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设计)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规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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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作者:武斌文章来源:光明日报更新时间:2008-8-21演讲人:武斌演讲时间:2008年5月30日演讲地点:沈阳故宫博物院武斌1953年4月11日生,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出版的学术著作有30余部,其中有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三卷)、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中国文化史概说、中医与中国文化等。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华文化占有很显著、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居于领先水平,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壮观、风光无限的高峰。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位置,首先在于其内在的创造动力
2、和丰富内涵,以及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一种民族文化,无论它曾经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先进、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辉煌,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完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不仅难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因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更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于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于中华文化在海外广泛而持久的传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四次高潮 在欧亚大陆,有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发源地,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但是,中华文化自从其初创期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积极开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周边地
3、区扩展,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 早期如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走之朝鲜、周穆王西狩以及后来徐福东渡等故事,说明那时已有中国人把初创期的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出去。张骞在西域时,发现当地人使用“蜀布”、“邛杖”,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四川的物产通过印度传到了中亚一带。徐福东渡故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说秦始皇时,齐地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和百工,泛海东渡,最后到了日本,“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在那里定居下来,再没有回到中国。徐福给日本带去了五谷种子和先进的生产工具,还有一部分中国书籍。日本人对徐福带去的先进文明十分重视,有许多纪念徐福的遗迹,如在纪伊半岛的熊野浦,据传是徐福一行的登陆地点,有“徐
4、福之丘”和“徐福宫”等纪念物。韩国济州岛的正房瀑布,据说是徐福途经的登陆地点之一,在那里建有一座“徐福文化展示馆”。当地的城市叫“西归浦”,也与徐福的故事有关。战国后期以及秦王朝建立时,中国多年战乱,有许多居民移民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给那里带去了先进的大陆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文化的发展。大概徐福就是这些移民的代表。 但是,比较广泛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还是从西汉时代开始的。从那时起,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四次大的高潮。 汉代出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第一次高潮。汉帝国疆域广大,中华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格局已渐成熟,工艺学术全面繁荣,出现了中华文化发
5、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播撒自己的辉煌于广大的地域,初步确立了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在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上,汉代的张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使西域,寻找大月氏人建立反匈奴联盟。张骞西使历经13年,备受艰辛,虽然最后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以抗匈奴的目的,但他实地考察了东西交通要道,了解了西域各国的实际情况,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成为中国官方“开拓通往西域道路的第一人”。历史学家方豪说:“张骞出使西域,号曰凿空,为中外关系史上空前大事。”张骞之“凿空”,意味着东西
6、交通大干线“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丝绸之路”所指,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和非洲的陆路大通道。这条交通大道犹如连接东方和西方的金丝带,从汉至明历1800余年,一直承担着中国与欧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职能。以丝绸为代表的丰饶的中华物产,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艺术民俗等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 到唐代,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达到第二次高潮。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时代之一,中华文化也达到了一个兴隆昌盛、腾达壮丽的高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长安成为一个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会融合的中心。各国庞大
7、的外交使团出入长安,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与各国的贸易十分繁盛,以至于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成千的外国留学生在长安国子监学习中国典籍和学术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唐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邻近的许多民族争相仿效,煞费苦心。人们不仅视中国为至高无上的军事强国,也将其看作是国家与文化最杰出的楷模。”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面貌,形成了“中华文化圈”的东亚文化秩序。“中华文化圈”包括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北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具有使用汉字、提倡儒学、流行中国化佛教、实行中国式典章制度以及应用中国科学技
8、术等共同的文化因素。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第三次高潮发生在宋元时代。宋代在文化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处处表现出它的纯熟和深厚。宋朝特别重视海上贸易,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都十分活跃,中国商船甚至远达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到元帝国时代,横跨亚欧的帝国版图以及驿站制度的完善,更使东西方的交通畅通无阻。在这样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使节的往来、命令的传递、商队的贸易、大规模的移民,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广阔壮观景象。中国的许多重大发明,如火药和火器技术、雕版印刷术和指南针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大规模西传的。 明清之际出现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第四次高
