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缘起的地理环境比较大陆型与海洋型.doc

《中西文化缘起的地理环境比较大陆型与海洋型.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西文化缘起的地理环境比较大陆型与海洋型.doc（27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中西文化缘起的地理环境比较：大陆型与海洋型兼论中华文化不是“封闭性”的文化 引语文化发生的原理现代文化哲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文化发生：人的类本质的形成与体现这个命题包含三个原理，即：1劳动创造了人，这既导致人区别于动物的匮乏性，又为人创造了克服这一不足的特殊的遗传基因，为人类自由自觉的文化创造提供了重要的生理基础。2文化的发生和劳动创造人的进程相伴而行，可供自由驱使的语言象征符号的产生，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形成的根本标志，是人类文化发生的契机。3文化的发生是人类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体现，外在的自然的人化与内在自然的人化的互相推移，使人类从动物的“两种生产”（物质的生产与生命的生产）中提升出来

2、，由此，从低等、中等动物变成高等动物，变成文化动物人。总之，文化发生的过程，是人在劳动中的自我产生过程，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形成过程。在这过程中，人通过劳动的实践，是“人化的外在自然”（对于人之外的自然，即自然界的改造）与“内在自然的人化”（对于人之内的自然，即人自身的改造）互相推移，而且创造了可供驱使的语言符号系统。由此，人正是通过语言这一中介，把自身的劳动从动物的劳动转化为人类的劳动，把自身从动物的“两种生产”提升为人类的“两种生产”，并作为文化的动物出现在地球上而成为万物之灵。万物之灵有赖于万物之母不过，万物之灵始终离不开万物之母自然界的，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文化创造的前

3、提。所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现实存在的对象首先是自然界。人类正是在与自然的现实对象化关系中创造出文化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与自然的现实对象化关系中，不仅有人对自然的投射（改造），而且还有自然对人的投射（塑造）。这种自然对的投射（塑造），主要表现为：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自在地在起作用的自然界仿佛是在自为的塑造着人、人类和人类的文化。例如：华夏诸江流域塑造出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恒河流域 塑造出的是印度民族和印度文化。两河流域 尼罗河流域塑造出的是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文化。爱琴海区域塑造出的是西方民族和西方文化。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文化发生的影响可见，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化的形成、

4、发展和演变，是会产生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在人类文化的发生期，尤为巨大。这种巨大影响突出地集中地表现在人类产生到特定文化类型的整个过程中。具体表现是：1把人类文化既分化又综合为人类不同群体的文化；2决定着人类不同群体的文化的类型及其发展路向。因此，我们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特别是在考察中西文化的发生及其后来不同的发展路向和特点时，就不能不要对中西文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作一番比较考察，弄清中西文化自然地理环境的类型，同时展示“大陆型”的中华文化并非是“封闭性”的文化，而“海洋型”的西方文化也不都是“开放”的。中华文化的自然地理环境考察华夏大地概述地图显示，中华文化所赖于发生、发展的华夏大地是一

5、个东面濒临茫茫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屋脊而内部又是以黄河、长江流域辽阔平原相毗连的地形地质复杂、气候气温多样、水系纵横交错的广袤疆土。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创造中华文化时难于超越华夏大地向“外”拓展而可以向“内”孳乳，因为内部有广阔的天地可供回旋。因此，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这片华夏疆域内对自然所进行的“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也是这片疆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其居民塑造的结果，是自本自根的。不过，由于这片疆域内的地形地质的复杂和气候的多样，居住在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中华民族先民所面对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具体条件不同。因此，在文化发生之初，他们在各自的活动范围

6、里创造出适应不同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集团的、部族的文化。华夏大地的古文化区据考古学，自公元前6000余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华夏大地就已经形成了如下的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区；以甘肃、青海为中心的黄河上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以燕山为中心的燕辽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文化区；以草原为依托的北方狩猎渔猎文化区。华夏古文化区的整合了解了这些文化区后，我们需要指出：1这些文化区，既是居住在这些不同地区的先民对自然的对象化结果，又是这些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他们塑造的结果。2

