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过程与女性参政机会分析：以社会性别为视角.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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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过程与女性参政机会分析：以社会性别为视角骞Iff媳奄一一一摘要:女?P.-参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许多女性参政机会却处于一种似有实无的状态.女性参政受制于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制度,这种意识和制度渗透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进而导致所产生的公共政策大多处于社会性别盲视的状况,使女性参政机会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女性权益无法得到真正维护.社会性别理论作为分析男女两性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提供了一种观察女性参政的新的视角,通过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审视,发现政策过程中枉会性别视角的缺乏,导致了女性参政的实际机会的匮乏.关键词:公共政策;女性参政机会;社会性别中图分类号:D620文献

2、标识码:A文章编号女性平等参与政治生活,在提高女性地位,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众多的研究已经表明,女性自身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和参政机会构成了女性参政的三个基本要素,当今对女性参政中的问题也常常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解释.社会性别理论作为分析男女两性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提供了一种观察女性参政的新的视角,通过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审视,发现政策过程中社会性别视角的缺乏,导致了女性参政的实际机会的匮乏.一,社会性别理论对女性参政的审视一般来说,政治参与是社会公众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权力运作的政治行为,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以往对于政治参与的分析,更多的是与阶级

3、,国家,民主等分析范畴联系在一起,但是,从社会性别分析的角度来看政治参与却一直是个盲点,或者说传统的政治参与分析是性别盲视的分析,而社会性别就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一)对政治参与和女性参政的认识虽然政治参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所持的政治视角和思维方式不同,其具体的内涵并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比较宽泛的定义,是认为政治参与就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政治权力体系的活动及重大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那么对政治参与的认识可以从以下角度分析:从参与主体来看,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如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

4、策的活动.”I从参与范围来看,它主要是指面向政府施加影响的活动,都是为了影响或参与公共事务,因此,政治参与可以被界定为个体公民旨在影响公共事务的活动.从参与形式来看,政治参与是一种具有多重形式,多重目的的政治行为.关于女性参政的内涵,理解基本上趋于一致,即女性群体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但在对其内涵层面的认识上是有些区别的: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女性参政包括知政,议政,参政,执政.知政和议政是女性参政活动的基础,是政治参与意识的表现;参政和执政是指女性参与政治的具体活动,是政治参与行为的表现.狭义的女性参政是指女性执政,即女性掌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8AZZO02)田2010.

5、5理论与实践视角文/鲍静握一定的权力,包括担任各种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主要表现为女性进入各类权力机构行使政治和管理权力.2005年10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报告(妇女和男子平等参与各级决策过程中专门指出:女性参政包涵了三个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参与,代表和领导.参与指参加政治的行为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讨论,辩论,游说与活动目的在于制定社会与政治议程并施加影响;代表是指决策舞台上各个行为者,以及民主社会的主要社会论坛代表,包括政党,社会运动和组织在内的不同支持者,宣传政治议程的过程;领导才干是指清晰表达政治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和行动的能力.因此,女性参政具有丰富的内涵

6、,不能简单地把女性参政等同于女性从政,这样容易把女性参政变成女性领导问题,忽略了广大女性群体的参政需求与支持.应该看到,女性参政问题的本质在于女性作为社会中的主要权利主体,参政是其权利的具体要求和表现.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强,参政权利下移,普通公众对决策的影响会越来越突出.因此,把女性参政的具体目标定在女性从政.作为短期目标是正确的,但不能作为长期目标和参政的全部内容.女性参政不应仅仅以女性参与政策组织的数量增长为目的,更多女性出现在决策机构中本身并不代表对政治进程中的两性平等有了充分关注.女性的代表性除了数字上的增长之外,还必须伴以实质性增长,就是以提高影响政治决策的可能性为目标.所有政治行为

