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浅谈会计电算化后对企业传统会计工作的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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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 录一、对我国现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反思1（一）对现行刑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1（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在司法实践运行中的尴尬处境2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理性构建2（一）法定刑构建的法理思考3（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种的多样化设计3（三）改革自由刑4（四）增设财产刑6（五）增设资格刑7三、总结8参考文献9浅谈会计电算化后对企业传统会计工作的影响摘要：现行刑法典为了进一步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在贪污贿赂类犯罪中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新罪名。此罪的设立对纯洁国家工作人员队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该罪名目前

2、已成为刑法分则最具有争议性的罪名，矛盾的焦点更是直指该罪名的法定刑配置。为此，笔者将从罪刑的均衡性以及法定刑结构的合理性两方面出发，实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的理性构建。关键词：会计电算化 会计工作 影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它改变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一贯遵循的原则，在其犯罪构成上也与一般犯罪不同。主要表现在：不能说明犯罪行为的具体细节，其犯罪过程是推定的。该罪立法的本意是考虑到实践中贪污贿赂等犯罪有极强的隐蔽性，再加上侦查手段的欠缺，使司法机关在有限的期限内无法收集到非法所得的确凿证据，防止以非法手段获取财物的行为人由于证据不足而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有些学者赞誉其为“惩治

3、腐败的锐利武器” 。然而，目前理论界与实践部门对该罪名的指责多于赞誉，尤其是在该罪名的法定刑设置上。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构建进行探讨。一、对我国现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反思（一）对现行刑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就自由刑而言，由于立法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涉罪金额不巨，而且考虑到无法说清来源的财产中，有些可能并不是贪污、贿赂所得，所以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4、规定了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并且当时认为巨罪的犯罪基本事实是对超出的巨额财产或收入不予说明其合法来源，至于巨额财产的获得方式、犯罪的后果等量刑的情节无法表现出来，所以，设置巨罪刑罚时只能笼统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没有划分量刑档次。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这一规定，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一种财产刑即没收财产。笔者认为，追缴违法所得与没收财产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附加刑，是指将被告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所有的财产，即被告人个人享有所有权的合法财产，它不是犯罪所得，也没有用于犯罪活动，这些财产和犯罪并无任何牵连。追缴违法所得，是

5、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一种收缴的处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联系，理应予以收缴。因此应当明确它并不是法定刑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具体处理方式。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中并没有财产刑的规定。（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在司法实践运行中的尴尬处境自由刑偏低与刑种缺失。诚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罪名制定13年以来，在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打击腐败上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司法实践部门的同志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动辄上千万，数额

6、越大就意味着国家损失越大，相应的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重。刑法对该罪名所规定的法定刑显然与其社会危害性之间失去了平衡，呈现了罪重刑轻的趋势。例如：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胡继美夫妇，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受贿所得仅有200多万元，而来源不明的财产达1800多万元；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蒋艳萍,来源不明的财产达493.64万元；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沈阳市原市长 慕绥新都存在类似情况。在这些无法说清来源的天文数字的面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了“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法定刑，不仅自由刑偏低，而且也忽视了财产刑与资格刑在惩治职务犯罪、贪利性犯罪方面的独特作用，使得刑罚与

7、该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之间失去了平衡。量刑档次缺乏，司法解释中也没有差额巨大数额的具体量化，使得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一个与犯罪相适应的量刑标准，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这就导致了以下三种结果：第一，数额相同但刑期不同。例如，胡长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被告人胡长清有161.77万人民币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陈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被告人陈恩有人民币160余万元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第二，刑期相同但数额不同。朱胜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被告人朱胜文有60.1万元人民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黄

8、世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被告人黄世军，其差额巨大的数额为人民币350万余元，美元83952.22元，港币19779.89元，因其无法说明其来源合法，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三，数额小的刑期重，数额大的刑期轻。杨群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被告人杨群旺有98.8万人民币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王虎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被告人王虎林有人民币296.1余万元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理性构建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许多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人士都赞同废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有些学者提议借鉴新加坡反