7、这些文化区所塑成的相对独立的不同集团的、部族的文化，并非完全隔绝，相反，由于文化的本质是开放的，冲破隔离是文化发展的绝对要求。因此，这些相对独立的不同集团的、部族的文化，都自在地以当时所能获得的手段和所允许的方式进行交流，以致酿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和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先秦时代，构成了中华文化夏夷对举的格局，塑成了夏商周三代的五大部族集团的及其文化。即：居于“中国（中原地区）”的以夏商周三代复合而成的华夏族集团及其文化；居于“中国（中原地区）”以东的东夷族集团及其文化；居于“中国（中原地区）”以西的西戎族集团及其文化；居于“中国（中原地区）”以北的北狄族集团及其文化；居于“中国（中原

8、地区）”以南的南蛮族集团及其文化。这些集团及其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华夷五方相配而又统一于“天子”的政治模式。后来，又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辽宋金（西）夏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民族、文化大融合，终于在元明清确立了当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格局。这再次证明了我们一再指出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是自本自根的又是多头渊源的。正如前述，不少学者从自然地理环境和中华民族先民的“双向投射”关系上，将上述文化区形象地归结为“小米文化”和“稻米文化”的对立互补。整合的条件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相对独立的不同集团的、部族的文化，是如何汇合成蔚为大观的中华文化的呢？自然地理环境在这一进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对此

9、，钱穆先生有如下精彩的分析： 古代中国文化环境实与埃及、巴比仑印度诸邦不同。埃及巴比仑印度诸邦，有的只藉一条河流，和一个水系，如埃及的尼罗河。有的是两条小水合成一流，如巴比仑之底格里斯河与阿付腊底河，但其实只好算一个水系，而且只是很小的。只有印度算有印度河与恒河两流域，但两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简单，没有许多支流。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河流与许多水系，而且是极大和极复杂的。那些水系，可照大小分成许多级。如黄河长江是第一级，汉水淮水济水辽河等可为第二级，渭水泾水洛水汾水漳水是第三级，此下还有第四级第五级等诸水系，如汾水相近的有涑水，漳水相近的有淇水濮水，入洛水者有伊水，入渭水者有沣水镐水等。此等

10、小水，在中国古代史上皆极著名。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似乎先在此诸水系上开始发展，渐渐扩大蔓延，弥漫及整个大水系。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都有堪作农耕凭藉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这一区域内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到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酝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的文化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又可藉着小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巴比仑印度，始终限制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引自中国文化导论，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4至5页

11、）可见，华夏大地的多水系所造成的天然屏障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源头、多方位和多根系，同时也正由于有了这些水系才使到在各区域内自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次中华文化”得以汇合并综合成一个整体中华文化。究其原因，就在于华夏大地这诸多水系是被隔离在东海之内、戈壁之下和“屋脊”之侧。因此，在发轫之时中华文化是难于跨越这些环绕四周的屏障向外拓展的，于是只好努力向内，不断地对华夏大地之内的各区域、各部族文化进行综合与融合，从而出现了前述的先秦时期的第一次部族文化的大融合。整合的中心值得注意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相对独立的各区域、各部族文化在融合的过程中并非漫无中心的，各次文化有各自的中心，而就中华文化的整体融

12、合而言也有中心。这个中心，有的学者认为，就是龙山文化。这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大综合与大融合，一方面是龙山文化对周边文化的不断摄取，另一方面又是龙山文化对周边文化的不断辐射，并最终铸成了中国式的农业文明。这一文明，以“小米文化”和“稻米文化”为其两翼，以求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即“天人合一”为其精神。从此，中华文化便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地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文化的离析与整合，以致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小结总之，中华文化凭借着广阔的大陆沃野在中华民族先民们对自然的人化和自然对中华民族先民们的类化中产生与成型。它是自本自根、多源汇合、独立发展，是一种以“我”为本、一以贯之的文化，具有强大的摄融力、凝聚力和

