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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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文最新推荐- 如何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 如何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自1989年实施以来，全国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5亿多元，以“一助一”的方式，改变了260万名贫困学子的人生命运，资助援建的11266所希望小学，已成为中国贫困乡村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希望工程”促进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办教育的新路子，已成为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近年来，由于政府扶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力度的加强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失学儿童的绝对数和失学儿童的比例都逐年下降，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对社会的资助需求发生了

2、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调整思路，探索“希望工程”社会化的运作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一、关于“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理论思考“希望工程”从开始启动时发放希望明信片募捐到现在“希望之星”、“保护母亲河”等一些深化项目，走的就是一条由靠行政命令式的组织性动员向社会化动员的运行模式。在“希望工程”伊始之时，许多人将其看作是政府搞的又一项社会活动，而这种由政府发动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中，都无数次地进行过，对此人们已司空见惯。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每当政府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某种政策时，总是通过派遣工作组，发动群众的方式来达到全民动

3、员的高潮的。所以，对于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来讲，这种动员方式已成为他们日常工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组织、如何发动，这样一套完整的动员技术是每一个合格的干部都所熟知的。同样，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运动的普通百姓，对于这种国家号召，大家响应的模式也是烂熟于胸，他们也明白在被动员时自己该如何反应。这种单纯靠党令、政令的运作模式，在短时间内的效益是不言而喻的，但久而久之，必然会丧失生命力。因此，由组织性动员向社会化动员成为希望工程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什么叫社会化的动员方式？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希望工程”的启动阶段上最先采取的一些做法。“希望工程”一开始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向全国发放劝

4、募信，采取印传单、抄信封等形式进行募捐。这种募捐方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成本大、收效小，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种募捐方式很难认同。而到了1991年，“希望工程”的募捐广告同时出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等几十家报纸上，这个举动成为“希望工程”以社会化的方式组织资源模式的重要开端。因为从组织上分析，广告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象征。这种社会化的动员方式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募捐的对象在一夜之间不知扩大了多少倍，从而使筹集的资金数量大大增加。由此可见，社会化的运作模式与组织化的动员模式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二、

5、关于“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基本构想在研究“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过程中，至少有下列因素是不能忽视的。首先，是一般民众的社会公益意识淡薄。其次是，在十几年的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信任结构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第三，严重的腐败现象使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的破坏。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主要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资源动员的“希望工程”是相当不利的。由于社会风气的因素，使得有人怀疑是否会真的有这样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社会形象无疑是进行社会化动员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认为，“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应包含以下几个因素：政府主导。稍微回顾一下十几年来“希望工程”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

6、意的现象，即在整个“希望工程”动员工作中，经常要借助于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象征性”活动，如号召、带头捐款、题词等。由此可见，政治背景、党和政府的认可和参与，会对企业和民众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间接而非正式的，但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事实上，越是在基层，越是在具体的活动中，政府主导的作用就越是明显和突出。完全没有政治因素的社会动员在现实中是苍白无力的。因此，社会化运作模式并不意味着对政治因素的回避和忽视，相反，政府得在“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广泛宣传。广泛的社会宣传是“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首先，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大众传媒是进行社会宣传的主要

7、途径。其次，策划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是扩大宣传声势必不可少的手段。如“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推出的“百万爱心行动”、“1 1救助”、“希望之星”等活动，都以其出色的宣传攻势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企业参与。“希望工程”启动以来，良好的社会声誉实际上最终形成了一种“希望工程资本”，这种资本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在这种资本的作用之下，厂商可以做质优价廉的广告；企业则可以借此接近政府，换取政府的信任和对企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参与“希望工程”还有这样一种优势：支持“希望工程”是一种道德高尚的事情，损害“希望工程”在道德上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这样的优势使企业参与“希望工程”节约了交易成本，对企业而言，可以达到双赢

8、或多赢的效果。社会联动。实施“希望工程”仅靠共青团一家是难以长久的，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要不断整合社会资源，搭建公益平台，吸引公众关注并参与慈善事业，不断壮大拥护者队伍。只有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多方合作，实现社会联动，才能做到资源共享，形成合力，达到成全别人、壮大自己的目的。三、武昌区近年来在“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方面的实践武昌是省会之区、文化教育大区，近几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武昌也是国企改革负担较重的老城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与先进地区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反映到现实生活中，突出表现为下岗职工多、特困家庭多。如何为这样一批群众排忧解难，是区委区政府当前的一项重点