9、贪污法的规定，在公务员不能说明其财产合法来源时，一律视为贪污所得。对于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既然要行为人自己说明来源，就必须在制度上促使其如实交代，将拒不说明的巨额财产推定为贪污所得，使拒不说明者不能从拒不说明中得到好处。笔者认为，第一，从犯罪构成角度讲，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罪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等犯罪构成上有重大差异。第二，从证据角度讲，笼而统之推定为贪污很难达到事实清楚的要求，比如，既然是贪污，具体采取的是什么手段就没有搞清楚。第三，从社会危害性角度上讲，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社会危害性要小于贪污罪，这是因为贪污罪直接侵犯了公共财产，破坏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社会危害性明显，腐败

10、分子积聚的巨额财产，检察机关首先通过侦查手段确定其来源，剩下不能确定来源的，当事人又无法说明的，才算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可见巨额财产是一个不确定的结果，虽多数可能是不合法，但也并不排斥一些不违法的灰色收入和其他不合理收入。因此，在对巨额财产的法律治理上，还是应尊重现行刑法的规定，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罪名对待，与贪污罪区分开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讲，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设置上存在某些缺憾，但这种缺憾不能成为完全、彻底、机械否定该罪的理由，解决之道是对其缺憾进行重新构建，以实现改正正义。（一）法定刑构建的法理思考一直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颇多职责，归根结底是大家都认为现该罪名

11、的法定刑设置不利于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笔者认为，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包含两个要素：罪刑的均衡性和法定刑结构的合理性。罪刑均衡，也称罪刑相当，罪刑等价或罪刑相适应，其基本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均衡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刑法残酷、擅断和特权的斗争中提出的一项确定罪刑关系的原则，是自由、平等等人本主义哲学观、法律观在刑法问题上的体现，反映了罪刑运动的基本规律，蕴涵着民主、科学、进步的法律价值，是当今各国刑法的一项普遍原则。罪刑均衡性是罪刑关系内在规律的体现，它制约着刑罚的轻重选择，是刑罚功能得以发挥的实质基础。注法定刑结构指的是刑

12、法对具体犯罪规定的具体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及其组合形式。法定刑结构的优化，必然涉及到刑罚种类的多样化设计。刑罚种类的多样化设计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根本要求，是实现罪刑均衡原则的前提和基础。“刑罚的多样与差异证明了立法者的勤勉与审慎。” “刑罚种类的多样性是刑法典完善的标志之一。”立法者设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基于打击腐败的需要，但由于其法定刑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该罪名功能的发挥。惩治腐败必须尊重法律自身的规律，否则结果会恰得其反。笔者希望通过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理性构建，以达到罪刑均衡与法定刑结构优化的目的。（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种的多样化设计刑种配置从宏观上讲，必须考虑一个国

13、家的社会历史背景、统治经验、法律文化思潮、刑事政策，从微观上讲，必须与个罪的具体情况相适应，探求各种不同的刑罚，使之适合与每种犯罪。改革与完善法定刑，就是适应与错综复杂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不同方面的需要，合理配置刑种。现行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设置了自由刑，笔者认为这种规定不符合该罪名的自身特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一种贪利性犯罪，罚金刑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贪利性犯罪以非法占有财产为目的，犯罪人贪婪的本性暴露无疑，以罚金惩治贪婪，使得犯罪人在经济上受损失，可谓是对症下药。另外，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其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是利用手中职权侵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对待这种利用某

14、种资格所进行的犯罪，资格刑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中，应当包括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三种刑罚。（三）改革自由刑首先，适当提高自由刑。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由刑偏低的现状，有学者提出，鉴于本罪的非法所得一般都是贪污、受贿所得，该罪的客体与贪污、受贿罪的客体极其相近，它们又规定在同一章节中，所以对本罪只需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量刑即可。笔者不赞同这一做法，因为法定刑攀比，是对罪刑均衡性原则的悖反。所谓法定刑攀比，是指刑法分则某（些）罪的法定刑对其他罪的法定刑的攀附和追随。它使得犯罪所受的处罚与行为的社会危害之间发生偏离，也使法定刑配置违背公正刑法价值目标。尽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15、罪与贪污罪规定在同一章节中，两者有密切联系，同属于数额犯，但他们在犯罪构成与社会危害性上有重要差别，因此不能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罪的法定刑等同起来。笔者提议，适当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由刑，但应控制在有期徒刑的限度内。第一，“罚轻于罪”，受刑者感受不到刑罚的效力威慑力，会使罪犯觉得犯罪之“得”大于之“失”，这样的刑罚不仅难以起到抑制犯罪冲动的作用，而且会导致助长犯罪的后果，也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报应要求。正如边沁所言：“一个不足的刑罚比严厉的刑罚更坏，因为一个不足的刑罚是一个应该彻底抛弃之恶，从中不能得到任何好结果。”就目前来看，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偏低，容易使犯罪分

