主性和独立性强，个人意识和观点较强些，对现行选举可能更主动积极，也可能更被动消极。文盲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则盲目性大一些，随大流跟着别人去投票的人比例会高一些。靠领导动员、组织去投票的选民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高，说明受较高教育的人由于对现行选举有较多的不满意，所以不很愿意主动去投票，但由于单位组织、领导打招呼，才不得不去投票，表现得更多是被动去投票。 在调查受教育程度对选举积极性态度的影响时，我们还设计了直接了解选民

25、对这一问题评价的问卷。7调查问卷列举了：A 、受教育程度；B 、经济发达水平；C 、个人生活水平；D 、政治因素；E 、个人利益；F 、有权力的人。赞成选举积极性与上述因素成正比关系的，按赞成比例的高低依次为：D 、E 、F 、A 、B 、C.对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态度相关的认同只排在第四位，可见，不少人认为，受教育程度对选举的影响不如政治、个人利益的因素更影响选举态度。 比如，选民对“文化程度越高越积极”这一问题，表示赞成的人为37.6%，反对者为29.8%。就已作出回答的人数看，赞成者比反对者要多，但考虑到还有32%的人没有选择此项。所以，从总数上来看，认同这一观点的人不算太多。如果把这一因素

26、与其它因素比较，受教育程度的因素对选举行为的影响也不是主要的因素。 但是，从对受教育因素与选举行为关系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明显地受到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a回答形成很明显的反差。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支持这一观点的比例越高；受教育程度越低，反对者越多。另外，从职业分布特点看，受过较高教育的职业如法律工作者、教师、在校学生、文艺科技人员比农民、工人、党政工作人员、无职业者和个体劳动者等阶层的人赞成的更多。9可见，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选举积极性越高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受较高教育程度者的自我认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并不认为自己因文化程度较低就影响选举的积极性。看来社会对受

27、教育程度较低者有一种偏见。 从上可见，选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按人们通常观点，也是调查所反映的观点，受教育程度越高，选举态度的积极性相对越高。但是，必须强调，受教育程度与选举积极性的相关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主要表现在选举意识层面。在选举行为层面，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完全成正比例关系。公民的选举行为肯定有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不能完全以受教育程度高低来判断选民选举的积极性，并以此作为衡量公民参与选举的能力。 二、政治因素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与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相比，公民的职业身份和政治素质对选举态度的影响更为深刻。在调查中，大多数被调查者

28、都认为政治因素对选举积极性的影响最大。调查表明，选民的政治身份越强，对选举的积极性增高。在回答是否愿意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时，不同政治身份者的回答有较大的差别。 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比普通群众的投票积极性要高得多（高达20%）。从不同职业身份的人回答此问题的情况来看，也说明多数人认为政治身份与选举的积极性有密切关系。 再根据实际参加投票的情况看，也证明了政治因素对选举行为有影响。问题：您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否主动参加投票？12 （1）回答“是主动参加投票的”，其态度积极性依次为： （2）是被动靠“领导动员、组织要求参加的”： 我们再看选民对政治因素与选举态度关系的评价。调查的问题是，“您认为一

29、个人是否愿意参加投票，主要是哪些因素决定的？”选择“政治觉悟越高的人越积极”，赞成的60.8%，反对的12.4%。13可见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选举与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有关系。 从不同政治身份对这一问题的评价看，共青团员的赞成这一观点的比例最高70.1%，其次是中共党员66.1%，普通群众55.1%，民主党派成员48.3%。从综合情况分析，赞成“政治觉悟越高的人对选举越积极”这一观点的人中，以党团员、青年学生等低年龄组的人比例为高，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对此评价不高。其原因也许是由于他们有政治身份，赞成这一观点多少带有些自我评价的色彩。也许是他们年龄较轻，选举经验较少，对此问题带有主观色彩。 在另一项对