13、辐射力。中华文化就是在这一摄融、凝聚和辐射的过程中，其外延逐渐扩大，其内涵日益丰富，其样态也不断“现代化”，而其根本精神却始终不变。因此，虽源远流长却万世不衰，虽兼收并蓄却独树一帜，虽数历逆境却化险为夷，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有古有今、随遇而安的文化。西方文化的自然地理环境考察爱琴海区域上一讲，我们已经了解到，作为西方文化发生之地的爱琴海区域，其自然地理环境同华夏大地大相径庭。爱琴海区域，正如前述，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西海岸地带，是一个远没有华夏大地辽阔的地区，也没有像黄河、长江的大水系。但是，这一区域，海陆交错，山峦叠嶂，而且和海的关系密切，海洋占了其大半的面积。爱琴海区域里，其最大

14、一块陆地就是希腊半岛。该半岛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南面地中海，全半岛除北部外没有一处是离开海洋50公里以上的地块，而且海岸线曲折。爱琴海区域里，却是岛屿星罗棋布，总数多达480余个，就像跳石板那样密布在爱琴海中。其间的最大岛克里特岛位于爱琴海的南端，横卧在地中海中央。由此往东可达两河流域文明区的腓尼基等地，向南可至尼罗河文明区的埃及，朝西可及西西里岛与意大利，向北可到希腊半岛，还可以穿过爱琴海再通过赫勒斯滂海峡（今之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普罗彭提斯还（今之马尔马拉海），而后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可达黑海。希腊半岛及其对文化发生的影响在陆地方面，面积本就不大的希腊半岛还被北部的品都斯山和东北部的奥

15、林普斯山、中部的巴那撒斯山、南部的太吉特斯山分成三大块及许多小块块，其间没有大河所冲积而成的广大沃野，只有一些不大的平原，可耕面积非常有限，加上夏季少雨，其农业远不及东方古国发达；克里特岛地势虽然比较平坦，也有一些小河流，而且气候滋润，比较适宜农业发展，但毕竟面积非常有限，全岛东西宽只有250公里左右，南北长也至于12至60公里左右。这一区域虽然产有小麦、大麦、豆类等，但不能自给，还必须用所盛产的橄榄、葡萄以及大理石、陶土、金属矿产等同埃及、黑海沿岸地区换取粮食。由于内部无回旋余地，古希腊人不能不要走向海洋；由于粮食不足，古希腊人不能不要以本身的物产去换粮食；而爱琴海夏季的风平浪静又为他们的扬

16、帆出海开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不但维持了希腊先民的生存繁衍，而且促进了与非本土文化乃至异类文化的交流。因此，作为古希腊文化源头的米诺斯文化和迈锡尼文化并非是单纯的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综合，其间无不折射着尼罗河流域文化和两河流域文化影响的印记，甚至包容了这些文化的因素。质言之，古希腊文化正是在希腊本土文化同非本土文化乃至异类文化的交流中而日臻定型、成熟，并于公元前11至9世纪构成了史称“荷马时代”的最繁荣最鼎盛时期。古希腊文化在不断摄取域外文化和异类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向外辐射并影响于其周边地区。这一影响在荷马时代或伴随着移民浪潮或伴随着军事扩张而日益加强，最终导致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

17、其最典型者，莫不过是意大利半岛的“希腊化”及古罗马文化的发轫。意大利半岛及其对文化发生的影响意大利半岛的自然地理环境同希腊半岛差不多而各有千秋。它四面环海，东为亚得利亚海，南为爱奥尼亚海，西为第勒安海，均与地中海相接。该半岛河流要多于希腊半岛，古罗马城就建在第伯河南岸。东部依山傍海，适宜畜牧；北部是肥沃的波河平原，西部、南部以及西里里岛上的一些平原，土壤肥沃，宜于农业。该半岛气候良好，雨水充足，不仅可以栽种橄榄和葡萄，而且能够培植大麦、小麦等，西里里岛以盛产谷物著称。因此，公元前8世纪，意大利的农业、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随着军事征服，特别是罗马称霸地中海后，其海外贸易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商人足

