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穷人信贷权的小额信贷瞄准机制及其偏差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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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穷人信贷权的小额信贷瞄准机制及其偏差研究 基于小额信贷商业化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仍然肩负扶贫使命的小额信贷持续成长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抵消至少缓和高成本压力；对于穷人的赋权与发展问题，各种探求都应有积极意义。在承认小额信贷服务于穷人仍有价值的同时，穷人公平、平等地使用信贷资金等扶贫资源以及享受相关权益应该进入我们的研究及行动视野。 一、 信贷权是穷人的基本人权 贫困，作为著名的“三P”（Population、Poverty、Pollution）问题之一，严重困扰着人类生活。1要研究穷人的经济问题，必找准其约束条件。穷人由于资源拥有量大大低于一般水平，其“经济理性”更多

2、被“生存理性”所代替可能不是为利润最大化而生产、为效用的最大化而消费，更可能是为生存资料最大化而生产、为维持温饱并寻求道义价值而消费。面对财富的现代化评价机制和穷人处境未被改变的格局，贫困的自增强机制往往会出现。只有深入研究形成这种制度安排的内生逻辑，才有可能改变穷人的生存困境。 这种理念通过诺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观和“能力理论”得以印证与深化：经济贫困其实是社会权利贫困的折射和表现；由于人们只有基于权利平等，才能不论贫富一律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因而和谐、包容的社会是以权利为基础的；而“真正的权利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能力就是个人追求有价值的目标所必备的功能组

3、合，如知识、健康、基本收入等。显然，资金权的获得对于提升个人特别是穷人的能力有特别意义。因而减少和消除贫困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既提供穷人以机会，又提升其能力。 在此，构建适于穷人的金融生成机制是重要切入点；而这种机制主要是旨在瞄准穷人的小额信贷运行机理。追溯市场经济的经典逻辑，穷人与其他市场中的个体一样，也具有理性地最大利益化的基本行为模式；区别只在于缺乏资金，好比一个木制水桶的“短板”：资金短板之限使穷人这一水桶不能承受高于短板水平的“水”即财富，因而提供资金是扶穷的顺理成章之举。进一步指出，穷人要求得到贷款，不仅是诉求于发展机会，更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信贷权就是穷人的基本人权。马克思主义

4、认为财产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同样，信贷权对于穷人来说，就是与财产权一样重要的基本权利。小额信贷通过信贷制度革命，克服了因财产权制度造成的发展障碍，即在没有改变财产权制度的情况下，让匮乏财产的穷人也能得到贷款而获得发展机会。以“贷款不止是生意，如同食物一样，贷款是一种人权”为信念，并以事实宣告长久的金融隔离时代终结的GB模式，所奉行的为核心贫困阶层提供信贷服务，更注重帮助穷人中的赤贫者、脆弱集团中的最脆弱群体的理念，早已化作生动实践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以共享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诠释。真正赋权与穷人正是小额信贷革命的新课题。 二、 小额信贷的标杆效应与中国异化 作为最初的一种扶贫手

5、段和向贫困农户（贫困农户是穷人的典型代表，这里将两者等称）直接提供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特殊制度设计，小额信贷是迄今能找到的保障贫困农户（由于农户是主要需求者，小额信贷常指农户或农村小额信贷）获得信贷基本人权的最基本选择。这里，小额信贷显然是直接瞄准穷人（对人而不是对区域）的机制；随着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金融需要的信贷机制的演化，小额信贷渐渐远离真穷人而出现“瞄而不准”的严峻现实，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为穷人提供进入信贷市场的平等机会，小额信贷的瞄准能否真正做到“真扶贫”和“扶真贫”，决定于其制度安排和技术创新政策瞄准工具是直接瞄准，市场瞄准工具是间接瞄准；而瞄准结果会影响小额信贷市场分配；但

