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蔡元培和梅贻琦的大学教师观.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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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蔡元培和梅贻琦的大学教师观刘剑虹 当今,我国最著名且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首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崛起并确立其全国大学中的领头地位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而那个时期,长北大、清华的是蔡元培(18681940)、梅贻琦(18891962)。正如有的学者所论的,“北大之大,大于蔡公”,梅氏“这一生,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整个韶光,都是为了清华”2。北大与清华同处一地,两校交流频繁,早在1926年10月蔡元培就撰文称赞清华设立研究院“尤是大学教育进步的明证”3。1937年,北大、清华实行联合招生。抗战时期,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合一,“三校原有精神,已潜移默化融合于整个联大之中”。蔡元培长北大
2、于19171927年,19291930年(未到任,由人代理),梅贻琦长清华于19311948年。从时间而言,蔡元培与梅贻琦前后相衔;从思想而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实乃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三大来源之一4,梅贻琦也自称“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5由此,如果说蔡元培开创了我国近代大学的“新机运”,那么,梅贻琦则是将近代大学推向现代的中坚人物。因而,许多学者习惯于将蔡、梅相提并论。从我国近代大学发展史看,北大、清华的成长与发展历程,也正是我国近代大学发展和民族教育与学术独立进程的一个缩影。蔡元培、梅贻琦则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本文只是选取蔡、梅在大学
3、教师观上的传承关系及变化,从一个侧面来探讨我国近代大学发展的宝贵经验,为当代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某些启示。一、大学理想与教师地位1917年1月,北大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此时,蔡元培已51岁。此前,蔡元培在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与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从晚清进士名翰林到民主革命斗士,从留欧学者到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此时的蔡元培已胸怀“学术救国”的宏志,并且革新意识已象血液渗透着他的整个人格与思想体系之中。蔡元培初长北大,北大之“旧”,“旧”于“太腐败”,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6这样,改革北大的
4、历史重任自然而然落在蔡元培的身上。蔡元培长教育部伊始,就敏锐地提出要“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7。此后,他又多次声明自己“偏于理想”8。这就是说,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之始,最先思考的问题是把北大改革和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大学,即提出他的大学理想。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开宗明义向学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并特别提出大学的性质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9。从他大量的教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蔡元培的学术神圣与学术救国思想始终占据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而学术的根本任务和最大功能是创造和发展文化。换言之,学术文化或科学文化是文化的主体构成之一。蔡元培清楚地认识到
5、这一点,并认为“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10。于是,蔡元培就把他创造文化的希望托付给了大学。他在北大20周年纪念会上说:“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来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11。1919年7月23日,他又说:“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12。由此可见,蔡元培以改革为契机,想把北大改造与建设成为“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的中国“最高文化中心”,即最高的科学研究中心和教育中心。蔡元培这一大学理想,无疑受到以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大陆派”思想的深刻影响,可谓科学研究的大学理想模式。如何
6、实现这一大学理想,蔡元培认为首要的任务是革新观念,确立“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理念,而要做到这一点,“止有从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着手”。这就基本框定了教师尤其是教授在北大改革与发展中的位置。换句话说,北大能否通过改革而发展成为“最高文化中心”,关键在于能否“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和充分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作用。蔡元培认为:“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13,“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14,而采用“教授治校”之体制则是确保教师主体地位、中心作用的根本保证。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15他主张
7、以德国大学为榜样,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早在民国元年,他在长教育部时亲手起草的大学令中,就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作了明确的规定。任北大校长后,他便着手实行其主张,分步建立起“教授治校”的大学民主管理体制。蔡元培说,旧北大“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
8、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16蔡元培所实行的“教授治校”制,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西方大学管理制度在中国大学中的一次成功借鉴。当然,蔡元培所实行的“教授治校”制,无疑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仅属于“开风气”性质。后来,北大管理体制随着蔡元培的辞职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然而,这种以教师为