16、子产生侥幸心理，在巨额财产被检察机关掌握后拒不说明来源，给侦查工作带来难度，侦查机关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后，在无法查清财产来源的情况下，适用该罪，但这反而使得犯罪人得到较轻的量刑。这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因此应适当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由刑。第二，将自由刑控制在有期徒刑限度内。从该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推定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之上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犯罪化时，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对此行为相当严厉的态度，将自由刑控制在有期徒刑范围内，目的是予以补救和平衡。反对适用无期徒刑、死刑是由于：“罚重于罪”从表面上看，似乎刑罚的威慑功能得

17、到了充分体现，但是如果刑罚之恶超过罪行之恶，立法者就是制造更大的痛苦而不是防止痛苦，是以较大之恶的代价来消除较小之恶。根据报应论的刑罚分配原则，刑罚是犯罪的报偿，根据犯罪人的道德罪过和侵害结果，犯多大的罪判多重的刑，重罪重判，轻罪轻判。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或健康为特点的暴力性犯罪，如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其侵害结果可以达到极端的程度，其道德罪过可以达到极恶的程度。对于这类犯罪适用重刑，是罚当其罪，也是公平合理的。对于非暴力性犯罪，由于其不能构成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的威胁和危害，所以对非暴力性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死刑这类重刑，在世界的刑罚理论界已形成共识，并且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得到实现。

18、印度1988年防止腐败法第十三条：如果他自己或任何人替他拥有或在其任职期间的某一时间内曾拥有与其公开收入不相称的钱财，而他自己对此又不能令人满意的做出解释。有犯罪行为的公务员将受以判刑一年至七年的惩处。文莱1982年防止腐败法第十二条：任何现任或已经卸任的公共官员（1）其生活水平高于与其过去或现有薪金收入相称的生活水平；（2）控制着与其现有或过去薪金收入不符的资金或财产。除非该官员能够做出满意的解释，否则他应被判为有罪，处七年监禁。我国的香港、澳门关于贪利性犯罪的刑罚最高刑分别是十年徒刑和七年徒刑。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为特征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非暴力性犯罪，其侵害结果和道德罪过

19、都不可能达到暴力犯罪所能达到的极点，所以对此类犯罪适用终身剥夺自由甚至剥夺生命的刑罚，显然罚重于罪，不甚合理。况且重刑乃至死刑不足以遏制贪污受贿类犯罪活动，依靠重刑遏制腐败，是本末倒置。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类犯罪活动一直呈大幅上升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刑罚也是在加重设置。1982年，由于经济犯罪增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将79刑法第185条受贿罪的最高处15年有期徒刑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事实上，经过20年的“死刑”威慑实践，死刑的适用并没有有效遏制贿赂犯罪增长态势，大案要案却越来越多。节制刑罚是罪刑均衡论的基本法律价值。

20、立法者不能津津乐道于构建一种重刑的刑罚后果，轻易动用最具严厉性与痛苦性之法定刑手段，既可能侵犯人权，又可能削弱或者消除刑法规范的整体功能。人权保障是现代刑法的一大机能，刑事法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然后才是制止犯罪，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刑罚的正当性在于它本身对权利、自由造成的损害小于他所排除的犯罪对权利、自由的损害。其次，设置量刑格。由于犯罪的复杂性，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是不可取的，它不可能实现个案的罪刑均衡。因此，在采取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情况下，存在一定的量刑幅度。但是根据法定刑配置明确性的原则，必须反对犯罪幅度过大的法定刑。虽然立法的明晰化并不反对法定刑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留有余地往