7、者,不论男女,都应通过赋奢抱舒予女性权力来追求实现两性平等成果.女性参政不是停留于其参政意识,女性参政的最终目的落实在女性参政行为上,就是要达到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现实地影响,改造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政治意识,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等,以男性与女性共有的政治价值理念去重塑政治文明.(二)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参政社会性别理论虽然承认男女两性生理差异的存在,但是更突出地强调导致两性间地位高低之分的是各种被构建出来的以等级为特征的性别关系秩序,这种性别关系秩序是被男性建构和维持的,包括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而导致了社会上普遍的性别歧视(女性歧视)问题.作为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政治生活,也存在

8、着社会性别制度的制约.在对政治的传统认识中,政治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一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一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和活动.因此,政治活动是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就紧紧指向对社会公共事务作出决定的权力领域.由于公域与私域的划分,作为群体的女性在社会性别制度下是被局限于家庭这一私域内,是脱离公共权力运作这一公共领域的,因而可以说是与政治无缘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人们的参政行为有着显着的差别,这从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比较可以看出.但无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的女性参政行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女性参政行为在主流政治行为中的“缺序

9、”地位.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大多数女性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政治行为却失去了它应有的公共性.尽管在现代社会主流政治行为承认并接纳了女性参政行为,但是,在以男性为主的政治意识的驱动下和以男性为主建立的政治制度的保障下,女性参政行为在主流政治行为中能够与男性达到拥有平等的人格,平等的机会,尚需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今天的民主社会下,尽管实现了多数人的民主,但从性别上来看,其政治行为仍是男权主义的继续,政治行为并未建立在男性与女性的共塑的基础之上.从女性参政人数上来看,女性参政比例仍然很低,参政效果并不明显.在社会性别视角下,通过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研究可以发现,政治参与中的男女两性的政治行为不管是否遵

10、奉某种规则,他们的政治行为都是根据现存政治文化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要求去行动的,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其结果也是不平等的.学者王瑞芹指出:”从全球范围来讲,政治行为中的可见度,权威和控制的形式,这三者都是与所谓的男性气质相联的,而与女性气质缺少一致性.因此,这种情况导致女性政治家政治行为存在一些矛盾冲突,为此,她们必须暗自协调冲突,以使自己的政治行为可以被理解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政治行为.所以,现代女性的政治行为仍然是对男性所建构政治行为的复制而已.”这些观点显示了社会性别理论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力.政治领域中对于政治行为和参政的叙述,一直被假设为是与性别无关的领域,因此男性经历被假设为普遍

11、经历,将女性的权利置于男性家长的权利之下.政治参与中性别视角的缺失的原因,一方面是与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有关,另外也显示了性别对于”话语权”的影响.纵观历史可以发现,直到19世纪之前,除了个人统治者及少数非常情况下,一般来说女性在政治上并不起正式的作用.她们不担任正式职务,不在代表机构中占有席位,或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正式政治活动.在女性处于公共领域的弱势地位的状态下,政治参与和权力必然地远离了女性.这就造成了政治参与中女性的缺失,而且社会文化一直采取多种机制防止女性对政治的染指,并制造出一种假象:性别与政治无关,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不可避免地成了男人专有的事业.从话语的描述来看,中西方大多数

12、的历史书写者是男性,在男性视角下的历史文本中,尤其是被认为是男性专有领域的政治生活中,女性总是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在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讨论中更是难得提及女性.如亚里士多德在其着作政治学中开始便讲:”人是政治的动物”,并简要理论与实践论述了女性以及奴隶和儿童,但他是把女性作为被统治而不是统治群体进行讨论的,清楚地表明了他在该名言中使用的”人”这个字并不包括女性群体.这种排斥如果说是无意,就是因为这些男性学者将男性经验视为唯一标准和普遍经验,进而形成以偏概全的现象;如果说是有意,那恐怕就是因为恐惧女性的政治参与会危机男性的统治,从而以牺牲女性的权利来扞卫男性社会的统治和性别权力制度.二,政策过程中的

