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银行监管的七大政策及其有效性.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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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监管的七大政策及其有效性张俊喜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o. C2003018 2003年7月21日摘要 本文全面研究和评估世界各国在银行监管领域的七大政策，实证分析各项政策的有效性。这七大政策可分为管制、监督和参与三类，涉及活动范围、外资准入、股权限制、资本要求和具体监督措施等方面。对全球107个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银行活动的严格管制、银行准入的苛刻限制、资本充足的依章履行、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官方监督的有力执行和政府控股银行等监管政策，全与银行业的效率和稳定无关，但却与腐败现象成正比。其中最出人意料的结论是，官方监督的弊远远大于利。研究还指出，对银行活动管

2、制较少、对外资银行准入限制较松、对存款保险制度设计合理、鼓励和授权民间监督等政策，不但可加快银行业的发展步伐和提高效率，而且还可降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从而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最后，本文还对我国当前在银行监管领域中存在的六种误解逐一剖析，呼吁在指导思想和政策方针方面做战略性的转移。关键词 银行监管；监管有效性；官方监督；民间监督；援助之手论；掠夺之手论。银行监管的七大政策及其有效性张俊喜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 本文全面研究和评估世界各国在银行监管领域的七大政策，实证分析各项政策的有效性。这七大政策可分为管制、监督和参与三类，涉及活动范围、外资准入、股

3、权限制、资本要求和具体监督措施等方面。对全球107个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银行活动的严格管制、银行准入的苛刻限制、资本充足的依章履行、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官方监督的有力执行和政府控股银行等监管政策，全与银行业的效率和稳定无关，但却与腐败现象成正比。其中最出人意料的结论是，官方监督的弊远远大于利。研究还指出，对银行活动管制较少、对外资银行准入限制较松、对存款保险制度设计合理、鼓励和授权民间监督等政策，不但可加快银行业的发展步伐和提高效率，而且还可降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从而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最后，本文还对我国当前在银行监管领域中存在的六种误解逐一剖析，呼吁在指导思想和政策方针方面做战略

4、性的转移。 关键词 银行监管；监管有效性；官方监督；民间监督；援助之手论；掠夺之手论。 一、前言众所周知，有效和稳健的银行体系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它可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将资金转移到最具潜力的项目中，从而产生可观的外溢效应，带动整体经济快速增长。反观之，一旦银行系统出现严重的问题，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尽管银行危机是疏发事件，但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体系还是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爆发了形形色色的银行危机，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其中，1997年横扫亚洲诸国的金融风暴，以货币大幅贬值为导火线，在银行体系中引爆，将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5、，其影响持续久远。 这一桩桩接踵而来的银行危机引起了全球监管界的高度重视，一些国际机构，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相继提出了许多被誉为最佳实践的政策建议，呼吁各国监管机构尽量采纳和实施。为了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各国监管当局也主动出击，纷纷推出了一系列加强监管的措施。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观点，只要银行监管当局严格遵循诸如此类的最佳政策的建议，银行危机便不可能再次造访，经济发展也就免受其害了。 但是，我们无证据显示这些所谓的最佳政策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也无法断定它们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也许最佳政策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可能在一个国家很有效但在其它国家就无效，因此，

6、寻找最佳政策的意义并不大，反而有必要对目前在大多数国家实施的监管政策进行总结研究，找出行之有效的共同政策。换言之，较有意义的两大问题是，到底有哪些可行的银行监管政策？哪些政策较为有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世界各国银行监管的现状，汇总各国投放的监管资源和实施的分类政策，然后再实证分析这些政策的有效性。 从1998底至2000年初，世界银行的一个专家研究小组设计了一套详尽的调查问卷，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各国银行监管的状况。调查问卷共有175个问题，涉及银行监管的12个方面，包括活动范围、外资准入、股权限制、资本要求和具体监督措施等，最后搜集和整理出一个庞大的银行监管数据库。此数据库收