18、迹遍及提洛岛、巴尔干、小亚细亚与高卢。由于罗马海湾可以出入当时最大的船舶并建有最大的商品仓库，也吸引了各地的商人云集罗马，这不但使罗马成为意大利内外贸易的中心，而且成为东西文化交汇的中心。古罗马文化正是在古代意大利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伊达拉利亚文化、两河流域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文化而成熟并繁荣起来。史称，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向西里里岛与意大利南部大量移民，建立了叙拉古、他林敦、库米等移民城邦。这些移民带来了管理葡萄园、培植橄榄的技术以及手工业方面的生产技术，而且也带来了古希腊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从而古希腊文化一起成为西方文化的奠基石，不仅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发展格局与运行机制，而且共同创造了

19、西方世界的文明。与中华文化发生环境的比较前已有述，中华文化是不断对境内各地域、各部族文化进行综合融合，在摄融凝聚中逐步扩大其辐射范围，又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新的综合、融合，在摄融凝聚中再扩大其辐射范围，以“我”为本，兼收并蓄，文治教化，德行天下。显然，西方文化与此不同。它是在不断地同外来文化包括异类文化的交流中，通过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因素来对原有文化进行重新整合乃至被取代的一种过程和结果。总之，中西文化在其发轫期之所以存在上述的差异，归根结底，是二者所赖于发生、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所造成的，或者说，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铸成了中西文化发轫形式、定型方式的差异，同时导致后来发展路向的差异。大陆型文化不

20、等于是“封闭性”的文化引语不少论者认为，中西文化发生时所依傍的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终于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分别塑成了大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就前述的中西文化发源地之自然地理景观而言，此论无何非议。问题在于有的持论者把大陆型文化等同于封闭性文化，把海洋型文化等同于开放性文化。中华文化六大文化区前已有述，中华文化是多源头、多方位、多根系的。它自发生之际就是以“我”为本地、滚雪球似地、不断地同周边文化进行综合与融合，其结果是构成了“小米文化”和“稻米文化”的对立互补。这是就主要粮食产品、生活资料而言的。若就水系来看，中华文化实际上是以黄河文化为中心的长江文化、辽河文化、珠江文化的兼容结果。若就考古发掘到

21、的古代文化遗址之地理位置来作进一步归纳，则可划分出六大文化区，即：1中原文化区 仰韶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综合融合的结果。2吴越文化区 马家滨文化、良诸文化和河拇渡文化综合融合的结果。3湘楚文化区 以屈家岭文化为滥觞。4巴蜀文化区 大溪文化发展的结果。 东北文化5东北文化区 中原文化 红山文化发展的结果。 巴蜀文化 湘楚文化6岭南文化区 岭南文化 石峡文化发挥的结果。当然，古代中华文化不仅仅只有这六个文化区。不过，可以这么说，这六大文化区在中华民族进行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代已经形成，并构成中华文化的最基本架构。此后，中华文化正是这些文化区的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长期综合融合的结果

22、。所谓的以“我”为本，就是以中原文化为本。因此，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核心区：中原文化区需要追问的是，中原文化为什么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呢？对此，盛邦和先生在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中提出并分析五个原因，即：第一，中国最著名的原始文化丛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都发生在中原地区；第二，夏商周等中国古代文明都无一例外诞生在黄河之滨与黄土高原上，而且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文明史演进的主要舞台；第三，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是在中原地区创造出来并演化成现代汉字；第四，中国古代的大规模统一战争的主要战场也是在中原地区，而“吞并六合”的秦国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后又“汉承秦制”，继承

23、并宏扬了中原文化的传统；第五，古代中原地区集中了“天下”的大部分人口与财富。因此，中华文化虽然是多元组合而成的，但其核心只有一个中原文化。中原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陈正祥先生从自然地理环境上则作出如下的解释：第一，黄土高原东南部黄河各支流的河谷，特别是两岸的河坝，因为高出河流的洪水线，近水而可避水害，又比较容易防御，常被中华民族初民选为聚落地址；第二，原生黄土有垂直的节理，便于穴居，而其颗粒均匀，疏松易碎，性能肥沃，又适宜原始农耕；第三，黄土高原东南部的雨水集中在夏天，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盛邦和先生还根据中国人种是由北方人种（蒙古人种）和南方人种汇合而成的理论认为：北方人种源地就在

