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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树一帜的历史学家雷海宗吴丕 雷海宗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史、世界史及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对历史循环论和中国古代文化有精深的研究。 一、早年教育与留学海外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1902年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永清县大王庄一个敬信基督的书香之家，父亲为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他小时候，在父亲的一位身为藏书家的朋友那里学习过传统的启蒙读物和四书五经。7岁起在永清县一家教会小学接受正规教育，后来又于1917年到北京一家教会学校即崇德中学读书。这样，他在旧学与新学两个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9年，雷海宗进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下，

2、他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立志研究科学，报效祖国。1922年清华毕业后，雷海宗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主科学习历史，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人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因为他勤奋刻苦，成绩优异，深受他的导师、世界中古史和史学史专家詹姆斯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的器重。1927年，雷海宗25岁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杜尔阁的政治思想。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是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当时中国留学生往往选择与中国有关的题目来做博士论文，雷海宗以纯外国人物与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博士学位，这

3、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从这篇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雷海宗作为历史学家对政治思想有浓厚的兴趣。而他同时学习历史和哲学也为他以后的治学打下坚实的基础。二、回国工作至抗战以前雷海宗于1927年返回中国，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认为史学家应该兼通中外，因此他不但教授外国历史，而且教授中国历史。据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年轻的雷海宗那时是全校宣扬的名教授。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文章有：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评汉译世界史纲、孔子以前的哲学等。他翻译介绍克罗奇的史学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想以此纠正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世界史纲是

4、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的重要著作，参与译校此书的十五人，多是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和学术界的前辈名人，而且费时六、七年方才完成，在当时堪称盛事。但是年轻的雷海宗却不畏权威，不随流俗，大胆提出批评意见。他通过详细的点评，指出此书“虽名为世界史，实只头绪错乱参杂质的西洋史”，西方有鉴别能力的读者并不把此书当作历史，而是当作消遣书去读的，因此中国学者费时费力翻译此书真是“可惜”，因为这本书“恐怕是近来外书译品中最无价值的”。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雷海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具有学者的博通、洞察力与胆识。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及哲学系合聘教授。这一年，他发表了关于周伐商年代的研究成果殷周年代考，采用全

5、新的方法，通过周密的考证，肯定了竹书纪年所记周朝建立为公元前1027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这一成果受到国内外专家重视。关于周伐商的年代考定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年代学课题，从汉代刘歆提出这一问题，到20世纪，加入研究武王伐纣之年队伍的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学者。研究者在中外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著，先后提出过不止一种结论。据江晓原教授在其以天文学方法重现武王伐纣之准确年代及日程表（科学1999年第51卷第5期）一文中的总结，大约有44种结论，其范围从公元前1130年到公元前1018年。雷海宗提出的公元前1027年，支持者有梁启超、莫非斯、陈梦家、高本汉、屈万

6、里、何炳棣等人。雷海宗的依据是“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他对已经确知的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予以统计，对此种观点加以证明，然后据此推断周朝建立当在公元前1030年与公元前1020年之间，最后推定周室元年是公元前1027年。江晓原教授根据天文学知识推算出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47年，周朝建立是在公元前1044年，这是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否成为定论仍有待检验。总之，武王伐纣年代考证是中国史学上的一道难题，雷海宗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其重要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1932年，在蒋廷黻的推荐下，雷海宗返回母校清华大学，任历史系教授。这时，他放下欧洲历史的研究，全身心地去建立中国史学

7、理论，并研究中国古代史。为了教学需要，他汇编了6卷本中国历史资料中国通史选读。19321937年间，他在清华学报、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内容包括历史循环论、中国皇位继承法、家族制度、中国的士兵等。其中的皇帝制度的成立、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中国的家族等，在1938年经他修改后，又加上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文章，合编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是雷海宗的代表作。雷海宗研究历史有其与众不同之处，他不同于史料学派，以考证史实，整理史籍为主，而是要从历史研究中总结出理论，发表自己对中国前

