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洛神赋》的主旨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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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析洛神赋的主旨摘要:在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中,作者描述了一个人神相恋却又怅然分离的故事。对于其主旨历来存在争议,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主张“感甄说”与“寄心君王说”均不成立,然后根据曹植的经历性格并将该赋与此前宋玉、王粲、杨修等人的同类题材作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洛神赋的主旨正是在于借助古老的原型传达觉醒时期的作者在种种矛盾冲突中独特而复杂的生命体验。关键词:人神相恋人道殊途曹植洛神赋集体无意识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在其名篇洛神赋里讲述了自己返回封地途中,在洛水河畔与洛神相遇,双方心生爱慕之情,无奈由于人道殊途,不得不怅然分离的故事。由于辞采华茂,感情真挚,塑造了一位明艳动人、神采飘逸的女神形象,历来为
2、后人所赞赏。然而,对于其主旨,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感甄说”与“寄心君王说”,由于均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包含着主观臆想和武断的成分,均不能成立,但从这两种说法中仍可以发现某些合理的成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再加上随着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深入,洛神赋的主旨仍有分析与探讨的余地。一、辨析“感甄说”“感甄说”之“甄”即魏文帝曹丕的夫人甄氏,据三国志卷五魏书文昭甄皇后传及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记载,甄氏不仅美貌贤德而且文采出众。她生于汉灵帝光和五年,比曹丕大五岁,比曹植大十岁,原是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后袁绍为曹操所灭,曹丕趁乱将其据为己有。生魏明帝曹叡和女儿东乡公主。后曹丕宠爱郭
3、氏,甄后因有怨言而被曹丕赐死,尸首“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后其子魏明帝即位,追谥其为“文昭皇后”。“感甄说”出自相传李善为文选作注的一段文字:“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涕。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令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
4、,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后人对于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此说法为小说家附会而成,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中注云:“当是后人旁记于题旁,而阑入文选,误为李善注。”文选的这段注解是否为李善所注是有待考证的,李善做注注重引经据典,被时人讥为“释事而忘义”。清人何琇樵香小记说:“李善注文选,字字必著其出典,唯洛神赋注感甄事,题为传曰,究不知为何传也。”对李善做注的说法提出质疑。此外,文选载有此注者,唯有宋尤袤刻本,其余版本均无此注。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提出这个注是尤袤所加,但早于尤袤的姚宽,在西溪丛语卷上曾引过此注,可见此注也并非出自尤袤。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推断,“感甄说
5、”最早出现在中唐时期。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有“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的句子,元稹是中唐诗人,可见中唐已经普遍流传曹植和甄妃的爱情故事。晚唐李商隐的无题有“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的诗句。至于中唐之前,李白也写过这样的题材,其感兴其一:“洛浦有宓妃,飘飖雪争飞。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解佩欲西去,含情讵相违。香尘动罗袜,绿水不沾衣。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但此诗仅是李白就洛神赋发的感慨,并没有说宓妃就是甄妃,可见盛唐时期感甄说还未见流传,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有关感甄的资料都在中唐。既然作者无法考证,辨析“感甄说”就应该从