24、中原、华北一带，恰好与黄土高原、黄河地区相接近，甚至重叠。因此，使到这一地区人口集中，并形成文化中心区的地位；相反，长江流域地区一方面距离北方人种源地较远，另一方面又与南方人种源地即印尼爪哇等地相隔重洋，以致无法成为人口密集区；而文化是人创造的，与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区相比，人口稀疏的长江流域地区自然无法成为中心文化区。中原文化也是多元文化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使中原文化自身，也是多源头的，是多元复合而成的。这明显地体现在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综合和融合上。对此，傅斯年先生在夏夷东西说中指出： 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这一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

25、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史上最早的三个朝代，其来源是不同的，是分属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的。先是夏（西系）与商（东系）的对峙而商（东系）灭夏（西系），并促使东西两大部落集团及其文化的综合融合。后是周（西系）与商（东系）的对峙而周（西系）灭商（东系），从而将东西两系合一，进一步推动了东西两大部族及其文化的综合融合。由于周本身是由山西南部西迁的一支夏人，“夏”又有“雅”、“正”的意义，于是，周完成黄河中、下游的统一大业后，仍以“夏”为其所复合而成的新的更大部落的族称；由于周朝崇尚赤道，“华”含有“赤”的意义，于是，凡是遵守周礼尚赤的地

26、区和部族，均称之为“华”；上述的族称“夏”和地名“华”，伴随着上述东西两系部落集团及其文化的综合融合，便连用为“华夏”。可见，周代以后，中华民族的先祖们是以夏文化为中心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华夏文化的建构，即：进行中华文化的多元复合。由此，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这样的“中国四方”概念和观念。无庸置疑，这一概念和观念是“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滥觞，而且导致了后来的是“以夏变夷”还是“以夷变夏”的“夏夷之变”以及“尊王攘夷”。然而，不论主观意图如何，既然要“绥四方”，要“以夏变夷”，就不能不要出现文化交流，有交流就肯定会发生文化的新综合与新融合。当然，这种新综合与新融合

27、依然是以华夏文化亦即中原文化为核心。因此，到了战国时期，被视为戎蛮的秦楚，与三晋、燕、齐并列七雄，同称中国与华夏，均是以当地华夏文化为核心并各自综合融合了夷、蛮、戎、狄等的文化而成为各区域的文化中心，并最终导向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政治格局和以“夏”为本夏夷互摄的文化态势。在这一进程中，华夏文化既辐射夷、蛮、戎、狄文化又摄取夷、蛮、戎、狄文化，最终实现北方旱地农业文化（小米文化）与南方湿地农业文化（稻米文化）的综合与交融，从而，达到了秦汉文化秦汉时期之中华文化的高度统一。通变易而居常则的中华文化可见，由于文化自身的运作的规律，特别是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并没有导致中华文化的封闭性。

28、恰恰相反，中华文化正是以华夏文化（中原文化）为中心与其周边文化不断地进行综合与交融，并不断扩大自身的主体及其辐射范围。如此循环往复，以致其辐射范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能够超越当今的中国疆界，而其主体内涵则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适不变，通变易而居常则”。在不同历史阶段具体表现为：秦汉时期是“夏中有夷，夷中有夏”，唐宋元明清是“儒释道三合一”，近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代则是“土洋并举，洋为中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试想：这样的一种文化会是封闭性文化吗？封闭性文化能够这样随着交流范围的扩大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兼容并蓄吗？当然，在中华文化与周边文化以及后来的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的综合