8、途的见解。正如他的弟子王敦书所说的，他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历史，解释历史，其历史研究自成体系。当然他对于乾嘉学派考据训诂的方法，也是有相当的理解并能运用的，但他认为历史不能仅仅满足于考据，而是要做到科学、哲学与艺术的统一。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就已经体现了他的史学理论。雷海宗的史学理论是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施宾格勒的影响，基于历史循环论而形成的，他称之为“文化形态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区域，其发展演变有着彼此相似的规律。雷海宗在研究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时，就着意分析中国文化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规律。关于中国的兵，雷海宗认为汉代以前与以后有着根本的区别。春秋时代，与封建时

9、代一样，中国“兵的主体仍是士族。所以春秋时代的军队仍可说是贵族阶级的军队。因为是贵族的，所以仍为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羞耻。”“由春秋时代到汉代的发展经过，总括一句，先是军民不分，后来军民分立，最后军民对立”。中国文化逐渐演变成一种“无兵的文化”。“无兵的文化”，是雷海宗对中国汉代以来传统文化的概括。他说：“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成语不知起于何时，但这种鄙视军人的心理，一定是由汉时开始发生的”；“汉代的问题实际是中国的永久问题。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因此才有征兵、募兵、强迫当兵的演变，才雇用外国兵，中国只

10、在极短时间内有过应付外敌的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勉强应付而已。雷海宗对封建时代贵族阶级尚武精神极为赞赏，对后来丧失这种精神十分慨叹。他说中国汉代以后是“无兵的文化”，并不是事实上没有兵，而是指中国人丧失了那种为国而战，虽死犹荣的尚武精神。他期望中国能够恢复古时的传统，重新展示其辉煌。我们可以看出，雷海宗研究历史还有对现实的深切关怀,而不是仅仅为历史而研究历史。三、抗战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雷海宗随清华大学转移到长沙，再到昆明，在由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合并组成的西南联大任教授。1940夏至1946年夏，雷海宗任历史系主任，讲授中世纪欧洲史、中国通史等课程。何炳棣回忆称，雷海宗是真正兼具

11、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之三教学科研卷记载，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海宗的通史列为乙组；19391940年，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海宗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的学生的需要。但是实际上，其中必然也有轻重之分。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史料学派占有集团优势，理论学派很受轻视。据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如陈寅恪、吴晗等人都曾在公开场合对雷海宗表示不敬，但他都不与辩解。他

12、的课被列为乙组或丙组时，正是他担任历史系主任之时。人们称赞他的“容忍”与“先人后己”，绝非虚誉。雷海宗讲课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王敦书说，他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张寄谦等原先的清华学生回忆说，系主任雷海宗讲授殷周史、秦汉史以及西洋中古史，上课铃响，雷先生会准时推门进来；下课铃响，又正好讲到一个段落。他上课从不带讲稿、提纲，只带两支粉笔，所有人名、地名、年代、参考书都随手写在黑板上一字不差。他在参考书目中让学生读小说，说了解一个时代，仅凭历史事件不够，还要懂得它的文学、哲学等。许渊冲在其诗书人生一书中提到： 听中国通史时，雷海宗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年代数字，滚

13、瓜烂熟，使同学们赞不绝口。抗战时期，雷海宗最重要的活动是参加了所谓“战国策派”的活动。这个派别的名称来自于林同济、雷海宗等几位大学教授在昆明创办的刊物战国策，此刊从1940年4月到第二年7月共发行17期。刊物停刊后，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从1941年12月到第二年7月共出版13期。战国策与战国均为综合性刊物，但由于林同济与雷海宗根据历史循环论提出“战国时代”的概念，并为其他一些投稿者所称引，于是有一部分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被称为“战国策派”，在当时即被指为法西斯主义，并在以后长期受到批判与压制。这种将政治斗争引入学术研究，扣帽子、打棍子的作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早已被历史证明为荒

14、谬的东西，许多正直的学者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仍有一些人不做研究与分析，在其教材与论著中仍然沿袭阶级斗争盛行时期的旧说，将雷海宗等人称为“战国策派”、“反动教授”、“法西斯主义者”。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也算得上是春天里的冬天了，只是当年的批判者还可以说是有政治觉悟，而现在的沿袭旧说者只不过是昏头昏脑不学无术而已。1940年，雷海宗在战国策半月刊上发表文章，以后又在大公报的战国副刊上发表文章。他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共计七篇，包括：张伯伦与楚怀王、历史警觉的时限、中外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怨女旷夫、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的讨论、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埃及希腊罗马欧西、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