9、工作。据我区青教办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武昌现有的12万在校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20元的学生就达4180人，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孩子面临着上学交不起学费的困难。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组织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展开。因此，维护青少年的利益，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也自然成为了团区委当前的工作重点。为此，团区委于20xx年8月开始探索“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在武昌地区范围内，广泛开展了希望工程的深化项目“情系贫困学生，资助希望之星”活动，资助对象特指那些品学兼优的特困学生。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20xx年我们筹资3.04万元，20xx年筹资12.53万元，

10、两年共资助254名中小学生完成一年的学业。总结两年来开展活动的经验，最主要的是我们做到了“四个紧紧依靠”：一是紧紧依靠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让家庭最困难同时成绩又最优秀的学生得到市希望工程的资助。根据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统一部署，武昌区于20xx年开始了武汉市“希望之星”奖学金候选人的推荐、申报及奖学金的发放工作。四年来，我区“希望之星”每学年评选一次，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生进行追踪培养，对那些真正有困难的优秀学生实施帮助。团区委严格把关，对各街推荐的对象认真考核，积极做好与相关学校的协调工作，确保优中择优。四年共推荐42名同学成为了武汉市“希望之星”，其中已有三名同学成功考上重点大学。二是紧紧依

11、靠武昌区属团青工作网络，不断壮大武昌青少年教育成才基金。1996年底，在武昌区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团区委成立了武昌青少年教育成才基金。经过8年的运作，现已由成立初的8万元滚动发展成为今天的20万元，已累计资助我区400余名学生就学，成为了我区助学工程的一支重要来源。今年我们继续发挥基金作用，划拔助学款3000元。三是紧紧依靠地区青联单位，不断开发地区资源。“情系贫困学生，资助希望之星”活动自发起以来得到广大青联单位、青联委员的鼎立支持。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为武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社会文明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活动还吸引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如宝通禅寺

12、的依正法师、澳门的阮文芳女士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活动中来，为资助“希望之星”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心。四是紧紧依靠地区高校，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我区的助学活动得到了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湖北大学等地区高校的大力支持。中南财经法政大学的同学在首义路街辖区开展了“爱心家园，义务家教”的活动，现已有200多名青年志愿者走进80户低保家庭提供义务家教服务，大学生根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定期上门辅导功课，最多的每周上门三次，最少的也至少保证每周一次，在辖区内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该校工商管理学院的同学在得知今年的助学活动后，积极捐款，同学们通过交纳特殊团费、废旧物品义卖等方式筹集资金4800元，为我区6名校

13、学生、4名初中生解决了学费困难。此外，武汉大学的同学们也通过为我区贫困家庭学生做义务家教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关爱之情。他们成立了家教服务中心，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爱心家教”活动，自20xx年10月份启动以来，已有近400名同学报名，现已开展三期，与我区100余户贫困家庭结下对子。湖北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的青年志愿者也走进社区，积极开展扶贫帮困活动。莘莘学子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诠释了人性之美和爱的光辉。回顾我区在探索“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进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希望工程”走向社会，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的丰富与发展，是共青团工

14、作锐意改革、打破“单打独斗”运作、实现社会化运作方式、构建社会化工作体系的重大突破。由于我区进行“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尝试的时间较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一是活动中的行政命令的成分还很重，靠组织化动员筹集的资金比例还很大；二是社会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社会影响面还不宽；三是社会化的运作模式还处于雏形，社会化工作体系尚未真正形成；四是受助生的资助管理还不够完善、规范。总之，面对挑战和前进中的困难，我们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明确方向，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和改革的思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希望工程”社会化工作的向前发展。 对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考察关键字：村民选举村民自治国家与社会互动民主与民主

15、性所谓制度的民主性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在某种制度里面能够得到与能行使的民主权利的量与质的状况。如果从制度变迁与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制度，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性有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放到时空坐标来看，其民主成份就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形式到实质、从动员型向竞争型的转变过程(不妨这样设定：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量如多少和质如形式与实质)。中国乡村所实行的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性是国家、地方政府与村民三方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国内外对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有人誉之为“伟大的创举”、“农村改革的三项伟大成就之一”，而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当的低调甚至否定性的评价，说法极为不一。如果我