13、性别意识的缺失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对团体和个人行动的有效干预手段,在女性参政活动和职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杨文明指出,公共政策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公共政策是社会性别意识下的产物,是社会文化的集体投射和积淀的结果;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指引和规范着人们的行动,可以强化或塑造社会群体成员的社会性别意识,因此公共政策可以看作是社会性别观念和意识的载体和驱动者.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在引导和塑造女性参政行为中所起到的作用与方式.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看,政策过程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环节,我们主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三个阶段来描述在现行政策活动中的社会性别歧视和

14、社会性别盲视给女性参政带来的影响.(一)政策制定的性别分析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看,任何公共政策都会与其他政策形成个相互配套的政策体系,尤其对于我国像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这样的宏观政策,需要更多的基础政策和部门政策来推动.在现实中,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男女平等从性别平等的准则进入具体政策之后,就呈现出明显的弱化倾向.在元政策层面,男女平等被写进了我国的宪法,我国还制定了专门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女性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方面权利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拥有立法权的各级地方政府也相应制定了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办法.但这些多数是倡导性,宣言式的条文,缺乏可操2OLO.5困的旨在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在实

15、践过程中就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从而在政策文本上,呈现出女性参政的众多机会,但是在实践操作中这些机会最终仅仅是纸上画饼,从而使得促进女性发展,实现两性平等的目标更多地被空置了.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政策制定者缺乏社会性别的敏感性,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意识去分析评估所制定的政策将会对女性和男性产生的不同影响,导致出台了不少的性别歧视和大量的性别盲视的政策.有学者指出:”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就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决策人看到的是性别的人,能够穿透社会中的男女两性差异,认识到它们更主要是社会固定化,规范化的一套文化表意系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运作造成了女性在各个方面的不利处境,因而决策

16、人在公共政策论证阶段能有意识地预见政策运行带给女性的可能性影响,在决策中体现出保护女性性别利益的措施和对策,有效消除两性社会关系的文化表意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促进两性长远和谐发展.”这样的要求在现实中却难以呈现在决策者的意识中.从现实的角度考察,政策制定者的社会性别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女性决策者来看,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最佳体现方式是女性决策人参与决策的过程.但现实情况是,女性在决策层的权力尖端缺失,使得女性性别利益的要求不能形成由上而下的政策影响力,女性的要求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政策制定.另一方面,从男性决策者的社会性别意识来看,如果男性决策者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就会使制定决策的男

17、性不自觉地将潜意识的性别歧视通过规范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转化为固定的,公开的性别歧视;相反,如果男性决策者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同样也会致力于推动男女两性的平等.可以说,此类情况都可以算是”女性利益代言人的缺席”,进而导致女性群体的要求和声音难以在决策层表达出来,使得女性群体的合法利益被遗忘,被忽略,本该获益的弱势群体进一步被排斥在公共政策的考虑之外.因此,在当前公共日2010.5政策决策过程中,不仅是女性的真正利益缺乏渠道,缺乏机会难以反馈到决策层,而且多数男性决策者往往由于缺乏性别意识,主要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去思考,把他们的意愿固化为政策.类似决策行为的结果不仅没有真正保护女性的利益,反而固化

18、了原有的性别利益差异,甚至导致新的对女性不利的政策.(二)政策执行的性别分析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众多,根据经典的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来看,在政策执行中的各个因素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性别意识缺失问题.从公共政策的执行来看,要实现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理想的政策设计,执行主体和执行对象等.关于理想的政策设计,正如上文所言,在现时状况下,很少有政策是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意识的,多数的政策都是隐性的性别歧视政策或者是性别盲视政策,这已经形成了政策执行的先天不足.从政策执行者来说,最为主要的政策执行者的基层行政官员,则普遍地缺乏社会性别意识.李慧英指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

