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研究论文农民工亦工亦农的新一个阶层.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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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工:亦工亦农的新一个阶层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 （2007）01008303伴随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利益关系逐渐错综复杂，利益群体不停分化重组，人们的社会地位不断上下沉浮，单1的阶级、阶层结构被打破，社会层次结构逐渐多元化、复杂化。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空前深刻的分化与整合，1系列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出，在诸多新的社会阶层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尤为引人注目，他们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农民工亦工亦农，具有双重身份，但他们既非产业工人，也不是纯粹的农业劳动者，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同于农民阶级，他们的很多特性证明他们已经成为了1个新的阶层日渐凸现

2、出来。1、农民工：传统体制与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什么是农民工？迄今为止还没有1个统1明确的定义。学者王春光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认识和界定农民工：1是职业，农民工以非农职业为主；2是制度身份，他们的户籍在农村，仍然是农民；3是劳动关系，他们是被雇用者；四是地域，他们来自农村。基于以上四个特征，笔者认为农民工是指拥有农村户口，在本地或外地城镇从事2、3产业劳动的雇佣劳动者。农民工的形成是中国2元结构体制遭遇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产物。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2元”结构体制，农村劳动力禁止向城市流动，农民屏蔽在分享城市资源之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许多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催生出了大量工作岗位，这些劳动强度大、

3、技能要求不高、薪酬偏低的职位对城市居民缺乏吸引力，需要农村劳动力来从事。而农村由于地少人多存在严重的隐性失业情况，农民从事农业劳动报酬率很低，他们也乐意到城市从事相对收入较高的2、3产业，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大量农民源源不断流向城市就业的现象。时至今日，农民进城务工已经成了1种必然趋势。但是受目前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育、医疗、就业、保险等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虽在城市里务工，从事着产业工人的劳动，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文件，做了很大努力，却仍不能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和工业劳动者群体，并被面向城镇居民的各种制度所排斥。他们生活艰辛，工作艰苦，组织上边缘化，经济上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待

4、遇，而处于非公平性乃至受歧视性的地位上，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他们属于体制上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1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冲突的客观结果。2、客观：类似的生存状态农民工是1个规模非常庞大的群体。据统计，在全国2.2亿农村非农就业者中，至少有2亿属于农民工。这个数字是德国人口的2.5倍，法国人口的3倍，日本人口的4倍。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数量如此庞大的群体都不应该被屏蔽在社会分层结构之外。判断这个庞大群体是否已经构成1个阶层，客观上资源占有量的类似程度是1个主要指标。从经济资源来看，农民工拥有土地却又逐渐脱离土地，这是他们与产业工人不同的1个重

5、要标志之1。虽然每个农民工家庭或多或少都有几亩土地，但土地为他们带来的财富却是微小的。但这只是农民工的生命底线，是他们在城市失业后的安全阀，于他们而言并不具有多大的财富意义。拥有土地的农民并不在意这笔“生产资料”，而是普遍选择了远离土地背井离乡去当农民工，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返回农村。农民工拥有土地，但又与土地渐行渐远，这是他们经济上的普遍特征。从政治资源来看，农民工政治权利缺失，政治地位低下。在农村他们是农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他们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在村委会选举时他们都在外地务工，赶回家参加选举的成本太高，不得不放弃这1权利。在城市他们是外来工，不具有本地户口，没有参与选举和被选举

6、的资格，即他们连选举权这1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都没有，毋庸说在其他事务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企业职代会、人大会中也没有他们的代表，再者由于资方的强势地位，工会很难为工人说话，没有政治地位的农民工更难以从中受惠。农民工由于缺乏组织资源以及相应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健全，其政治地位低下，以致很多人对农民工都有歧视倾向，整个农民工阶层都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从文化资源来看，文化资源的多少主要体现在受教育程度和业余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农民工的教育年限普遍偏低。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8年，有些西部城市不足7年。另外，由于时间、经费和本身素质的限制，农民工接受再教育、再培训

