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基础.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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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力流动的理论 在理论的层次上，迁移研究己经扩展到那些既影响劳动力地域供给决策又受后者影响的变量的范畴，它强调社会实体本身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迁移行为的影响它加深了我们对经济改良和发展过程的认识。 德欧迪德斯达克 （Stark， 1991） 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理论解释具有相当长的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统计学家拉文斯坦提出的著名的“迁移法则”（ Ravenstein,，1885）。不同的分析方法会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流动行为。 人口学者和社会学者首先关注的是差别迁移，即迁移者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人群中，不同的动机对应着不同的迁移群体，如迁移在性别、年龄方面都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此外，

2、文化程度、职业、家庭、种族等因素也对迁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地理学者则强调人口的空间分布，将迁移视为一系列结构参数的函数，如距离、迁移方向、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人口规模等，其典型的模型就是重力模型（model of gravity）及其扩展。 经济学家同样也为人口迁移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经济学框架中，从宏观方面来说，迁移被视为劳动力在地区间和产业间的流动；从微观方面来说，迁移被视为迁移者个人（或其家庭）对较好机会的一种回应。一般来说，迁移能够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和参与者的个人收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迁出（迁入）对迁出地（迁入地）社会、经济调整的作用；（2）迁移作

3、为一种劳动力平衡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3）潜在的迁移者对迁入地和迁出地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变化的回应；（ 4）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迁移给个人及家庭带来的成本和收益；（5）迁移和其他经济现象或活动（如贸易、工业集聚、城市化等）的关系。 在本章中，我们将简要介绍劳动力流动理论的主要流派和模型，为以下各章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本章的第1节回顾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迁移模型，如刘易斯、乔根森和托达罗模型；第2节介绍由斯达克创始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第3节介绍其他有关模型；第4节评述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第5节为结论。2. 1发展经济学的传统模型 由于劳动力流动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迁移理

4、论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Lewis- Ranis-Fei）模型、乔根森（Jorgenson）模型以及托达罗（Todaro）模型。2. 1. 1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迁移能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部门，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因此，人们更多地注意如何加速人口迁移的进程。在此情况下，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Lewis，1954）。 该模型将乡城人口迁移视为一种劳动力平衡机制，它能使劳动力由劳动力过剩的部门向劳动力不足的部门转移，从而在这两个部门中实现工资或收入的均等。这个模型的核

5、心是一个二元经济：一端是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近于零的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另一端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现代城市工业。刘易斯认为，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工业的扩张，而后者又依赖于农业能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我们可用图2.1来描述刘易斯模型的基本思想。 图2.1 刘易斯模型的基本思想 在图2. 1中：D1，D2和D3为不同的劳动力需求，分别对应于不同水平的物质资本积累K1,，K2和K3；SS为劳动力的供给；wu为城市工业部门工资的下限；wa为农业中生存水平的工资。 无限劳动力供给是刘易斯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城市工业部门能够以一个固定水平的工资从农业中获得任何数量的劳动力。刘易斯假设，在人口压力过大的发展中国家

6、，传统农业缺乏资本投资，土地资源有限。由于快速的人口增长，劳动力资源日益丰富，而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降至很低的水平。换句话说，农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Guillaumont,， 1985），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因此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即wa，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农业的这个工资水平决定了工业部门工资的下限wu。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边际生产率趋近于零。在现行的城市工资水平wu下，现代工业总是能从农业中雇用到它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以扩大生产规模。按照刘易斯的定义，无限劳动力供给也包括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例如临时工、小商贩、家庭妇女等，但相对于农业

7、剩余劳动力来说，这部分人的数量比较少。 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见图2. 1）。在这一阶段，劳动力比较丰富，而资本则是稀缺的。在此情况下，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惟一推动力。随着资本的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升，劳动力因此逐渐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当所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工业中时，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了，因此工业部门的工资不再固定，而是随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而变化。刘易斯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尚处于第一阶段。 二元经济模型强调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该模型在总结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

