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分析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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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分析研究【论文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将严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纳入刑法打击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此类犯罪，保护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由于首次把此类犯罪纳入刑法调整，尚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出台，本罪在主体、客观行为方式、犯罪情节等方面存在模糊不清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定罪标准不一致，处罚不一致的情况，本文认为为了更好的打击犯罪，应取消特殊犯罪主体的限制，将犯罪主体做扩大解释，进一步完善法条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行为标准，同时应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评判标准，唯有这样，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做到标准一致，用刑规范，有利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关键词】 公民个人信息 出售 非法提供 非法获取1、本罪在认定中的若干问题法理分析1.1罪与非罪的界限。根据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主要看行为是否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是定罪量刑最基本的前提。另外本罪属于情节犯，是否构成“情节严重”是区分是否成立本罪的重要界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首先可以明确本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主体包括在负有公共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移动联通等电信服务部门、从事乘客或货物运输的交通物流公司、各公立私立学

3、校或培训机构等教育部门、提供医疗服务的各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相关职业操守行为准则缺乏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这些机构中保有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工作人员容易受到各种诱惑从而将信息泄露，因此法条中明确例举了以上5个单位。此外本罪规定的单位犯罪主体是否仅包含上述例举的5个单位？我们需要结合实践，探究立法本意，合理理解法条中“等”的意思。该条中“等”到底应理解为仅仅是句子结尾的语气助动词还是表示列举未尽，本人认为，应理解列举未尽。实践中，存在与上述“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性质不同的单位，也可以合法并大量的持有公民个人信息，例如房

4、地产公司、汽车销售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等，这类单位泄露信息的行为也相当严重，因此也应当涵盖其中。我们认为，刑法之所以把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类行为犯罪化，立法者的最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而从当前公民个人信息受侵害的客观情况看，可以合法收集到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并不仅仅存在于法条规定的几类单位之中，因此可以合法大量接触到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均应纳入本罪的主体范围。此外法条规定单位也可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从犯罪构成上讲认定单位构成本罪需注意，行为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是根据单位集体的意思决定的；行为是为了谋取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做出的，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作出；最

5、后要求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犯罪客体。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个人信息的隐私与国家对公民信息的管理秩序。犯罪对象是公民的个人信息。关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在国内及各国法律理论界存在广泛的争议，主要有隐私权说，是英美国家普遍采纳的观点，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隐私权，包括公民不愿被干涉和侵入的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1所有权说，该说认为公民个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主动的公开或者不公开的权利，即公民对个人信息享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为内容的所有权。2本文认为这里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与公民个人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主观上不想公开、若公开会对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的个人隐私信息。包括“

6、姓名、职业、职务、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专业资格、工作经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信用卡号码、指纹、网上登录账号和密码等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3公民个人对其个人信息需要有不愿公开的主观心态，并采取了合理措施以保护信息不受侵犯，如果主观上并没有保护信息安全不受侵犯的心理，客观上也未采取保护措施或采取的措施明显不合理，法律也不可主动保护或请求法律予以保护。需注意的是，本罪主要强调对“公权力”的规制，打击的是负有保密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国家规定对公务活动中收集保存的公民个人信息予以泄露的行为。因此，一般的违反对个别公民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不构成犯罪。仅属于民法所规范的范畴。客观方面。除犯罪主体为

7、特殊主体外，本罪另需加注意的地方是犯罪客观方面的特殊要求，首先“违反国家规定”是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提，由于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及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前置法律出台，对于“国家规定”的范围暂时没有明确的法律标准，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困扰。只有在一些特殊法律、行政法规或其它规范性文件中有零散的规定，如银行业法、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法律法规中都有对从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对单位获取和保管的公民个人信息严格保密的规定。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针对不同犯罪主体的特殊职业寻找不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犯罪情节综合考量予以处罚。而相关部门也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或前置性法律，对“违反国家规定

8、”的标准做出统一规定，以匹配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犯罪对象是“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是利用的本单位的资源，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危害行为表现为“出售、非法提供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这里规定的两种行为方式，行为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可。有偿转让是出售，要求行为人具有明确的获利意图，在此意图支配下，是否获利或获利的多少，都不影响出售的认定。“非法提供”是构成本罪的另一种客观行为方式，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做对应的理解，非法提供是指违反规定，以除出售之外的其他行

9、为将本单位或个人合法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资料提供给不具有掌握资格的人或单位。本文认为 “非法提供”应包括以下情况：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使用、保存需要合法目的与手段做支撑，相关行为的正当性应由法律赋予，“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必须要有收集使用的必要性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若没有合法使用目的，没有法定公开或向外界提供的权利或不按照法定程序提供的均构成“非法提供”；另外恶意的向外界散布曝光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也构成“非法提供”，此处的恶意散布不要求牟利目的，当然为了谋取间接利益散布某些具有经济利益价值的个人信息当然构成“非法提供”。“情节严重”是构