21、往是无奈中的明智之举，但必须受到一种合理化的控制。如果量刑幅度过大，则会缺乏精确性和可操作性。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没有划分量刑档次，其自由刑跨度过大，明确性势必受到削弱，再加上司法标准的不统一，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无法得到制约。为此，可以通过建立量刑格的办法得以解决，即在适当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基础上，在其幅度内划分出一定数量的等级，使原来跨度过大的刑幅分为若干的刑格，以便于法院选择某一刑格作为宣告刑。那么应如何划分该罪名的自由刑呢？。一般认为个罪法定刑上限为15年有期徒刑的，可以5年为界，设置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5年至10年徒刑，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三个法定档次。根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22、罪是数额犯的特点，其“差额巨大”是决定法定刑轻重的主要依据。笔者认为，同等数额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为人在不同犯罪地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有着明显区别的，侵吞同样的公共财产，在发达地区可能仅为一公职人员的年收入总和，职工年均收入的二、三倍，而在欠发达地区却相当于公职人员年均收入总和的十倍以上，职工年均收入的二十倍以上。因此，笔者建议先结合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借鉴盗窃罪数额标准确定的方法，授权省级地方法院、检察院具体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差额巨大”的标准。然后根据各地差额巨大的标准，与有期徒刑的刑期相结合，划分量刑档次。（四）增设财产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职务犯罪，又属于经济

23、犯罪的范畴。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经济罪犯的决定就包括对贪污贿赂类犯罪的规范。在刑法理论上，这类犯罪首先侵害的是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廉洁性和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以及公共财产所有权。但从行为人主观上而言，其追逐的是非法的财产利益，也就是说他实施犯罪行为的最初动机只是谋取非法财产。如若行为人认为在经济利益上不合算，就有可能收敛甚至放弃实施犯罪。对此类犯罪刑罚的设置上，必须将这个因素考虑进来，正确设置并适用财产刑罚，往往能够产生与其他刑罚同样的威慑和惩戒作用。我国刑罚中的财产刑有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在现代各国刑法中，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具有不同的命运。与罚金刑的适用越来越大的趋势相伴

24、随的另一种趋势是没收财产刑的没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改革也应当反映这两种财产刑的命运。没收财产是指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回国有的一种刑罚方法。笔者认为，没收财产实际上是对宪法保障的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它堵塞了犯罪分子的生活后路，不利于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在其适用时，没收财产一般没有数量限制，具有不平等性，并且可能殃及与犯罪分子共同生活的无辜亲属。贝卡里亚就曾经说过：“没收财产是在软弱者头上定价，它使无辜者也忍受着犯罪的刑罚，并使他们沦于必然也去犯罪的绝境。”此论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确实道出了没收财产刑潜在的非正义性。因此，没收财产刑只能作为国家维护

25、自身安全和社会安宁，打击敌对势力和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手段而谨慎使用，而不宜作为一般性的惩治贪利性犯罪的经济制裁手段。美国法典第18条第3554节仅允许法院对美国法典第1962节（反有组织犯罪的侵犯合法组织法）规定的有组织敲诈犯罪行为和1970年毒品滥用综合预防与控制法第二、三篇规定的毒品犯罪，科处没收财产，对其他经济犯罪则不允许科处没收财产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贪利性犯罪，且刑法已经规定触犯该罪名的，差额部分予以收缴，因此没有必要适用没收财产刑。当今世界，各国罚金刑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立法者已经把罚金刑作为惩罚和预防贪利性犯罪的主要手段。经过新法典的全面修订，我国刑法已经基本上扭

26、转了1979年刑法典对于贪利性犯罪不注重罚金刑却相对比较重视附加没收财产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但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一种贪利性犯罪，立法者却没有为其配置罚金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为此，设置罚金刑是实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理性构建的重要环节。那么如何合理设置罚金刑呢？首先这涉及到罚金刑并科或选科的问题。在当代刑法中，罚金刑与自由刑并科的功能互补作用和罚金刑替代自由刑的功能替代作用都得到了同样的重视。但笔者认为，罚金刑与自由刑选科，对贪利性犯罪恐怕并不适用，因此对该罪名笔者赞同规定并科罚金刑。自由刑与罚金刑的功能互补可以在发挥罚金刑的经济制裁作用的同时，间接提高自由刑的惩戒效果，从而加强刑

