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链视角探求全球经贸治理改革 附基于价值链重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调整的趋势与出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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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新兴经 济体积极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典型特征。然而,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陷入增长乏力困境,导致不少国家倒流回保护 主义阵营,逆全球化势头迭起。近年来,跨境投资增长停滞,全球贸易增长放缓, 全球价值链出现转移甚至萎缩趋势。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经贸摩擦因素互相交 织,进一步催化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价值链重构。如何保障价值链 供应链韧性,防范价值链风险传导,是当前亟待解答的议题。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调整背景下,全面研究全球化发展历程及特征,深入考 察全球价值链研究脉络,进一步思考全球经贸治理新
2、趋势,有利于我们更好把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化发展中的新问题,为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探索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能路径。全球价值链发展历程及特征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演进与发展,与全球化发展变迁过程密不可分。过去近 70年间,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和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在全球占主导地位,宏 观经济领域跨境劳动力成本套利空间较大,国际贸易成本大幅降低。而技术发展 也让生产实现精细化分工,使复杂国际供应链上的跨国协作成为可能。具体来说, 全球价值链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内部的全球产业布局。二战后,美国成为新制造业 中心。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不确定性较高,加之国内产业发展的产能过
3、剩问题较 为尖锐,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以及日本,一方面构 建盟友集团,另一方面为国内的过剩产能开辟国外市场。因此,这一阶段的全球 价值链调整主要体现为以美国为主导,以西欧诸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承接方的 发达国家内部产业转移。这次的价值链布局模式体现为“北一北”合作的典型特 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尚不是全球生产分工的参与者。东亚国家中,日本 率先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开始早期的产业承接和技术引进,为后续的国际产业 转移和第二阶段的全球价值链调整打下坚实基础。20世纪60-70年代以日本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型价值链布局。作为二 战前已具备较为完备工业体系的发达国家,得益
4、于美国的产业转移和技术输出, 20世纪6070年代,口本向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行了第二 次大规模价值链布局调整。二战后,日本大力发展以机械、钢铁等为代表的重工 业,同时推动形成企业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化、范围化。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 加之国内的重工业政策支持,日本经济实现飞跃性发展。但日本也逐步面临资源 瓶颈等要素限制问题。为突破经济发展桎梏,日本于I960年前后向地理距离较 近、发展基础和前景较好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新兴经济体开启 第二次价值链布局调整。在这次转移背景下,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飞速增 长,创造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奇迹,这些新兴经济体也被并称为“亚
5、洲四小龙二20世纪80年代以发展中国家为承接主体的全球价值链布局。在经济历经短 暂的黄金期后,“亚洲四小龙”逐步开始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面临同样的 发展困境,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寻求要素和配置资源。这期间,中国开始推 行改革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所提供的充裕劳动力要素,2001年底中国加 入WTO带来的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政策红利,为大规模国际贸易和投资选择中 国市场提供了政策土壤,所有这些因素的交织让中国逐步具备了承接东亚、美国、 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产业链环节的关键能力和核心要素。在这一过程中,伴随庞大的市场规模和需求潜力被不断激发,中国迅速建立 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新中心
6、,“中国制造”也成为中国在全球 分工体系下的“新标识:当然,与前两次价值链布局不同,第三次以中国为承 接主体的产业转移不再以“北一北”合作模式为主要特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逐渐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主力军。经过二战以来的长期发展和演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得到深度发展。当前全球 价值链布局具有以下典型特征。第一,“多峰式”价值链分工格局逐渐形成。依 托于历史上三次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布局调整,当前全球价值链已经形成“三足 鼎立”的分工新格局一一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成为亚洲、美洲和欧洲区域价值 链的中心节点。这一发展趋势意味着,各区域价值链以中心生产地为核心向外辐 射发散,区位因素愈发成为全球价值
7、链延伸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第二,发达国 家制造业“空心化”使其高端制造业回流加速。由于前期的大规模全球价值链布 局,发达国家陷入制造业“空心化”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国家的 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制造业回流”, 进而推动国内“再工业化”,以期缓解制造业“空心化”困局。同时,这一举措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其国内高端制造业及科技创新技术向 更高水平发展,从而在发达国家内部实现高端链条的体内循环,这可能进一步拉 开与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低端链条差距。第三,新冠肺炎疫情下传统价值链布局 的脆弱性愈加凸显。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全球价 值
8、链分工深化导致局部价值链断裂引发的风险传递问题被进一步放大。全球价值 链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可能成为引发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全球价值链理论演变及研究焦点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揭示了以发达国 家的成熟产业为“雁首”,向“雁身”即发展中国家进行迁移,继而形成全球或 地区分工发展格局的产业转移理论。此后,雷蒙德弗农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 论”,指出发达国家主要占据附加值较高的研发环节,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生产 环节主要转移至发展中国家。1985年,迈克尔波特提出了 “价值链”概念; 2001年,加里杰里菲等人提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五种主要治理模式,使 全球价值链