15、态史学的看法等。在这一时期，他的历史循环论和中国文化研究有了大批读者,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1946年，雷海宗和林同济合出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一书，其中收录了雷海宗在战国策与战国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标题与内容都有修改与合并）。雷海宗在战国策及战国上发表的文章不多，但他是“战国策派”的主将之一。战国派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战国时代”的论述。“战国时代”的特点是“战国策派”思想家论述各种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战国时代”源于文化形态史观。同时,雷海宗用文化形态史学的观点提出“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这是他的独创。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学的观点是：我们今天所能确切地知道的，五千年来在地球上出现过七个高等

16、文化区域，它们是：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他说：“历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个独自产生与自由发展的。”“这许许多多时间空间都不相同的历史单位，经过多人与多方的探讨，虽无人否认他们各有特殊点，然而历史进展大步骤的公同点，现在已逐渐成为学者所公认的现象。这种公共点，就是历史的形态。”他相信，在7个高等文化区域内，各个文化系统，在相互之间都有共同的形态，都可以区分为“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五个阶段。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精神等各个方面考察，每个文化形态所经历的五个阶段，都是一个产生、发展

17、、兴盛、衰退与灭亡的循环周期。雷海宗对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做了分析，他指出，埃及文化，希腊罗马文化都经过一周的循环，由产生、兴盛到完全灭亡。欧西文化尚未完成一周的循环。它经过了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此时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尚未结束。“帝国主义时代”，也称为“战国时代”，特点是国际间的战争取代国内战争，而且战争规模巨大，空前残酷，战争的手段就是大屠杀，目的就是消灭敌国，演到最后，只剩二三大国做拼死的决战。 雷海宗根据历史循环论，认定一切过去的伟大文化都曾经经过一周的发展，由兴起、极盛、衰落，到灭亡。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国。中国的文化已经经历了二个周期的发展。这就是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是雷海

18、宗对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归纳。雷海宗说，中国文化的第一周是从盘庚迁殷到肥水之战，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这个时期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古代文化渐趋灭亡的时代。但是，公元383年的“肥水之战是一个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当时胡人如果胜利，此后有否中国实为问题。”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上编，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这个时候，“若按人类史的通例，可说已到灭亡时期。但中国当亡不亡，经过几百年的酝酿后，竟又创出一个新的文化，可称为第二周的中国文化。” 雷海宗：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载大公报1942年3月4日副刊战国第14期。 中国文化的第二周从公元383年直到抗日战争

19、，尚未结束。本来，如果按照施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循环论，任何文化都只有一周的命运，最终都要由盛转衰，彻底消亡。雷海宗这位中国的历史循环论者，打破了这种观点，不仅大胆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的说法，而且充满深情地瞻望中国文化第三周的到来。这是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华夏民族的信心。他后来说过：“因自己是中国人，不愿承认中国一衰而不能再兴”，所以“自创了中国文化一定可以复兴的说法” 王敦书：现代已故史学家：雷海宗，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雷海宗把中国放在世界背景中去看，认为中国第二周的发展已经进入最后一个阶段，这就是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这是又一个“文化破裂时代”

20、。而欧西文化正当其“战国时代”，也就说处于衰弱时代的中国，面对着处在兴盛时代的西方文化。中国处在危险时刻。 “我们能有他人所未曾有的第二周，已是得天独厚，我们是不是能创出尤其末闻的新纪录，去建设一个第三周的伟局?”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上编，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这是雷海宗对中国的期待。雷海宗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服务于一个政治目的：相信中国可以建设第三周的文化，即中国文化一定可以复兴。雷海宗在历史研究中表现出的拳拳爱国之心，是值得后来的人们尊重与学习的。四、抗战胜利到1949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重返北平，雷海宗仍任历史系主任，并于19461947年担任过文学院代理院长。雷海