7、集了107个国家银行监管的第一手资料，是目前此类研究中最全面的数据库，为深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1之后，这个专家小组发表了他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展示了实践中所用的各种有效监管政策，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极其重要的政策含义。2本文旨在全面介绍银行监管学术研究的最新发展，探讨各项监管政策的有效性，为我国银行监管的政策制订提供实证参考依据。余下部分的结构是，第二部分对全球的银行监管近况做一概述。第三部份总结国际社会常见的七大银行监管政策。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阐述七大政策的理论依据和实证结论。最后的第六部分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目前在银行监管方面存在的六种误解，并在战略和战术上提出一些建设性

8、建议。二、银行监管的国际近况本节简单介绍银行监管的国际近况。在概述各国银行监管的组织架构和投放的监管资源之前，我们先比较一下各国在银行业的规模和结构方面存在的差异。1、银行业的规模一般而言，度量银行业的规模有两个指标：一是银行资产占GDP的比例，二是每十万人所拥有的银行数目。前者反映了资本的深化程度，而后者则反映了银行业的覆盖范围，两者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银行业的效率。3表一摘录了部分国家的银行业规模指标数据。从表中可以清楚看出，世界各国银行业的规模相差非常悬殊。以银行资产/GDP率计，最高的五个国家的比率都在300以上，其中瑞士更高达539；而最低的五个国家的比率则在20以下，其中委

9、内瑞拉和塔吉克只有区区单位数字。若以人均银行数目作为衡量各国银行业规模的指标的话，其差异也相当之大，银行资产/GDP率低的五个国家的银行数目就明显低于比率高的五个国家。从效率的角度来看，两大阵营也相距甚远，譬如俄罗斯人均银行的数目还略高于英国的水平，但其银行资产/GDP的比率却只有英国的6。4纵观世界各国银行业的发展状况，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效率较高。众所周知，在讨论世界各国银行规模和监管方式的差异时，经常提及的两个国家包括德国和美国。德国银行资产占GDP的比例为313，而美国只有66；人均银行数目方面两国非常接近，都比其它发达国家为高。正是由于前者比率差距显著这

10、一原因，德国才被封为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美国则为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2、银行业的结构经济学家认为，银行业的集中度和股权结构两大指标可以反映银行业的结构。首先，银行业的集中度一般包括如下三个变量：（1）五间最大银行所占的存款比例；（2）国有银行所占的资产比例；（3）外资银行所占的资产比例。在许多非洲国家，银行业的集中度出奇的高，几乎接近100，说明银行寡头垄断现象在非洲相当严重；但在欧共体，这一比例却很低，低于任何其它地区，表明银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成份。表二列出了集中度最低的五个国家的资料。如表二所示，德国的集中度只有12，是107个国家或地区中最低的一个；台湾地区的比例也较低，五大

11、银行的存款市场份额也只有15左右；美国也不高，大约21。尽管如此，许多实证研究还是发现，银行业的集中度与各国的收入水平关系不大。其次，在银行股权结构方面，我们发现有两大特点。第一，政府控股银行在全世界范围内相当普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拉波塔等人（La Porta et al., 2001）对92个国家的政府控股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国有银行占总资产的比例近年来虽然不断下降，但还是相当的高。在1970年世界的平均值为58.9，到了1995年这一比例下降至41.6，即使不计一些东欧或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也还达38.5。另外，在本文采用的107个样本数据中，可以看出国有银行资产比例与收入水平密不可分：

12、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呈现出节节下降的趋势。表三给出了国有银行占有率最高的五个国家的资料。南亚国家的国有银行资产比例在全球平均最高，如印度和孟加拉就分别高达80和70。相反，在许多发达国家，国有银行的资产比例都很低（如日本只有1），有的几乎为零（如美国和英国）。德国是个特例，她的国有银行资产比例为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达到42，显示出德国政府参与银行业的程度远远深于其它发达国家。 第二，在世界各国，外资银行的占有率差异很大，反映出各国对外资的态度、政策和依赖程度很不同。印度的外资银行占有率基本是0，而新西兰的占有率就高达99；当然占有率特高的还有一些几乎全为外资银行的离岸中心。一般来说，在发达国