30、选民投票行为的调查中，对被调查者的政治身份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党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比普通群众和无职业者、自由职业者表现出更明显的积极性。问卷显示： 在选民回答是“领导动员、组织要求去投票”的人中，中共党员的比例稍低为16.6%，其它都为20%。 在选民回答是随大流“别人都去，我也去”的人中，中共党员比例最低8.4%，依次为共青团员10.4%，民主党派成员13.8%，普通群众为18.6%。 从以上调查问卷的情况来看，政治意识和政治身份对选举积极性的影响非常明显。各种调查数字都显示，共产党员和党政机关公职人员对选举投票的积极性态度都明显地高于其它非党身份和职业的人。 下面我们将对受教育程度和政治

31、因素与选举行为的关系作更综合分析。公民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肯定与选举行为是有重要联系和影响的。但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意识要变成政治行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和可变因素。这些因素诸如：大的政治环境影响；选民对选举程序的公正性评价；对投票行为的期望和与现实差距产生的看法；被选举对象能发挥什幺作用和人们对被选举对象作用的信心；选举行为与选举者利益的关系等等。这就是说，一个受教育程度高、政治意识强、民主知识多的人在理论上比受教育程度低、民主知识少的人会有更强的民主渴求和更积极的投票行为。但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一个所谓“高素质”的公民未必会有积极的投票行为，因为他们还受其它因素（也许是

32、更重要的因素）的影响。下面许多调查统计表明，所谓“高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大学生、教师、文化科研人员在许多情况下选举积极性，比所谓“低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农民要低得多。以所谓的公民素质高低来认定选举积极性高低是没有根据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意识与公民的投票行为有一定关系，但公民的投票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其它因素。 研究历史事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多少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人，他们没有什幺文化知识，也不谙国事，但他们为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奋起而斗争，甚至不惜献身。可见，普通平民百姓一点也不会忽视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他们更多地用行动来投票，而不是用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来投票。 如果按受教育程度或政治意识决定选举行

33、为的理论，我们就很难解释，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认为最落后的中国农民，手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可阻挡地走向投票站，虎视眈眈地盯着投票箱，选举或罢免自己的村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强有力地书写“民主”的时候，而被认为有较高素质的城市居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躺在法律赋予他们民主选举的投票箱上呼呼大睡了50年。这使我们看到选举远不是由政治因素和受教育因素决定的，而是比政治意识和文化程度更重要的因素在决定着人们政治参与和投票行为。 三、农民与其它群体的选举行为比较 中国农民长期以来被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扩大民主选举，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说农村太落后、农民素质太低。如果事实能说明中国农民不但有选举的热忱和积

34、极性，而且有能力搞好民主选举，那幺在中国还有什幺地方不能搞民主选举的呢？所以我们特别要对农民的选举态度和行为与其它群体作一比较分析。通过这一比较分析，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选举行为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复杂性。从而透过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的假象看清决定选民选举态度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幺？调查表明，农民的民主意识和选举积极性远远被低估了。 根据对农民选举意识和选举的调查和分析，我们意外地发现，在各种类型的选民意识和选举行为积极性的调查数字都反复显示，农民表现的选举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城市居民，在对不同职业的选举者的态度调查中，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排列相当靠前，高于其它许多职业身份的人，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国农

35、民的素质与我们许多人想象的情况完全相反，他们远不是人们认为的那些不懂民主，缺少行使民主权利能力的、愚昧的一群，而是有很强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能力，对选举相当积极的一群。 调查表明，大学和知识分子对当前的选举是比较消极的。在选举态度积极性调查中，按不同职业身份进行统计分析表明，表示“愿意参加选举”的按积极性高低排列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工作者、企业领导、教师、农民、自由职业者、文化科技人员、在校学生、工人、离退休人员、个体劳动者、无职业者。农民选举态度的赞成率为80.9%排在第5位，大学生为71.4%排在第8位，文化科研人员为75.9%排在第7位，工人为68.4%排在第9位15农民比文化科研人员

