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化改革成败原因探微——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中心毕业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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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近代化改革成败原因探微 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中心 摘要：中日两国近代化改革一成一败，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中国戊戌变法却昙花一现，惨遭失败。都是作为后发型国家的近代化改革，结果却如此不同，这其中的原因有两国政治基础的差异、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改革派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和手段都将注定酿成如此之结局。 关键词：戊戌变法明治维新成败原因 在近代历史舞台上，中日两国封建统治者分别进行了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这两次变法维新，历史背景相似，时间相隔不远，目标类似，措施雷同。然而二者的成效、结局和命运却截然相反，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实现了

2、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不仅维护了民族的独立，而且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如昙花一现，仅仅维持了百天，即告失败。光绪皇帝遭幽禁，维新人士遭镇压，改革新政全部被废除，只剩下一个京师大学堂，中国不但未能自强，反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里越陷越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不同的结局呢？下面我们就作以具体分析。一 中日两国政治基础差异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上封建君主专制，绝对中央集权，而这种专制政治缺乏的就是权力制衡，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一元”君主体制。茅海建先生在其力作戊戌变法的时间、过程和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正、修正(一)的

3、第二部分“政变前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中详细探讨了慈禧与光绪的“分工”。这种“分工”大体上是：1.对于“简放大员以及各项要差”和“满汉尚书，侍郎缺出”等涉及中央、地方大员任免的问题，光绪须“事前请示”慈禧：2.其他重要政务是光绪处理后再报告给慈禧。【1】这样构成的“二元”君主体制表明，慈禧虽然在后台却依然掌管国家政权，光绪直接在前台处理政务也有机会“瞒天过海”和“先斩后奏”。这种“双簧”式的“二元”君主体制实质上是一元的，帝后之间的矛盾比较隐蔽，而且在百日维新前也不尖锐，外人很难摸清底细。而这种“一元”表现在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上,中国封建社会是大一统的单层结构,至高无上的皇权无所不至

4、,大小官员只是皇权所有者的驯服工具，他们受到统治者的层层约束和牵制，在自己的辖区内没有进行改革的权力，不可能、也没有勇气从根本上为改善统治而有所作为。从早期改良主义者陶澍、魏源到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陈宝箴、黄遵宪等官员，要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真是阻碍重重。故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对比中日两国改革人士的境遇时说，日本有“萨、长、土、佐诸藩相与夹辅故王室得其维持，而志士有所凭籍”，而中国“各省督抚数年一任，位如传舍，顺政府之意、则安福尊荣，稍有拂逆，授意参劾，即日罢官”。【2】同时中国封建社会官场腐败，致使官员的升迁与当事人的素质高低和政绩好坏严重脱节，进而导致个人利益与国家和所辖之地的利益严重脱节，故国

5、难当头之时，大多数官员的态度是“爱国之心，究不如爱名之心，爱名之心，又不如其爱爵之心。”【3】关心自身眼前利益者多，而考虑国家民族利益者少。 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曾设想湖南效法日本的长州、萨摩、佐贺诸藩，成为维新的先锋和中坚。他在南学会序中说：“以中国之大，积弊之深，欲一旦联而合之，吾知甚难矣。其能如日本之己事，先自数省者起，此数者其风气成，其规模立，然后寖淫披靡，以及于他省。湘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彷佛。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具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然而以陈宝箴，黄遵宪为首的湖南维

6、新派虽然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但保守派势力亦十分猖狂，他们对维新人士“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乃至哄散南学会”，随着拥有势力的顽固派的胜利，他们被“一概罢斥”，【4】改革成果付诸东流。 日本自1615年德川幕府统一全国后，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德川氏将全国分为2000多个藩国，而天皇只作为国家的象征，没有实权。1875年，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说：“古代日本，天皇至尊的地位与最高权力合二为一”“致使民智不开”“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的情况”，“尊崇神政的思想，武人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

7、，”并提到江户时代日本人对天皇和将军的不同认识：“至尊的天子既没有至强的权力，因之人民就把他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再如至强的将军，他的权力足够强大，足以压服一世，但在人民的心中，并不像拥戴至尊的天威那样，而是自然地把他看做平凡人”福泽由此得出结论：“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5】从福泽对幕府“至强”和“至尊”的定位来看，德川时代的政治结构具有“二元”化。形成了幕府将军至强，京都天皇至尊的二元政治结构，而正是这种结构推动了倒幕维新运动乃至日本近代化的进程。 首先，幕府将军至强，京都天皇至尊的二元政治结构，具有双重性。当幕府很强