8、将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历程不尽相同，但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易斯的理论在总体上是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的，因此该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刘易斯模型也有不尽完善之处，从而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评：（1）有些发展经济学家否认劳动力供给无限的假设。他们认为，尽管传统农业的生产率很低，但在其内部的资源分配总是合理的，因此不可能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者（Schultz，1964）。 （2）刘易斯仅关注现代工业的扩张，而不考虑农业的发展。在农业中，尽管有一部分劳动力的生产率低于平均

9、水平，但其生产率仍不可忽视。按照刘易斯的定义，这部分劳动力也属于无限供给的范畴。但是，当这部分劳动力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假设下，农业的总产量必定会减少，而最终会影响到工业的发展。针对这个批评，刘易斯作出了让步，他承认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农业发展的停滞有可能影响制造业的扩张（Lewis， 1979a； 1979b）。（3）刘易斯模型隐含了一个假设：资本与劳动的比率始终不变。显然，这个假设与现实不符。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部门的扩张对劳动力的边际需求呈递减趋势。此外，刘易斯还假设农村地区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不存在失业，这一点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

10、际情况。事实上，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很有限，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城市失业问题的困扰。而且，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乡城迁移者并不能直接进入或者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Guillaumont， 1985）。刘易斯稍后也承认了这一点，他也主张要通过农业的发展来解决城市失业问题，而这正好是我们后面要介绍的托达罗的观点。 拉尼斯和费景汉发展了刘易斯模型（Ranis和Fei， 1961）。他们在接受无限劳动力供给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速度超过人口增长的情况下，经济才有可能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

11、阶段。（1）刘易斯认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仅在于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农业发展本身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并不太重要。但拉尼斯和费景汉则强调农业对工业扩张的作用不仅是提供劳动力，而且还提供农业剩余，即农业产出和农民自我消费量之间的差额。如果农业剩余所提供的农产品不能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劳动力的转移将会停滞。（2）刘易斯将资本积累视为城市工业扩张的惟一动力，而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即生产要素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而在现实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对就业机会的贡献非常有限。拉尼斯和费景汉弥补了刘易斯模型的这一缺陷，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时应该充分考虑本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特点。（3

12、）虽然刘易斯在分析劳动力流动时也考虑了人口的增长，但他认为人口增长落后于资本积累，因此，人口增长并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相反，拉尼斯和费景汉明确指出，快速的人口增长会阻碍劳动力的转移。因此，他们一方面发展了刘易斯模型，另一方面也为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便是实践中最著名的例子。 在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也同样存在着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他们仍然假设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这一点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2）对于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来说，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惟一地由农业中的收入水平确定，由于在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收入被制

13、度性地固定了。由于工业部门的工资是根据农产品价格计算的，因此城市工资也是固定的。但事实上，尽管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人口，城市工资一直是上升的。（3）拉尼斯和费景汉假设无论农业生产率如何演变，农业工资总是一个常数，这一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生活水平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2.1. 2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在1961年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模型（Jorgenson， 1961） 。如同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也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但不同于前者的是，乔根森放弃了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

14、（即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假设，以及农业工资和工业工资均为固定的假设。乔根森认为，两个部门的工资都由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决定，所以工资水平一直是上升的。乔根森因此认为他的模型属于新古典经济体系（Guillaumont， 1985）。 乔根森假设：农业没有资本积累，土地数量固定，因此农业产值的增长只依赖于劳动投入；工业产值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两个部门的产出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在以上假设之下，乔根森建立了他的模型。他认为人口的增长依赖于粮食的供给，如果供给充足，人口增长率将会达到一个生理上的极大值。当粮食供给的增长率超过这个极大值时，就出现了农业剩余。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劳动

15、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则开始发展。农业剩余越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就越大（Jorgenson， 1961；1967）。乔根森认为，农业剩余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没有这个剩余，所有的人都将呆在农业中。需要说明的是，乔根森的农业剩余与拉尼斯费景汉的农业剩余不尽相同，前者考虑了人口增长的上限，而后者仅与剩余劳动力相关。 在拉尼纷费景汉模型中，人口增长是外生的，独立于经济因素之外。乔根森则内生化了人口因素，他假定人口增长由经济增长决定，前者不能超过后者所允许的范围，这样，始终不会出现剩余劳动力。此外，人口增长具有生理意义的上限，这个上限独立于经济发展，一旦经济增长到允许人口增长达到顶峰的水平

