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户生产函数与农业工业化的实证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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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业工业化途径与过程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任保平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表感谢，文中不当和疏漏之处，责任笔者自负 作者简介邵晓，男，1984年7月生，江苏铜山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2级经济学基地班学生E-mail: shao-xiao（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邵晓 陕西，西安 710069）摘要：通过对已往发展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差距的研究，尝试建立了一个基于农户理性行为的三部门均衡模型，用以说明在现时情况下，中国农业工业化进程或农业生产方式改进的一个途径。在对计量模型的分析中，说明了原有计量方法及结果的中存在着不科学的因素。接着说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是农业工业

2、化进程的一个主要原因。关键词：农业工业化，农业劳动力，非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一、问题的提出及理论的简单回顾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一文中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张培刚先生在该文中又指出：农业经营如同任何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必定要同样受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影响和控制，只有依照这种解释，工业化才可以将制造业的工业化及农场经营的工业化都包括在内，因此这个定义不仅适于工业社会，也适于农业社会农业国家。根据这个定义，农业工业化可以定义为农业生产过程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包括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

3、化，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推广应用等，其中最根本的应当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考查农业工业化水平也就是考查农业生产函数的形式，也就是农业生产方式。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农业生产方式带着几千年的遗传，长期处在技术发展缓慢，生产效率低下的状态。建国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农业中粮食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但农业生产率低下问题仍然存在；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农村的发展停滞，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率低下与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这两个问题是当前三农问题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虽然出现的时间长短不一，但却反映着同一个问题，即：农业生产

4、率的低下，从而导致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低下。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方案中也指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还低于其它低收入国家。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率低下和农民贫困的成因，最广泛的观点认为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估计为4亿上下，其中1.8至2亿之间为剩余劳动力。中国学者的估计大致有以下几种：低位估计为1亿1.5亿人（吴敬琏，2001）；中位估计为2亿人（陈剑光，2000）2.5亿人（张忠法等，2000）；高位估计为45亿人（温铁军，2001）。在此基础上，中外学者认

5、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途径就在于转移农村大量的劳动力。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低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下，表1的数据表明：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亚洲平均水平，在某些方面也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农业国。年份世界平均亚洲平均中国印度埃及巴西1996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19.113.95.48.631.915.1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3.13.80.918.01.02000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19.415.06.89.430.415.2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3.04.21.60.81.0表1、资料来源：1999年国际统计年鉴、2003年国际

6、统计年鉴引自国际粮农组织数据库数据单位：(台/千公顷)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比较落后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人多地少，机械化程度不高。在发展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论述是比较多的，主要集中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城乡二元经济理论。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乡二元分割的理论，经典的理论有刘易斯的刘易斯模式（刘易斯 1954）；拉尼斯、费景汉的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拉尼斯、费景汉，1961）；乔根森模式（乔根森，1961）和托达罗模式（托达罗，1970） 这方面的内容参见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第282-3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这些理论的意义和缺陷已为大家所熟

7、知。但这些理论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没能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就是这些理论中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是没有资本投入的，因而是没有前途的。例如，刘易斯认为传统农业部门没有资本投入，土地也十分有限，而人口的增长很快；拉尼斯和费景汉则认为，在传统农业部门，由于资金缺乏，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不明显的技术进步和耕作习惯的改进，而不是依靠农业现代化的工具；同样的，在乔根森模式中也忽视了农业物质投入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要么是认为传统农业没有资本或物质资料的投入，要么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是主要依靠现代化的技术，这几点都并不切合发展是国家农业的现实，与中国的现实也是相悖的。这一类发展经济学理论对

8、中国这一类发展中国家农业或农户生产方式的论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原有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城乡二元经济理论中的对农业或农户的生产方式的假定都过于简单，表现在：1、大多假定农户的生产只是种植业的生产，忽略了传统农业往往和小的家庭手工业或其它产业相结合这一特点；2、大多数的二元模型在研究农业生产方式时把资本要素排除在农业生产之外，而实际上非人力的物力投入在农业生产中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综合了日本的水稻生产中资本投入，中国清代农学家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和物质的投入的总结，中国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先生对明末至清中叶的江南稻田每亩用工量与投资的研究，以及舒尔茨对印度灌溉区的