6、它产生的时代出发。首先,感甄说产生的大背景是思想观念开放的唐代,唐代小说中私奔、改嫁现象很多,贞节观淡薄,迥异于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彰显了那个时代开放自由的气息,出现叔嫂相恋的题材不足为奇。其次,中唐时期经历了安史之乱,士人在乱世之后的安定酝酿了一幕幕爱情理想。再者,不难发现,后世拥护“感甄说”的人,除了李善之外,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诗人、文学家,李商隐曾写过东阿王、涉洛川等诗,被潘德舆斥为“文人轻薄”、“喋喋不休”。清代的曹雪芹虽无明言,但从他的作品亦可看出他的倾向。红楼梦第四十三回借写贾宝玉在水仙庵看到洛神的塑像“滴下泪来”,祭奠这个“人间有一、天下无双、极聪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以表达对金钏
7、的一番情意。可见,曹雪芹将曹植同宓妃的关系与宝玉和金钏的关系相联系。如果曹雪芹将其理解为“屈子之志”,则有悖于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可以看出,曹雪芹对洛神赋的理解,应该同李商隐是相近的,决不似道学家那样附会。但这里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无论是李商隐还是曹雪芹,都对洛神赋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曲解,即将甄氏与宓妃混为一谈,将文学形象看成是生活原型。此种理解跟文人的生性浪漫是分不开的。客观上来说,曹植的才高八斗为后世文人所景仰,而他的不幸遭遇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多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如一度仕途坎坷的李白、李商隐等。李白在将进酒中
8、写过:“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借曹植自喻抒发自己的壮志难酬。但一些文人并不满足于此,在了解到同一时期的美女甄氏及其惨死的经历,便不自觉地将二人联系在一起,迫害兄弟的曹丕受到后人所鄙夷,才子曹植与佳人甄氏的爱情模式更加符合文人心目中的理想。可见,感甄说是时代的产物,融合了那个时期奔放自由的婚恋观念。同样也包含着不少主观武断的成分。然而,这一说法至今流传,并不断有人发掘证据试图再次证明它,可见,“感甄”一说绝非毫无情理的杜撰,而是有合理的成分在里面。一是洛神的原型很有可能是甄后。因为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从史书中可以得知,曹丕纳甄后是在建安九年,曹操攻破邺城之时,当时只有
9、十三岁的的曹植虽不可能求娶甄氏,但在往后很长的时间里他们是生活在一起的。在洛神赋中,“柔情绰态”、“羌习礼而明诗”的女神宓妃,有可能是生活中“惠而有色”的甄后的艺术再现;在曹植笔下,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风姿,很可能保留着作者对“姿貌绝伦”的甄后的深刻记忆。总之,洛神的形象,很可能是以甄后为模特儿的。作者对于人物原型的某种隐情,也可能渗透到作品的形象之中。但是宓妃不是甄后,它是甄后和许多似曾相识的美人仪容的综合和升华。“感甄说”的缺陷之一在于将现实原型与文学形象混为一谈。郭沫若对此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这所谓记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书,托梦荐枕,献珠报珮云云,确实是怪诞,不近情理,但子建对这位比
10、自己大十岁的嫂子曾经发生过爱慕的情绪,大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吧。不然,何会无中生有地传出这样的佳话,甄后何以又遭谗死,而丕与植兄弟之间竟始终是那样隔阂。魏晋时代的新人物对于男女关系并不如前代人或后代人所看的那么严重。例如曹丕为太子时,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这足见曹丕、刘桢都相当浪漫。刘桢的态度在曹丕倒满不在乎,却恼了做阿翁的曹操,以桢不敬,几乎处死了他。又如再后一辈的阮籍便坦然与嫂话别,醉卧于当炉的美貌邻妇侧而不自嫌。那么,子建要思慕甄后,以甄后为他洛神赋的模特儿,我看应该也是情理中的事”二是曹植与甄氏的生活道路是相似的。曹植的一生以其父曹操去世的建安五
1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曹植深受曹操的宠爱,“几欲立为太子”, 但最终因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魏志 陈思王植传),而被善弄权术的曹丕占了上风。后期的曹植受到兄长曹丕的迫害,报国无门,迁徙频繁,生计维艰。再来看一下甄后的经历,“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见世说新语惑溺),后三国志魏书文昭甄皇后传记载“黄初元年,帝践祚。践祚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而裴松之注又引汉晋春秋曰:“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可以推测,甄后被赐死与郭后有莫大的联系
12、。三国志卷五有文德郭皇后传记载,郭氏很有心计,常常替曹丕出谋划策,曹植争立太子的失败也可能与郭后向曹丕献策有关。可见,曹植与甄氏的命运相似,都是由最初的受宠到后来的失意,他们都是曹丕即位后的受害者。但据此指出“感甄”是洛神赋的主旨则是片面的,从创作感兴的角度理解“感甄”应该更为恰当。“感”有感发之意,它的起点是客观的人或物,在文学创作的起始阶段,主体在对外物的观照中受到触动,然后在物我交融的基础上引发直觉思维,主客体之间相互运动形成审美意象。“感甄”不同于“记甄”,因而作品不可能是对真实人物与事件的忠实记录,也不是作者为思念甄后所作,如果感甄赋确实曾经作为洛神赋的最初篇名,那么甄氏作为一个作者