16、们将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民主意义放置于过程中进行认识，那么，有些方面人们就容易达成共识，其中有些争论恐怕就不一定存在了，有些疑虑是可以消除的，另一方面村民自治运作过程中所实际出现与存在的问题如自治中的“行政化”倾向，就容易得到理解。本文旨在考察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性生长与发展的过程，并对这个过程本身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作出解释。一、两个非预期的结果：民主性与经济功能我们今天讲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民主意义与村委会的经济职能的突出是这种制度的两个非预期的结果，它们并非制度设计者的本意，也非他们当初所能够料想得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是实施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过程中的副产品。安徽凤阳小岗

17、村农民以冒坐牢之风险，偷偷地将生产队的土地分配到农户，就是这个举动引发出一场极有深远意义的农村改革进而使整个中国踏上改革开放这条不回路。但是，小岗村农民当初分田到户后来被称之为“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之举措只不过是为了活命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不会想到他们的做法启动了中国改革，对于中国社会有着如此深远的意义与作用，被学者们誉为农村改革的三大伟大成就之一(另两个就是村民自治与乡镇企业)。如同安徽农民一样，1980年2月在广西宜山县三岔公社冷水等村所出现的中国第一批村民委员会组织，是一群农民自发行为的一种结果，那些老实安份的农民根本没有想到过他们的行为是一种后被人们誉之为“伟大创造”，开启了中国农村民主

18、化之路，也不可能抱着这样“崇高”的理想与伟大的目标成立村民委员会。事实上，当初农村土地分配到农户之后，原来的大队与生产小队这两级管理组织不少地方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如此一来村里的“公共事务”也就无人过问，无人管理。当初宜山一带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相当严重，出于社会秩序与自我管理的需要，冷水村等村民自发组织成立村委会并选举产生村干部。而作为制度的设计者与推动者，中央政府与高层领导人最初也不是出于推进农村民主化，为了在农村实行民主这样的目的设计出村民自治制度的。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闻之广西出现村委会之事，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并马上指示民政部派员前往调查。原因在于八十年代初，不少地方的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

19、态，尤其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农村公共组织与公共权力出现“真空”，这样国家就面临着设计与选择新的制度，以维系对广大农村的治理这样的情况。两年后的1982年12月，彭真的主持下将村民委员会写进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定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意义是后来逐渐地显现出来，并得以一步一步地巩固，但这并非是制度设计者与推动者的初衷。事实上，制度的非预期性之结果是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同样地，村委会功能中经济职责之突出也是一个非预期的结果，当然这也有一个过程。如果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的现代化，那么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说成功的。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就成为政府的主

20、要关注事项。事实上，经济为中心也成为了基层政府行为的最主要的取向。但是，国家、政府需要动员社会各种资源与力量来发展农村的经济，政府逐步地认识到让村委会带动村民搞好村里经济的重要性，并逐渐地认识到并强化了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作为村委会成员尤其是村主任，现在不断强化他(她)发展本村经济所承担的角色，而换届选举时候选人在竞选时通常都在发展经济方面大做文章，这足以表明经济功能对于村委会的重要性。它似乎压倒民主权利这一面，也就是说在现实的村民自治制度运行过程中，村民委员会的经济性之份量比民主性要显得重些。这当然同村民在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对村干部所寄与的期望有很大的关联。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村民所希望的是

21、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出来并可以监督的能够带领大家致富的村委会，而不要不讲民主不受监督与制约的富人政治，也不要无能的“老好人”政治。本文重点放在分析前一个非预期性的结果。二、村民选举和自治制度的历程与民主性的生长、发展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民自发创造的产物，而作为一种制度，村民自治是国家设计并推行的，它的确是“在总结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广大农村推行村民自治的主张，并通过全国人大制定了村委会组织法(试行)”，但是其设计的初衷并非出于“用法律来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样的目的。上面已提到的彭真对广西所出现的村民委员会发生的浓厚的兴趣并指示民政部派员前往调查，这件事当中或许包含着彭真本人想在农