10、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达到的标准，决定了侦查机关对某一行为是否能够提起控诉，定罪处罚。怎样才算“情节严重”？如何理解“情节严重”，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人认为应从信息的数量、性质、违法所得的数额、财产损失情况、个人生活或人身安全受影响的程度、社会影响的严重程度等方面进行细化。4有人认为应当考虑信息的数量、重要程度、影响力以及行为的次数等方面的因素。5也有人认为应当参考与本罪具有等值性法益的犯罪，考虑将多次侵害个人信息、滥用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给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重大财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致使某一领域的社会秩序混乱以及其他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重大利益损失的行为认定为情节严重。综合来说

11、，本人认为，一般“情节严重”，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由于个人信息被出售、非法提供而造成严重危害，干扰正常生活的；因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危害他人名誉的；因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造成他人财产重大损失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较多或次数较多；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而获利较多。1.2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与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最密切相关的罪名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二罪认定中最主要区别为主体与客观方面不同。首先主体不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也包括单位和自然人

12、两类，但自然人成为本罪主体并没有特殊限制，只要年满18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一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人都可以构成本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也包括单位。依照条文间的内在逻辑，应将前罪的单位理解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而将后罪的单位应“指那些没有权力获取、知悉个人信息的单位，如私人企业对其员工以外的人的信息，没有权力获取、知悉。”6等情况下的单位。客观方面不同。根据前文所述，前罪的客观方面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即“违反国家规定、用于犯罪的信息是以合法方式取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机关单位在行使职能或公共服务机构提供服务过程中合法取得的；出售、非法提供要求行为达到“情节

13、严重”的程度。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客观方面与前罪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情节犯，需要达到“情节严重”的后果，本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较前罪广泛，除购买外，还可能以窃取、非法收集等诸多方式获得。1.3共同犯罪的认定据法学理论知，帮助犯是从犯的一种，这种从犯的犯罪行为通常表现为“提供犯罪工具、指示犯罪目标、查看犯罪地点、排除犯罪障碍以及事前通谋答应事后隐匿罪犯、消灭罪迹、窝藏赃物来帮助实施犯罪”等情况。在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如果有人在该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为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提供工具、指定犯罪目标等的，属于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共犯以出售、非法提

14、供公民的个人信息罪处罚。若行为人是以盗取或者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只能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另外，认定共同犯罪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考量，即各共犯人在主观上的共同犯意与所实施行为在客观上共同的指向性。2、本罪相关问题展开2.1特殊犯罪主体限制不科学。根据刑法规定，经上文分析，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提供垄断性、强制性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人员。这些单位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固然非常严重，但结合司法实践可以看出，当今社会信息服务业飞速发展，能够大量获得并长期保存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法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和五类特殊部门，许多

15、服务性质公司企业也有机会大量接触公民个人信息，而相关行业规制的法律法规又尚未出台，对一些人才招聘部门、房地产公司随意泄露公民信息行为打击根本无章可循，这些部门正是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实施非法行为的主要渠道，“如果不将这些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纳入刑法规范的主体范围之内，恐怕会造成刑法适用的不平衡，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作用亦将大打折扣。”法律哲学家拉德布鲁赫所称“法律犹如船，虽由领港者引导出港，但在还上则有船长指挥，循其航线而行，不受领港者支配，否则将无以应付惊涛骇浪与变异的风云。（8）因此在作出法律解释时，在探究立法目的的同时，也应适应客观变化，最大限度的保护法益，增强法条的可操作性。就目前的法律

16、来说，对于犯罪主体范围没有明确的说明，将影响着司法实践的判断。对于有的学者主张的将本罪的犯罪主体扩大到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一般主体这种观点，本文认为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并非所有的单位有权获取公民信息，也并非所有有权获取公民信息的单位将之出售或非法提供后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若打击面扩大至所有单位及个人，未免有些用力过猛，毕竟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危害行为的刑法规制还需遵循其另一基本属性即谦抑性，所以对于该罪主体的范围尚待国家相关部门科学合理的司法解释出台。2.2客观行为方式规定模糊。本罪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有一个要求是 “违反国家规定”，而何为违反国家规定，该处所讲“国家规定”是何规定，法条或相关司法

17、解释中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司法实践中常常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感到困扰，刑法理论界也对“国家规定”的范围议论纷纷。有的人认为，刑法第96条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所以，只有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制定的符合上述条件的规范性文件才可能构成本罪。本人认同此说法，但是刑法修正案七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说明，“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解释，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不好确定。2.3“情节严重”的认定缺乏明确标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情节犯，刑法修正案七中要求的是“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