13、家外资的占有率普遍比较低，如欧共体比例为各地区中最低的，其中德国和美国的比例分别为4和5，日本也只有6，但从总体而言此比例与国家的收入水平无关。3、银行监管的组织架构世界各国银行业规模和结构上的巨大差异，造就了监管的组织架构、资源和政策的显著不同。在107个国家或地区中，89个（占83）只有一个监管机构，其中三分之二是央行直接监管，剩余的18个有两个或以上的监管机构。至于行政架构方面，监管机构隶属财政部管辖的居多，但其它的则五花八门。负责部门包括如下数类，有政府（如瑞典、韩国和新加坡），有国会（如奥地利、芬兰、法国和印尼），有总统（如白俄罗斯和洪都拉斯），有国家主席（如所罗门群岛），有行政院长

14、（如台湾），有央行行长（如越南、加纳和摩洛哥），有存户（如葡萄牙），还有社会大众（如波兰和菲律宾），甚至有的根本无需向任何人负责（如荷兰和秘鲁）。4、监管资源银行业的监管资源是指每家银行所拥有的职业监管者人数。5在表四中，台湾是全球单位银行监管者之冠，每家银行平均有18个监管人员，显著高于第二位洪都拉斯的12人。而在发达国家中，这一数字明显为低，如美、英和德分别为0.1、0.7和1人。平均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单位银行监管者人数是发达国家的三倍左右。在地区中，南亚国家最高，而欧共体国家却为最低。三、银行监管的七大政策银行监管政策大体可分为三大类 管制类、监督类和参与类，涉及活动范围、外资准入、股权

15、限制、资本要求和具体监督措施等七项具体政策。1、管制类（1）银行业务范围和银商联系的限制银行业务范围的限制，是指对商业银行从事传统的存贷业务以外的限制，即对其参与证券、保险和房地产等非传统业务各方面的限制。具体而言，证券业务方面的限制，是指对银行从事证券承销、经纪业务、直接股票买卖及基金相关业务的限制；保险业务方面的限制，是指对银行从事与保险有关的承销业务的限制；房地产业务方面的限制，是指对银行从事房地产投资、开发和管理业务的限制。管制的方式一般有四种：完全禁止、部分限制、承认许可和全无限制。部分限制是指只有部分非传统业务可在银行或附属子公司经营；承认许可是指虽然银行可从事全部非传统银行业务，

16、但只能在附属子公司进行。银商联系的限制，是指对非金融公司控股银行和银行控股非金融公司的限制。同样，管制的方式一般有四种：完全禁止、部分限制、承认许可和全无限制。对非金融公司控股银行，部分限制是指持股比例有一最高上限，而承认许可是指持股比例虽无上限但需事先申请批准。对银行控股非金融公司，部分限制是指银行只可持有部分股份，而承认许可是指银行可全资持股但不能超过其自有资金。世界各国对上述两种限制态度迥然，做法不一。在银行业务范围方面，大部分国家较容易接受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但对房地产业务却严格限制。譬如，在107个国家中，只有7完全禁止证券业务，但却有37完全禁止房地产业务，显示出许多政府 无论是

17、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均对银行参与房地产投资、开发和管理存有戒心。限制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大部分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反映银商联系的交叉持股方面，各国政府持较开明的态度，只有极少数严格限制这一联系。有趣的是，许多国家似乎更倾向于让非金融公司无条件控股银行（占36），明显高于让银行无条件控股非金融公司的比例（占13），其中低收入国家对非金融公司控股银行的限制竟最为宽松。（2）银行准入的限制准入限制既适用于外资银行，也适用于新申请银行。对外资银行来说，它从事的业务范围、资产规模、地域、设立分行或支行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对新申请银行来说，限制包括申请银行执照所需的法律文件：经营细则、组织架构、

18、首三年的财务展望、新银行的资金来源、新银行独特的经营方式、主要股东的财务信息、未来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的背景与经历等。在具体操作中，除极少数国家禁止外资银行外，绝大部分国家均欢迎外资的加入，认为外资银行的加入不仅为本国存户和企业提供了可选择的机会、增加了银行业的竞争程度，而且最主要的贡献是带来了科学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模式。数据表明，限制外资银行准入基本上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它们还对外资银行持股内资银行设立了诸多限制。另外，各国对新申请银行提交的法律文件的要求都比较严格，尤其表现在未来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的背景与经历、经营细则、组织架构、首三年的财务展望、主要股东的财务信息等方面，但对新银行有无提