9、农业投入的考察与美国农场的投入的比较等论述之后，认为传统农业生产中资本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吴承明，1994）。在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先驱舒尔茨的理论中，改造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收入新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本，这在理论上有着很大的突破，但在中国这一类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实证证明，对农业人口的人力资本投入对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没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其中原因就在于，拥有人力资本的人大多离开了农村，并没有发展农业 这方面的论述参见赵忠中国的城乡移民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经济学（季刊），第三卷，第三期，2004年4月。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农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尤其是对农业

10、的作用是很小的。综合上述吴承明先生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总结与批评，并进一步的结合当前中国农村中较普遍存在的外出务工现象,笔者认为:从农户层面上研究，中国农户的生产函数中应当包括农业生产，非农业的自我雇用，工资这么三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对于研究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增长，尤其是在研究当前中国的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增长时才能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结论。二、理论论述及数理模型这一部分着重论述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出现对农业的影响，尤其是对农业生产方式或农业工业化的影响。这里的非农业就业部门指的是在农村的农民非农业的自我雇用和在工业部门的工作，前者指的是包括自给劳动在内的一

11、切非农业的劳动，如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纺织，食品加工等。这里所有的理论分析都建立在以下最基本的假定的基础上，即：农民是理性的，可以有效率的配置自己的生产要素，其中包括劳动、资金、土地等，农民在决策时也会考虑其选择的机会成本。在这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上，因为农民可以有效的配置自己的生产要素，所以农业生产中不可能存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值或为负值的情况。这些已经为舒尔茨所证明。在发展经济学学说史上，另外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先驱如刘易斯、罗森斯坦等认为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中对剩余劳动力的判断标准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是否为零或为负值。这个理论中潜在的假定认为农民是非理性的，不可能有效的配置自己的要

12、素。因为如果农民是理性的话，那么就不会存在长时期的劳动边际产出为零的情况，农民就应当转而从事其它领域的活动。而对于农民有没有能力对自己的资源有效的配置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是农业社会中农民的愚昧落后；也有学者认为农民追求的是道义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斯科特，1976）；或认为农民的行为属于道义的行为，受到礼俗的支配，而并非是完全为追逐个人利益或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习惯、习俗和社会关系的伦理准则对他们的行为影响更大（费孝通，1947）。但舒尔茨指出：“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舒尔茨，1964）。珀普金在对越南的农村经济研究中，也认为，农民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同样受市场

13、规律支配，他们犹如资本主义的公司一样，瞻前顾后，权衡长期和短期的收益，最后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笔者认为，农民对其要素的配置，就其产出能力来说是低效的，但却实现了一定要素条件下利益的最大化，有其合理性，也是在一定制度条件下无奈的选择。笔者赞成舒尔茨关于贫穷社会中不存在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或为负值的观点。因为即使在农民进城务工存在障碍，但可以决定如何在农业内部各产业或农村中其它部门分配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不会使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值或为负值。当农民认识到田间劳动边际产出下降到他们可以从事的产业的平均产出之下时，并且改变所从事的产业的成本较低时，农民就会转而从事其它边际产出较高的产

14、业。如果由于政策的或经济的原因而导致改变其所从事产业的成本较高时，农民也会采用传统的手工劳动来代替投入资本，代替使用机械动力；用自给劳动来代替商品交换，从而使劳动的边际产出不会降到为零，这种无奈的选择虽然生产效率很低，收益也很低，但仍是理性的，因为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下，这样做的机会成本，也即非农就业的收入是很低的。现实中这种现象也确实广泛的存在，农村中存在着只为自给的菜园，鸡圈；在一些地区农村也存在着自给性质的手纳鞋、手织布，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也存在着农民在种地之余从事商业活动。因此严格的说发展中国家农业可能会暂时的存在零值劳动，但从长期看，零值劳动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个结论是可以用简单