27、罚的综合效应。其次应确定适用何种罚金刑。通缆世界各国刑法，有普通罚金刑、比例罚金刑和日额罚金刑。普通罚金刑是指刑法明确规定罚金的最低数额和最高数额，在此幅度内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判处。比例罚金刑是指按照与犯罪有关的一定财产数额的倍数或分数确定罚金的数额。日额罚金刑即按照所确定的应缴罚金刑的日数和每日应当缴纳的罚金数额逐日缴纳罚金。笔者认为，对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类贪利性犯罪一般应当采用比例罚金刑和普通罚金刑。（五）增设资格刑资格刑以剥夺犯罪人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或享有荣誉资格为内容的一种刑种。由于资格刑所剥夺的，一般来说都是与犯罪有关的那部分资格、权力或工作条件，因此它具有其他刑罚不可

28、替代的独特功能：资格刑的惩罚功能，即剥夺利用本人的资格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人的资格；资格刑的警戒作用，即通过对犯罪人资格的剥夺，对其他具有同样资格的人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使之珍惜自己的资格，不去从事与本人的资格不相称的违法犯罪活动，以免丧失某种资格；资格刑的防卫功能，即对利用本人的某种资格从事犯罪活动的人判处资格刑，可以有效地防止其利用一定的资格进行犯罪活动，从而使资格刑的适用具有社会防卫的功能。目前，许多国家在其反贪污、腐败法中设置了资格刑。例如，美国法典规定：公务员或已被选定为公务员的人直接、间接不正当地为自己、其他人或组织要求、索取、强求、乞讨、寻求、接受、收受或者同意收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29、，可以剥夺在美国担任荣誉的、责任重大的或有酬劳的公职的资格。反思我国现行刑法典中资格刑，只有一种即剥夺政治权利，并且对“剥夺政治权利”这一资格刑的适用又限制了条件，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一般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期限为终身；剥夺政治权利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剥夺政治权利适用于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分子。根据刑法规定，排除了对绝大多数贪利性犯罪分子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 并没有硬性规定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职务犯罪必须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即使适用，除判处无期徒刑、死刑外，不可能终身剥夺其政治权利，在法律上犯罪人仍具有担任公职的可能性。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我国刑

30、法对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规定的过于宽泛，虽然剥夺的权利中包括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但刑法没有设置对职务犯罪专门的资格刑，所以即使对腐败分子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使其在有生之年不得为官，但同时也剥夺了其选举权等政治权利，这显然是侵犯人权的。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来看，其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资格刑显然适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特点，具有自由刑不能替代的刑罚惩罚、警戒、防卫功能。为此，笔者大胆建议，从现行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种分解出剥夺公职这个刑种，并且明确规定对于职务犯罪应当判处剥夺公职，禁止其终身担任公职，以示国家对此类犯罪的严厉态度，使得资格刑的惩罚、警戒、防卫

31、功能真正得到发挥。笔者所提议的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设置资格刑，也就是附加剥夺公职一刑。三、总结完成了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理性构建，我们仍应清醒的认识到，这只是帮助该罪名摆脱尴尬境地的第一步。要使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真正发挥其“反腐利剑”的威力，还应有一系列配套制度与其相辅相成。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非议，其实是对中国整个反腐机制的责难。从国外的实践中看，公务员制度中的财产收入申报制度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密切联系的。西方国家和亚洲各国都把财产申报制度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规定，有的先在宪法中对财产申报加以规定，然后再详细立法，如菲律宾，有的将申报制度直接纳入反腐败

32、法中。而我国至今仍停留在政策层面，这显然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为此，应尽快将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化，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前置配套制度，然后再结合理性构建后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彻底改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附带罪名”的地位，使其成为反腐败的切入点，在早期就能发现公职人员腐败的苗头，剥夺其贪污贿赂的职权，这总比把小贪养成大贪，把大贪养成巨贪，再去处以极刑要好得多。参考文献1 周光全著.法定刑研究罪刑均衡的建构与实现.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2 刘生荣、黄丁金主编.刑法基础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年4月第1版3 陈兴良著.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1版。4 马松建、史卫忠主编.刑法理论与司法认定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5 张明楷著.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6 游伟主编.华东刑事司法评论.法律出版社. 2003年7月第1版7 孟庆华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研究新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版8 刘安平.浅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废.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3（1）9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版。10 孙峻华.略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国法院网.2004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