22、村推行民主、给予中国农民一定的民主权利这样的一丝动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彭真与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者其初衷主要不是为了民主，更主要的是出于为了填补因人民公社废除以后所出现的乡村公共组织与权力的“真空”计，即国家政权组织要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重新设计对乡村的控制方式，也就是说建立新的控制乡村体系。这一点从当初对村民自治制度所展开激烈争论的焦点我们不难看出。最初的争议之焦点集中于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是自治制度实行后会不会削弱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二是乡镇政府如何治理农村，上级的行政性事务如何落实，即国家政策能否有效地加以贯彻；三是村民选举所产生出来的村委会能否控制得了村里的事务。至于农民日

23、常生活中的事务、民主化如村民控制村里的决策、公共事务的职责等没有什么涉及。总之争论的重点不是农民的民主权利如何实现的问题。我们可以推测当初这些精英们在争论时，大概不会想到中国民主化从乡村开始，因为在精英们的观念中，中国农民素质低而农村又落后，他们设计村民自治时不可能想到后来人们所看到以及后来事实上发展出来的民主的意义。这里我们不妨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在城市而在广大的农村先实行民主？按照有关理论分析，民主与经济发展、民主与政治文化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中国农村落后而农民素质又低，并且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民主似乎不应该在乡村里先进行，但是，中国民主之路恰恰开启于农村。事实上要回答这个问题

24、，其中一个因素我们应该明确的，那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称的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性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设计者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动机在于要解决村级组织瘫痪与公共权威缺失的问题，而不是民主权利。因此，可以这样回答上面所提出的问题：之所以首先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实行民主，回答是村民自治制度实施首先不是为了农民的民主权利，农村的民主是后来一步一步发展出来，而当农村民主被国内外高度称赞时，城市在这方面却依然进展缓慢。这就是问题本身之吊诡。从广西最早出现村委会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村委会的法律地位，再到1987年通过的还属于试行的村委会组织法，直到1998年11月才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试行”字样去掉，历

25、时多年，这在中国立法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一立法史本身表明了我们对于在农村实行民主的怀疑与它的艰难性，由此也可以看出推行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其最初的民主意义是不明显的或者说不清楚的，或不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当时高层领导人对于农村工作的关注重点在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方面。指出上面这些情况，并不会降低与妨碍我们对于这种制度设计其民主意义的评价。我们应该将设计时的初衷与客观上这种制度设计推动着中国乡村民主化的发展加以区分开来。从村民自治制度的有关法律、法规与文件等来看，有关条文中的“四个自我”说发展为“四个民主”说，颇能反映出村民自治制度中民主性发展之过程。从时空坐标来看，初期到现在村民自

26、治制度中的民主性的确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形式到实质、从动员型到竞争型的变化过程，也就是其民主性逐渐在提升。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村委会的法律地位这为以后其生长出民主提供了法律的根据与基础。1983年民政部代为中央起草中发(1983)3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这个文件要求各地建立村委会组织。1984年8月，民政部开始起草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到1986年1月，部长崔乃夫签发并以民政部党组的名义将该条例及有关说明上报到中央政法委。1986年9月26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已较为明确地以“四个自我”来定性村

27、民委员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要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大力开展创建文明村、评五好家庭等活动，发动广大村(居)民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民主管理，以进一步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服务的作用”。1987年3月16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讨论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并建议提请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大概就在这第20次会议上，彭真对于村民自治的民主意义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认为村民选举与自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这一讲话反映出高层对于村民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意义的觉察与推进的打算。1987年3月25日彭冲副委员长建议将条例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

28、987年11月24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获得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1989年，民政部组织召开了3次村民自治的理论讨论会。但是，对于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怀疑与争论、反对依然不绝。于是，中央组织部会同民政部等有关部门联合于1990年8月在山东省莱西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该会所形成的文件要求不要再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争论，而是应该去实施。这样民政部于同年的9月发出“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于是村民选举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到了1998年11月经过修订后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又进一步了，是村民自治制度民主性又一次提升在法律上的确认与表现：

29、“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样法律上就确定了“四个民主”说。从“四个自我”到“四个民主”，反映出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所走过的历程，透过时空坐标(从广西最早产生村委会算起至今有20年的历史了)，我们可以明了村民自治制度民主性的生长与逐渐发展之过程。下面以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中候选人的提名方式的变化来进一步说明，其民主性有一个生长与发展之过程。确定候选人的过程恐怕是选举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过程，选举中的民主与不民主、民主程度有多大同候选人的提名方式有很大的关系。1987年全国人大所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对于

