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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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章 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一、早期维新思想及其与洋务思想的分离,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大体指甲午战争前后的维新思想,它的发展可以1884年中法战争为断,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它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思想,是洋务思想中比较激进的一派;后期它成为洋务思想的对立面逐渐分离出来,表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成为康、梁等资产阶级变法改良思想的先驱。,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1861年刊行校邠庐抗议。王韬:1828-1897,原名畹,又名利宾,号兰卿,江苏长洲人。后因上书太平天国事被清政府通缉,在英人的保护下逃到香港,改名为韬,字紫铨,号
2、仲瞍,晚年自号瞍园老人。1867-1870游历西方,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任主笔,著述40余种,以弢园文录外编最能反映其政治、经济思想。,薛福成:1838一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1879年作筹洋刍议,提出变法主张,1889-1893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多有了解,著有庸庵全集十种。,马建忠:1844一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早年入李鸿章幕,后奉派到法国,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是第一个获得法国学位的东方人。长期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著有适可斋纪言纪行,还有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文法著作马氏文通。郑观应:1842一1922,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人
3、。先后当过英商宝顺洋行买办,洋务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著有盛世危言等书,主张“商战”,提出设立“议院”。,陈虬:1851-1903,字志三,原名国珍,号蛰庐,浙江乐清人。1892年著治平通议8卷,刊行于世。陈炽:?一1899,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当过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1892年著有庸书内外百篇,1896年著续富国策。,邵作舟:生卒年不详,字班卿,安徽绩溪人,少孤力学,屡试不中,曾在北洋大臣幕府十余年,办理中外交涉事件,1887年写成邵氏危言28篇,对封建专制多有批判,对西政民主不乏向往言辞。汤寿潜:1857-1917,原名震,字
4、蛰仙,浙江绍兴人。1890年著有危言4卷50篇,主张尊相权而抑君权,开议院扩民权,时人将此书与盛世危言 邵氏危言合称“三危言”。,何启:(18591914)广东南海人,字迪之,号沃生,出生于传教士兼商人家庭,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后留学英国,获医科学位,1879年入林肯法律学院以律师为业,1882年归香港以律师为业,是香港大学创办人之一,回香港后,连任三届议政局议员。,胡礼垣(18471916)广东三水人,号翼南,晚年自号逍遥游客,出身于商人家庭,曾读于皇仁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习二年,后任循环日报翻译员,两年后离职到上海,陈兰彬要求他随同赴俄不就,后应邀访问苏禄国(即菲律宾),帮助国王整理国
5、政,受到国王器重,欲以王位相让,但他“志不在此”,遂谢绝,后一度游历日本,代理过中国驻神户领事,1895年回香港,研究哲学、法律、宗教,其著作合编为胡翼南先生全集,何、胡往往共同从事著述,何用英文写,胡用中文译。,1887年创办香港雅丽氏医院,并附设西医书院,孙中山曾在此读书。1895年参与孙中山策划的广州起义,起草对外宣言。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在港督卜力的授意下,建议兴中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据两广“独立”。1909年任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主席,1913年将西医书院并入香港大学。,他们出生于鸦片战争前后,成长于广东和江浙经济发达地区,活跃于中法战争前后(冯桂芬稍早),除何启等个别人外
6、,早年都接受过封建正统教育,涉足科场,有的程度不同地获得一官半职。他们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出身、教养或经历,表明他们有相近的思想认识而一度热衷于洋务运动,同时也因其洞悉洋务内幕而较易于看清洋务思想的局限和弊病,进而怀疑批判乃至抛弃洋务思想。,如同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共同点表现在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相同认识一样,二者差异最初也集中地表现在对中学与西学的态度上。,在对待“中学”即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意识形态方面,洋务思想家为提倡西学,虽然也提出过“古无久而不弊之法”,提出过办洋务不必“事事拘守成法”的观点,但归根到底,是要用西方武器和技术来装备清朝封建统治旧机器,绝少对这个机器本身提出批
7、评和指责,即如后来严复所说:“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上今上皇帝万言书戊戌变法资料第2册P319)。,早期维新思想家则不一样,他们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批判思想,对清政府的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对腐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认为封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相符不如夷。”,当然早期维新思想家对封建政治和君权的批判仍然是站在维护和完善封建制度本身的角度,但他们敢于揭露这个统治的疮疤,而当这个疮疤随着洋务活动的开展不是治癒而是更加恶化时,就必然要导致对君主政制的怀疑和否定,更加向往西方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政