19、交独特的经营方式的计划则不太关心。总体而言，数据显示银行申请的拒绝率在低收入国家中最高。（3）资本充足的管制此项管制一般涉及三大方面。首先，对银行总资本的要求。常见的管制包括：自有资本占总资产比例的最低要求需与巴塞尔协议一致，最低比例需随市场风险改变，贷款坏帐、证券和外汇投资的帐面亏损值需从发布的会计资本中扣除。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管制有些是基于会计帐面概念，有些则是基于市场价值概念。 其次，对原始资本的要求。在有的国家，除现金或政府债券外，所有注入银行的资本不可包括其它类型的资产（如房产抵押），有的明文规定不可用外借资金作原始资本，还有的要求受监管的资金来源需经监管机构核实。第三，对单一股东投

20、入的最高资本比例的要求。单一股东投入的最高资本比例愈高，表示管制愈严格。一般而言，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里略高于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我们一致发现世界各国在银行监管方面的实践大相径庭，但各国对资本充足的管制则比较趋同。在被访问的107个国家中，93个明确表示严格遵守巴塞尔协议建议的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其中有的国家甚至高于8（最高的为14），只有6个国家低于8。除此之外，在实际执行时，96的国家超过了其建议的最低要求，说明许多国家对资本充足的高度重视。但是，如此近乎一致的比率不禁使人怀疑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其主要问题在于总资本的定义上，即对不良贷款（并无完全变成坏帐）的处理上。事实确是如此，在提交

21、的104个国家中，57个将不良贷款从银行资本中扣除，而其余47个则不扣除。总而言之，尽管资本充足的限制差异不大，但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要求还是相对严格一些。（4）存款保险的设立为了确保其它监管措施能有的放矢，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但在投保范围和执行程序上大相径庭。在投保范围方面，有的国家严格要求存款需共同担保，有的勒令外汇存款必须受保，还有的要求银行间存款也需要购买保险。由于投报项目和保费的不同，存款保险金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就相差很大。在执行程序方面，有的国家给予存款保险机构颇大的自主权，如授予介入权、处分权和采取法律行动权等，有的甚至要求在出现银行破产时对非担保部分做出适当赔偿和硬性规

22、定赔偿时间。这些执行程序上的差异，结果导致了各国存款保险机构在资金类型、资金来源、管理方式和会员规模等方面的不同。 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目前在世界上并不普遍，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没有设立此项制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截止2000年底，在大约200个国家或地区中，有70个国家并无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存在。在本文引用的107个国家中，有50个国家没有任何形式的存款保险保障。从理论上而言，在无保险制度的国家里，存户将担负起监督银行资金用途的责任，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另外，在有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政府似乎并不愿意授予存款保险机构足够的权力，同时有些国家也没有履行责任依法赔偿因银行倒闭而受损的小存户。2、监督类

23、（5）官方监督政策多国政府都认为，官方监督至关重要，无任何组织可轻易替代，因此加强官方监督是银行监管中最重要的一环。那么，官方监督究竟涉及哪些方面？大体来讲，应涉及如下三大方面。首先，强有力的官方监管政策赋予监管人员一些基本权力，允许他们采取具体措施去防范和矫正问题。这些包括： a、 监管人员无需通过银行同意，可直接约见外部审计师查询报告；b、 审计师有义务向监管人员汇报银行经理或董事会成员的不当行为；c、 监管人员可对外部审计师的疏忽行为采取法律行动；d、 监管人员可强迫银行改变其内部架构；e、 存款保险代理人可有权对银行经理或董事会成员采取法律行动；f、 要求银行向监管人员展示其表外活动；

24、g、 若银行不执行停业命令时，董事会成员和管理人员将自动负有民事和刑事责任；h、 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注资，以填补实际或潜在的损失；i、 监管机构可有权阻止银行派息、发放奖金和给予管理人员额外酬劳的决定；j、 监管机构可不理股东的意见，宣布问题银行资不低债；k、 监管机构可中止问题银行部分或全部股东的股份；l、 在银行重组时，监管机构有绝对的发言权，并可撤换管理人员或董事会成员。若将上述监管权力再细分的话，还可以分为果断采取行动权（prompt corrective action）、勒令重组权（restructuring power）和宣布资不低债权（declaring insolvency po