19、模式中,不少地方政府及行政管理人员往往更关注经济的发展,社会性别意识是较为缺乏的.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更多单纯关注经济的增长,较少重视女性的发展;第二,将男女平等国策的实施更多看作是妇联的事情,而不认为应成为一种政府的行为;第三,在制定政策方案时,更多考虑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对计划生育的影响,较少考虑到对性别平等造成的影响.”从政策对象来看,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政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增进女性的公平,还要打破陈旧的父权制下形成的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这就指向了众多的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的男性以及尚未自觉的女性,这些都导致了社会性别政策执行的困难和不被认可.从政策环境来分析,要使政策执

20、行者和政策对象从”性别真空”的思维习惯中清理出来,就要特别突出政策环境中社会性别意识的塑造.如在我国许多政策中虽然没有社会性别歧视政策,但在执行中却变相存在.理论与实践例如我国在推行农村”海选”之后,对女性的参政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农村女性在村民自治中参与的制度安排而言,尽管村委会组织法中规定,女性应该占适当名额,但是,有的乡镇官员出于权力平衡以及工作方便等的偏好考虑,认为女性最好不做村主任或村支书.而且,在固有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甚至认为农村女性不适合从政,只适合留守家庭.另外,部分乡政府以及村干部的理性也是有限的,他们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宣传并不是不了解,只是由于对问题的认识有局限性,没有

21、真正意识到女性参政的重要性,因此也就设了诸多的制度与非制度障碍,来限制农村女性的正常参与.在整个政策环境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明确被官方和主流接受,但是女性仍然被广泛地视为”第二性”,男性总是在寻找”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气质,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成功的”女人,而许多职业成功的女性却往往出现家庭问题并被社会寄以异样的眼光.这些现象无时不在表明,传统的关于男女性别的刻板认识仍在广泛地影响着政策的执行效力.(三)政策评估的性别分析从公共政策的评估来看,在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机制中,普遍缺乏社会性别指标,评估工作主观随意性很大,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目前从事官方评估工作的人员绝大部分是

22、不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内行人”,其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比较单一,因此,他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忽视性别利益.国际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已经使用社会指标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评价和监测,我国从2O世纪80年代起,也开始采用社会指标体系来监测社会发展.但是,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上,女性和男性经常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如何反映和检测性别差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5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率先提出综合反映女性发展指标的性别发展指数GDI(GenderrelatedDevelopmentIndex)和性别赋权指数GEM(GenderEmpowermentMeasure).GDI是衡量

23、与性别相关的发展指标,从三方面进行考察,即寿命,权情况,也从三个方面进行计算,即政治,经济和收入.GDI重在测量人类基本能力的不平等,GEM重在反映男女在政治经济决策参与上的不平等,它们所揭示的问题也逐渐为各国决策者和社会公众所接受.努力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男女平等和女性发展指标体系,不但可以补充,完善和发展社会指标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使我们在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把握女性运动的发展,监测女性地位的变化趋势,预测女性发展的未来,及时反映男女平等的进程,认清女性发展中的主要障碍,为女性发展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更为前进的一步是把这些评估指标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绩效的指标之一,纳入其社会综合发展指标

24、中,形成为政府绩效管理的工作内容.但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需要相当的过程.总之,从公共政策的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性别意识的普遍缺乏,造成了公共政策过程的不完善,从而形成了公共政策的性别歧视和盲视,进而在无形中剥夺和限制了女性参政的机会,成为了阻碍女性参政的障碍之一.三,公共政策中的女性参政机会社会性别理论关注的是男女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突出了这种权力关系的社会建构性和变动性.为了促进女性的发展,就要注意到发展机构以及其它相关组织的文化,规则和工作成果是否受制于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的束缚.从这一理论出发,作为女性发展领域中的核心内容的女性参政,其发展目标就不仅仅是局限在各种参政行为上,而是要特别审视现有的

