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所有者的商业化：模仿机构所有者.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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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所有者的商业化：模仿机构所有者 国有企业之所以必须改革，基本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从总体上来说效率低下。应当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是一个全球范围的问题，不仅计划国家有，经济国家也有；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人们通常都把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归咎于其所有制：在国有企业中不可能有像私人企业所有者那样真正关心和努力提高企业效率的利益主体。另外一种看法（Boycko et al，1993）更强调国有企业的“化”，就是说，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率低下，是因为它们不能使自己独立于政治干预，因而不能像私人企业那样专心致志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必须经常牺牲利润最大化目标来服务于政治目标。企业如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也

2、就不会很在乎最小化，因而也不大可能有效率。应当说，至少在理论上，只要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商业化，即在行为上足够充分地“模仿”私人企业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在行为上就应该能足够充分地“模仿”私人企业。萨平顿和斯蒂格利茨（Sapington and Stiglitz，1987）曾经提出，如果国家是仁慈的（benevolent）、是完全的，所有制就无关紧要（irrelevant），因为国家所有者总可以模仿（mimic）私人所有者。这当然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参照系（benchmark ），但它同时也说明了模仿的可能性。 国外和国内可能都会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探讨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价

3、值，甚至有些天真。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通过私有化变成私人企业，而不是模仿私人企业。除此之外的一切其它改革措施都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这种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私有化需要时间。很多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参见World Bank，2002），大规模的快速的私有化很容易发生错误，而比较容易成功的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case by case）的私有化。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对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也持续了很多年。大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需要很长时间，当然就会有很多国有企业在这段时间内继续存在。而且，大多数国家即使实行私有化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也还会长期保留一些国家控制或参股的企业

4、。尽可能提高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仅有助于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私有化的成功。 因此，不管私有化进展如何，怎样尽可能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可能是很多国家的政府将长期面对的一个现实政策问题。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国家所有者的商业化确实能改善企业业绩，其效果甚至可以优于某些设计不当的私有化。Djankov 等（2002）对有关东欧和前苏联私有化效果的100多项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时发现，就私有化以后形成的所有权结构对企业重组的效应而言，那些部分私有化但同时有一个“商业化的国家所有者（commercializedstate ）”的企业在10种后私有化所有权结构类型中排名第五，优于分散型个人所有、内

5、部人所有、职工所有、层所有，也优于传统国有企业。 那么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行为为什么会不同于私人企业所有者？为了使国有企业所有者商业化，在行为上模仿私人企业所有者，具体需要什么条件呢？ 首先需要进一步澄清模仿的目标私人企业的所有者。很多人在谈论私人企业时，自觉不自觉地把它设定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中：一个企业的所有者也就是这个企业惟一的股权者，也是其实际的控制者和管理者。其它一切利益相关者，包括债权人、管理人员、工人、土地所有者都和企业订立合同，获得“合同（contracted）收入”和“合同权利”，所有者则获得“剩余（residual）收入”和“剩余权利”。因为剩余收入按照定义就是企业总收入扣除全

6、部合同收入后的余额，所有者不仅是利润的获得者，也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承担者，拥有“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与此相匹配，他也拥有“剩余控制权（residualcontrol ）”，即合同中没有规定属于他人的那些权利。对一个企业拥有所有权，其含义就是说拥有对该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在这样一个理论模型中，私人所有者和他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所当然的。首先，剩余索取权意味着，只要企业的净值仍然是正的，那么企业每增加一分收入，就都是所有者的收入；每减少一分收入，都是所有者的风险。因此，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已经达到最大限度，这样的激励机制已经是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高能激

7、励。其次，剩余控制权意味着，在和合同规定的界限内，所有者拥有充分的决策和经营的自主权，除非违犯法律和合同，他的自主权已经不可能再扩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理由期望所有者会不追求利润最大化，除非他不是典型的经济人。而只要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对来说基本上也就是在追求经济效率。因为给定合同收入，追求剩余收入最大化，实质上也就是在成本给定的情况下追求总收入最大化。 这样理论模型比较接近于早期的企业，即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85）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企业。这种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由一个所有者所有和经营（owner-managed）。 不过，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在有限责任制度下，即使在这样的

8、企业中，所有者也不一定总是承担着经营风险。如果企业向借贷，利益和风险责任就有可能分离：所有者可以投资于高风险项目，项目成功时自己获利，项目失败时银行承受损失。更一般地说，所有者之外的其它利益相关者与企业订立的合同都可能是不完全的，即不能覆盖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因此，其它利益相关者也可能会获得一部分剩余收入或承担一部分风险。这当然就会影响企业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因。 这样一个理论模型如果运用于现代公司，必须进一步考虑两种可能的公司治理问题。在分散型的所有权结构（dispersed ownership ）下，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分离的，公司的股东或许的确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公司是否也在追求利润

9、最大化，则取决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取决于股东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公司管理层实际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惟一目标来经营公司。如果公司治理失灵，管理层就会去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它目标。 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当然是让管理层也成为股东来分享利润，或者让股东来管理公司，即回归到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一的理论模型。集中型的所有权结构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这种所有结构下，掌握控制权的大股东可以比较有效地监督管理层，而且多数情况下都直接参与控制和管理。但集中型所有权结构还是没有能够完全回归到理论模型，因为除了控制性股东，还存在着大量不掌握控制权的小股东或少数股东。控制性股东和他的公司会不会追求利润最

10、大化，也取决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如果，控制性股东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剥削少数股东获利，他就可能会选择“掏空”或搞垮，而不是经营好自己控制的公司。无论在哪种所有权结构下，保护分散的小股东的利益都是公司治理的关键问题。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是机构投资者，例如养老基金、投资基金、银行、公司等。这些机构投资者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者哪里筹集资金，把资金集中起来后再投入公司，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或影响公司管理层的选任和监督。 那么，当我们谈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可以通过模仿私人企业的所有者而商业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哪一种私人企业呢？或者说，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可以模仿哪种私人企业的所有者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公司治理也做一些更具体的分析。 国有企业当然是由国家所有的企业，而国家是代表全体人民来对国有企业行使所有权的，因此国有企业也是全民所有的企业。传统政治有一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