8、大时，至强与至尊的二元政治结构从政治到精神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有利于国内局势的长期稳定，当幕府衰落时，均衡状态被矛盾四起的动荡局面所取代，此时身披神权外衣的天皇成为与幕府将军抗衡的新权威，在倒幕维新的过程中，“王政复古”成了自然而然的发展方向，天皇制为维新政权提供了现成的选择模式。换言之，将军与天皇各一元的二元政治结构，实际上具有权力承续机能，是一种长期潜在的，但在必要时能够迅速交接的政权转换机制。由此不难理解，日本何以在欧美冲击引发国内矛盾的情况下，仅用15年的时间就能推翻幕府的腐朽统治，并在天皇的名义下开始弃旧图新的维新变革，由此决定性地拉开了与中韩两国的发展差距。 其次，幕府时期在地方上实

9、行的是藩主政治，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诸藩，作为称雄地方的封建领主在政治上臣从幕府将军，遵守幕府法度，完成幕府摊派赋役的情况下，据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上拥有各自的权力机构，有权制定本藩的法律和政令，有权在本藩内建立一元化效忠体系。经济上有权在本藩内确定年贡率和开发新田，有权发行再领内流通的纸币“藩扎”【6】，幕府与诸藩这种双重的二元政治结构，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作用。幕府统治强大时，维护将军与大名之间的权力平衡，有助于实现国内和平。至幕末幕府权威扫地，以掀起“尊王攘夷”口号狂潮的中下级武士为主力的反幕派，以本藩为根据地，云聚京都，横议时政，一旦形成骤变，则撤回本藩，伺机卷土重来，因此尊王攘夷派虽屡遭

10、镇压，但幕府无力将其斩尽杀绝。这种“土有所籍”即拥有可供重新集聚力量以图恢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诸藩具有称雄地方的相对独立性，这与大一统王权体制下的中国革新派、革命派难以在国内存身，守旧派一旦血腥镇压，侥幸躲过屠刀的革新派只能流亡国外的情形大相径庭。幕藩领主二元政治及结构还影响了推翻幕府的行动方式，由于幕府长期推行“强本弱末”政策，【7】对诸藩特别是对外样大名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在诸藩之间形成了猜疑、疏远、竞争、乃至敌对的关系。至幕末群雄竞起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雄藩均不具备单独承担倒幕的实力，也无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感召力，因此诸藩只能在“尊王”的旗帜下，组成拥戴天皇为天下共主的雄藩联军。雄藩联

11、合倒幕的夺权方式，既弥补了单独一个藩倒幕的实力不足，取得君臣大义名分论的庇护而收取天下响应，而且也是雄藩奠定明治政权的的基础。 再次，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各地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起伏，迫使长州、萨摩、佐贺、土佐等藩大名进行了程度不一的改革。他们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提拔财政经济能手担任要职，使其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新政治势力从而日益强大起来”。【8】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促使这些强藩实际上成了明治维新在各地的试点和据点，后来维新政府所推行的很多改革措施，以上各藩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试验过了，这不仅为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提供了经验，而且还培养了一批致力于改革的维新力量。二 历史文

12、化传统差异 中日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历史文化渊源流长。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典型特征长期延续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周而复始的生产方式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虽然培养了中国人的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质朴无华的传统美德，但也养成了中国人崇拜传统，安分守己，因循守旧，狭隘闭塞的社会心态。并且，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制度优越，思想领先，物产丰富，毋求于人。所以就孕育出了一种强烈的以我为中心型文化，在这种文化世界观中，中国是“天朝上国”，东南西北四周是蛮夷戎狄。中国的朝廷没有平等的外交观念，只有远道而

13、来的“朝贡国”，世界文化只有一个单位，就是中国文化。虽然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西域国家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但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特有的文化及科学的格调的程度。中国的文化始终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发性，”【9】这就导致中国人思想狭隘，一直拒绝与西方国家平等交往，死气沉沉，缺少开拓进取精神。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缺乏正视的勇气，更没有兼容并包的开阔胸襟，始终保持着“天朝上国”的文化心理。在这种文化心理的传统下，虽然中国已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但华夏至上的心理没有消除，最后只能在西方先进文化的轰击下日益沦落。 而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是一个岛国，幅员狭小，资源贫乏，其文化是在一个与外

14、界隔绝的空间内形成发展的，这种与外界隔绝形成的文化，易产生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的浓厚兴趣，从而形成了岛国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传统无我为中心型文化。这种文化极易抛开以往一切观念和习惯的影响，以一种“无我”的空白状态去理解和接受外来文化。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日本要发展就必须突破海洋的限制，同时海洋也为日本人走出海岛提供了便利，隋唐以来日本人纷纷来到中国，学习中国先进文化为己所用。战后日本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这样的历史环境培养了日本人的顽强坚毅，勇于抗争，积极进取的民族心理。而其历史文化传统也具有开放性，日本人对外来文化不盲目崇拜，而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中