25、wer）三类。数据显示，世界各国赋予官方监管人员的基本权力相差不大，只有一个例外，即发展中国家授予监管人员更大的即时采取行动的权力。 其次，监管机构可灵活行使权力。譬如，在银行重组时，可酌情豁免部分条例；当偿付能力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将自动采取措施，介入问题银行。除此之外，它们还要求银行必须申报违反稳健管制的项目，不依者则遭受处罚。调查发现大部分国家的监管机构在行使介入权时，受到一定的限制。最后，官方监管严厉的国家还对贷款分类和拨备标准有明文规定，如欠款需多时归为呆坏帐、银行拨备的最低百分比等。有的更发放风险分散指引，包括对资产风险具体的、可验证的定量化指引，不允许银行向外国投资者贷款，及设立最

26、低流动资产率等。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对贷款分类的要求相对宽松，但却对拨备标准要求严格，这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在监管方面有后知后觉、后发制人的倾向。（6）民间监督政策银行行为除受到官方监督政策的影响外，也受到民间市场力量的制约，因此大部分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鼓励民间监督行为。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鼓励银行：（1）公布表外活动和风险管理程序；（2）公布不良贷款的数额、累积利息、未付利息及附属非金融公司的财务数据；（3）将附属性次级债务作为监管资本的一部分；（4）聘请注册审计师核准财务报表；（5）定期聘用国际评级机构来取得评级。另外，大多数国家还给予媒体宽松的政策支持，保障媒体的自由权力，充分发挥它们的监督

27、作用。在上述民间监督的实践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其重视不够，只片面强调和实施官方监督政策，忽略了民间监督政策的不可替代性和有效性。如下文实证研究所示，民间监督是一种最有效的监管方式，远非官方监督所能及，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大部分发达国家已认识到了这点，纷纷培育和扶持民间监督市场，在这方面做的最多的当属澳大利亚。3、参与类（7）政府控股银行政府参与银行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控股银行。若政府在一家银行中的持股量达到50或以上的话，那么这家银行便被称为国有银行。如前所述，各国的国有银行资产比例差异非常大，它与收入水平成反比，说明越是低收入的国家，国有银行的资产比例就越高，表示政府参与的程度就越深广。在10

28、7个国家中，有30个国家的国有银行资产率为零，而在大部分南亚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一比例则在70至80左右。四、银行监管政策的理论依据本节详细阐述七大监管政策的理论依据。但由于涉及许多理论模型，且它们并非基于同一理论框架，在此就不一一介绍，只列举出这些理论的主要论据。1、管制类（1）银行业务范围和银商联系的限制在理论上，共有五大理由支持这种限制。第一，若允许银行从事如此广泛的业务，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譬如，银行可通过发行新股或不断配股的方式割肉补疮，将其呆坏帐转嫁给毫不知情的无辜小投资者。第二，战线过长的业务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会鼓励银行的冒险行为，从而扩大了银行本身的风险。第三，庞大的业务范围

29、将会使得银行变成巨无霸，但其各类业务错综复杂、互不相干，这样监管起来就非常困难。第四，不断膨胀的银行机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可能变得举足轻重，如此的庞然大物很难用条例来规范其行为。最后，超级金融财团的出现有碍竞争和金融业的效率。但理论上也有不少反对这种限制的理由。第一，对经营业务的诸多限制不利于银行发挥其本身的优势，如在收集和处理信息、管理风险种类不同的客户、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监督合约的实施以及树立信誉等方面，最终无法达致规模效应和规模范酬。第二，较少的限制可提升银行的特许价值，从而促使银行规范行事。第三，比较广泛的业务范围可适当分散风险，稳定银行的收入来源。最后，过多限制会增加政府的

30、影响力和渗透力，用一些行政手段（如因机构而异的豁免某些条例的执行）来代替法治，最终一定会拖累银行的业绩表现和稳定。（2）银行准入的限制在银行准入方面，政府可利用其独特的地位，发挥正面作用，严格甄别和审查准入资格，以免不符合标准的银行鱼目混珠，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支持者认为，保障银行具有一定的垄断权力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银行方有动力去承担由克服信息壁垒而带来的必要成本，以利于信贷流向效益较高的行业和企业，将资源有效配置。此外，具有一定垄断成份的银行其特许价值较高，在某种程度上可约束和规范它的风险行为，避免因金融恶性竞争而带来的不稳定性。从监管者的角度来看，银行准入的限制有利于合理和有效地分配