6、并不能自动实现其在穷人间的合理分配面临着与正规金融服务穷人市场时同样的困境：高交易成本会阻止最贫困户进入小额信贷市场。 因而在与成本的较量中，小额信贷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瞄准目标群体即穷人，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可持续成长中的小额信贷如何挑战与克服高成本压力，仍是最大难题。基于我国扶贫的基本政策（满足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的双重目标；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以区域瞄准方式，主要以县级瞄准方式推动政府主导的全社会扶贫），小额信贷尚未形成动态而精确的识别和瞄准机制。在我国扶贫资金（财政和信贷资金）依中央、省（市、区）、地（市）、县、乡、村、贫困户的路径依序传递中，小额信贷瞄准的命中率直

7、接决定于其与管理成本的动态权衡，因命中率的逐步提高会带来管理成本的相应攀升；反之亦然。因而构建反贫困的瞄准机制的最优选择，在于如何应对这种“跷跷板效应”，在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毕竟强调全部瞄准穷人的小额信贷需要得到额外的成本补偿。而“穷人的银行”格莱珉银行，以保持 9年的盈利记录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2依靠无抵押小额贷款，使639万个借款人（96%是妇女）中的58%成功脱贫，并间接影响到3150万人。2003年开始实施的“求存者（乞丐）贷款计划”取得实效也是明证。五人小组机制则是其成功的关键。格莱珉银行通常与项目实施最基层的小组和中心（5-6个小组为一中心）发生关系；贷款

8、发放采用“二二一”制（最先发放给最贫困户，再给另外两户，最后给小组长），并以特有的小组联保代替了抵押担保；还实行定期的（一般为一周）的小组会议和中心会议制。这种互相激励和监督的“双刃剑”，使各成员将还贷压力内化为求生求发展的动力；银行也由此将运作成本外化给贫苦者自治组织。特别指出，格莱珉银行于1995年停止接受捐款后，其持续盈利背后的实际利率只有10%。同样作为小额信贷先行者的玻利维亚团结银行、印尼人民银行（BRI）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效率提高了一倍，而平均贷款利率却从50%下降到2003年后的20%。因竞争会改善正规金融机构的产品与服务供给，也使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下降，从而使小额信贷利率达到相对均

9、衡亦相对公平的状态。将高利率视作是对于穷人的“量身定做”同样是不公正的。 然而GB模式并不能简单复制。中国的小额信贷自1990年代以扶贫为主旨引入以来，从早期农信社的农户小额信贷，到后来的约300个NGO（非政府组织）主导的项目型小额信贷，再到新生的商业性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其异化倾向已较明显：如将贷款的增长巧妙集中于高人口密度地区从而不会集中在农村贫困地区而是城镇周围地区；为维持贷款需求和偿还率，逐步将贫困标准提高，从而脱离最贫穷的人；将目标群体逐渐转向农村中的非贫困农户；逐步将贷款额度大幅度增加，以适应较富裕人群需要。其结果是一般商业性金融的固有弱点不愿意支持甚至歧视弱势群体在小额信贷中得以

10、再现。当央行主导的商业性小额贷款试点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而已发展十余年的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仍在苦苦等待政策大门的敞开依然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一直未被赋予金融机构地位而难获融资是重要原因。如果说小额信贷沐浴市场经济的洗礼而重生是必然的话，那么中国小额信贷的扶贫效应正在减弱，而且会越来越弱，正成为不可抗拒的现实。若那些无劳动能力的赤贫者可能名正言顺地依靠社会福利保障得以活命的话，则对于那些穷得只剩下自己即劳动力的人来讲，对于小额信贷所谓“贷穷不贷富”的理念，可能是聊以充饥的画饼。中国小额信贷由扶贫向基于扶贫与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转型的“与国际化接轨”，是觉醒抑或迷失，对于穷人难言是一种福音。为了

11、争取财务上的自负盈亏和赢利，小额信贷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对穷人有利的贷款方法，但可能并不明确宣布放弃扶贫的宗旨。这就是理论与现实的无情差距。 三、小额信贷瞄准偏差中的利益博弈 追踪中外小额信贷发展的三个阶段（见表）发现，其朝着商业化方向越走越远；3而基于这种演变的利率以至利润率的变化是焦点。对此，一个经典的思想以至做法是：为使小额信贷的收益足以覆盖成本，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提供给穷人高利率（介于一般商业信贷利率与民间信贷利率之间）。因这种商业化的较高利率是阻挡非贫困群体侵入的所谓目标自动追踪机制乡村社区的富裕农户和权势者会攫取正规金融机构商业贷款这一“廉价资源”，从而使这种低利率贷款无法进入贫

