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1952 的数据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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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组,宏观经济增长与发展,全文约1.7万字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中国1952- 2006年的数据分析 汪 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The Studies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Savings,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Empirical Research of China from 1952 to 2006Wang Wei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
2、ghai 200433,China)作者简介:汪伟(1973),男,汉族,湖南岳阳人,上海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宏观、微观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应用计量、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代表作:1.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来自中国1978200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财经研究2006年第2期。2.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基于19952005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财经研究2008年第2期。3.投资理性、居民金融资产选择与储蓄大搬家,当代经济科学2008年第2期。通讯地址:上海市国权北路80弄4楼202室邮政编码:200433Tel:13564038139或(021)6591
3、2318(H)E-mail:wangwei2 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中国1952- 2006年的数据分析 汪 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摘要】:本文利用19522006年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储蓄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在此基础上使用脉冲响应函数、Granger因果检验、方差分解模型以及动态相关系数等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储蓄率、投资率之间体现出较强的当期相关性,具有影响关系上的近似对称性;三者具有类似的波动模式,它们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方向。经济增长率
4、分别是投资率和储蓄率Granger原因, 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投资率与储蓄率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说明了投资效率不高,为了增强投资的产出效应,应当适度改善投资结构,加强对可贷资金的引导和规范,保证储蓄向投资转化渠道的畅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启动消费上。关键词: 经济增长; 储蓄率; 投资率;VAR模型;脉冲响应中图分类号:F014.5; F224.0 文献标识码: AThe Studies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Savings,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Empir
5、ical Research of China from 1952 to 2006Wang Wei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savings,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sample from 1952 to 2006 of China by using the VAR mo
6、del. In addition,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Granger causality test,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d dynamic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re used to conduct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 strong instant correlations and almost symmetry influential relations firstly, the simila
7、r volatility modes among them and the steady influential direction secondly.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show economic growth is the Granger causation of saving rate and investment rate, the inverse is not. Saving rate is not bi-causation of investment rate. The investment rate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8、growth is low, reflecting the low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The policy implication means that the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must be improved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and accelerate consumption persistent growth.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saving rate; investment rate; VAR model; impulse
9、 response 一、引言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一些初始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的经济欠发达国家,通过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具有比人均资本存量较高的发达国家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作者衷心感谢田国强、艾春荣、文一、胡永刚、陈利平、周建、夏纪军、罗大庆、郑斌勇、李猛等的有益评论与建议,当然文责自负。高储蓄导致高增长的理论渠道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在标准Solow模型的转移动态过程中,假定一个国家起始的资本存量较低因而资本的边际产出较高,高储蓄与资本的高边际产出相结合将产生暂时性的高增长。其二,在Romer(1986)等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基本积累的外部性等原因,资本的边际收益不会递减,从而提高储蓄率会产生
10、永久性的高增长。从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经济落后的国家将逐渐缩小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由于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潜在的促进作用,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行一些旨在提高本国储蓄率的经济政策,借此来努力提高实际的增长率。这些经济政策作用的基本机制是,较高的储蓄率会增加可信贷资金总量,进而导致投资增加,较高的投资率通过投资乘数作用,起到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如果这些经济政策能够有效地实行,那么将表明存在从储蓄率、投资率到经济增长率的因果影响关系,说明储蓄率、投资率能够正向影响到经济增长率。在实证分析方面,Kaldor(1956)和Samuelson和Modigliani(1966)很早
11、就研究了不同的储蓄行为如何影响增长,许多后续的研究证实它们的相关性。 Bacha(1990), Otani和Villanueva (1990), DeGregorio(1992), Jappelli和Pagano(1994)运用横截面数据进行OLS估计发现高储蓄率导致高增长率。Krieckhaus (2002)对32个国家的一项研究发现高国民储蓄率导致了高投资因而产生高经济增长。Levine和Renelt(1992)研究表明投资率是事实上的与跨国数据中的增长相关的唯一稳健变量,这种相关性一般被解释为从高投资到高增长的因果联系。储蓄与增长的相关性则被解释为反映了这种因果关系的渠道,高储蓄导致了高
12、投资,而二者的联系还不完全清楚。Feldstein和Horioka(1980)最早有力的强调了储蓄与投资的经验联系,选取了16个OECD国家19601974年间的平均储蓄和平均投资数据进行截面回归,发现一国国内的储蓄和投资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其后引起了大量关于储蓄与投资相关性的讨论,但至今并没有一致的解释。因此,在这种观点下,储蓄是增长的原因。在进行上述检验时,实际收入增长率对于储蓄率反向的影响关系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如Houthakker(1961, 1965)和Modigliani(1970),因为在理论上同样可以构造符合逻辑的模型来说明较高的储蓄增长率可能源于较高的增长率。事实上,Mod