16、，农业剩余就会出现并增长。我们可以用图2. 2来描述乔根森模型的基本思想，在这个模型中，只是由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才导致了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持续转移。粮食的需求是有限的，而工业品的需求是无限的，一旦人均粮食产量超过了人口增长达到上限所需的水平，农业劳动力就开始转向工业部门。与其他模型相比较，乔根森模型更重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因此也更接近现实。但如同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仍忽略了城市失业。此外，他的模型中对农业收入需求弹性的假设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图2.2 乔根森模型的基本思想2.1. 3托达罗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中，很少有理论像托达罗模型这样，在劳动力流动的分析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2

17、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乡城人口迁移的速度和规模大大超过了城市工业的吸纳能力，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有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批评旧的迁移理论，指出不受控制的迁移不仅不能刺激经济的增长，反而会加剧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不平衡，恶化城市失业问题，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出现了一些支持控制乡城人口流动的经济理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托达罗模型。托达罗模型（Todaro， 1969； Harris和Todaro， 1970）为发展中国家乡城劳动力流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该模型认为，迁移决策取决于潜在的迁移者对预期收入的估计，这种估计同时依赖于当前城市工资水平和在城市现代部门就业的概率

18、，后者假设由城市失业率所决定。托达罗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或者说预期收入的差距）构成了迁移动机的主要方面。这个差距越大，迁移倾向就越强。按照托达罗模型，潜在的迁移者在比较城乡劳动力市场中机会差异的基础上，决定迁往城市或留在农村，使个人的预期效用达到最大。该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假设之上的（Bardhan和Udry， 1999） 。（1）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2）在城市中，劳动力需求来自现代部门，然而由于工会的活动以及政府关于工资立法的某些政策，城市劳动力的报酬被人为地固定在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水平之上。换言之，城市工资水平高于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决定的工资水平。（3）仅有

19、城市居民（含进入城市的迁移者）才能进入现代正规部门就业，当劳动力数量超过就业岗位数量时，后者将被随机分配。（4）在城市中存在一个自由进入的非正规部门，该部门使得那些不能进入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能维持生存。这实际上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在城市中的再现。托达罗的基本模型及其以后的发展都假设城市劳动力分布在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现代部门和一个规模庞大的传统部门之中。托达罗认为，大部分乡城迁移者首先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直到他们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 按照托达罗模型，乡城迁移的决策是劳动力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一种回应，其基本思想可用图2. 3来描述（Ghatak等，1996）。 在图2. 3中，曲线Dr， Du

20、和 Db分别表示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在C点，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达到平衡，水平为w*，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在此处达到最优（我们在此忽略迁移的成本）。然而，如果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被制度性地固定在水平wu上，就会产生一个收入差距AB，此时农业工资被压低到wr，农业中将产生一部分剩余劳动力L* L。城市非正规部门Db的出现将缓解农村劳动力市场上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使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重新分配，导致一个新的平衡点C。 图2.3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思想 下面进一步介绍托达罗模型的数学表述。对农村潜在的迁移者来说，其对未来预期收入的折算现值可用下式表示： V0= （2.1）式中：贴现

21、率wu和wr分别为城市正规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平均工资：r为贴现率；p为城市中的就业概率；C为迁移成本。 迁移只有在V0 0时才会发生，这就是说： （2.2）迁移的平衡条件为： （2.3） 如果我们记M为乡城迁移率，Nr为农村总人口，并假设城市中的就业概率p等于城市就业岗位的数量Lu与在迁移发生后的城市劳动年龄人口总数Lu+ MNr之比，则 （2.4）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Lu由不依赖于迁移的外部因素决定，并假设农村人口基数足够大，以致迁移率M对农村人口规模的影响可以忽略，则我们有Lu=U ，Nr=r，且 （2.5）将（2.5）式代入（2. 3）式，我们可得到平衡点的迁移率： （2.6）如果我们考虑