15、的高等数学知识证明的。因为如果在长期中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的话，根据一阶偏导为零时取得最大值的原理，在很久以前人类对农业的劳动力的投入就已经是可以在农业生产上取得最大值的投入，这与现实是很不相符合的，因为从历史时期上看，人类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是不断的增加的，农业的产值也是不断的上升的。关于这一点，吴承明先生也曾经有过论述（吴承明，1994）。论述到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不同的剩余劳动力的概念进行界定。理论界就剩余劳动力的界定有许多种标准，其中影响较大，使用较为广泛的有：1、根据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得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大于这一数量的部分就是剩余劳动力；2、根据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是

16、否为零值或为负值来界定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目前学术讨论中对剩余劳动力的计算都是采用的第1条标准来判断中国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存在多少，归纳起来又有：国际比较法，耕地劳动比例法，数据直接计算法，农业技术需要法。第2条标准只在理论中存在意义，在现实的计算中无法操作。在一些文章中对这二者的区分不明确或混淆造成不一些不必要的理解错误，如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第一条标准基础上，而对剩余劳动力的计算又采用第2条标准。实际上第2条标准与第1条标准并不是一致的，第2条标准的剩余劳动力并不一定是零值劳动。在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零值劳动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不会存在影响，农业只的要素配置也只是降低了

17、生产中使用劳动力的量，但在现实中不是这样，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地出现抛荒，或是出现了外出务工农民转包土地给别人，这也都说明了农业中不是大量的存在零值劳动，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是存在的，笔者认为主要的影响在于导致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或者说是农业的工业化。另外的影响就在于对土地制度变革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为了论述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和农户收入的影响，也为了克服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型的过于简单和与中国国情不太相一致的不足，笔者尝试构建一个基于农户理性选择并与中国国情更为一致的模型。首先，模型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1、中国农户家庭生产中不只存在着农业生产，还存在着广泛的非农业生产，如

18、家庭副业、手工业，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生产方式的传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农村市场化程度低下的无奈的选择。同时，农户中的一部分劳动力进城务工，因此，农户的收益由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经营、务工三部分组成；2、影响农业生产函数投入产出的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土地等要素假定对产出的作用是恒定的，作为农业生产函数中的常量；3、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劳动是同质的，工资大致相等。符号设定：对于一个农户家庭，总资本K，总劳动L，农业资本，农业劳动，农户经营的非农产业资本，所投入劳动，被雇用的劳动，进城务工成本，农业收益率，非农业经营收益率，平均工资率w，农业产出，非农业经营产出，农业收益，非农业

19、经营收益，进城务工收益。模型构建：1、 农业生产函数：，假设农业生产函数符合C-D型，则2、 非农业生产经营函数：，假设也符合C-D型，则3、 进城务工收入：；4、 农业生产收益：；5、 非农业经营收益：；6、 进城务工收益：因为收益的最大化在各部分资本的边际收益相等，各部分劳动的边际收益相等，同时达到的时候实现：即在时取得，；所以在时，农户家庭的收益最大。两边取对数使其线性化，得到一个关于，的线性方程组：令，则有如下方程组成立化简后得：在现实中，这个方程组一般总是满秩的，因此这个方程组有确定的解，也就是说在原有的约束条件下，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点，使得对资源的利用得到最佳。也可以有下面的几何图

20、形直观的表示其中的关系：图中的纵轴分别为与，横纵表示劳动的投入量，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当两条线相交在E点时表示与相等，这时的总收益也就是两条线下投影的面积，这时的资本的利用是最有效。当的量为时，总收益为下到 段的投影面积，和下到段的面积。比较两条线相交在点时，收益损失为三角形的面积。同理，在决定劳动量的投入时，也存在这样的选择，在劳动的边际收益线相交在与相等时收益最大。也即将劳动按照，的比例投入时达到最优。MRK1K1K2EMRK2KEKEEB图1.1MRL1L1L2E1MRL2Le1E2Le2图1.2这个数理模型说明了在三种取得收入的途径并存的条件下，农户如何使其收入最大化。其意义在于，

21、在农村的生产中，在只存在农业这种就业形式的条件下，农户对要素的投入会直至要素的边际产出为零，在这里就是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出为零。由于这种情况下农户的产出不足以维持生存需要，农户选择了从事自我雇用的小手工业、小商业和生产经营，从而在要各部门的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时达到均衡，此时，因为是在一个较大的边际产出的水平上达到了均衡，总产出提高。同理，如果再出现一个劳动的边际产出大于原来的均衡时劳动的边际产出时，会出现一个新的均衡，同样的，总产出会上升。这是对中国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一个合理解释，也是对现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合理解释，其思路与舒尔茨引入新和要素的思路是一致的。这就是这个数理模型的意义。在一

