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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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上） 在宋儒构造的“道统”谱系中，曾子、子思、孟子前后相续，一脉相传。但地看，一个学派或思想家的影响往往并非单向的，而是存在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据韩非子显学，分化的八派中，有乐正氏之儒而无曾氏之儒。乐正氏即曾子弟子乐正子春，这说明曾子之后又有乐正子春一派兴起，其影响甚至压倒曾子。这样，曾子在先秦儒学中便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它不仅影响了后来的思孟学派，同时还发展出了一个乐正子春学派，以上两派虽然代表了先秦儒学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但都与曾子思想存在渊源关系。本文拟结合大戴礼记曾子及孝经等文献，勾勒出从曾子到乐正氏之儒思想的发展演变，同时说明思孟在“道统”选择

2、上的艰难探索过程。;一、上博简内礼与曾子;今人讨论曾子的思想，往往仅根据论语中的，然而据记载，历史上还曾有曾子一书。如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名参，弟子”，隋书经籍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也著录“曾子二卷”。按照古书体例，这部名为曾子的著作，应该是曾子及其门人言论的记录，它同样是了解曾子思想的重要文献。但据学者考证，十八篇的曾子唐代时可能已散佚、失传，后来流传的二卷本曾子似另有来源。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今此书（注：指曾子）亦二卷，凡十篇，盖唐本也。视汉亡八篇，视隋亡目一篇。考其书已见于大戴礼。”可见晁氏所见曾子已是二卷十篇，他认为“盖唐本

3、也”，说明唐代情况亦是如此。今本大戴礼记中有篇名标有“曾子”的文章十篇，分别为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所以唐宋以来流传的十篇本曾子可能即是从大戴礼记中辑出的。钟肇鹏先生曾检索历史上引用“曾子”的情况，发现唐代以前所引，或见于这十篇之中，或不见于十篇，前者如董仲舒引用曾子二则（见春秋繁露竹林和天人对策），分见于曾子制言和曾子疾病；后者如汉刘向说苑引曾子数则（见说丛、杂言），徐幹中论引曾子二则（见修本、贵验），晋张华博物志杂说上引曾子二则，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立言引曾子一则，却不见于这十篇，而唐代书籍群书治要及马总意林所引，均见于此十篇之

4、中。这说明曾子一书经历了散佚、失传和重新辑佚的过程，今天所见曾子主要是依靠大戴礼记保存下来的。由于曾子一书的复杂性，宋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如，宋朱熹说：“世传曾子书者，乃独取大戴礼记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语气象，视论、孟、檀弓等篇所载相去远甚。”（晦庵集卷81书刘子澄所编曾子后）黄震也说：“曾子之书，不知谁所依仿而为之？”并提出非曾子所作的四点证据：一是皆世俗委曲之言；二是若乐正子下堂伤足之事；三是所言“良贾深藏如虚”，近于之学，不类曾子弘毅气象；四是特以天圆地方之说为非（黄氏日钞卷55读曾子）。明方孝孺说：“意者出于门人弟子所传闻而成于汉儒之手者也，故其说间有不纯。”（逊志斋集卷4）

5、近代梁启超也认为：“大戴所载十篇，文字浅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汉初诸篇。”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曾子一书不伪，它形成于战国中期以前，反映的是曾子学派的思想。那么，曾子一书的情况究竟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说明：一，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是否即来自艺文志中的曾子十八篇？二，曾子是否形成于战国时期？其中，前一点又涉及到礼记的成书问题。我们知道，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收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据礼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可知礼记

6、往往又称记，汉书艺文志就有“记百三十一篇”，它主要来自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而大戴、小戴则是对其传人的称呼。又，汉人所说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有些本来是经不是记，如小戴礼记的奔丧、投壶等，有一些则是将子书的单篇收入其中，如，小戴中的缁衣、表记、坊记、中庸四篇出自子思子，月令出自吕氏春秋，乐记出自艺文志的乐记二十三篇，三年问出自荀子礼论篇等等。大戴礼记的情况亦是如此，沈钦韩汉书疏证说：“今大戴礼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周兵、少闲七篇。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记是也。”这是大戴抄入它书的明确记载，此外如礼三本篇出荀子礼论篇；劝学篇取荀子首篇，同时附以宥坐篇末“见大

7、水”一则；哀公问五义即荀子哀公篇的首段；礼察（部分）、保傅出自贾谊新书等等，所以大戴收入曾子十篇是完全可能的。至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近些年出土的简帛中，也多见子书的单篇，一般是持有者根据需要选择抄写，而较少将整书抄入的，这在郭店简中尤为明显，李先生所论可谓有见。同时由于当时流行的书籍单篇多是阐发儒家理论尤其是礼的思想，与礼存在一定的联系，故往往被编入礼记，并被归于其中的“通论”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阮元说：“大戴十篇皆冠以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书入于杂记之中，识之以别于他篇也。”（曾子十篇注译）阮元认为十篇中的“曾子”是保留了原来的书名，而非篇名，是有一定道理的。按照古书体例，篇名往往取篇中文字或根据文意而定，而很少再加以人名的，所以曾子立事的篇名应该是“立事”，取文中多谈为人处事之意；曾子本孝的篇名应该是“本孝”，源于文中“忠者，其孝之本与”一句；曾子立孝的篇名应该是“立孝”，取文中首句“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的“立孝”二字。用标点符号表示，应是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等等。这也说明，曾子立事等十篇确实是来自曾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