36、高出5个百分点，比在校学生高出10个百分点，可见，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是相当之高的。在同一问题的调查中，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选举积极性要高得多。 在对选民选举主动性的调查中，把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对比，农民的选举主动性也大大高于市民。表5调查问题：您愿不愿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 村民主动参加投票的为62%，市民只有40.9%，高出20多个百分点，比流动人员高出36个百分点。 在调查选民“是否愿意当人大代表”的态度时，把农村村民与城市居民对比，农民的想当人大代表的参政意愿比市民高出14个百分点，比流动人员高出30多个百分点。 农民不仅对现行选举积极参与，而且对选举改革抱着更强的要求和充满信心。 在调查问到

37、“您认为是否具备扩大代表直选的条件”时，认为具备条件的： 农民为44.1%，城市居民为33.6%，流动人员为31.9%。 在调查问到“您认为什幺时候可以扩大直接选举”的问题时，从居住地的特点看，认为“现在就可以”的农村居民为36.4%，城市居民为27.3%，农民比市民的比例高出近10个百分点；从职业特点看，法律工作者、无职业者和农民认为“现在就可以”的比例较高（分别为43%、38%、37.6%），其它职业的包括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赞成的比例只有20-30%之间，农民的积极态度排列第三。回答要“等经济发展以后搞”、“等中国人素质提高以后再搞”的职业中，以教师、党政机关人员、文化科研人员、离退休人员的

38、比例为高，都达60%以上，而农民对此问题回答的比例最低，只有44%。22 以上各个不同方面的调查，都充分一致地表明，农民对选举的积极性、参与选举的主动性和对选举改革的态度和信心等方面都很强，排在很前面，有时还是最积极的一类，比城市居民和大学生、知识分子等群体要高得多。这不是一、二个方面的数字表明的，而是调查中几乎绝大部分的情况都不约而同地证明这一点。 为什幺农民的民主意识、选举积极性和选举改革精神比大学生和市民还要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近些年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激发了他们的民主意识，使他们尝到了选举的利益和甜头，这种民主选举实践就是最好的民主教育。而城市居民和大学生参加的是与他们几乎毫无关

39、系的、形式主义的选举，他们被这种形式主义的选举所厌烦。 大学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可以靠精神生活、能生活在理想中的群体。社会中的普通选民，特别是农民、市民选民生活在现实中，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态度和对政治行为的参与则完全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化。、所以，他们不会对空洞没有实际利益的选举感兴趣，不会凭空洞的政治宣传去投票，而是凭看得见、体验得到的利益投票，看投票选举是不是与自己的利益有关。如果选举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就会积极参加；如果选举与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大甚至无关，则不会积极参加。这一点从我国的选举实践中也能看得很清楚。在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程序有不小的民主化改革，但社会上的市民、

40、农民等并没有看到这种选举能带来什幺实际利益，也就始终没有表现出什幺热忱。 然而，当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制度在农村实行后，农民看到真的可以选举自己的当家人的时候，农民马上喷发出巨大的热情和比任何城市居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还要高得多的积极性、创造性。可见，行使民主选举的素质和能力主要不是受教育程度高低和政治意识强弱决定的。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政治意识与能力会对它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个人利益才是它的决定因素。对高知识的人来说，也许对选举行为的激励因素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政治知识在起作用。但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普通农民和市民对选举的激励因素最根本的是利益机制。如果不了解、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认

41、识和解释正在中国农村大地卷起的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浪潮。 如何看待中国农民的素质，长期以来对农民缺少认识和理解。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就常常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的高度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被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不屑一顾。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农村如火如荼的时候，陈独秀等相当多的领导人根本看不起农民，认为农民太落后，不相信他们革命的热情和能力，下令解散农民武装。只有毛泽东等少数领导人认识到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广泛发动农民，把他们组织起来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民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和牺牲精神投身了伟大的中国革命。没有哪一个阶级象中国农民那样理解中国革命，并为之作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们怎幺能说中

42、国农民素质太低，政治觉悟不高呢？今天当我们共和国进行民主建设时，又有人把农民视为民主发展的绊脚石，说农民太落后，素质太低，让农民背上了黑锅，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四、经济发展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才会要求民主，有了中产阶级才会建立民主制度。民主程度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看来是没有太大疑问的。人们很明显地看到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是要有钞票的。很多研究成果和民主发展的实例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可以举出我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发展的例子。似乎从心理学的人类生物需求理论也能找到根据。但我不太赞成民主必须建立在金钱之上，不认为经济发达是民主的必