13、igliani(1970, 1986)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在OLG模型中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在较快增长经济中的年轻人比处于负储蓄状态的老年人显得更加富裕,从而更多地储蓄,相应地也比处于较慢增长经济中的个体有较高的储蓄率。Caroll、Overland和Weil(2000)则从习惯偏好出发从理论上证明了如果个体效用部分依赖于过去的消费形成的习惯存量,则从标准的增长模型可以得出高增长导致高储蓄的结论。许多研究证实了高经济增长导致高储蓄的观点,如Carroll和Weil(1994)发现,在快速成长的经济,高储蓄率的东亚国家能够解释跨国间增长储蓄关系的大部分统计显著性,这种模式似乎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先
14、于储蓄率的上升。Dekle(1993)对一组快速增长的国家给出了相似的Granger因果回归并发现在他样本中的每一个国家,增长都是储蓄的正向Granger原因。Edwards(1995)发现人均经济增长率是私人储蓄与公共储蓄的重要决定因素。Attanasio等(2000)通过更多截面国家并使用一些不同的计量方法证实了Carroll-Weil的发现。Loayza、Schmidt-Hebbel、 Serven(2000)在研究世界储蓄率差异时发现,增长率是解释国际储蓄率的最稳健显著的变量,这些结果对OECD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子样本以及完全样本国家都成立。Sinha和Sinha(1998),Salz(
15、1999),Anoruo和Ahmad(2001)研究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也支持高增长导致高储蓄的结论。如果高增长导致高储蓄结论成立的话,那么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就应该首先着重促进经济增长,借此可以提高国民储蓄率,随之可以形成更快的资本累积。特别是在开放经济和国际资本流动性较强的情形下,如果一个国家只注重提高国内储蓄率,而忽视提高实际产出增长率的有关政策的话,则有可能导致国内资本外溢,外部资本撤出,这时一些国内的储蓄者将逐渐将资本转移到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以寻求更高的资本收益。另外,如果只追求提高储蓄在实际当中的份额,长期实行这样的经济政策将会导致经济当中的总消费不足,出现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进
16、一步失去资本收益超过资本成本的投资机会,造成私人部门整体投资下降,这时较高储蓄也会形成资本过剩或者出现资本外溢。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时期,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无疑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应该注意到,我国目前的投资与储蓄率已接近50,中国统计年鉴并没有直接的储蓄率与投资率数据,本文的储蓄率用(1最终消费率)近似,而投资率用固定资本形成率替代,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测算2005、2006年我国的国民总储蓄率分别为48.1和50.1,投资率分别为41.5和42.2。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一国工业化的推进,储蓄与投资率将逐步下降,因此维持这么高的投资与储蓄率并不现实。未来的高投
17、资可能需要通过向国际资本市场借贷融资,这可能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另外,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单纯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成分已经出现了显著降低,由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也显著减弱,因此启动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储蓄率、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可能存在着比较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存在着侧重其中两者关系的各种理论。如果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率和储蓄、投资之间的影响关系问题,那么不仅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而且也要对结论给出新的解释。我们注意到,以往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缺欠的地方。首先,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在
18、截面数据上的平均表现,不能反映具体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影响,要想获得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储蓄之间的动态关系,必须对同一国家进行纵向数据的影响关系研究。这要求目标国家的样本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形态。考虑到我国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储蓄、投资都曾经出现过多种态势的变化,因此我国可以作为具有单一国家纵向样本数据的实例。其次,以往的研究仅注重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储蓄率水平值之间的影响,这相当于研究一定阶段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储蓄率之间的“静态影响”。为此,本文将主要从实证角度来研究我国储蓄率、投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我们将比较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投资率之间的相互影响,以获得动态相关性的
19、认识,并检验两者之间增量的“动态”互动性。本文首先采用VAR模型及其脉冲响应函数、Granger因果检验来判断经济增长、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和因果检验,并在此基础上使用方差贡献率来判断各个变量的作用强度及其贡献,同时通过动态相关系数对它们之间的时滞性冲击反应及其对称性作用机理进行研究,从而在政策制订上能够从总量角度来为调控我国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借鉴参考。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经济形态的数据描述和关联性特征;在第三节中给出VAR模型及其冲击反应函数分析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第四节是方差贡献分析和各变量之间的动态
20、相关性检验;最后是全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二、经济形态的数据描述及其关联性特征本文沿用周建、汪伟(2006)的方法,利用GDP增长率、储蓄占GDP的比重、投资占GDP的比重三个变量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研究中国储蓄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样本取自19522006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为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与中国统计年鉴。GR是以1952年为基期经过不变价处理后的GDP增长率;IR表示投资占GDP的比重;SR表示储蓄占GDP的比重。本文用H-P滤波作为趋势水平,H-P滤波是一种时间序列在状态空间中的分解方法。例如,对于时间序列,H-P滤波选择满足下式的趋势成分:,
21、其中是趋势当中各种变化程度产生的权重。此时序列当中对应的波动成分是:。Prescott建议对年度数据分解时采用,利用变量TGRt,TIRt和TSRt表示这些时间序列中的趋势成分。定义这些序列中的波动成分为:CGRt=GRtTGRt , CIRt=IRtTIRt , CSRt=SRtTSRt (1) 图1产出增长率、投资率与储蓄率 图2产出增长率及其成分分解图3 投资率及其成分分解 图4 储蓄率及其成分分解图1至图4给出了这些变量的时间轨迹。从图中的趋势成分可以看出实际产出增长率、投资率和储蓄率均具有类似的波动模式,并且波动过程中的峰和谷的位置基本对应。如果我们以1978年为界,19531977
22、年与19782004年相比,即改革开放前后相比,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简单算术平均)由6.5%上升到9.5%,上升了3个百分点;最大值即最高峰位由21.3%下降到15.2%,下降了6.1个百分点;最小值即最低谷位由-27.3%上升到3.8%,上升了31.1个百分点;反映波动幅度的标准差由10.5个百分点下降到2.9个百分点,下降了7.6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其突出特点是大起大落,且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古典型周期是指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绝对下降,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增长型周期是
23、指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并不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经济增长率、投资率与储蓄率当中的波动成分,显示出一种平稳性趋势,其中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的迹象比较明显。同时图中可以发现,1978年以前,我国的投资率与储蓄率之间几乎没有差异,而改革开放后,虽然投资与储蓄的相关性依然很高,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逐渐显现,特别是从90年代初开始,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这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从整体来看,投资率比储蓄率具有更大的波动幅度。从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储蓄率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比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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