9、分工模式从实际经济现象向学术研究视角的迈进过程变得更加直观 和清晰。在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中,传统的“国家制造”转变为“世界制造”, 跨国间的原材料及中间投入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关键构成。由于产品生产不再局 限于某一国家内部,而是依靠全球各国协作分工实现,因此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 的兴起也挑战了使用传统的贸易总量来衡量贸易利得的测算方法。探索“真实反 映国际贸易运行的方式”,测算全球价值链环节中的价值构成,研究全球价值链 的决定因素及影响效应,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最近20年来学术 研究关注的焦点领域之一。全球价加链而测度。在实际测算过程中,根据使用的数据类型,可以将全球 价值链嵌入度
10、的测算归纳为两类方法。一类为宏观层面的测算方法,主要基于国 际组织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国家或者行业层面的增加值贸易测算研究。该测算 方法致力于构建和分析行业及双边国家层面的增加值贸易分解框架,推动全球价 值链测算由国家向行业层面及双边视角研究发展。另一类研究从微观视角出发, 测算企业层面的出口附加值。经过不懈探索,该测算方法不断改进,可以更准确 地测度微观企业层面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构成。全球价值链的决定因素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作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 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已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对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细 致考察。归纳起来,当前关于全球价值链决定因素研究主要分为五类。一是企业
11、异质性因素视角。众多研究以企业异质性为切入点,探究了企业特征的差异对于 价值链分工的影响问题,包括考虑企业效率水平、融资约束、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以及其他企业特征如企业所有制、地理位置、贸易模式和资本、技术密集度等对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二是跨国公司研究视角。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 研究报告,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到了全球贸易的80%左右。跨国公 司通过长期合同、外包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生产工序的转移和全球再配置。三 是外部制度和市场环境因素。贸易协定的签订、金融结构的市场化、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契约执行质量等都将从优化市场环境的角度提升企业的价值链地位。而 市场分割、上游垄断的
12、加剧将严重损害企业创造国内附加值的能力。四是本土市 场规模的影响。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转化为国际竞争新优势,以提升对制 造业高端环节的吸引力来实现价值链梯度转移。五是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进步 和研发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价值链升级,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 升的重要驱动因素。由代工为主向研发为主转变,是实现这一跃升的主要渠道。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研究。现有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研究主要有以 下角度。第一,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国家层面的分析表明,全球价值链嵌 入对中等发达新兴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于新兴经济体 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种效应并不显著。基于地区层面
13、的研究提出了全球价值 链存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 链嵌入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且呈倒U型关系。第二,对融资约束 的影响。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对企业的融资约束起到有效缓解作用,从 而得以实现基于融资能力提升的“出口学习效应”。第三,对创新和技术升级的 影响。虽然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深度嵌入价值链分工体系,但是现有研究也发 现被动融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可能会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 这与对进口中间投入的过度依赖、本土企业吸收能力较弱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 国家的“俘获”效应有关。第四,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现有研究发现,嵌入 全球
14、价值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成本加成。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企业 可能威胁到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时,可能会面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掣肘,从而 抑制企业的成本加成,即嵌入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第五, 对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关于产品质量,研究发现企业嵌入全球价 值链对产品质量存在促进效应,然而过度嵌入将抑制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关于 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行业的经验证据支持价值链的嵌入将有助于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提升,然而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现象。第六,对行业比较 优势的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会推动国际竞争格局变化,继而影响各国或特定行 业的比较优势。基于贸易附加值
15、测算制造业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发现,中 国的比较优势已由劳动密集型行业攀升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第七,对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有研究指出,对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嵌入将扩大工 资差距;而对于OECD国家,却会缩小工资差距。此外,研究还发现,诸如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价值链分工会促进企业的就业水平提高。第八,对于环境污 染的影响。可以归为三类: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算生产和贸易的碳排放、评估跨 国公司全球布局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利用价值链指标进行环境效应的回归分 析。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减少工业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 放。新需求呼唤全球经贸治理改革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发展,
16、不仅对国际经贸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更对当前的国 际贸易规则提出新要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指出,未来10年国际生产体系 的转型,在不同产业和地区会呈现不同特征,并将出现以产业回流和生产布局多 元化、区域化以及复制化生产为主的四种转变轨迹。所有这些特征都将在很大程 度上深远影响全球经贸治理体系的调整。WTO框架下的传统多边主义受到价值链重构挑战。现有WTO多边贸易规 则是基于传统贸易模式即保障商品的跨境流动,但这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全球价值 链体系在全球范围进行商品、要素、投资、人员、知识和服务等生产环节的优化 配置新要求。全球价值链与现有贸易规则的不匹配,催生了 WTO改革的迫切需 要,尤其是针对中