15、的优秀部分，并结合日本的实际使之融入到日本的文化系统中去。近代以来虽然德川幕府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但他仍然向荷兰学习了很多新知识，日本形成了所谓的“兰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沉沦引起了日本的警觉，特别是美国人扣关以后，残酷的现实使日本人认识到，再不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日本就无法生存下去。这种历史紧迫感在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朝野上下形成了一股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巨大潮流，这就为日本维新变法的成功奠定了思想基础。三 中日两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 明治维新发生于1868年，戊戌变法发生于1898年，二者相隔整整三十年。明治维新时国际环境相对宽松，当时的欧美各国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16、而且都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无暇顾及日本，加上他们之间的矛盾，根本不可能联合一致对付日本。这样就使日本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大大减轻。美国刚刚经历了1861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正在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英国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工人运动和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政府专注于国内政治改革。德意志正在为国家统一进行三次王朝战争，1864年普奥对丹麦作战，1866年普奥之间又起战火。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正专注于统一大业，更本不可能分散力量去干涉别国事务；奥地利也被卷入德意志统一战争不能自拔；法国首先在1859年卷入意大利统一战争，后因担心意大利革命运动危及自己的利益，而中途

17、退出战争，但在1870年挑起普法战争，最终战败求和；意大利也在进行统一事业，它利用复杂的欧洲局势把奥地利和法国赶出意大利，于1870年完成统一；俄国1861年进行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当农民发现自己受到沙皇政府的欺骗时，纷纷起来反抗，给沙皇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势力日益衰落，正在沦为欧洲二等国家，更无力去干涉日本事务。正如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所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10】另外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西方侵略者，迫

18、使他们不得不在侵略日本时谨慎小心，顾虑重重。日本倒幕派领袖久坂玄瑞曾说：“英法之所以未能随心所欲地对皇军大动干戈，就是因为中国的太平军声威雷震所致。”英国驻日公使也说：“我们对日本的纲领必须慎重行事，我们在中国已经从太平天国革命中吃过苦头，这一切必须铭刻在心。”【11】这样日本资产阶级维新派免除了西方外来干涉的危险，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唯一的敌人幕府，这无疑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 中国维新变法时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严峻，当时的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通过激烈的争夺已基本上把世界殖民地瓜分完毕，东方的中国已经成为他们争夺的唯一富源，因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的

19、列强绝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出现。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通过“借师助剿”与西方列强加紧了勾结，慈禧太后越来越成为维护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工具。中国的变法维新肯定要触及慈禧太后和西方列强的利益，他们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这样险恶的国际环境，给戊戌变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戊戌变法的亲历者梁启超也看到这一点，他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动，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12】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除了要对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还要顾及如狼似

20、虎的西方列强，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四 中日两国改革的策略和手段不同 改革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改革能否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响应，改革的领导人是否具有政治远见和政治斗争经验，都将对变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改革派采取的斗争策略和手段将直接关系到维新变法的成败。 首先从改革实施的过程来看，明治维新有一个充分的酝酿准备时期，并先从长、萨诸藩进行局部改革，建立明治政府后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改革的策略来看，维新派既善于协调与各方面的矛盾又拥有夺取胜利的实力。 在明治维新前，伊藤博文等人曾多次去西方各国考察学习。“归而相助为理。”而在明治初年，大规模改革前后，伊藤

21、博文曾专门派人到英国向赫伯特宾塞请教日本将遭遇的问题。【13】在向西方学习时，又注意根据日本的国情加以变通。如，明治政府的官员在考察了西方的国情后曾指出：“这些国家的历史是由统治者与人们之间的冲突所创造，这跟日本精神是不符合的。”【14】这种不同于西方的协调的精神体现在整个明治维新的过程中，维新派人士较好的协调了与各方面的矛盾，“他们不是偶像破坏者，对封建阶级并不加以攻讦，也不剥夺其财产;相反的，却利用可观的俸禄来诱使他们支持政府。”【15】毫无疑问这一策略减少了改革的对立面，对于维新运动的顺利推进起着积极作用。 再者，从政治斗争经验来看，日本维新派的骨干力量是中下级武士，他们精明强干，长于韬

22、略，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因而在斗争中有理有序，循序渐进。随着日本社会阶级矛盾的加剧，日本中下级武士认识到必须推翻幕府统治，夺取政权才能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受中下级武士支持的西南强藩就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促进了西南强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以长州等藩为据点，秘密建立“萨长同盟，”实行武装割据，为推翻幕府集结了军事力量，并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1868年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的倒幕派发动了戊辰战争，历时一年零五个月，经过鸟羽、伏见等战役，终于推翻了幕府。这是日本从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步