22、到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城市预期收入就等于pwu+（1-p）wb，其中，wb为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平均收入。在此情况下，平衡点的迁移率为： （2.7）显然，Mb*M*，即非正规部门扩大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 由（2.6）式或（2.7）式，可以得到如下我们熟悉的结果： （2.8） 与刘易斯的假设不同，托达罗认为农村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相反，他将其模型建立在城市失业的前提下。所以，他的模型不强调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侧重于研究如何放慢乡城迁移的步伐，以缓解城市的失业压力。托达罗模型的主要政策含义如下。城市工资的边际增长或农村工资的边际下降都会刺激乡城迁移，因此，所有人为地扩大城乡之间实

23、际收入差距的政策都应该被取消。托达罗认为，为了降低城市失业率，可采取取消城市最低工资的立法，限制工会的力量等措施。但是由于工资的刚性，这些措施很难奏效，因此，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似乎是更可行的办法。城市就业岗位越多，乡城迁移倾向就越强。按照托达罗模型，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随着就业岗位数量的增长而上升。然而，如果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不变，城市就业概率越高，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距就越大，从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倾向就越强。托达罗认为，每个新增的城市就业岗位会吸引23个乡城迁移者。这个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矛盾现象：尽管农业边际生产率始终大于零，尽管城市中的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由乡村向城市迁

24、移的人数却有增无减。结果导致城市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失业率就越高。因此，工业的扩张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迁移成本的任何降低都将促进乡城迁移。因此，为了降低乡城迁移倾向，有必要提高迁移的机会成本。减轻农村人口的负担和实施促进乡村长远发展的政策是降低乡城迁移倾向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在一些理论中，诸如刘易斯模型和乔根森模型，农业的发展只是被作为工业发展的一个工具。而对于托达罗来说，农业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之一。在托达罗模型中，农业和工业，乡村和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因此，托达罗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更加重视旨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地区环境的资本投入，以抑制

25、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动机（Guillaumont， 1985， 1995； Guillaumont和Lefort，1993； Todaro，1997）。托达罗模型为乡城迁移和城市失业提供了一个清楚而简洁的解释，他的理论非常切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因此，该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为众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Agesa和Agesa，1999； Levy和Wadyck i， 1974；Lucas，1985；Taylor，1987； Todaro， 1976）。然而，如前所述，托达罗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简化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对研究结论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放松其中一

26、个或数个假设，我们就会得到该模型的某些扩展（Zenou，1995）。在托达罗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根源在于城市最低工资的刚性，这个工资由外部因素决定，不依赖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独立于失业率和乡城迁移。有些学者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放弃了城市工资由外生变量固定这一假设，但最后得到了与托达罗模型同样的结论（Bardhan和Udry， 1999）。他们认为，城市制造业的工资要高于农村收入，然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有助于城市和农村的预期收入达到均等。托达罗将其模型建立在城市失业的前提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有些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失业问题并不像托达罗描述的那样严

27、重，由于非正规部门吸纳了相当大一部分乡城移民，政府公布的失业率事实上有些夸大。此外，有些学者认为，迁移者的收入最终由个人的人力资源禀赋决定，而不主要取决于其社会地位（Yap， 1976），因此，在消除城市贫困的过程中，与其限制乡城迁移，不如采取一些改善迁移者素质的措施，如提高其文化程度，加强教育培训等。托达罗放弃了刘易斯关于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假设，他不认为在农村存在一部分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即隐性失业。然而，刘易斯的这个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成立的。以中国为例，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业劳动力被固定在农村地区，不能自由流动。随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土地资源的缩减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业剩余劳

28、动力问题日益突出。根据某些学者的估计（Bhattacharyya和Parker， 1999），在1995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数约为1. 2亿，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35%40%，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在短期内也不足以显著改善农村地区的收入。中国目前的农业仍处于舒尔茨所描述的生产率低下、技术停滞的传统农业阶段（Schultz，1964），除非受到外部力量的作用，如调整农产品价格、改革土地制度等，否则农业收入只能徘徊在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即图2. 3中的r。根据托达罗模型，农村收入的增长将抑制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倾向，但有些学者认