31、金融资源，以免出现监管的真空现象。 尽管准入限制有一些正面效应，但其负面效应仍不可低估。众所周知，政客和监管者常常会利用手中的准入大权来报答朋友，回馈支持者，有的甚至收取贿赂。对一个本身透明度就比较低、竞争有限的行业来说，政治上过多的干预一定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表现，最终影响整个银行业的稳定，得不偿失。 （3）资本充足的管制传统的银行监管理论特别强调资本管制措施的正面效应。这些理论普遍认为，将一定比例的资本或净值作预备资金可缓冲因经营不善或负面冲击所带来的损失，甚至可以避免倒闭或破产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它还有助于降低银行股东不必要的风险行为。在有存款保险（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的情况下，适当的

32、资本管制可使得银行股东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趋同，以追求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统一目标。 不过，现代理论则反其道而行之，质疑传统理论中有关资本管制可降低风险行为的论点，认为即使再精明的监管者也无法设计出理想的合理资本管制水平，难免扭曲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有人甚至构建了模型，指出资本管制反而会增加风险行为，理由是受管制的资本削弱了银行的获利能力，这样银行为了实现既定的利润目标、挽回部分损失，定会采用一些风险过高的项目。在一定的条件下，以风险为基准的资本管制方法势必改变银行长期沿用的贷款审批制度，导致信贷配给，这将对整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另外，无法通过银行筹集到所需资金的企业便把目光转向证券市场，这将削弱银行

33、的融资地位。 综上所述，传统理论和现代理论针对充足资本管制的效应问题各抒己见、南辕北辙，迄今为止理论上的争议还未能形成共识。 （4）存款保险的设立 存款保险的正面效应不言而喻，它设立的基本宗旨是保护小存户，使其免受银行因资不抵债而倒闭所带来的损失。众所周知，存款保险制度的引进是为了解决银行监督中固有的搭便车问题，因为虽然贵为资金的供给者，小存户鲜有动力去监督资金的用途。这样个人或私营部门的监督缺口就由官方监督来补充，此乃设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最大好处。 但监督替代的正面效应也伴随着一定的成本，最大的成本就是它有可能恶化道德风险问题，即鼓励银行冒过高的风险。同时，存款保险的存在也降低了小存户监督银行

34、的积极性，加重了搭便车问题。时至今日，还有相当一批经济学家高度重视道德风险的严重性，认为存款保险所引起的问题也许比它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多。不过，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道德风险问题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存款保险制度设计合理，包括承保范围、保额上限、收费方式、共保帐户、会员限制、管理机制等，官方监管还是有可能有效控制道德风险问题。2、监督类（5）官方监督政策支持加强官方监督的学者提出了三大理由。第一，银行监督通常比较困难，若要达致有效监督就必须付出很高的成本，因此一般的存户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去监督银行的运作，结果造成近乎零监督的局面。此举显然不利于银行业的绩效表现和系统稳定，官方监督便可以弥补这种不足。第

35、二，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很难避开挤兑的侵袭，而官方监督则可大大降低挤兑发生的可能性。第三，因为存款保险制度会导致道德风险和搭便车问题的恶化，所以一定有依靠官方监督来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当然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官方监管颇有微词，认为上述三大正面的理论效应在实际中常常无法实现，大权在握的监管者多半对克服市场失灵无太大兴趣，甚至会不理不睬，多数人逃脱不了世俗的圈套，热衷于追逐狭隘的仕途和个人利益。政府官员还有可能利用手中的监管大权，偏袒支持他们的金融机构，以摄取竞选经费，严重者甚至收受贿赂。因此，若这种观点成立的话，我们便不难断言下列实证关系，即官方监管的权力与腐败程度成正比，但与银行业绩的提高