12、困者手中。由于这些权势者对高利率贷款的不乐意、不耐烦使用，才终于“轮”到穷人获得对于信贷可获得性的机会。这种富人对于穷人的“恩赐”的背后，实质是在资本“嫌贫爱富”本性的驱使下，穷人对于一般商业信贷的告贷无门。小额信贷的这种嬗变，很难说不是对穷人的另一种剥夺：穷人的正当金融服务权利，被“穷人不讲信用”的判断所剥夺。信誉发展史表明，在共同贫困情形下，社会信誉普遍较好；当经济获一定发展，率先富裕的一部分人的信誉可能变坏；当经济继续发展而法制逐步健全，这部分人的信誉又由坏变好。指责穷人的信誉差并不符合事实。其实，穷人看淡利率的高低而看重贷款的可持续获得性的实质性解释是：他们要求获得平价资金的权利被转而

13、求之于“高利贷”的无奈之举所替代或掩盖。诚然，小额信贷由于固有的特点和弱点，决定它需要以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来替代正规的财产担保和电脑计算出来的资信指数，较之一般商业性贷款存在先天决定的市场效率差距，但由此成为使贫困户沦为“边缘群体”的理由则值得重新检视。 不妨进行小额信贷扶贫瞄准的技术性偏差蕴含的制度性偏差的分析。权势群体会设法取得任何潜在利益的机会，利用制度漏洞与秩序缺陷进行合法寻租。县级瞄准格局所形成的“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与身处穷乡僻壤的贫困者的鸿沟，极易滋生地方官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项目扶贫模式又使项目成为他们天然的“设租”以致合法寻租的理由。利益多元化的中

14、国，地方政府与贫困农户基于小额信贷的利益博弈，通过权力对于权利的抑制甚至扼杀频频再现。4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贫困农户的委托代理链中，地方政府作为“关键人”和“中间人”既是中央政府代理人，又是贫困农户委托人，具有双重身份和人格。这种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弊端有四：一是信息成本高且失真。信息传递过程长，累积量大，损失严重；“中间人”很可能有意封锁、误导信息，从而造成自身控制的方便。二是政策“走样”。信息传递的多环节的时滞效应，为“中间人”有意无意曲解政策意图，创造了很好条件。三是“中间人”有全面获取内部信息和分配资源的优势。四是贫困农户行为能力偏弱且被剥夺。由于弱势的地位和不确定的身份，贫困农户既

15、没有监督的权利又无积极性。因他们不是剩余的直接索取者，不仅不能直接从其监督活动中获益，反而要付出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加之任命制的制度限制，他们又缺乏用“脚”投票而惩罚代理人的机会主义的机制和手段。实际上，“中间人”对扶贫资源的代理权，并非来自于贫困农户的直接授权，而是依靠政权的力量，从而其监督的动力被严重削弱。又由于贫困农户作为庞杂的群体，其个体均具有“搭便车”动机，因而实际上缺乏反对“中间人”不当代理的动机、能力和动力。 参考文献： 1.艾路明.小额贷款与缓解贫困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4-56 . 2.甄翔.孟加拉国“穷人银行”模式改变数亿人生活N.环球时报，2005-03

16、-02（13）. 3.何广文.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评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07-108?. 4.周振华.收入分配与权利、权力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67-69 .其他参考文献：1.赵慧芝.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几点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0(12).2.付林,李冬叶.高校科研经费的使用监管机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3.江轶.高校科研经费管理若干问题探析J.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4).4.李红宇.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有效性探究J.财会通讯综合(中),2009(1).5.石勉.对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和审计的探讨J.经济师,2010(10).6.林大静.构建高校科研经费内部审计机制的思考J.审计月刊,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