22、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一个农业劳动力转而从事迁移后的工作，可以使家庭收入提高49.1%；一个农业从业者转而从事本地非农工作，可以使家庭收入提高13.0%；增加一个农业从业者，可以使家庭收入增加9.0% zhao(1999a)，转引自赵忠中国的城乡移民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经济学（季刊），第三卷，第三期，2004年4月。这一方面可以说明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对增加收入是有益的，不能认为农业劳动力越多，产出越少；另一方面，可以说明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在三个部门中的配置还是没有达到均衡状态，即边际产出相等的状态。三、计量模型与经验检验设农业劳动力为ALF，农业总产值为GAG，总业机械动力为KF

23、M，化肥施用为CF,假设农业生产函数满足多要素推广后的C-D型，也就是+不一定等于1 1937年，Durand提出了C-D型生产函数的改进型，即取消了+=1 的假定，允许要素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或小于1，即承认认研究对象可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或递减的，这取决于参数估计的结果，即：由此经变型后建立对数线性模型，用Eviews3.1软件对中国1978年至2003年的以上变量使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作回归分析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4,得出以下结果:LOG(GAG)=0.5588*LOG(KFM)-1.5925*LOG(ALF)+0.5384*LOG(CF)+16.1040（0.

24、0001） （0.0005） （0.0008） （0.0006）4.634060 -4.113385 3.895721 4.021400调整后的R2 （Adjusted R-squared）=0.991417 Durbin-Watson stat=0.838304F-statistic=963.5319 Prob(F-statistic)=0.000000还原成CD型，即从这个模型的计算结果看，T统计量(T-Statistic)比较显著，T统计量的P值也远远的小于0.05，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对数线性关系是成立的；判定系数(R-squared)与调整判定系数后的(Adjusted R-sq

25、uared)都已经很接近1；F统计量（T-Statistic）也是比较显著，F统计量的P值也是远远的小于0.05。因此，单从计算的结果来说，这个多元的对数线性模型还是拟和的不错的。从这个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对ALF求一阶偏导，得到一个负值，由此得出农业劳动力对总产出的边际产出为负值是不科学的，虽然这种方法在很多的地方使用。理由如下：1、根据多元函数微分学的知识，在对农业劳动力求一阶偏导是在假定其它的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求得，因此在现实中的应用性就不是很好，原因在于在现实中变量之间大多都存在着一定的函数关系或相互依存关系，这就使得求一阶偏导的做法不能确定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贡献；2、1989

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特里夫哈维尔莫在其论文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中证明了：在计量模型中，如果变量之间是相互依存关系，除非下理论模型中的所有关系都是联立之后估计出来的，否则不可避免的会错误的解释个别关系。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单个方程中对单个变量作出的估计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着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建立联立方程组。然而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机械与劳动力的关系更多的与劳动力转移政策有关，在建立其关系时存在着较多的技术问题，无法得出一个较好的关于机械与劳动力的回归方程，但机械动力与劳动力同为在生产过程中的做功其作用是一致的，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着确定的关系。关于其中的关系可以参见图二中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变

27、化关系 参见特里夫哈维尔莫：哈维尔莫选集经济计量学中的概率方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沈利生译，在译者前言中有着较详细的说明。因此，对农业劳动力求一阶偏导得出的边际产出为负的这个结论缺少科学依据，也并不能理解为每增加一单位的劳动投入反而会使得产出下降，这与农业生产中直观的感受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只能将这个函数中农业劳动力的一阶偏导为负的现象理解为机械动力对劳动力的替代的过程。这一类模型的最大的作用大多不是用于揭示变量间的关系，而是用于预测与控制。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资本-劳动力比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可以将这个过程理解为技术的进步过程，农业的工业化在劳