18、那么具体来说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这也导致具体司法实践中难以判定，使该罪自修正案七规定后，以此罪为罪名判决的案件极其少。对于“情节严重”众学者专家意见纷纷。3、对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完善建议3.1取消特殊犯罪主体的限制。由于目前我国尚无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性法律出台，对于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的范围有多大，哪些单位具有合法的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利，如何使用才算合理合法使用，这些前置性问题都没有解决，这种情况下刑法修正案（七）所规定的本罪特殊主体的范围究竟应作何理解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第九条规定：“本法适用

19、于政府机关或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本法另有明确规定外：政府机关指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其他组织。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指政府机关之外，依据本法规定进行个人信息处理的法人、组织或个人。”该条款虽尚未正式颁行生效，但对我们理解法条具有帮助意义，根据上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公权力机关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其他组织以及其他能够进行个人信息处理的法人或组织都有进行公民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权利。接触此类信息的主体如此宽泛，为避免法条失去打击犯罪的立法意义，刑法调整的主体范围也应相应扩大，从大部分国家的立法情况看，也是不加区分地将法律适用于

20、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并且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相关法律中通常只强调行为人的目的和动机，或者是强调获取信息是由其工作或职务性质所决定的，而极少对行为人所处的岗位或领域做出限制。因此本人认为，对于“等单位”应当作扩张解释，但在解释时应注意把握好此处的范围，既不可以把凡是可以合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组织，都纳入“等单位”之内，又不能将犯罪主体限制的过于严格。本文据此结合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获取个人信息的途径不同，将本罪的单位分为如下两类：一类是履行职责类，包括国家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其他单位这些公权力机关。国家机关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制的重要对象，这是因为国家机关的机构较多、职权范围较

21、广，其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获取大量的个人信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其他单位”是指，本身不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而基于法律、法规的授权而行使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例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公立高校、行业协会、国家设立的图书馆等事业单位等等。一类是提供服务类，包括金融、电信、宾馆、中介机构等单位，这类单位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也会获取大量个人信息。提供服务的单位包括公立的提供服务单位，也包括私立的提供服务单位。刑法法条中列举的五个单位一般都是公立的服务单位。私立的提供服务的单位，如宾馆、酒店、商业网站、网吧、培训机构、中介机构等，其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也会合法收集到大量的个人信息，且目前

22、在社会上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也很严重，都可以构成本罪。本人认为，应尽快出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置法，将可以合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及行为方式明确化，注意应尽量避免把所有单位与个人都作为本罪打击的对象，而只应将能够大量获得公民信息且一旦实施出售、非法提供行为将给公民及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纳入本罪的主体范围。 3.2完善“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行为标准“违反国家规定”将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交易或提供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而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行为方式是什么，没有一步法律或相关司法解释给出答复，明确该行为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并非所有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提供或获

23、取行为都是违法的，合法的管理行为不是刑法打击对象，而现在法条的尴尬之处在于，怎样的行为是合法怎样的行为是违法没有明确依据，这使得司法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存在诸多疑惑与不便。对于刑法已经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其他相关法律规范并没有对该行为作出禁止性的规定时，刑法的打击就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司法机关一定要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对其定罪处罚，另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不仅要求严格的罪刑法定还要求明确的罪刑法定，而没有前置法的补充与衔接，刑法的首当其冲就显得突兀和猛烈。对于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我国目前缺乏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罪这样的前置法律与之匹配，这种情况不能排除刑法的打击缺乏合理性之嫌疑。由此，尽快出

24、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置性法律对个人信息范围，收集主体，合理使用与违反规定非法使用的行为方式加以明确，是完善本罪的前提和基础，是加强国家对公民民主权利保护的必要措施。3.3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评判标准法条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行为的够罪标准必须达到“情节严重”。而何谓“情节严重”没有明确标准。情节是否严重决定了侦查机关应以何罪名对犯罪行为提起控诉。如2009年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仅以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对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吴伟依法批准逮捕，原因就在于对吴伟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难以把握。我们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综合考虑认定是否构成“情节严重”：(1

25、)判断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危害的程度大小。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是本罪的立法宗旨，所以判断“情节严重”标准应当首先以公民权益的受害程度作为考量。(2)信息的用途。行为人出卖、非法提供、非法获取的信息的如果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将直接对他人权益造成损害。（3）若被害人的受害程度、犯罪人的主观心态，造成的危害结果都没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信息的数量、性质、意义、重要性、行为人获利数额、非法获取信息的手段等来进行判断。可以判断为“情节严重”的有:严重干扰被害人正常的工作生活的；导致被害人人身伤害或死亡的；行为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用语犯罪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较大或获利较多的等等其他严重情节。【参考文献】1马俊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2王利明著：中国民法典建议稿草案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3黄太云：刑法修正案（七）解读，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6。4吴贻伙，陈婧：保护个人信息 刑法入罪只是开始，载检察日报，2009年第8期。5李凤梅：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保障，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2期。6梁恒：风险.规制.完善：刑法视域下的个人信息保护，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7李克杰：“电信内鬼”出售个人信息击中刑法软肋，载法制日报，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