7、的机会也很少，缺乏再次掌握技能的教育资源。教育程度的不足直接限制了他们的职业选择，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工资报酬低的“城市剩余工作”，缺乏向上流动的知识和技能。再者从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来看，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非常单调。他们没有闲钱去看电影、游景点、去俱乐部，闲暇时间大都在宿舍打牌、扳手腕、聊天来打发时间。新1代的打工者们的休闲方式是常去网吧聊天或打游戏，每小时23元的收费对他们来说是1笔不小的开支。对打工者来说，除了物质上的困顿外，文化资源的缺乏和精神上的贫瘠也是让他们感到痛苦的1大原因。可见，从客观上来看农民工不仅仅是1个数量巨大的群体，该群体还占有相似的社会资源和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

8、，从经济、政治、文化上都体现出相同的生存状态，已经具备了构成1个阶层的主要条件。3、主观：同质的社会心态除了在客观层面分析1个群体的资源占有状况之外，从主观层面讨论社会分层也是研究社会结构的1种重要视角，农民工主观上是否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是否具有相同的意识与行动，成为判断他们是否形成1个阶层的重要构件。同样，我们从经济、政治和文化3个维度来分析。经济上的无力感。据统计，农民工为中国GDP贡献了四分之1的份额，他们为城市的繁华贡献了青春和热血，为整个国家经济告诉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他们本身得到的经济回报是微小的。农民工从事着最苦最累的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2000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

9、入为583元，83.6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00800元之间。 除掉他们频繁流动需要的路费和生活费以及看病需要的医疗费，每年能够寄回家的纯收入少之又少。但每个农民工家庭的开支却是刚性的，他们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小孩需要读书，还需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不可压缩的货币开支让农民工们忘我的在城市中拼搏，但微薄的工资在刚性的支出面前总是捉襟见肘，如果碰到拖欠工资或逃薪的老板他们更是苦不堪言。然而在他们打工的城市，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在吸引着他们，琳琅满目的商品在诱惑着他们，都市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在视觉上给予了他们巨大的冲击，这与现实中口袋里薄薄的钞票形成了强烈反差，使他们产生了焦虑感和紧张感：他们再苦再累

10、再拼命，所获得的收入还是很有限，难以应付家庭开支，不能满足自己起码的消费需求。在经济上，他们颇感无能为力，面对都市的繁华，反观自身的贫困，他们只能1声叹息。政治上的无助感。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机会不多，社会机制为他们提供的政治舞台很少。在城市里农民工本质上是雇佣工，就业单位1般是个体、私营和“3资”企业，这些单位大多机制不健全，没有设立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机构，农民工没有代言人，在工厂里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是所在单位主人翁地位的缺失者，其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有很多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却少有农民工代表，农民工们缺乏发表意见、维护自身权益的1席之地，其政治参与资格只

11、有在返回农村转换到农民身份时才得以恢复。政治实践的不足和参政机会缺乏使农民工对国家机构的政治信任度低、政治效能感差。在对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的1项调查中，在问到“如果您在工作或生活中发生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时，通常会向谁求助”时，农民工选择最多的前3个是：“朋友、熟人”、“同（老）乡”和“家人、亲戚”，比例分别为57.2、47.9和40.4，而选择求助“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法院（法庭）”分别仅占17.7和10.4。3 当他们利益受损时，往往感觉自己是国家体制的弃儿，茫然无助。文化上的无根感。农民工是1个常年流动在的特殊群体，他们像候鸟1样迁徙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亦城亦乡，又非城非乡。在农村他们有

12、承包地、有户籍、有住房、有亲友，农村是他们的根据地，但农村的贫瘠让他们抛开这1切到城市追寻希望与梦想。可在城里他们只是“外来工”，是漂泊者和异乡人，无法拥有本地人享受的各种保险和福利，不能真正融入繁华文明的都市生活，“梁园虽好非吾乡”，城市有炫目的霓虹灯，有高耸入云的大楼，有衣着光鲜的人群，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时刻在诱惑着他们，却又不属于他们。但令人尴尬的是当出来之后的农民工重新回归农村时，难度却不亚于他们当初融入城市。在经历了现代文明的繁华、整洁、便利之后，农村的贫穷、脏乱、闭塞让他们无法忍受。尤其对年龄在30岁以下“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走出校门就进了城门，从小就不事农活，没有农业生产技能