25、政治组织,政治结构中所暗含的社会性别结构和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公共政策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机会,以促进女性参政的发展.(一)社会性别与政策分类依照社会性别的角度,研究者对公共政策的分类标准有几种不同的认识.奈娜?卡比尔认为有以下几种类型:社会性别盲视政策,社会性别中立政策,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政策,针对特定性别的政策,社会性别再分理论与实践配政策.f9其他学者也进行了较为相看,在我国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似的分类,将公共政策分为消极的差与女性自身问题,自身发展直接相关别对待政策,性别平等对待政策,积的领域;二是与干部人事相关的领域,极差别对待政策,性别中性政策和社如

26、组织干部,公务员等;三是关注社会性别意识政策.从这些基本相同的会某一领域,如文化,教育,卫生,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是否环境,农业等,这些领域的性别敏感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对于社会群体成员程度差别很大,甚至是分离的.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辨析公就第一个领域来说,女性领域及共政策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让我们更与女性紧密相关的领域,如婚姻家庭,好地理解女性在参政过程中表面上似女性权益,母婴保健等,在这些领域乎有,而实质上并不存在的各种机会.的公共政策具有较强的性别敏感,在因此,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根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上取得的进据政策内容所体现的社会性别意识程展最大.度,将公共政策区分为三

27、类:社会性就第三个领域来说,具有社会性别歧视政策,社会性别盲视政策和社别敏感的政策非常少,大量的是社会会性别敏感政策.性别盲视政策,只有涉及男女两性生1.社会性别歧视政策,是指决策理差异的,例如对孕产期女性实施特主体强化传统的社会观念,形成对单别保护的规定,才在民法,刑法,劳一性别不平等或”强化两性差别”的动法,国家公务员法等条文中有所体政策.这种政策会损害弱势性别(往现.但是大量的在文化,教育,农业往是女性)的权利,使得女性处于依等领域的一般政策,几乎与性别不发附受压制和受歧视的地位.生任何联系,几乎是清一色的性别中2.社会性别盲视政策,是指政策性政策.”一个非常发人深思的现象是,的制定者尚

28、未意识到或者忽视了社会在微观的政策中性别毫无例外地会成造成的两性差异的政策,将男女两性为这些领域必须考虑的一部分内容,假定为无差别的群体,政策可以无差而且常常是在强化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别地对待,即不需要采取任何纠正性被关注.但是,当政策从微观提升到别偏见的措施,也不需要有意无意地宏观的时候,性别的差异和性别问题强化性别差异,至于政策对男女两性却悄悄地隐退了,不再成为这些非女产生什么影响,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性领域的政策必须包含的一部分,几性别盲视政策将导致三种结果:乎看不到它们与性别问题有丝毫的关一是女性领域的公共政策没有渠道转系,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宏观文化化为其它领域的公共政策,导致女性政策

29、,宏观社会政策似乎都与性别不领域与非女性领域性别政策分离;二相干.性别在宏观领域的层面上被完是对微观层次的性别歧视不能有效遏全掩盖了,隐形化了.”因此,性制,微观层次中大量存在的性别偏见别问题的消失导致了大量公共政策成不能提升到宏观政策的层面进行有效为性别缺失的政策,从而女性的的利干预,致使大量的政策危害到女性的益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权利;三是性别中性政策及微观歧视(三)女干部选拔政策中的机会导致了性别问题以及一系列政策问题就女性参政来说,我们更关注在的连环负面效应.第二个领域中的组织人事部门与女干3.社会性别敏感政策,是指具有部的选拔培养相关的政策.为了实现适当的社会性别意识,从社会性别的男

30、女平等,提高女性的政治参与机会,角度来认识和分析社会中的男女差别,我国非常关注女干部的配置和选拔,并着力克服传统社会性别歧视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性别分析的角认识到男女两性的差别,并将这些差度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专门为女异与社会性别结构联系在一起,不是性干部培养和选拔的政策中也存在着通过帮助女性适应社会现状,而是试诸多性别盲视甚至是歧视的问题.名图通过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结构义的机会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来改变社会秩序.如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二)政策内容的性别分析作条例(2000年)第七条中规定,从公共政策涉及到的女性领域来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应当具备2010.5困旎白下列