30、候选人的提名方式没有作具体的规定，只是在第九条中作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显然这种规定表明当初民主是非常有限而不具体的，不过省一级的实施办法其民主性成份就多了一些。民政部曾经对全国各地的候选人的提名方式作过调查并归纳出四种主要类型：村民(选民)直接提名(这又分为选民个人独立提名、选民联合提名、村民小组提名与毛遂自荐等四种形式)、村民(选民)间接提名(这又分两种：村民代表会议提名与户派代表提名)、组织提名(这又分为村选举领导小组提名、村党支部提名、乡镇政提名等三种形式)和混合提名(这主要分为村民提名和党支部提名相结合、村民小组、村党支部和乡镇政府

31、三种提名方式并用、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党员和村干部召开联席会议提名候选人等几种形式)。民政部在1993年时认为村级候选人提名的方式，最合适的办法是，候选人自我推荐与村民推荐相结合。这种建议自然比试行的村委会组织法要前进一些，但是仍然有限，而吉林省梨树县农民的“海选”又将民政部的所谓“最合适的办法”甩到后面了。1998年所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肯定了吉林黎树县农民“海选”的做法：“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而各地的实际做法更进一步了，如有不少地方干脆实行“一票制”，即候选人的提名、正式候选人的确定与最后的投票一次进行，从而

32、一次性完成村委会的选举工作。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中提出，“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选举确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之一。没有选举谈不上民主，当然有选举并不必然意味着民主。亨廷顿在论及第三波民主浪潮时，将是否“公正、诚实、周期性”以及竞争性地通过全民选举而产生重要领导人视为一种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借助于亨廷顿的说法，村民自治制度的民主性如何可以看选举的“公正、诚实、周期性”与竞争性如何。从有关的法规文件和实际选举情况来分析，我们看到了村民自治制度中民主性在一步一步地增长。这一点不应该视而不见。

33、可惜的是，有些对村民自治持相当低调或者否定的态度的学者没有看到村民自治的民主性及这一民主性的生长过程，只看到这“草根民主”的限度，而对它进行否定。当然，民主不仅仅是选举。村民自治的内容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而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是村级的决策机构。农民自发地创立出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并逐渐地得以在法律上肯定，这是向实质性民主前进的一个重要表现，村民会议尤其是村民代表会议已成为农村民主政治中重要的制度安排，“标志着农民对民主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民主选举的简单内容，逐渐发展为包括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在内的全方位开放体系”，“使民主政治由空泛的理论变为实践的训练”。总

34、之，从“四个自我”发展到“四个民主”，表明中国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中民主性渐渐生成与提升之过程。三、村民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性：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结构，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村民自治制度及其民主意义就是国家与社会两者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被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就是中央、地方政府与农民三方博奕的结果。当然，国际因素也加入到这个建构过程之中。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是以社会消溶于国家之中为代价的。在农村，由于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作为国家的代理者的公社与生产大队控制着农民生存的几乎主要的资源，因而在国家面前农民显得十分脆弱与无助。但是，

35、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也是较为明显的，其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减弱；二是社会自主意识的提高。在农村由于人民公社这种制度的解体，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承包制后，使农民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产者，获得了自主经营权。另一方面，也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导致一个重要结果，那就是解除了广大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的自主意识在不断增强。这里我们再次指出，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彻底瓦解，造成农村基层不少政权组织处于严重的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大大地影响了国家政策在农村有效地加以执行，国家向农村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力也由此而大大地减弱，这样就

36、引发出一连串的社会危机，尤其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农村需要某种或某些新的公共权力与组织的出现以填补由人民公社解体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但是，国家又一时没有或无法找出一个新的治理方式加以满足；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自主意识的增强与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为他们自发地成立新的权力组织以满足其生产与生活中的迫切的需求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结构状态之下，广西农民首先自发成立村民委员会。全国第一批村民委员会在广西自治区的罗城一带出现了。广西这一做法引起很大的反响，全国其他地方陆续仿效，成立村委会，这种新的农村权力组织形式最终为国家所认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处于主动的一方，是农民