29、交融中，其文化结构的内核或曰基本精神“天人合一”宇宙观始终被坚持着。一切外来文化，凡有与此相抵触的，都会引起激烈的文化冲突，引起国人的热烈讨论；而且不论有些国人自近代以来如何“恨铁不成不钢”而疾呼诸如“全盘西化”一类的口号，并且往往搞得沸沸扬扬好生热闹，然而一旦尘埃落定，人们却发现中华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只不过其间已有机地兼容了不少的外来文化因素，以致绵延至今。与此同时，人们也不难发现，凡不尊重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所谓“吸收”、“兼容”，虽然在一定时期里风行一时，但最终都被中华文化给过滤掉了，能够在华夏大地真正扎根开花结果的，都是那些能够与中华文化基本精神兼容的部分，或者说，能被中华文化基本精神

30、所改造的部分，而且与中华文化结合得水乳交融，难以离析。古时传入的印度佛教，只有能“中国化”的教派才得以扎根开花结果，便是典型的一例；今时引进的音译词大多被意译词所取代又是一例。于是，有人以此认为中华文化实在是太封闭了。我们恰恰认为，这并不能证明中华文化的封闭性，只能说明中华文化具有良好的兼容运作机制。因此，当中华文化在时代性上领先于世界文化时能够自觉地吸收外来文化；当不能领先时，特别是受到外来文化强大的冲击时，又能在坚持自身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进行自我调整，虽然这种调整有时（特别是近代以来）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因此，能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不断的“现代化”，虽然有时这种“现代化”的进程在某

31、些急功近利的国人看来是“蜗牛爬行”！然而，文化内在的运作机制作为相对独立于某个人或某些人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当它确实需要慢的时候自然就慢。无数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行政干预往往难于奏效，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这就是古代圣人所谓的“欲速则不达”吧！试想，要是按照当年的狂热的“全盘西化”论者的方案，把汉字取消，代之以拉丁字母，还需要讨论什么汉字的现代化吗？还会有今天的中文电脑吗？还会出现词语电脑输入速度要快于拉丁字母输入法的方块汉字输入方案吗？扩而言之，中华文化还会存在于今天的华夏大地上吗？可见汉字的现代化只能是汉字本体的现代化，取消了汉字也就无所谓的汉字现代化可言！汉字作为“中国文

32、化的脊梁”，其现代化的道理是如此，其他中华文化要素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现代化道理也是如此！“全盘西化”论者的失误在于欲求丢弃本族文化之本体来实现所谓的现代化。暂且不论这种丢弃简直就象某人欲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即使是能够实现所谓的现代化，也已经不是中华文化本身的现代化了。在我们看来，中华文化那种以“我”为本的坚持自身基本精神的兼容机制，并不能作为中华文化是大陆型文化因而封闭性文化的根据。相反，这是任何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正常的运作机制。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华文化的这种机制在它自身的时代性不能领先于世界文化时还能运作，这既表现出中华文化强韧的生命力，也是它能够成为如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古有今

33、的属于十几亿人的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试想，一个封闭性文化会有如此的功能吗？海洋型文化也不全是“开放性”的文化引语 西方文化，不仅从其发源地爱琴海区域，而且从它首先覆盖的欧洲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上看，都呈现出同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后来所覆盖的区域中国大陆迥异的样态。例如： 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伊利亚半岛及其附近岛屿， 西欧的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 北欧的日德兰半岛、斯堪的钠维亚半岛一带和冰岛， 以及中欧、东欧部分地区， 无不同爱琴海区域一样，即：河流短小湍急，缺少广阔的流域平原，但海岸曲折而多良港，以致欧洲人很早就向海外拓展，并在这过程中创造和发展了西方文化。这种文化

34、被形象地称之为海洋型文化，也本无可非议，但如果将它完全等同于“开放性”的文化，就有失偏颇了。 前已有述，这种海洋型文化比起大陆型文化是能够在其形成、定型的过程中较早地接触到域外文化、异族文化甚至是异类文化，因此，可以这么说，它的成型本身就是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异族文化乃至异类文化综合交融的结果。这似乎要比大陆型文化“开放”。于是乎，一些论者就简单地将海洋型文化等同于“开放性”的文化。其实，这种看法完全忽略了任何文化都具有兼容性又有排他性的属性，而只认为海洋型文化只是兼容而不排他。然而，无数史实显示，海洋型文化在一定时期里也会衍生极端的排他性的。文化的排他性 文化学原理告诉我们，文化的排他性主要