29、为，收入增长在短期内的边际作用却是不明朗的（Ghatak等，1996）。一些乡村发展计划常常在实施的初期导致了更高的乡城迁移率，因为农村收入的提高消除了潜在迁移者的预算约束，提高了他们克服迁移成本的能力。在2. 3. 4节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在托达罗模型中，迁移者个人是风险中立的。有些学者在考虑了个人对风险仄恶的基础上，提出了托达罗模型的一个推广（Ghatak等，1996）。在该模型中，平衡点的迁移率比原始托达罗模型的平衡点迁移率低，即（2. 6）式中的M*。此外，我们将在2. 2节介绍一种新的迁移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该理论从家庭风险的角度研究迁移行为，从而弥补了托达罗模型的某些缺陷

30、。托达罗认为，刘易斯的经济二元性也适用于城市经济分析，即一端是城市现代部门，或者说正规部门；另一端是城市传统部门，或者说非正规部门。因此托达罗模型是一个三部门经济：传统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托达罗提出，大部分流入城市的劳动力首先是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直到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作为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一个“蓄水池”，非正规部门究竟是一种暂时性的过渡部门，还是具有长期存在的意义呢？托达罗引用其他研究的成果（Todaro， 1997），总结了非正规部门的主要优点，肯定了它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建议发展中国家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然而，根据一些研究，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并不

31、总像托达罗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低工资、低生产率的部门（Bardhan和Udry， 1999； Roubaud， 1992）。简达姆（Gendarme， 1994）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托达罗理论断言的这个部门，由大量不稳定的小生产单位组成。在大规模的城市现代企业的旁边在街头巷尾，大量的微型生产单位或小店铺，生产、出售着五花八门的产品或服务，在这个为城市现代企业因短期内盈利甚微而不屑一顾的领域内同大企业竞争。这个城市的边缘部门能提供数量巨大的低工资就业岗位，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某些发展动力的源泉，完全能够自行开发、使用某些新技术。这不仅是为了它们自身的生存，而且还是为了回应、满足城市人口不断扩

32、大的服务需求。简达姆认为，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有可能过渡为更具有生产力的经济形式扮演一种能在就业和收入间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重要角色。 此外，洛伯兹提出了一种旨在解释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就业过程（Lopez，1989）。他认为，劳动年龄的人口在他们的生命周期中，有可能经历三个就业阶段。在年轻时，他们在一些小企业或家庭企业（非正规部门）中以雇员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在积累了必要的工作经历和经验之后，在2030岁这个年龄段，他们就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到了3040岁这个年龄段，他们又逐渐自愿或非自愿地离开正规部门，重新回到非正规部门，以老板的身份建立自己的小企业。根据一项对墨西

33、哥非正规部门的研究（Roubaud， 1992），正规部门并不总是劳动者所向往的去处，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从未离开过非正规部门，在他们的心目中，非正规部门的工作同样很理想，其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低。中国在改革后的情况同样也证实了这一点：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正规部门（如国有企业），因体制的改革而陷入困境；而以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非正规部门却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下海”。 事实上，在城市非正规部门的研究中，首要的困难在于如何定义这个部门。祖卢指出（Zenou， 1995），由于非正规部门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我们很难对这个部门给出一个准确的描述。他引用了经济发展合作组织（O

34、ECD）的一次讨论会文件中关于非正规部门的一个定义：“非正规部门包括所有由独立劳动者（企业主或雇员）从事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技术层次通常比较低，组织比较分散，其主要目标在于保证参与者的就业和收入。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是私下进行的，即未获得政府批准的，它们逃避了有关税务和法定最低工资等部门的行政管理，以及其他一些关于预算问题和劳动条件之类的机构的监督。”非正规部门并不能简单地用低收入、自由进出和过渡性来描述，这个部门实际上至少包括两个层次（ Tokman，1990；Fields，1990）：（1）低端表现为低收入、自由进入和不稳定的工作；（ 2）高端表现为高收入（甚至高于正规部门的收入）、一定的物质