43、要条件。如人类社会早期的民主有“贝壳放逐法”，在奴隶社会，有古希腊和古雅典的民主制度，那时经济并不发达。到了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了，却出现了专制。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但不一定是非要达到一定物质基础才能建立民主制度。问题是经济因素对民主到底起什幺样的作用？怎幺发挥作用？我们的调查是从个人的经济状况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两个角度考察经济因素与公民选举行为的关系，看看这两个因素对选举到底产生什幺样的影响。事实并非人们想象的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选举就越积极。相反，在许多情况下，高收入者和经济发达地区对选举反而冷淡。 我们先分析经济收入对选举行为的影响。在对选民关于是否愿意参加

44、人大代表选举和是否愿意参选人大代表的选举意愿调查中： 关于参选人大代表的意愿。表示“愿意参选人大代表的”，按态度积极性由高至低的顺序排列为：月收入在401-800元、400元以下、801-1500元、1501-2500元、2501元以上的选民。这一顺序与回答前一问题的顺序相同。月收入401-800元的中低收入者与月收入2501元以上的高收入者态度差别明显，表示“愿意参选人大代表”的前者为60.2%，后者为36.5%。表示“不愿意参选人大代表”的，以月收入在1501-2500元的中上收入者为最高占18.4%，其次为月收入2501元以上的高收入者为17.3%。表示“无所谓”的，以月收入在2501元

45、以上者最高为38.5%。可见，在选举意愿上，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选举态度明显地要消极许多。 在对选举程序和选举改革的态度上，我们分析了选民对提名候选人和竞选问题的态度。我们发现高收人的选民对组织提名候选人的满意度低，对“希望竞选”的比例偏高。在问到选民“是否满意介绍候选人的办法”的问题时，经济状况越好的，对现行介绍候选人办法的满意度越低，“希望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作竞选演说”的比例越高。如高收入的选民“要求候选人作竞选演说”的有53.8%，其它收入的选民只在30%-39%之间。高收入者对组织提名候选人的信任度较低（满意率为7.7%），其它收入的满意率比前者高出一倍左右（为15%左右）。对选民和代表

46、提名的候选人的满意度，中等以上收人者比例高于其它收入者，前者满意度为56%，后者为44%-50%左右。在调查选民对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时，高收入者投弃权票的比例明显偏高。投票时是“根据姓氏笔划作选择”和“无所谓随便划一个”的比例，高收入者比其它收入的选民比例也要高6%-10%。可见，高收入者对现行的选举有较多的不满，表现得比较消极，但他们对选举改革可能有更多的期望。 调查问卷问：“经济越发达地方的人选举越积极？”持赞成观点的27.9%；持反对观点的37.3%。 问：“生活水平越高的人越积极？”持赞成观点的25%；持反对观点的39.3%。 这说明这些因素对选举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唯有对经济发达水平和

47、生活水平这两种因素，选民认为它对选举积极性并不是成正比的，持否定态度的人比持肯定态度的多。说明多数人不认为这种因素对选举积极性有影响。 对另一问题的回答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答案。 在调查中间到：“您认为上述因素中哪些与选举投票行为没有关系？”选民认为，与选举行为最没有关系的因素，首先是“个人生活水平”，其次是“经济发达水平”。 这一点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生活水平与选举积极性关系不大。可见，从对上述几种可能影响公民选举行为的因素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对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生活对选举行为成正比关系持否定态度。 以上一系列的调查数据表明，高收入者对选举态度表现得更为消极，中、低收入者对选举的态度表现得更为积极。这并不是“越穷越革命”，也不是谁的政治素质高低的问题。经济收入对选举行为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与调查对象和利益群体有关。因为高收入者肯定是城市中的选民，中、低收入者主要是农村选民，目前城市的选举与市民的利益相关性少，农村的选举与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