35、是自然的文化隔离与人为的文化隔离机制所铸成。高山、江河、沙漠、大海构成了文化隔离的天然屏障，形成了自然的文化隔离机制；在人为的文化隔离中则包括了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等方面的因素。此外，一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类型文化定型之后，其发展会有“文化惯性”，这种惯性本身就具有排他性。文化排他性的二重性 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文化隔离同世间万物一样也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促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类型文化并自成系统地进行运作，从而使人类文化显得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类型文化又往往具有排斥域外文化、异族文化和异类文化的本能，从而妨碍人类间各种文化的正常交流。 文化的排他本能（排

36、他性），主要有两种表现： 其一，以本土文化或主流文化去兼容、消融外来文化或非主流文化。 这种排他性表面上是一种“排他”，实质上是一种开放的表现。中华文化在许多情况下即表现为这种“排他式的开放”以“我”为本地兼收并蓄。 其二，以一种外来文化去消灭、取代另一种本土文化。 这种排他性才是彻头彻尾的排他。西方文化在许多情况下即表现为这种“取代式的排他”。例如：取代式的排他性 古希腊文化虽然是由古代欧洲、西亚和埃及等多种文化因素融合而成，但却是以米诺斯文化和迈锡尼文化的湮灭为代价的； 到了中世纪，古希腊文化本身也没有逃脱澌灭殆尽的命运而为教会的洛林文化所取代，致使欧洲进入世称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之后

37、，西方文化日趋兴盛，随着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泛滥，西方文化日显其文化霸权主义和极端的排他性。例如：1521年西班牙殖民者打着“神圣十字军”的旗号，以残酷的屠杀手段完全征服了墨西哥之后，便派遣一批传教士到了那里，摧毁了当地的几百所神庙，建立起天主教堂，把保存了上千年的阿森提克文化古迹、印第安人历史文献全部毁灭，以消灭玛雅人原有文明，迫使当地人民改信天主教，放弃本民族的各种神祗。又如：在非洲，西方人也直接向那儿强行输入西方文化，致使非洲文化产生两种反常现象：其一，把欧洲文明直接带给非洲，使欧洲在漫长的历史阶段里所形成的西方文化极大地推动着非洲的开化、文明与发展；其二，由于运用行政手段

38、强力推行西方文化，压抑非洲本土文化，遏制了它的正常与健康成长，造成了许多口头传说、口传文学由于当地语言为英语、法语等欧洲语言所取代，便随着最末一代老人的离去而消失。非洲从此失去了一笔可观的文化遗产。西方文化这种先是自相“残杀”后是文化霸权的运作机制，表面上颇为“开放”，实际上是如此不容人，哪里还有兼容的影子？因此，我们认为，海洋型文化并非何时何地都是开放的，海洋型文化与“开放性”的文化之间没有天生必然的联系，也不具有天生固定不变的等号。其中的关键在于，“走向海外”和“开放兼容”分属不同的概念范畴：前者是就文化辐射而言的，后者是就文化运作机制而言的，务必分清，不应混为一谈！结语综上所述，不论是大

39、陆型文化还是海洋型文化都具有开放性和封闭性这二重性，这是任何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类型文化的天生属性。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不在于“封闭式”或“开放式”上，而在于它们自身内部的不同运作机制及其与异族、异类文化的交流方式。这是由这两种文化发生、发展所依托的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塑成的。中华文化虽然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由于种种原因，曾表现出“夜郎自大”而“拒外”“排外”，近代以后在时代性上也出现过并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的落后于世界文化时代潮流的现象，但经过百多年来的自我调整，如今已经显露出新的生机。这再一次体现出它那以“不变应万变”为核心的发展机制的良好状态和无限生命力。因此，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是一种在兼容古今中外过程中对自身传统的现代化，而不是抛弃自身传统的以一种外来文化的移植或取而代之的现代化。我们深信。21世纪的中华文化将是兼容更多的世界文化因素而更具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