35、资本和人力资本。2. 2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得到了另一类理论的补充，那就是由斯塔克（Stark， 1991）提出并命名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2. 1节介绍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对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关注甚少，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则弥补了这一缺陷。 如前所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矛盾现象：乡城迁移者通常不能进入具有高工资和稳定职业的城市正规部门就业，而只可能在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或加入城市失业大军，其收入甚至低于他们在农村的收入水平，尽管如此，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人数仍然有增无减。对此

36、，托达罗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迁移者收入的暂时下降可以由较高的预期收入所补偿。而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则认为，迁移者对预期收入的计算理应考虑收入多变性给个人效用带来的直接损失，以及这种多变性对未来农村和城市收入的影响（ Stark和Levhari， 1982）。按照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迁移的动机不仅来自城乡两地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也来自其他一些个人或家庭的因素。以斯塔克、泰勒等人的论著为代表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容很广泛，以下我们仅介绍该理论在实证研究中应用较多的两个方面。2. 2.1迁移和风险多样化 不同于托达罗模型将迁移视为一种个人行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将迁移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群体

37、（例如家庭或家族）的决策。个人参与迁移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降低因某些市场不完备而造成的风险（Stark， 1991）。更明确地说，家庭成员的个人迁移可以被视为家庭为了应付收入的不稳定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行动。斯塔克的推论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农村产业的一些特殊性之上，特别是建立在风险分析之上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便是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活动，而农业收入一般容易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如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农业收入的这种多变性对农民的生产和消费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从家庭福利的意义上来说，经营风险提高了成本，而降低了净收益，而且这种负面作用常常难以预

38、防。此外，一些小农场主常常希望采用一些有可能提高生产能力但又具有一定风险的新技术，对于厌恶风险的经营者来说，采用这种高风险技术的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将这种风险在家庭的各种收入中分摊，以降低风险程度。如何规避以上这些风险呢？通常的做法便是求助于信贷或保险市场，然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这两种市场通常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经营风险和风险仄恶之间的矛盾就必须通过家庭内部各种资源的重新组合或分配来解决（Stark，1980）。 斯塔克等人认为（Stark和Levhari，1982），在信贷和保险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劳动力在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再分配，是规避经营

39、风险的一种替代办法。具体来说，家庭与其外迁成员之间的汇款可以扮演类似“贷款中介”的作用。外迁劳动力和留在家中的劳动力共同分享其收益和风险，交替扮演承保人（贷款方）和投保人（借款方）的角色。例如，家庭如果想采用一种有风险而又需要一定投入的生产技术或经营方式，在缺乏启动资金而又借贷无门的情况下，汇款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另外，在年成不好时，外迁人员的汇款可以部分补偿家庭农业经营的损失，维持其成员的基本生活。相反，对外迁人员来说，来自家庭的资助可以为他们在迁移初期或失业期间的生活提供保障，从而得以在目的地生存下去。图2. 4形象地描述了家庭和外出劳动力各自面临的风险度。在迁移初期，由于在目的地

40、的生活不稳定，迁移者所面临的风险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风险逐渐下降。而对家庭来说，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其风险（或者收入）也随季节而波动。当迁移者在目的地获得了稳定的职业，他就可以通过向家庭汇款来部分抵消家庭收入的波动性。 卢卡斯和斯塔克利用一项关于博茨瓦纳的调查数据验证了他们的论点（Lucas和Stark， 1985； Stark和Lucas，1988）。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家庭和外迁者之间存在着既互相依赖又互相独立的关系，而两者之间的汇款往来则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愿契约”。具体来说，在迁移的初期，通常由家庭向迁移者提供资助，此时，迁移者是被保险人，家庭是承保人；当迁移者在目的地（如城

41、市）安顿下来之后，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迁移者就开始向家庭提供资助了，两者之间的角色发生了逆转。家庭和迁移者之间的这种“自愿契约”的建立有一定的基础，除了互助和利他精神之外，从迁移者的角度来看，城市就业的不稳定性、教育开支、继承家庭财产的愿望、维护自己在家乡的社会地位等因素，都可能促使外迁者保持他与家庭之间的这种协作关系。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的风险、采用新技术的风险等，也可能强化家庭成员维系这个“契约”的动机。斯塔克和卢卡斯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Stark和Lucas, 1988），在干旱的年头，那些以种植业为主的家庭收到的汇款额明显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迁移不再仅受迁入和迁出两地收入差距的