9、办学主体的教师地位观却“影响全国,收果于后世”。其中梅贻琦是真正的“施肥”与“收果”者。梅贻琦于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年42岁。此时的蔡元培辞去北大二度校长刚一年。那时,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卓越业迹已成为推动清华变革的强大动力。“早在1923、1924年前后,一批学有成就的清华留美生陆续返校任教。他们眼见前几年尚属落后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先生领导后,办得很有朝气,学生质量、学术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对比母校清华,虽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却远远脱离时代的要求,深感不满。他们迫切要求改革母校,认为清华有必要也有能力自办大学,认为改大是母校发展中的唯一出路。他们成为清华改办大学的一支基本力量”17
10、。梅贻琦系清华首批“直接留美生”。1914年学成回国,1915年9月到清华任教。19211922年,由清华派住美国进修一年,并获工程硕士学位。1922年10月,回到清华园任“物理系首席教授”。1924年10月,任清华“大学筹委会”委员。可见,梅贻琦是清华“改大”运动中的“少壮派”代表人物之一。1926年春,他以服众的人格与才能被教授会选举为清华第二任教务长。1931年起,他担当“驾驶”清华大学这艘“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的“船”“坚忍前进”的历史重任。梅贻琦虽有“寡言君子”之称,但“他是个有很高理想的人”。18然而,“他毕生的理想是教育,实现这个理想的对象是清华。”19梅贻琦的大学理想明显承继了
11、蔡元培所构画的“学术救国”的图志。众所周知,清华由“庚款”所创办,故有“国耻纪念碑”之称。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我所谓的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见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大学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201936年4月,梅贻琦在清华25周年纪念之际发表致全体校友书。该文写道:“盖今日之清华,已不仅为国内最高学府之一个,同时亦当努力负起与国外学术界沟通之使命也”,“
12、本校日后办学方针,仍将一秉初衷,努力迈进;期于训练人才,提高学术二端,增多贡献,以副国家社会期望之殷,而致我清华校誉于更高之地位尔。”21从这段话中,可知梅贻琦办学视野已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开始从世界范围内来思考清华的“更高之地位”。据吴泽霖回忆:“在我同梅先生共事的几年中,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我们有责任这样做。”22到这里,梅贻琦的大学理想已清晰明了。如何实现这一大学理想,梅贻琦“追随”蔡元培给教师以崇高的地位,依靠教师办大学。梅贻琦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13、。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3这就是著名的“大师论”。“大师论”将教师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作了理论上的升华。无疑,“大师论”比蔡元培的“中心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之一。梅贻琦从“大师论”出发,坚持了蔡元培在中国开先声的“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清华的“教授治校”发端于“五四运动”之后,到1926年大学部设立时方才开始建立。梅贻琦长清华后,不但承认“教授治校”的合法地位,而且赋予教授会、评议会以更加稳固的权力范围。他每谈治校之道,总说“吾从众”。他“从”的“”就是广大教
14、师尤其是教授。所以,朱自清说:“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但是这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的话。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使清华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24因而,清华出现了“校长分寄任于诸教授与各执事,诸教授与各执事尽其责于诸学子”的局面。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教授治校”这一民主制度“行得最彻底的也是清华。”25二、“兼容并包”与教师聘用蔡元培作为一位杰出的民主教育家,深知要实现自己的大学理想,除依靠教师外,最重要的是创造有利于发展
15、新教育和繁荣学术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这一环境和条件,既有有形的部分,又有且更为重要的无形部分,那就是提出一种具有革新意义又符合时代发展与大学发展趋势的办学原则与用人方针。蔡元培曾留学德国,无形之中受到洪堡大学理想的影响,崇尚学术,强调“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26,并把这作为使大学成为“教学和科研相结合”机构的必要条件,进而提出他办学的两大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xu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27这两大主张,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
16、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付教员方面。实际上,这一办学原则既是蔡元培大学理想的精神内核,又是教师聘用观的集中概括。蔡元培深知在当时的中国,人才匮乏,认识到“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28他从这一正确的人才观出发,采取用人唯才的态度,既不拘一格的“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又坚持选择教员的基本标准。首先,蔡元培在“广延”二字上大做文章,从文科开始,多次登门恳请并聘任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大首任文科学长。随之,又先后聘请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担任教授或讲师。蔡元培说:“我素信学
17、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以恒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29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感召下,当时北大教员中既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除上面所列的外,还有沈尹默、沈兼士等,也有政治上保守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旧派学者,如拖长辫,以复辟派自居的辜鸿铭,拥护袁世凯称帝,“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申叔),以及黄侃(季刚)、陈介石、陈汉章、崔适等,真可谓“极一时之选”。这些新旧教师尽管政治倾向不同,学术观点迥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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