8、治制度,从而与坚持维护专制制度的洋务派分手。,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早期维新思想家同洋务派一样,首先看到和强调的是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百工技艺和自然科学等资本主义的长处。所不同的是:(1)早期维新思想家所理解的西学和学习西方的范围比洋务派所认识的要更为广泛,他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上述各种“长处”,较早地积极提倡设工厂、开矿藏、行轮船、筑铁路,以及学习西方的商务、教育、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而且注意探讨西方国家的本与末,体与用。,如薛福成说:“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利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
9、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陈法之变化宜讲也,不讲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筹洋刍议变法戊戌变法第1册P160),郑观应明确提出“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的论点,说西方国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其“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盛世危言.自序戊戌变法第1册P40-41)认为中国只学习西方技艺,是“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王韬则认为西方各国立国之本在于“家富”,说“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所
10、住之处,动集数千百人为公司,资虽出自商人,而威令之行,国家恃以壮观瞻,致盛强。”“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弢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转引自赵清,易梦虹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P20),(2)早期维新思想家不仅提倡学习西方的长处,而且勇于揭露资本主义侵略的事实,表现了鲜明的爱国思想,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林、魏的“师夷”、“制夷”主张,在学习西方的目的和动机上,他们比洋务派更多地强调的是对外,而不是对外。,如冯桂芬认为“夷务第一,剿贼次之。”郑观应揭露外国宗教侵略的危害:“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其中煽害,倍其通商”。(论传教易言卷下P9
11、),薛福成指出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贻患于无穷”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一国获利各国均沾,”即片面最惠国待遇,“既因有此条,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驱西洋诸国使之协以谋我也”;一是“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即领事裁判权,使洋人在中国胡作非为而“无法以治之”。(筹洋刍议约章戊戌变法第1册P152-153),二、早期维新思想的精华,中法战争后,在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和福州船政局被法军摧毁,清政府在陆路战场上“乘胜即收”,未败乞和,早期维新思想家开始从“洋务自强”的幻梦中逐渐清醒过来,重新思考中国富强之道,开始了与洋务思想分离的历程。,在70年代,只有王韬这样个
12、别的思想家在鼓吹洋务思想的同时,对某些洋务措施提出过批评意见。如他针对洋务派本末倒置,治末不治本指出:“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他指出中国办洋务,学西法后仍“萎靡不振”,不是西法不善,也不是不该学西法,而是没有学到根本上,“徒袭其皮毛”。,他说:“使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权。盖我所谓师法者,固更有进焉者矣。”主张“结民之心,作民之气”。(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下戊戌变法第4册P142-143),到了80年代,几乎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对洋务运动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对“中体西用”论的批判。如陈炽在庸书中批评洋务派学习西
13、方是“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今之言洋务者,动曰讲求公法,整顿海防,制器练兵,购船造炮,自以为当务之急,而不知皆缓图也。”,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对洋务运动的失败深有感慨地说:“六十年来,万里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源,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这实际上是对洋务派首领们不指名的批判。正是在对洋务派的批判声中,80年代至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想家在政治上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在经济上提出了“以商为本”的思想,成为当时思想界进步政治思潮的重要特色。,1、资产阶级民权思想,(1)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产生的条件 第一、19世纪6、
14、70年代,民族危机的加深,进一步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它是民权思想产生的现实诱发因素。,第二、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包括传教士的片断介绍和中国出使人员的实地观感,为民权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图。,第三、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为民权思想提供了立足的物质基础。,(2)民权思想的主要内容A、“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体,早在1875年郑观应在易言一书中具体比较了中西政治制度的优劣,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7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的维新思想家都谈到了君主立宪这个问题,“政治改革的议论盈于朝野,民权要求蔚成风气。”,王韬在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君主、民