13、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接触的人物,极有可能是创作联想的发端,感情的诱因。作者在返回封地途中,途经洛水,触景生情,由神话中的宓妃形象怀想到一年前惨死的甄后,相似的命运使作者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内心悲愤苦闷,感情难以自持,从而下笔成篇,是合情合理的。文学作品的主旨是作者通过文章内容表达的思想情感,忽视了文章内容,单以作者的生平遭遇、前人所述去臆断得出的结论是缺乏根据的。如果以“感甄”为主旨去推测文章的内容,那么得到的只会是一篇感物怀人之作。从全文来看,“感甄”的意味并不鲜明,仅有最初的“感”,也难以成文。在创作的具体过程中,作者以“感甄”为契机,结合自己的生平遭遇,通过想象、联想等方式加工成文。或许到
14、创作的后期作者已然忘却了最初的诱因,因为贯穿于作品始终的是作者内心长期饱受压迫,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的情感,并非“感甄”之义。作者虽可能从“感甄”出发,却又不为“感甄”所限,将现实的感概寄寓在人神相恋的故事中,将文章的意蕴引向更远更深的领域。因此,“感甄说”仅仅可以作为揭示作品创作动因的一种合理解释,而用以概括全文主旨显然是不恰当的。二、辨析“寄心君王说”关于该赋主旨的另一种说法是“寄心君王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清代的何焯、丁晏、朱乾、潘德舆。何焯认为:“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义门读书记)丁晏曹集铨评则云:“序
15、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余尝叹陈王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最为激烈的是潘德舆的说法:“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谗谤而多哀惧,故形于诗者非一,而此亦其类也。首陈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继以狐疑为忧,终以结交为愿,岂非诗人托讽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於此。”11清代的朱乾更是在拥护这一说法的同时驳斥
16、了“感甄说” :“ 然则感甄 之说有因乎?曰,有之。按魏志, 黄初三年立植为鄄城王,所谓感甄者,必鄄城之鄄非甄后之甄也。注 集韵“甄,音绢,同鄄,卫地。今济阴郡鄄城或作甄” 今读甄后薄生行,倦倦文帝而非有二心, 子建拟蒲生行, 亦款款于君恩而非有邪志。然则洛神一赋,乃其悲君臣之道否,哀骨肉之分离, 托为人神永绝之词,潜处太阴,寄心君王,贞女之死靡他,忠臣有死无贰之志”。归纳起来,这几种说法的依据有两点:一是原文中的“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二是自序中提到:“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然而,这两项并不能成为“寄心君王“的佐证。首先,从全篇来看,文中叙述了洛神与作者相遇的情景。赋中的
17、“君王”,是宓妃对“余”的称呼,而“余”即是曹植自指,在文章的开头,御者也将曹植称作是“君王”。曹植当时的封号是“鄄城王”,宓妃称他作“君王”是合乎情理的,而且在前文中,如若按照“寄心君王”的说法,曹植应当以洛神自比,以表明其对君主的思慕之情,而作为主人公的男子就不应当是作者自己。这种说法显然是与文章内容相悖的。其次,针对自序中提到的“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由此推论出曹植继承了屈宋之志也是较为牵强的。宋玉有高唐赋神女赋,记载了与楚襄王对答梦遇神女之事。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12要想正确理解曹植洛神赋的主
18、题及洛神形象的譬喻之义,不能完全脱离屈原的离骚。洛神赋一文中出现了众多的香草名如幽兰、桂玄芝、椒、蒲等,还有神女飞升的情景:“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因此,有学者据此将洛神赋亦看作是楚辞的延续,继承了楚辞于香草美人中有所寄寓的传统。洛神赋的创作无疑受到了神女赋启发,在表现方式上也借鉴了楚辞的形式与手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神女的象征意义明显发生了变化。比较一下赋中洛神即宓妃形象,我们会发现洛神赋与离骚有明显不同。洛神赋中的宓妃是美、善的象征,曹植不厌其烦地对其容貌、动作、神态进行描写,完全是称颂之词。同时,我们注意到洛神赋中有所谓“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19、”在申发相恋与倾慕之情的同时仍然有所节制。这与离骚中的宓妃很不一样!在离骚中,我们看到的宓妃却是以“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13的形象出现的,而曹植要“寄心文帝”的话何以选择宓妃这样一个“骄傲”、“淫游”有争议的女神呢?即使我们说曹植改造了宓妃的形象,将其塑造成美与善的象征,然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宓妃的形象比作君王仍然是难以圆满的,如果要“寄心文帝”的话完全可以选择湘君等人格更完善的女神。因此我认为曹植选择宓妃并改造宓妃不应当被视为处于政治寄托的原因。抛开以上针对这两点依据提出的质疑,再从情理上来看,“寄心君王”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曹丕曹植两兄弟的关系一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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