23、骤。明治政府新政权建立以后，在政治上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四民平等”；在经济上通过地税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通过“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化开明”三大政策，使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这些政策基本上得到了日本朝野各界人士的拥护，很少有人反对，因此这些政策得以在日本比较顺利实施，正是这种有理有序，循序渐进的改革步骤，使日本迅速走出封建时代，为建立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奠定了基础。【16】 而中国的维新派基本上是一些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胸有才学、热情，却缺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对上层斗争的真相知之甚少，对中国国情和改革的难度缺乏深

24、刻的了解和必要的准备，因此在斗争中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康有为曾十分乐观地在光绪帝面前估计说“泰西将求三百年而治，日本实施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耳”。【17】这种近乎幼稚的盲目乐观，导致改革操之过急，认为“缓变不如急变，小变不如大变”，“变法须变人”，故在手中既无政权又无兵权的情况下，就实行了从上至下的变法维新，而且不分轻重缓急，改革内容从政治、经济、教育到宗教全面展开，在短短的103天雪片般地颁布了110多道诏令，企图一夜之间把中国变为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再者改革中不注意策略，很多措施与大多数人的

25、利益相冲突，因此造成反对之声超过拥护之声，四面树敌。在康有为与荣禄的一次交锋中，更是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幼稚，荣禄认为：“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忿然对曰：“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18】如此意气用事的回答，只能更加激化矛盾。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时在华的美英诸国人士曾就改革失败的教训发表过不少议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们的总结不无启发。美国的李佳白在新命论中曾指出：“今天下谈者，动言西法若用之中国，则富强可立致，此非通论也。盖法虽善，必与其人心风俗相宜而相矢，乃可采而用之，故善用法者，必相宜而后动，渐摩而后入。择其自然可行之法而用之，更是非常之人，与之推行，然后可以得其益矣

26、。”“诚欲采用西法，夫必有以慎所择矣。”【19】 变法之时，日本的伊藤博文来京，在与李鸿章私下交谈时，曾对变法的操之过急有过委婉的评价，他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20】当有大臣问他对中国变法的看法时，伊氏认为：“若只此法之不可，而欲改之，必先筹得良法而后方可改变，譬如房屋，知木柱之不坚固也，而思坚固之法，惟铁柱为宜，因以铁柱易木柱，今徒知木柱不坚固，而不先办铁柱，即将木柱拆去，其屋未有不倾覆者，贵国之变法，亦犹是也。昔我改革时，先派人至各国学武备，归而设立士官学校，然后改革，故觉易易；如不先设立士官学校，无论如何练兵必不能练好，故欲练兵，

27、须先立学堂也。”他还强调：“皇上锐志变法矣，未知皇太后圣意若何？愚意两圣意见相同，方能有济也。”【21】可惜在维新变法这一重大举措之前，维新派人士未能主动前往日本学习经验，只是在新政颁布三个月后，伊藤博文来华时（9月20），光绪帝才召见垂问，伊氏后来虽然非常坦率认真地向维新派大臣谈了自己的看法，但这时为时已晚，保守派的反扑已经就署，新政的流产已在旦夕之间了。 总之，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内部、外部的历史条件和种种复杂因素造成的。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日本的维新志士上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大喜剧，而中国的维新君子只能演出这样一幕悲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明治维新虽

28、然成功了，但它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鼓吹对外侵略，培植军国主义，给日本的发展投下了阴影。中国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我们通过反思这些教训，能充分认识到解放思想实施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从而更加坚定了我们推进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早日实现维新志士们振兴中华的夙愿的信心，这也许是对戊戌维新运动最有意义的纪念。注释：【1】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和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正、修正(一) J近代史研究,2002(4)；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2【2】 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05页【3】【4】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转引戊戌变法资料第一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9、 1954年 版【5】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A.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618页【6】【7】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8】【10】日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A.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36、113页【9】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5年【11】【12】【16】万峰.日本近代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3】【14】【15】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剑A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第599458页【17】【18】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1

30、9】【21】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20】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转引戊戌变法资料第一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The Sino-Japanese Modern Explor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reform of Abstract: China and Japan into a modern reform a success or failure, the success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 Chinas Hundred Da

31、ys Reform was short-lived and failed. After the hair is as a modern state reform, the result is so different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are the basis of their political differences,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hen faced by the I 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struggle adopted by the reformist strategy and the mea s would be doomed to lead to such a conclusion.Key words: Hundred Days Reform：Meiji; The reasons for success or failure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