15、主和君民共主三种政体后说:“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述,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弗,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P23),薛福成也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出使日记卷二,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原君中完整地论述了议院制的三大好处:第一,议院是“御侮救国之要方”。他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第
16、二,议院是根绝专制之良方。有了议院,“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第三,议院是国家富强之根本。,B、公平概念的提出 在近代中国首次提出“公平”概念的思想家是何启、胡礼桓。何、胡的思想主要反映在新政真诠一书,共七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篇:曾论书后、新政论议、劝学篇书后。,何、胡在曾论书后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他们主张公平的民权思想,该文写于1887年,全名为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曾文发表在伦敦亚细亚评论季刊上,曾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不明外情,昏昏大睡,战后渐渐醒悟。,何、胡不同意此说,认为中国当时非但未醒,无异于“睡中之梦,梦中之梦”,认为
17、曾文只谈外交,回避了内政问题。何、胡认为治理国家就好比造房子一样,首要的问题是使“基础永固”,然后“大厦可成”,基础是内政而非外交。,“吾所谓国之基址者,不须求之远也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则明,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而君民无二心矣。平则顺,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而君民无二事矣。措置妥帖,众志成城,此其所以植万年有道之基,享百世无穷之业也”。(新政真诠初编P3),他们写道:“猛士如云,谋臣如雨,勇夫如海,铁甲如山,若不公平,则不能服人心、昭公信。”那么怎样实现公平呢?七年后(1894)他们在新政论议中指出:实行公平的途径就是开议院,他们所设想的议院类似于英国的君
18、主立宪,即虚君制,“民自议其政,自成其令”“乱之所兴,在于民心之不服,在于政令之不平。若人人能如愿以偿,何不服之有?”,C、反对压迫妇女的思想 在近代反对君主专制中系统批判“夫为妻纲”的第一人是宋恕(18621910),浙江平阳人,原名存礼,改名恕,后改名衡。字平子,号六斋。1886年移居瑞安,1887年到上海,曾在上海龙门书院、金陵中山书院、北洋水师学堂、上海求志书院等处任教,1891年写成六斋卑议,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程朱理学,主张变法维新,以议院、报馆、学校为三大纲领。,宋恕在六斋卑议中特列旌表章、伦始章、救惨章3章,涉及女性的缠足、女学、婚姻、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尤其对童养媳、娼妓、奴婢、
19、妾等四种女性,深表同情,并积极探求解放之策,力图以“法”保护女性的人身权利。,宋恕主张男女婚姻自由,认为,夫妻不和,夫有出妻之礼(与公婆、前妻子女不和),妻有请去之礼(妻妾不和,归养父母)。主张严禁童养媳,违者两家父母处十年徒刑;已成事实者,未满十六岁者归其父母家,成人者择偶良配;严禁逼良为娼,违者立斩;丈夫、公婆逼妇女为娼,许该妇女格杀无罪;若自愿为娼者,必须在官府登记,别其车服以辱之,重税以困之。娶妾也要六礼齐备,与大房一样。近代学者孙宝瑄评价宋恕:燕生风节第一,律己为严,从不言违心之语,旷世之大儒也。,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曾为中国女性鸣不平:“人生不幸做女子,更不幸为中国女子”。并且反复说明
20、“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的道理。陈虬在救时要义中列举富国之策和强国之策各16条,其中有3策涉及妇女问题:“弛女足”、“限姬妾”、“严嫁妻”,他说:“中国丁口约五万万,今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何启、胡礼垣于1899年写的劝学篇书后全面批判了三纲,认为:“三纲之道违反人道,大道之颓,世风之坏,皆由于此。何则?君臣不言义而言纲,则君可以无罪而杀臣,而直言敢谏之风绝矣;父子不言亲而言纲,则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子,而克谐允若之风绝矣;夫妇不言爱而言纲,则夫可以无罪而杀其妇,而伉俪相庄之风绝矣。”推而广之,官可无罪而杀民,兄可无罪而杀弟。长可无罪而杀幼,化礼仪之邦的中国为蛮貊矣。
21、,2、“以商为本”的重商思想,重商思想也是发端于中法战争之前而兴盛于战后的。70年代,王韬根据对英法等国实地考察所见对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针对当时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端,提出了“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的观点。,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战篇中说:“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故“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早期维新思想家们还探讨了商业与工业的关系,认为商业是发展工业生产的前提和基础;而工业又是发展商业的条件和保证,提出“以工翼商”的主张。即只有大规模地进行工业经济建设,才能“粗者使精,贱者使
22、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才能与外国实行商战。,要实行商战,还必须发展本国的交通运输业,扩大桑茶种植和棉纺织业,以兴贩运之利、艺植之利和制造之利。唯其如此,才能于中外“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中国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如是而就受制于邻敌者,未之有也”。(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戊戌变法资料第1册P156。,他们还对束缚生产发展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进行了批判和抨击,郑观应说:“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雀成怨府。”因此主张:“今欲扩充商务,当力矫其弊,不用官办,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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