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的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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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的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 摘要湖南大公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自己的舆论思想观点，并以此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导致公众“态度”的改变。 关键词湖南大公报新闻舆论引导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与非理智的成分。”新闻学者王雄将舆论细分为公众舆论和新闻舆论。新闻舆论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的、趋于平衡的自为意见表达系统，它摆脱了公众舆论通常具有的不确定性、混乱性、盲目性、偏狭性和情绪性，而达到一种确定的、有序的、条理化的、自我负

2、责的认识层次。而舆论引导就是用新闻舆论引导公众舆论。故一份报纸要对社会公众舆论进行引导，它本身必然具有二定的舆论观。 湖南大公报是湖南省民国时期办报时间持续最久的一份民营日报。1915年9月1日由刘人熙、贝允昕、李抱一、张秋尘、张平子等创办，它是因主张反对袁世凯而从湖南公报中分离出来的，贝允昕、李抱一、龙兼公、朱让丹、陶菊隐等都是清末新式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所主持的湖南大公报在湖南的新文化运动中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与鼓动优势，积极引导公众舆论，促进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湖南大公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自己的舆论思想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3、个方面：一，报纸是公众进行思想交流的媒介。大公报总经理贝允昕在六周年纪念辞里说：“人之心一理，而人之事不变，其所恃以为之利器者，厥惟言语。文字者，无声之言语，新闻纸者，有体格之文字人之生也，非与人人相交接，则无以为生顾利害之显，诸事者易见，而是非之衰，诸理者难明。是是非非，是谓舆论。新闻纸者，又欲罗列其具体之事实，而即以阐示、抽象之公理也。”这里明确指出报纸是人们赖以进行思想交流的利器，舆论则是社会上关诸“利害”的事。报纸则是对舆论进行报道并阐示其中所含的公理。二，报纸为舆论机关，有代表舆论改造舆论之职。报纸主笔龙兼公在报纸和舆论一文中，指出报纸不等于舆论，但和舆论“关系密切”，归纳出报纸与舆

4、论的三种关系：“报纸创造舆论”，“报纸代表舆论”和“报纸改革舆论”。即舆论可由报纸创造出来。报纸发表某种新思想新主张，得到群众的赞同而渐渐成了一种舆论；代表舆论是指社会上有某种舆论，报纸于适当机会替他宣布出来。有时加以批评表示赞助的意思，报纸替舆论作喉舌；改革舆论是指报纸认为某种舆论有错误或不妥当适宜之处，把他纠正起来，并能成功并认为改革与创造舆论为要。这种报纸和舆论的观点已和新闻舆论观的“制造、引发、引导舆论”相一致了。关于报纸的功能，则认为“人有恒言，皆日报纸为舆论机关，所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至于舆论监督的方式，则认为“有先时之舆论，如天将旦而鹤鸣；有应时之舆论，如秋已至而蝉噪。”可以看

5、出大公报同人舆论观：报纸所载，即新闻舆论不等同于社会舆论，而是经过报纸编辑主笔等经过了精心选择的部分社会舆论；并以此舆论引导社会舆论最终对社会公共事物施加影响，对政府事务施加监督。大公报主笔的关于报纸舆论的认识与现代新闻学学者王雄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新闻舆论是通过媒体所表达的社会舆论”。因为他们对新闻舆论功用及报纸的社会角色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我之所言，盖天下之公言，然又坦白为怀，无所自私”虽然本报“迭受摧残楚辱，同人再接再厉，绝无怨无尤人之意吾人既发大愿心，以言论为救国觉民之具。宁使言而不用，毋使知而不言其于觉民牖世之言论本旨，不其左哉”其“本旨”是鲜明的，有力的。 所谓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

6、的引导，大公报认为在舆论宣传“到了真理大明，疑点尽释的时候，(民众)不但绝不怀疑，并可以由创造改革(舆论)的结果变成一同化的新舆论。”实质上就是用新闻舆论去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以大公报的立场和观点去改造公众的立场和观点，简言之，就是导致公众“态度”的改变。湖南大公报为了达到形成“一同化的新舆论”的目的，使公众态度有所改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树立正面形象、确立话语权威 湖南大公报一开始就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1915年9月，刘人熙、贝允昕、李抱一、张秋生、张平子、龙兼公等反对湖南公报仰承袁氏鼻息，愤而辞职另创办大公报，声明“我之所言，盖天下之公言，然又坦白为怀，无所自私，故号

7、大公”在创刊词本报宣言提出办报宗旨，其一是反对帝制维护共和。认为主张复辟君主制度，“实不啻提倡革命，当然为所不容?”其二便是反对党争，主张报纸“中立”。“今日之新闻或根据朋党系统，或附属政治之机关(本报)绝不肯步此二者后尘。唯以大公无私之本怀，发表中立不倚之言论，据事直书，有闻必录。”其秉笔直书，大公无私的态度为全省人士所敬仰、欢迎，一开始就在广大受众中确立了其“大公”的形象，使大公报销量大增，不及一月发行四五千份，不数月跃至万份。 同时，湖南大公报将自己定位于民主自由的斗士与专，制政府的受害者，从而争取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湖南大公报因为敢言人之不敢言，屡遭封刊与抢劫。“曾有一日之内遭劫七次”损

8、失巨大。1917年6月，傅良佐督湘，湖南省内战爆发，傅在长沙宣布戒严，其“戒言办法”的第一条就是禁止一切“危害”时局的集会、结社、新闻、杂志、图画和告白等。湖南大公报依然不顾，坚持“有闻必录”。于1918年7月16日转录北京报纸所刊载的冯玉祥在常德独立的消息而获罪于傅，被封停刊将近一个月。复刊后，该报依然如是，并且“特大加改良，添聘访员加发快电，以期新闻确实消息灵通”。不止如此，在报纸送审后，被删减的消息所留下的空白，报社故意不补，而留下空白，即“开天窗”，以示抗议。及至1919年4月21日，开“天窗”处共计138处之多，其中天窗最多的一天有四、五个。被删的既有评论也有消息。报纸上的“天窗”是对专制的一种无言的抗拒，对扼杀言论自由的一种愤慨，并以这种沉默的方式博得受众的同情与支持，达到不言之妙处。同时，湖南大公报并不因为获“罪”停刊而放弃与军阀专制的当局的斗争，而是振臂直呼，要求民主，要求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