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音乐研究综述音乐论文艺术论文1167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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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教音乐研究综述_音乐论文_艺术论文_ 一直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即是始于汉族地区的，这从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几项对道教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来，例如：5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小组，对湖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等作了调查，并与以文字、记谱方式和佛教音乐等的调查结果一起登载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中；其后，相继有苏州道教艺术集、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等汉族不同地区道教音乐资料问世（注：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编，该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

2、版社1960年出版苏州道教艺术集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1957年油印扬州道教音乐介绍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断了20余年的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复苏和兴起（仍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研究者陈大灿等开展对上海及其临近地区道教音乐的录音录像工作；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对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的一些学者，分别对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四川青城山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开了“国际道教科

3、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在北京白云观召开了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了“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参见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载音乐研究1991(4)，页6566）。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

4、、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

5、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

6、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

7、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

8、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

9、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

10、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

11、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http:/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

12、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20年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

13、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关洞经音乐的调查和研究逐渐增多，专门介绍和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时有出现。这些发表的有关文章主要涉及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其中有关白族洞经音乐的主要有李崇隆和熊中流等调查、宋其华执笔整理的元江白族洞经简述（注：见民族调查研究1987(1)，页4950），文中简略地介绍了云南元江县因远区白族洞经音乐的运用、曲名、乐器等，是目前所见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介绍白族洞经音乐的文章。之后，大理洞经古乐和白族音乐志相继出版（注：大理洞经古乐下关文化馆编，昆明

14、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白族音乐志伍国栋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前者是一本洞经音乐曲谱集，辑录了270余首大理洞经乐曲；后者有白族洞经音乐的志略式介绍。而见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论述纳西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是崇先的丽江洞经音乐初探（注：见民族艺术研究1989(1)，页3239,31），该文从历史概况、乐曲种类、音乐特点、乐队组织、音乐传承等方面初步探讨了纳西族洞经音乐。继之，有杨曾烈的丽江洞经音乐调查、何青的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桑德诺瓦的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等文先后见于发表（注：杨曾烈丽江洞经音乐调查载丽江文史资料1990第九辑，页114138；1991第

15、十辑，页3047何青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2)，页6063桑德诺瓦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载民族艺术研究1996(2)，页1725）。其中桑文通过传统称谓及其异变、民间传说、丽江洞经音乐溯源、丽江洞经音乐的分类及曲牌等方面的论述，揭示了汉文化对纳西族洞经音乐的深远影响，从而补证了纳西文化具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征。此外，现任教于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李海伦(HelenMargaretRees)博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就读时，于1989年至1993年期间先后三次赴丽江，对纳西族洞经音乐等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纳西族洞经音乐进行了研究，最后以

16、“音乐变色龙”(AMusicalChameleon:AChineseRepertioreinNaxiTerritory)为题，于1994年完成其博士论文。作为首位系统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西方学者，她与其他研究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中国学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并非仅从纳西族洞经音乐的历史源流、曲目、乐器与乐队、表演方式等入手进行研究，而是将纳西族洞经音乐置于丽江的民族、政治、社会和经济历史，丽江纳西族音乐世界，云南的洞经音乐及洞经会等较广泛的背景中进行系统研究，探寻了纳西族洞经音乐与汉族音乐文化的关系及其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系。尽管学术界对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研究已有了一定成果，但这尚不足以全

17、面认识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洞经音乐虽然具有道教性质和道教色彩，而且是云南白族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教科仪音乐。在民间，它多以洞经会谈演洞经的方式存在或其他方式存在，不完全等同于道教音乐，况且洞经音乐亦非所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组成部分。要真正认识和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除了洞经音乐外，还需对不同少数民族的道教科仪音乐进行研究。对此，尹祖钧等人曾作过有益尝试，90年代初其对河口瑶族道教音乐进行了调查研究。而1994年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更为拓展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该计划中专门列有瑶族道教音乐以及白族道教音乐等少数民

18、族道教音乐的子项目研究。杨民康和杨晓勋参与了其中有关瑶族道教科仪音乐的研究，他们以“云南瑶族道教科仪与科仪音乐研究”为题，对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进行了考察和系统研究。罗明辉则在其博士导师曹本冶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参与了其中有关白族道教音乐的研究，并以“云南剑川白教仪式音乐研究”为题，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笔者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将剑川白族道教仪式音乐与其赖以生存的仪式视为一有机整体，并同时关照其所置身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该文还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道教在云南大理地区的传播和影响，白族固有的“本主”崇拜与道教的关系，剑川白族道教音乐的体裁形式与形态特征，剑川白族道教仪式及其音乐的生态环境，剑川白族道教仪式的应用与进行程序、其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及其与剑川民间音乐的关系，龙虎山道教音乐的关系及其跨地域性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此外，该论文还从剑川白族道教仪式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中，引发了笔者对洞经音乐的思考，并结合不同洞经音乐概念，就如何认识洞经音乐进行了探讨。这两项有关瑶族道教音乐和白族道教音乐的研究，为拓展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研究领域作了进一步的有益尝试；为认识道教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影响、且道教又是这些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提供了有力实证。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