37、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开启出一条以村民自治制度为特色的农村民主化的发展道路。但是，社会这一层面的主动性与力量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国家力量的失去。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基层的民主实践产生了国家与社会互强的结果，在中国两者不是一个零和博弈(zerosumcompetition)的关系，中国农村民主实践支持了下面这样的论点：“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意味着削弱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并建立国家精英与市民社会集团间的周期性、常规性且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但却并不意味着同样弱化国家的基础结构性权力。”瑠国家之所以认可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合法性，以及敦促各地方政府加以推行，其目的在于构建新的动员与控制体系和方式，这就是说调

38、整国家与农民在政治上的关系，国家通过农民(社会)来监督乡村干部，同时将农民(农村社会)重新纳入新的动员与控制体系之中。村民委员会组织与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与民间力量互动的结果，是在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我们似乎可以推论说农村自治虽刚一开始是自发形成，但其后的推动实已涉及加强政治统治的思维”。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中，国家的力量依然最为强大，它仍然是影响村民自治的最重要力量。因此，有学者提出“依靠国家力量提升社会力量却可能是发展村民自治的现实选择”这样的说法。瑢至于对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建设有一定作用的国际方面的因素主要是美国的卡特中心与美国共和研究所的表现。国际方面的作用主要在三

39、个方面。一是提供经费与技术帮助，合作考察并介绍中国有关官员到国外考察。二是提出有关具体的建议。三是舆论的支持。美国共和研究所认为村民委员会选举是国家迈向更为民主的政体的重要的一步。相信，随着今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增多，国际的或国外的有关组织机构会继续并以更为多样的方式对中国农村的民主化发展发挥其作用。兹以“海选”之事来说明村民自治制度中民主性的发展是由中央、地方政府与农民三方博奕的结果。“海选”为吉林省梨树县农民所创。梨树县北老壕村是一个落后村，村民对村干部的意见很大。1986年进行村委会换届，乡政府一改以往的做法，“不定框子，不定调子，不提候选人”，由村民直接提名确定候选人。这种选举方式

40、当地群众称之为“海选”。该村的选举震动了全县，并引起吉林省民政厅的重视。到1992年吉林省民政厅总结了梨树“海选”中的“五分开、三不、三直接”的经验，梨树“海选”经验对于吉林全省的村民自治活动起到了示范作用。1993年，人民日报等十多家新闻单位联合采访，这样梨树“海选”之影响逐渐地扩展到全国其他地方。到1994年底与1995年初，梨树县336个村在第三次村委会换届时全都采用“海选”。自这以后，陆续不断地有中央各有关部门与国内外的学者、官员等前往考察、访问，政府也有意识地安排美国、英国、挪威等国的有关人士到福建等地实地观察村民选举。“海选”要比以往的选举方式更有民主的意义了，但是，这种方式之出现

41、也有一个过程。其背景是：尽管已经以村委会代替了生产大队，村干部也由村民选举产生了，但是，一方面村民在选举时选择候选人的自由度很少，另一方面乡镇与村中的不少干部依然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管理办法，往往以下指令性任务为其主要的工作方法，而选举产生出来的村干部依然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干部腐败问题也日见突出，损害了村民的利益。因此，不少村民提出要查村里的账，要管村里的事。一方面，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村民自治的实践后，农民的民主意识有了觉醒并在提高，于是他们对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利之要求呼声也在提高。他们不仅要求民主选举村干部，而且要求民主管理村务，要求建立村民代表制度，实行村务公开、财

42、务公开，加强民主管理与监督。瑣因此，针对农民自主与民主意识的提升即民间力量的发展，政府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平衡两者的关系，更何况可以利用农民(社会民间)的力量来制约与监督乡村干部的行为。这样，梨树“海选”模式就产生了。1998年11月以前，我们对浙江省丽水、台州等地所作的调查表明，相当多的乡镇领导反对搞村民选举与自治，更害怕“海选”。丽水地区的一位镇党委书记的话很有代表性：“中央与上面要求开展此项工作，所以没有办法不得不做。要不是有上面的压力，让我自由选择，那么，我会停止村民选举。(村民选举)劳命伤财，把整个工作搞得乱乱的。”这是中央借社会(农民)之力与乡镇干部进行博奕。有意思的是，情况有了