21、宗并不是一个积极投身政治的人，而是一个知识广博，中外兼通的学者，是一个在大学认真教书和研究的教授。他的思想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距离，但他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统一的力量。所谓的“战国策派”的几位教授，尽管对国民党的腐败也提出严厉的批评，但都一致承认国民党政府为领导抗战的中心。这使他们受到共产党人的激烈批评。国民党人对他们则有不同的看法。雷海宗的学问与人品受到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尊重。1948年，雷海宗在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支持下，创办了刊物周论。后来中国大陆有的教材称此刊为“反动刊物”，但是实际上这个刊物主要由大学教授撰稿，讨论政治问题，教育问题及其他问题，是一个校园刊物。这个刊物共出了44期

22、。雷海宗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副总统问题 一个历史的探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老、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论中国的社会特质、锦州古今的重镇等约10余篇。另外还有一篇史地公民，是各科教授针对学生考试写的指导性文章之一。到1949年为止，雷海宗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司马迁与史学、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国史学、古代中国外交、海战常识与太平洋大战、中国古代制度、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世界战局的总检讨、历史过去的释义、春秋时代政治与社会、东周秦汉间重农抑商的理论与政策、

23、章学诚与蓝鼎元饿乡记、时间的悲哀、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欧美民族主义和前途、理想与现实、 和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等。此外还有大量政论性杂文。1948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时，曾动员雷海宗去台湾，并为他准备了飞机票。但是他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等候共产党的统治。这个决定是符合他一贯的政治态度的，他一直希望看到中国的统一与强大，国民党显然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他没有理由追随国民党到台湾去，因为他并没有党派观念，他选择的是强大统一的中国。五、1949年以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雷海宗留在北京，继续他的教授生涯。他对于共产党的胜利是欢迎的，并真诚地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

24、新的人生。为此，他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思想改造等运动。参加编写了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一书（光明日报1951年再版）。他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活动进行自我批判，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学术研究，发表了一些适应新时代的文章，如：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苏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苏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宗教与梵蒂冈、二十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1952年，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雷海宗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研究室主任。他的工作主要是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世界近

25、代史、物质文明史等课程。他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他发表的文章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1956年）和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1957年）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后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史学研究。在另一篇文章对世界上古史改分区教学法为分段教学法的体会（1956年）中，他甚至对他过去采用的历史循环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循环论在过去历史知识浅薄时，本是世界各地最流行的历史观，今天又成了帝国主义国家有意识有目的地宣传的反动历史观的一种，我们要极力避免即或是无意中给青年与此种历史观相类似的一种印象。”他在1955年编写的世界上

26、古史讲义就已经全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按照五种社会形态来重新阐释世界历史了。尽管他如此真诚地进行自我改造，而且很有可能在历史观上是做了违心的改变，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他注定是难逃噩运的。这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即使在形势所迫中能够有些变化，但他骨子里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他总会在某些事情上说出他要说的真话。1957年，他在一次关于“百家争鸣”的教授座谈会上坦诚地谈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认识，结果在人民日报上受到公开批判，随后被划为右派。关于这段历史，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第十三章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中是这样写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4月14日

27、在天津教授座谈“百家争鸣”的会上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 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

28、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哪一个人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另外历史问题，如希腊史，六十二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说明好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论上大家都这样说，在实践上却认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1895年的了。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结论。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马恩研究希腊史

29、时的结论来解决中国古代史问题，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翦伯赞的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一文批判了史学界的几个右派分子，第一个就是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所谓雅典宪法作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进攻。他发表了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和不合国情论等等陈腔滥调。他诬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说成一钱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则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他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甚至说：马

30、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历史的书很少，仅有几本也是赶任务的书。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学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说：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思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实际上过了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慢说资产阶级已经临于没落的时代，就是在这个阶级的青年时代，资产阶

31、级的所谓科学方法，也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驮马，面临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就一筹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说这匹笨重的驮马到了垂死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日千里的奇迹，岂不是神话。” 翦伯赞不但批判了雷海宗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还批判了他对现实的一些看法：“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诬蔑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