36、或系统的稳定无关。（6）民间监督政策许多经济学家数年来一直倡导民间监督，其出发点是官方监督在制度和具体操作上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出现利益冲突时，银行一定会向政府施压，政府反过来又影响监管人员，这是官方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其次，在许多国家，官方监管人员的待遇较低，致使他们难以抵挡私营银行的诱惑，有能力的便纷纷转投银行界，这样监管人员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就大打折扣。最后，与民间债权人不同，官方监管者因无实体投资，故他们对银行的监管并没有象前者那样热心。但是，经济学家对过份依赖民间监督的政策有所保留，尤其是对金融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因为在这些国家，资本市场尚不发达、会计标准不一

37、致、规章制度不协调、法律体系不健全，民间监督不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实际成效，反而有可能牺牲小存户的利益。由此可见，健全的制度乃是鼓励实施民间监督措施的前提。3、参与类（7）政府控股银行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推崇公平至上的左翼发展经济学派再次崛起，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市场失灵现象深恶痛绝，纷纷向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献计献策，极力倡导政府救世的政策，指出政府必须拥有商业银行这一经济金融发展的命脉。他们认为政府拥有银行可有效调配资金，将其用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使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受益。主要原因是，政府能准确地掌握宏观信息，并有足够的激励来确保将那些对社会有益的项目投资在所需的部门和行业，同时产生

38、正面溢出效应，这样便可矫正私有资本市场的种种失灵行为。但大部分经济学家并没有如此乐观，对政府是否有足够激励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深表怀疑。他们反而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拥有银行却更容易将资源配置的经济决策政治化，软化企业的约束预算，将有限的资源错配在政治上有吸引力、但在经济上并非有效率的项目。4、小结在政府监管领域，理论上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政府监管的正面效应，被称为援助之手论（helping-hand view）。6其出发点是，由于经济中固有的垄断支配力、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上充满了各种失灵现象。单靠市场本身来矫正失灵已无济于事，一般民众既无信息和动力又无能力去监督大企业

39、，因此只有依靠政府才能抵消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的负面影响，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应用在银行监管方面，援助之手论认为，加强官方监管、限制银行活动、管制银行准入和设立存款保险制度乃有效的监管政策。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政府监管的负面效应，被称为掠夺之手论（grabbing-hand view）。其主要观点是，在政府眼里，政治利益永远高于经济利益，因此靠政府监管不但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反而还会制造新的问题，导致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的管制失灵（regulation failures）或政治失灵（political failures）。应用在银行监管方面，掠夺之手论认为，若官方监管人员权力过大

40、、银行活动限制过多、银行准入过严，不仅不能增加银行业的稳定性和提高效率，反而还会滋生严重的贿赂等腐败现象。如何平衡市场失灵和监管失灵呢？换言之，如何降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社会成本和杜绝贿赂的发生？经济学家提出以下两种解决机制。一是提高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监管人员有一定的独立度且有适当的动力的话，他们将不容易受政府的摆布而把资金转向利益集团，同时银行也无需想方设法去贿赂监管者。银行监管机构可以有官方背景，但必须有足够的独立性（如美国的联储局）。这显然是一种折衷方案，它既保证了监管机构有足够的资源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障碍，又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度来避免贿赂的发生。第二种机制

41、采取全然不同的方法来克服信息和执行两种成本，提出银行监管的有效策略应为：（1）赋予民间足够大的监管权力，提升其监督能力和动力；（2）限定官方监管人员的权力。7其目的是鼓励和倡导放权于民、以民代官的监管模式。五、银行监管政策的实证结论理论的上不确定性说明多种效应同时工作，故需要靠实证检验来确定最终的净效应。下面我们依次讨论每项政策的实证结论，其有效性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是银行业的发展和效率，二是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1、管制类（1）银行业务范围和银商联系的限制尽管理论上的争议至今尚无定论，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却出奇地一致。大多数早期的实证研究都发现，允许银行从事较广范围的业务具有正面效应，因为提供

42、各种金融服务所得的利润之间的关联度不高，所以业务范围越广，由分散风险而取得的收益就越大。这次世界银行收集的监管数据涉及的国家和政策之多均属首次，为进一步全面探讨银行活动管制的影响提供了基础，由此得出的实证结论应更有代表性和说服力。最新的实证研究清晰地指出，政府对银行活动的限制程度与银行业的发展及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如前所述，银行活动的限制是指对银行从事证券、保险和房地产业务及银行控股非金融公司方面的管制。负相关关系表明，此类限制愈严，银行业的发展就愈缓慢，其效率也愈低。在各种活动管制中，以限制银行从事证券业务的负面影响最大。同时，实证还发现，银行活动的限制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呈正相关关系。在一个