43、一些新的变化。1999年与20xx年在浙江省的余姚市、绍兴市等农村调查时，我们听到了乡镇干部“逼迫”村民进行“海选”之事。有些村干部与村民认为原先的选举方式人们都熟悉了，不必再另起炉灶。而乡镇领导之所以对“海选”有很大的兴趣，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通过“海选”出来的村干部，容易完成行政任务。一位乡镇领导不无感慨地说，农民的满意是我们开展工作最为有力的保证。瑤乡镇干部“逼迫”村民进行“海选”又是一种博奕，一种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博奕。总之，农民一步一步地体会出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意义，也一步步地得到与争取到民主权利，精英们也逐渐地发现其中所蕴含着的民主色彩，也发觉出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是中国人权不断地得到保

44、障与改善的最好说明，当然其意义已具有政治象征了。社会(农民)力量的不断加强，国家与地方政府不断地调整自己原有的行为，调整与农民的政治关系，加上民主自身内在发展的逻辑，这样，中国农民得到了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民主权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形式到实质、从动员到竞争，不断地提升其民主权利的数量与质量。尽管目前村民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权利还是有限的其质量还不高，“草根民主”本身下一步的发展面临着“发展限度”的问题，但是这种制度的意义与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四、简单的结语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如果我们将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民主意义放置于过程中进行认识，那么，就此制度有些方面可以容易达成共识，有些争论就不存在的，有

45、些疑虑是可以消除的，村民自治运作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就容易得到理解。现在就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作简单的回答。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问题本身的产生说明了农村民主化程度在一步一步的提高，而且我们相信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民主性的进一步提升，这种关系问题会渐渐地解决。而所谓行政化倾向或行政化现象就是乡镇政府利用各种方式促使村干部完成大量的政府任务，使得村干部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完成上面的行政性任务，而不能很好地履行其为村民服务之功能，以致于行政权压过自治权，即所谓的“代理人”角色强于“当家人”的角色，有些地方后者的功能消溶于前者之中。这问题实际上就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问题。“行政化现象”所表

46、明的是中国农村自治过程中的困境，这种困境因为国家政体与基层治理方式的变化不是十分的协调，民主化程度不够而不可避免。行政化倾向之问题意识的产生本身也说明了民主意识在提高。解决行政化问题之方向在于将行政纳入“民主”之轨道，以民主的方式履行“行政”，这也是政治民主化本身。放到过程中去理解，“行政化倾向”就容易理解了，这个问题也会在过程中得以较好地解决。 工作总结如下： 一、深入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大力加强队伍建设 按照局党委的统一部署，我队扎实开展了队伍建设年、千警大走访、纪律作风整顿、五整治两提升等主题教育活动，为保证教育活动顺利开展，我队成立了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由大队长万文华任组长，负责全队各种教

47、育整顿工作。 通过开展各项教育整顿活动，使全队民警普遍受到了深刻教育，纪律作风有了较为明显改观；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整顿，进一步夯实了全队民警“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增强了管理社会、服务群众的能力，具备了较强的实战技能，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二、积极开展禁毒法宣传，确保禁毒法宣传取得实效 6月26日 上午9时，禁毒大队在县禁毒委员会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把禁毒集中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分别在桐丘北路、 人民会堂广场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现场设立禁毒法咨询台、摆放禁毒宣传展板、宣讲典型案例、发放宣传材料、现场解答咨询、毒品实物展示、和悬挂过街横幅等措施，向群众生动形象地介绍了毒

48、品的危害和种类，特别是合成毒品的危害，展示了扶沟县公安局今年以来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取得的战果。活动期间，禁毒民警组织过往群众开展“拒绝毒品，从我做起”的千人签名活动将整个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 三、强化禁种铲毒和集中收戒专项行动 四、强化易制毒特殊化学物品和娱乐业管理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易制毒特殊化学物品的管理，防止易制毒特殊化学物品流入非法渠道。我们按照“保护合法，禁止非法，打击犯罪”的原则，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以许可证制度为中心，严格各项管理制度为重点，每年年检二次为基准，定期不定期召开管理工作会，签订责任书，建立责任追究制，并派专人深入有关单位宣讲易制毒化学品条例。为有效遏制吸贩毒违法犯罪活动在公共娱乐场所的发展蔓延，积极开展涉毒公共娱乐场所专项整治行动，特别是6月上旬，重点对城区内的公共娱乐场所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清查，对发现有涉毒问题的公共娱乐场所严肃处理，责令其停业整顿，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时举办场所经营业主及从业人员禁毒知识培训班，提高其自觉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期间共清理清查公共娱乐场所24家，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22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3 /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