28、动力转移出去的过程中缓慢的发展。在农业劳动力变化的趋势（图2）与劳动力流动政策（表2）的比较上也可以看出：政策对劳动力转移存在着较大的影响，但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从根本上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取决于农民的理性选择，并非政策所能绝对左右。时间段政策特点19791983年控制流动19841988年允许流动19891991年控制盲目流动19922000年规范流动2000年以后公平流动表2，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变化，资料来源：宋洪远、黄华波、刘光明：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5期控制流动允许流动控制盲目流动规范流动公平流动图2四、结论原有的发展经济学中对农业的研究往往是局限于研究

29、农业，而忽视了对农业的经济行为主体农民和农户的研究，笔者在论述这一过程中着重对农户的各种活动进行研究。在笔者尝试建立的三部门均衡的模型中说明了当前中国农业问题中农业工业化的一条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可行的途径，即，转移农业劳动力，不论是以暂迁流动方式还是永久定居方式，都可以促使农业中资本性要素所占的比重加大，生产方式产生变革，也即农业的工业化，另外，仍留在农村的农户自我雇用性质的经营活动的比重加大也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化，但这要求一个地区的商品化、专业化的程度比较高，或距离市场比较近，才有可能大量的吸收人员在这一部门就业。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门路。在计量模型建立的过程中，

30、笔者忽略掉政策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从农业劳动力的变化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政策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起着一定的作用，解决三农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要求政策对劳动力转移的放开，对扭曲价格的调整。从以上理论与实证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当农业收益率较高，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增长较快时，农民会自觉的增加对农业机械动力的投入；而在农业收益率降低的时候，农民也会自觉的从事各种非农业的工作，从而维持家庭的收入不致下降，这些都说明农民是理性的，农民为自己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打算正在推动着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尽管有一些理论认为农民不能有效的配置自己的要素，而且在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现象，但实际上，几千年来

31、农民长期生活在生存的边缘线上，处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匮乏状态，迫于生存的压力，他们必须非常有效率的配置生产要素。系统学也认为自组织的系统会自然的使自身的效率趋于最大化。也正如舒尔茨所说：“在自己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具有超过来自富国的仅仅懂得经济学的专家的优势。他熟悉他的土地和当地的气候，而且他能预期他的辛勤劳动将取得什么样的成功，而所谓的专家却一无所知。他还知道，风雨和阳光对于他和他的家庭能否活下去是无情的。各类病虫害向来就是他的农作物的天敌。大自然从来就是吝啬的。这位默默无闻的农民是农业现代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他是以分厘而不是以元角为单位来计算边际成本和收益的。他和我们一样关心改善自己

32、的命运和下一代的命运” 舒尔茨语，引自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我们可以说，农业工业化过程的主体应当是这些有充分经济理性的农民。中国九亿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合力会自发的推动这一过程不断前进。但是，当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到城市后又确实会对城市产生各种压力。这种可能性也成为现实制度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在经济系统中，任何变量的变动都将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就又不可避免的要考虑城市的压力、社会保障、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阻力很大，但农业工业化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一过程中，农业收益率下降，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减少，政府应当做

33、的是：（1）努力的放宽对农业经营的限制，允许农民调整经营结构，在一定时期对农业予以补贴，保持农业收益率在一定的水平上，从而吸引农民加大在农业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2）努力放宽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限制，使其公平流动。实际上农民工并没有流动的偏好，农业劳动力也并非无限供给，只是迫于农业收益率太低的无奈罢了。今年新近出现的“民工荒”也正是说明了：当政策对农业采取积极的政策扶持时，农业收益率提高，农民产生了可以从农业中获取更多收入的预期，农民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留在家乡，而不是在外地忍辱负重；（3）从历史上看，农业的收益率下降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采用积极的政策比如农业税减免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只能

34、是暂时的，中国农业的工业化必然要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全面的发展，以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总之，政策的制定应当充分的考虑农民的理性和农民的毅力。参考文献王凤云：农民增收难题探讨兼论“民工潮”，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第282-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赵忠：中国的城乡移民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经济学（季刊），第三卷，第三期，2004年4月陆益龙：权利：认识农民问题的一个视角，中国农村研究网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李子奈：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特里夫哈维尔莫：哈维尔莫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1984年版D盖尔约翰逊：中国能否通过在农村创造非农工作职位来转移大部分农业劳动力，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