42、驱动，而是被视为一种分担家庭经营风险的策略，或者在信贷、保险市场不完善时，作为一个克服预算约束的现金来源渠道。因此，斯塔克认为，就抑制乡城迁移的倾向而言，建立并完善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以降低农业收入的风险和波动，比缩小城乡或工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更有效（Stark，1991）。2. 2. 2迁移和收入分布 迁移和收入分布的关系在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迁出地的收入分布对迁移倾向的作用，在此，斯塔克引入了“相对贫困”（ relativedeprivation）的概念；（2）迁移行为对迁出地收入分布的影响，确切地说是汇款对迁出地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由于

43、我们将在本书的第7章和第9章分别详细讨论这两个问题，在此，我们只作一简单的介绍。 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认为，迁移可以被视为人们对“相对贫困”的一种回应（Stark， 1984； Stark和Taylor，1989）。这种相对贫困的程度由个人（或家庭）收入在其社区内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社区的收入分布所决定。例如，某人如果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在社区中属于中下水平，他就有可能产生离开这个社区，也就是迁移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迁移是为了提高自己或家庭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而不一定是两地收入差距所致。斯塔克的基本假设如下：（1）给定当前的收入，相对贫困度是整个社区收入分布的函数；（2）乡城迁移有助于改善迁移者在

44、社区收入分布中的位置。第一个假设的内涵是人们将自己的收入（或生活）水平与社区其他人的收入（或生活）水平相比较，这种比较在个人或家庭中内在化，从而产生出心理成本或者心理收益，如相对贫困感或相对满足感。第二个假设的含义在于迁移是减轻这种相对贫困感（或者说增加相对满足感）的一种途径。综合两个假设，相对贫困导致了迁移行为的发生。 至于汇款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许多研究指出，外出劳动力对迁出地的收入分布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研究结论却因地、因时而异。大部分研究表明，与农业收入相比，汇款或其他非农业收入的分布比较不平等。来自外出劳动者的收入虽然能从总体上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但却扩大了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Ba

45、rham和Boucher，1998； Elbers和Lanjouw， 2001； Escobal，2001；Leones和Feldman，1998； Khan和Riskin， 2001； Reardon和Taylor，1996；Shand，1987）。然而，也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汇款能缓解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Adams， 1994； Chinn， 1979； Lachaud，1999； Sadoulet和de Janvry， 2001； St ark等， 1986）。从现有文献来看，不同的分析方法也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斯塔克等人认为（Stark等，1986），农村外出劳动力对农户家庭收入分布

46、的影响实质上反映的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之间的关系。由于农业人口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占大多数，农村收入不平等是整个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解决农村收入不平等问题对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 3其他模型 除新古典经济模型和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外，其他一些模型也有助于我们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2. 3.1推拉理论 在拉文斯坦“迁移法则”的基础上，李（Lee， 1966）提出了一个解释人口空间流动的理论框架，简称“推-拉理论”。他将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分为两类：推力和拉力。前者是促使迁移者离开原住地的负向因素，后者是吸引迁移者流向某些特定目的地的

47、正向因素，迁移行为就是这两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李（Lee， 1966）将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分为四类：相对于原住地的因素，相对于目的地的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及个人因素。对于那些居住在同一出发地的人，外部条件是同样的，然而迁移的倾向和动机却因人而异，原因就在于各人的特征不同。换言之，对应于出发地的因素和对应于目的地的因素，结合某些个人因素，作用于每个人的心理临界值，从而促使或阻碍了迁移的发生。从以上这四类因素出发，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解释迁移行为。 第一，每个给定的地区，都存在着一些吸引人的因素，也存在着一些排斥人的因素。有些因素不因人而异，如气候、地理位置；有些因素则因人而异，如农业税仅影响农业劳动者，而对非农业劳动者不发生作用。 英国统训一学家拉文斯坦（Ravenstein，1885）曾总结了人口迁移的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