32、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分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 （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以上只引用了翦伯赞的批判。相信对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因此而对翦伯赞有所苛责，因为在当时的高压之下，许多人都被迫参与了这样的批判，而且在批判中都不得不加重语气，上纲上线，给对方扣大帽子。如果对于当时的批判还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的批判内容的话，可以查阅两本书：雷海宗批判（孙定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批判雷海宗、李鸿哲的反动史学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其实，在今天看来，雷海宗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不仅不是反党，而且是对

33、共产党真心实意地提意见，希望共产党的理论更强，事业更发展。还需要说的是，翦伯赞的批判已经是雷海宗受到批判几个月之后的事情，雷海宗在教授座谈会上发言之后，组织座谈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将雷海宗的发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并且加了编者按语，给予了批判。按语中认为雷海宗说的“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都是“违反了事实”，因为各国共产党都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也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雷海宗随即给人民日报写信，为自己辩解，并且重新阐明自己的观点，强调社会科学在总结近六十年的经验教训方面“几乎完全处在停滞状态之中”，“这个极不正常的局面，今天应

34、当纠正”。人民日报当时提议就雷海宗的意见进行讨论，据说被毛泽东制止了。意见不必讨论，雷海宗被打成右派。此后他的工资被减半，生活陷入困苦之中，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的讲课受到限制，但他仍坚持科研、著述与翻译工作。1958年后，他身患慢性肾炎，仍抱病讲课，并精心翻译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重要章节，认真指导和校改王敦书李维(罗马史)选一书的译稿。1961年，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他此时身患重病仍坚持为学生上课，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直到1962年11月难以行动才停止。1962年12月，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而病故，享年仅60岁。五、对雷海宗的评价在抗日战争时期，雷海宗成为“战国策派”的

35、一员，从此背负了“法西斯主义”“反动教授”等罪名；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戴上右派的帽子。生前如此，死后可知。长期以来，他几乎湮没不闻。偶尔其姓名披露于书刊，也是作为批判对象。当然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只是出现在中国大陆,在港台及海外,学者们对于雷海宗及其史学研究仍持肯定态度。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雷海宗在中国大陆逐渐被重新提起，而且有人为之正名。1982年，在中国历史学年鉴（人民出版社）上，他的弟子王敦书撰文对他作了客观的介绍。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也设有介绍雷海宗的条目。近年来，他的一些弟子、友人或者其他研究者发表了一些回忆或研究文章。雷海宗的著作也被整

36、理出版：2001年出版了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对雷海宗的评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02年12月15日，天津南开大学举办“雷海宗与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念一代史学宗师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雷海宗的确是一代史学宗师。宗师就是在学术上开创宗派的大师。他的宗派就是历史循环论，或文化形态史学。他是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第一人。雷海宗虽然是引进施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的文化形态史观的第一人，但他关于中国文化第二周的观点，已经打破了西方的历史循环论，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尽管王敦书在评价他的导师雷海宗时还多少有所保留，在极力肯定其史学成就时，也因特殊原因要有所

37、贬抑，指出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相径庭的” 王敦书为伯伦史学集写的前言，见：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是“唯心主义”。但是这种贬抑在现时代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如果从唯心史观出发研究史学，雷海宗就不会成为宗师。因为这方面的历史学家已经有不少人了。一些学者从中国史学的发展史来审视雷海宗，从传统史学或史料学派的优势地位，显现雷海宗独树一帜的重要意义。历史学家张国刚在其雷海宗：一个学术史的解读一文中对雷海宗的评价是：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主要是气势如虹地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宏观架构，应该属于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美国科学院院士、历史学

38、家何炳棣称他一生受雷海宗影响至深且钜。他说，经雷海宗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海内外的一些雷海宗的学生，在以后数十年间讲授史学都受其影响，有的在讲西洋史时沿用其体例，有的在讲授中国通史时采取雷海宗的看法。何炳棣对雷海宗的评价极高，这是从世界史学的宏观层面发表的见解：“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宾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提出古代哲学轴心时期的雅斯波斯(Karl 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等位，实际上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史学研究领域仍然期待着出现雷海宗这样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