17、间品贸易发展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以 及标准与规制融合的新需求等。这些新需求呼唤新的经贸治理体系,由边境政策 向边境后政策的延伸是大势所趋。这些政策措施涉及国内政策同国际标准的融 合、各国监管的一致化,以及国际标准构建等。生产布局多元化呼唤更多发展中国家适应并引领新的经贸规则。中美贸易摩 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不确定性的叠加,引发了关于“效率和安全”的 再思考,如何确保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成为新考量目标。解决这一困境 的有效思路,是通过生产布局多元化调整价值链环节配置,以缓冲因局部价值链 断裂而引发整个价值链崩溃的风险。同时,有效降低交通运输成本,确保价值链 安全
18、供给与运行,也是后疫情时代有效的生产布局模式。生产布局多元化需要更 多经济体和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国家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参与者,生产布 局全球化呼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修改和制定。价值链布局区域集聚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协议的深度发展。根据WTO的统计, 区域贸易协定从1990年的约50项增加至目前的约500项,其中大型区域贸易协 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是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新高 度的典型代表。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将协议涵盖的内容从货物贸易广泛延展到了投 资、服务,以及国内措施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方面,在实现 加强区域内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目标的同时,
19、有效对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新 需求。新工业革命浪潮迫切需要新的经贸规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人工 智能技术支持的自动化、数字化、数据化等关键技术将影响未来的国际生产体系 变革,对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地理分布和管理方式将产生不同影响。一方面,这 些关键技术通过减少成本、消除流动壁垒,拓宽了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的边界和 利得可行度;但另一方面,也对跨境大规模数据流动、信息安全、数字经济贸易 规则、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诸如全球数字贸易、跨境数据 流动与数据安全以及针对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开放等议题,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引 领下推动制定更高水平全球经贸规则的新热点。基于价值链重构的全球
20、经济治理体系调整的趋势与出路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遇挫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 临的制度困境日益突出,这体现在全球经济治理规范缺失、治理机制效率低下、 治理手段碎片化和内卷化等方面。造成这一制度困境的主要因素是传统的全球经 济治理以美元霸权为基础,但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全球经济治理中无论是治理 主体还是治理对象、治理方式,均出现了重大调整。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传统的世 界经济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正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趋势和因素,也成为变 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动力。关键词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价值链 美元国际体系碎片化治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缺陷因一些突发事件而被放大,尤其是当
21、前的新冠肺炎 疫情这一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所产生的诸多严重后果,对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 的框架体系产生了重大挑战,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制度困境。当前,全球 价值链重构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重要因素,也深刻地影响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的调整与演变。一、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局限性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庞大而不确定的体系,其效力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从机 制与功能的角度来审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局限性主要源于其制度性因素的影 响。(一)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与制度研究的文献回顾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能够有效地发挥所设定的功能从而证明其 存在的合法性A Buchanan, R O Keohane
22、. The Legitimacy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J.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 20 (4): 405-437.,而全 球治理合作框架则依赖于“其重要支柱:一个强有力和合法的多边组织能够确保 和平与安全的长久实现;一系列常设的职能机制,它们提供的各式论坛为全球经 济的运行制定了基本规则,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在这些正式组织之外 也需要一些灵活的议程设定式的组织“美斯图瓦特帕特里克.全球治理改革与 美国的领导地位J.现代国际关系,2010 (3): 54-62.。联合国将全球经济治理界
23、定为“多边机构和进程在影响全球经济政策、法规 与规章方面发挥的作用“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R.United Nations Document, A/66/506 10, October 2011: 2. o 这一界定稍显笼统,学 界有不同的理解。从理念层面来审视,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核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基 本原则与规范,在此基础上构建国际经济主体间的互动方式、维系该秩序所必需 的国际组织及其决策与运行方式孙伊然.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融合 与竞争J.欧洲研究,2013 (5): 1-22. o但有学者认为,由于自由化、市场化、 金融
24、化和放松管制,真正主导世界经济的并非单个国家,而是跨国公司庞中英. 1945年以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教训J.国际观察,2011 (2): 18.,全球治理 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强势行为体对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弱势行为体利益的适 度妥协,是新自由主义主流价值对环境、社会等非主流价值的某种撤退,以缓解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化和冲突加剧,但实际目的仍在于保持其自身的主导地 位,以更大的柔性确保其可持续性Stephen Gill. New Constitutionalism , Democratisation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M / Rorden Wil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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