31、资格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在2003年底,中央正式颁布施行的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规定,较2000年的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规定(暂行)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其中明确规定了后备干部队伍中女干部的比例: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应当不少于15%,县(市,区,旗)应当不少于20%.党政机关各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也要有一定数量的

32、女干部.而原先的(暂行规定中规定的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的女干部,应分别不少于l0%,l5%和20%.新的规定中,省和地厅级的女性后备干部比例提高到不少于15%.但是上述这些规定并没有考虑到大部分女干部在30岁左右,将经历从怀孕,哺乳到抚育的生育期,工作和家务负担加重,处于”特殊阶段”,她们的任职情况和换岗交流将会受到生育因素的影响.这样的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将造成对女干部的歧视,使她们在生育期过后会落后于同样年龄,同等资历男性的职业发展.因此”我国的党政干部及后备干部任职条件表面上看是中立的,但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就会发现许多条例是以男性的生理和成长规律为标准设计的,并没有充分

33、考虑到_女l生的生理特点和成长规律,这种规则对女干部的职业发展颇为不利”,uu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性别盲视政策.即使有了这样的政策规定,对于女性来说,参政的机会尤其是得到提拔任用的机会,也常常会随政策的改变而起落,上升到高级管理层的机会是稀少的.如金一虹认为,女干部成长的轨迹,常随中国政策的涨落而呈波浪式.女性干部”跳跃式发展”集中在几个特殊时期:第一个机会是19741976年”文革”后期,进入整党整团阶段,也是一个强调培养女干部的时期.第二个机会密集的时期是1983,1984年的基层机构改革,要求困2010.5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女干部得以进入领导层.第三个机会较多的时

34、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基层干部开始实行考试竞聘和公开选举选拔产生,不少女性干部因能力和群众威信在此时得到提升.第四个机缘放大的时期是1995年前后.因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培养选拔和使用女干部被提到体现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的高度,给女干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政策机会的变化也并非是一种制度化的规定,易使培养选拔女干部变成了某个时期特殊政策的需要,会使选拔女性干部变成了单纯完成指标任务.在有些地方,为了能尽量少地占用领导干部职数,甚至变成了把几个任职条件要求同时归为女性这一个指标和一种比例上,出现了”无知少女”式(无党派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女性集中

35、于一人)的女干部现象,而且随着任用干部政策变化的要求,女性干部身上的附着物也”与时俱进”地变幻着.时下,人们也戏称有些女性干部为”无知洋少女”(又添加了留学国外的成分).原本给予女性的平等机会,变味成了对女性的恩惠,施合与不屑,结果反而弱化了女性参政的形象和机会,也使一些有能力的女性因为未同时具备其他附着条件而未被任用,极大地损伤了广大女性参政的积极性和参政能力的发挥.同时,为了保证女干部的比例,女干部的任命通常采用委任制,其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权力配置方式,每一层的领导干部都是由上级组织提名任命.任命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刚性”或”强制”的意味,女性干部培养多少,选拔多少,何时提拔,选拔哪些女性,放

36、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等一系列问题,在委任制下并不是由女性自身决定的.”这种形式使女干部的职业生涯发展处于被动之中,缺乏自己的选择和充分展示能力的机会.总之,女性参政面临的种种障碍,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大量在男女平等国策下指导与制定的政策,在实践中并没有更充分地获得促进男女平等的效果.在看似均等的机会面前,由于政策过程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导致女性能够平等利用的机会理论与实践非常稀少,这也加剧了人们对女性利用机会能力的不认同,进而又反作用于人们对女性参政的认识,强化了女性在参政意识方面的消极影响.参考文献:1】李爱华.现代政治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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