43、有一定规模的证券市场的国家里，如果政府限制银行从事证券业务的话，那么引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就较大。另外，银行危机的概率也与银行控股非金融公司的限制程度正相关，即限制愈严，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愈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活动限制和银行危机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可能由其它因素所致，故有必要深入分析。首先，活动限制常常与官方监督相互配合实施，官方监督较强的国家其活动限制可能就少，反之官方监督较弱的国家就可能用较严的活动限制作补充。结果发现正相关关系与官方监督无关，尤其是在有活跃证券市场的国家里，由此可见银行从分散的非传统业务中得来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业的稳定性。其次，活动限制也可能与存款保险制度有关，一

44、个设计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可避免银行的高风险扭曲行为，因此对银行活动的限制就较少，反之亦然。结果发现考虑了存款保险之后，正相关关系依然存在，这充分显示了结论的普遍性。汇总实证研究的结论，我们发现允许银行从事范围宽广的业务伴随着相当可观的多元化效应，而人为地设置种种限制则适得其反，不仅不利于银行业的效率和稳定，而且还使得监管人员的腐败现象大幅增加。还有，也无证据支持援助之手论所预期的结论，即银行活动的限制可防止金融大财团的出现，从而降低银行业或实业部门的集中程度和增加其竞争成份。除此之外，银行活动的限制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这些结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为银行活动管制的两种对立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基

45、本上否定了援助之手论，支持了掠夺之手论。（2）银行准入的限制早期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全采用美国的数据，发现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对提高效率至关重要，而且若某个州对设立分行限制越少的话，其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显示竞争的银行业可使整个宏观经济获益。在仅有的几个采用跨国数据的研究中，结果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尤其是外资银行时时刻刻可进入所带来的这种威胁）有利于内资银行的业绩表现，而过于集中的银行业（包括内资和外资银行）则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增长，即银行业的集中度愈高，经济增长率就愈低。上述结论在新的数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四条：（1）银行准入的限制与效率负相关；（2）在世界范围内

46、，虽然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会影响个体银行的业绩，但其效应相对微弱（这可能与外资银行的占有率普遍不高有关）；（3）外资银行的占有率与银行危机无关，但对外资银行准入和占有率的限制却与银行危机正相关；（4）即使在短期，外资银行的存在也有利于减低宏观经济的波动性。这四条结论也甚具普遍性，在金融监管较弱的国家里同样适用。外资银行在本国经济中发挥的正面经济作用不容低估。在长期，外资银行的存在提高了银行业的竞争成份，提升了经营效率，降低了营运成本，加快了银行业的发展，增加了银行业的稳定性。在短期，尽管外资银行有可能引进或扩散国外的一些负面冲击，但由于其合理的治理结构、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分散的经营范围，反而可化解国

47、内外冲击的影响，起到缓冲和稳定的作用。无独有偶，在众多影响银行业稳定性的因素中，唯一一个既有长期又有短期正面效应的因素便是外资银行参与了。此实证结论具有鲜明的政策意义，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轻视、怀疑、惧怕、甚至敌视外资银行的做法启示良多。（3）资本充足的管制如前所言，传统理论认为资本充足的管制既有必要又有实效，但现代理论则认为正面效应未必可以尽现。那么，实证结论究竟是什么呢？颇出人意料的是，实证发现，资本充足的管制基本上与银行业的发展和效率无关，而且也与银行危机的发生无关。另外，即使在一些官方监管薄弱和存款保险制度慷慨的国家里，也无证据显示资本充足管制的正面效应。勿庸置疑，实证结论并非否定资本充足管制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传统智慧所期望的显著正面效应并不存在。资本充足管制无益于银行业的发展、效率和稳定这一结论，显然与传统智慧和一些国际组织大力提倡的建议背道而驰，这说明经济学家长期忧虑的道德风险问题并非随意臆造，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因素应为合理的银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