13、，“农民”、“农村”只是强制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是他们遥远而模糊的记忆。他们被称之为“1.5代”农民工，是目前农民工的主流。现在他们打扮入时，从外表上看已经完全脱离了乡土气息，花钱不再节俭，而是“赚多少、花多少”的月光族，生活方式完全城市化了，他们留恋城市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不甘于回去，也无法回去，但他们的根也不在城市，城里没有他们的家园。就这样，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他们都没有主人翁意识，成为在城乡夹缝之间徘徊、漂泊的浮萍。农民工处于同等的生存状态，对社会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的主观感受激发了他们同样的渴望，促使了他们阶层意识的萌发。农民工主要面临工作条件差、工资低、工资被拖欠、人身

14、侮辱和虐待、社会歧视等困境，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他们意识到，靠单个人的认识，是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必须靠集体行动。在实践过程中，农民工认识到仅仅停留在企业内部的抗争，对雇主造成不了压力，必须要把问题“外部化”、“社会化”和“严重化”，让社会关注，特别是让政府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能有可能将农民工面临的问题解决。四、农民工：1个长期存在的独立阶层“农民工”作为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1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1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由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型社会转型过程中的1个过渡性群体。在此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这1最大社会群体的分化将会进1步加剧，愈来愈多的

15、农民将被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来。他们的1只脚已经踏入产业工人的门槛，另1只脚还拖在传统农民的巢臼里，还处于从传统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脱胎换骨的时代，充当着从传统农民到产业工人的“中介”角色。正因为农民工的“中介性”，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工不是1个独立的阶层，他们最终将融入产业工人阶层。这个过渡性群体能否算作1个独立阶层？首先，从理论上来看，这是1个分层方法问题。1般认为，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马克思提出了“1元”分层标准，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所有制将整个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韦伯提出了“多元”分层标准，根据财富、声望和权力3种资源将整个社会分为不同的地位

16、等级群体。在当代，不管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是新韦伯学派，社会分层的标准已经多元化、多指标化，并通常以职业为单位。在职业的行业分布上，农民工与传统的产业工人没有本质区别，但在职业属性上，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以非正规就业形式存在。非正规就业是1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有17的劳动力非正规就业，发展中国家平均有60的劳动力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在发达国家中的2、3产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经济发展做了巨大贡献。1般来说非正规就业中就业的单位经济成分多样化，劳动关系非正规化，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已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从这种意义上说，农民工已经成长为1个阶层，其职业特征就是非正规就业

17、4。其次，从中国实际发展来看，农民工是1个长期存在的群体。农民工的来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据专家测算，综合考虑我国农村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和平均价格等因素，农业剩余劳动力仍有1.2亿1.3亿人。在没有其他更好的转移渠道的情况下，这些剩余劳动力还会以农民工的形式转移出来。如果按最近5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万800万人的速度计算，还需20多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完5。但实际上，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由物价上涨引起的劳动力价格增长会使我国劳动力在价格上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萎缩，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渐渐下降，农民转

18、移的速度会减慢。即使农民被吸纳进城之后，在土地、水、电、燃料等资源的刚性约束下，他们不可能都能在城里买房定居，还有相当大1部分人会返回农村，与此同时，又不断有1些新的农村劳动力加入到转移就业的行列。如此循环推进，大约1亿人左右的农民工规模将会较长时期保持下去。我国是1个人口大国，农民工数量接近欧盟25个成员国家人口总数的1半，要将规模如此庞大的人口完全转变成产业工人，必将是1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就是说，农民工虽然是1个过渡性群体，但他们脱胎换骨的转化过程必将经历几代人的漫长时间，在我国农民工的存在是1个长期的历史现象。在这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农民工群体完全可以成长发育为1个独立的阶层。农民工阶层在中国发展中贡献了巨大能量，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为农村转移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是农村社会脱贫的主力军，为中国市场化发展起了独特作用。毋庸置疑，没有农民工就没有今天充满活力的中国。但今天农民工阶层低下的社会地位也是全社会的共识，他们是1个付出与回报严重不成正比的体制性边缘阶层。改善农民工社会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声望，确认其阶层地位，让农民工阶层有效的融入社会大家庭，是推进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考量我们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