9、潮。这次高潮的显著特点是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主要角色。他们把许多中国学术典籍翻译介绍到欧洲,并通过撰写专著和大批的书信,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民间风俗、文学艺术,在欧洲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对正在兴起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兹等欧洲的大思想家,都对中华文化表现出热烈的赞许和倾慕之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成为一个令他们向往的“乌托邦”,用来对照批判当时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此同时,中国的瓷器、漆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大量销往欧洲,在欧洲各国刮起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中国风”,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如在巴黎的雨
10、果故居里,就有一间“中国厅”,是雨果按照自己理解和想像的中国风格设计装饰的。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有按照中国造园理念设计的“中国式园林”。这是一个中华文化广泛西传并在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中留下相当影响的时期。 韩国济州岛西归浦徐福像 1275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夏宫接见马可波罗一家 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 中华文化能够在世界各地广泛而持久地传播,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先进性。中华民族以其勤劳和智慧,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高潮迭起,辉煌灿烂,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华文化以其历史悠久,更主要的是以其丰富性、先进性和博大恢宏,在世界文化史上获得了持久的魅力。 中华民族贡
11、献给人类的智慧,突出表现在丰饶的物产上。海外各民族首先是通过那些体现着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物质产品来知道和认识中国文化的。说到中国古代的产品,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丝绸。“丝绸之路”的命名正反映了丝绸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上的重要性。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到秦汉时代丝绸生产已经遍及全国,同时也是最早大宗出口的货物,甚至远销到罗马帝国。罗马城中有专门出售中国丝绸的市场,贵族们不惜重金购买丝绸,锦衣绣服成为富家时尚,元老院的议员们都以能穿丝袍为荣。据说著名的罗马统治者凯撒曾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引起轰动,被认为奢侈至极;埃及艳后克利奥巴特拉也曾身穿华丽的绸衣出席宴会,魅力四射。在许多当时的以及后世
12、的历史学家看来,华贵的中国丝绸的风行,大大助长了罗马帝国的奢侈之风。甚至有人极而言之,由于大宗进口中国丝绸而造成大量金银外流,是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原因。在中国丝绸大量外传很久以后,中国的养蚕和缫丝以及织造技术也逐步传到国外,对许多民族的服饰变化和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之一,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瓷器是一种综合表现中华文化的特殊物质形态,是多种文化形式的物质载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神意蕴和艺术意境,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趣味和创意。在西方人的眼里,瓷器就是中国的代名词,译成“china”;或者称中国为“瓷器之国”。大约从唐代开始,瓷器就已经销往国外。从南宋到明
13、代中期,即从12世纪到15世纪,是外销瓷最繁盛的时期。瓷器大量外销,传播到世界各地,给各国人民提供了一种便利的生活用具,也向他们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风采。中国瓷器在各国都受到热烈欢迎。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有一座托普卡帕宫,以收藏中国瓷器著名,其藏品之精美和丰富,堪称中国古瓷的一大宝库。从16世纪开始,在欧洲各国出现了追捧中国瓷器的热潮,把购买、收集中国瓷器视之为去“寻找黄金”。许多王公贵族都以拥有和收藏中国瓷器为荣耀。例如在奥地利的美泉宫,就有两间客厅的四壁都是用中国瓷器装饰的;在魏玛的歌德故居,有一个大陈列柜,专门展示歌德当年收藏的中国瓷器。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丹麦等国纷纷建立东方贸易公
14、司,派出大型商船,来中国进行瓷器贸易。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在18世纪,专为欧洲烧制的“中国外销瓷”,至少在6000万件以上。中国的制瓷技术也陆续传播到海外,朝鲜、日本、波斯、埃及以及欧洲都学会了中国的制瓷技术,烧造出各种仿中国瓷器。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如天文、地学、数学、生物学、化学、医药学、冶金技术、建筑技术等,这些领域的成果都曾陆续传播到海外。英国著名学者RG坦普尔曾说:“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的欧洲革命,只是输入中国的思想和发明以后才开始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其意义远远超出其自身的技术领域,对文化的传承、人类征服世界能
15、力的提高,对世界历史的演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作为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四大发明”的刺激和推动,并以此为物质前提的。马克思曾对这些伟大发明的世界历史意义论述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古代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科技文化,而且在哲学、艺术、政治文化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和物质文化、科技文化一样,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在向海
16、外传播的过程中给其他民族的文化带去了中国的智慧。实际上,以上所说的传播到海外的几项文化成果,只是择其要者,述其大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乎中华民族创造的所有文化成就,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艺术,从宗教到民俗等等,都或多或少、或远或近传播到海外,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影响。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概括地说,主要有这样几点: (1)丰富了各民族文化的内容; (2)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参照,在有的情况下甚至是提供了文化的理想模式; (3)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激励、刺激、开发、推动作用,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刺激动力; (4)启发了各民族进行文化创造的灵
17、感和智慧; (5)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参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西沙光华礁1号沉船遗址表面散落的陶瓷器皿 文化传播的生命之桥 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所谓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就是人际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文化传播都是通过人的接触和交流进行的。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你来我往,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生命之桥。 自古以来,中国不断有人移居海外,早期的如前面提到的箕子走之朝鲜、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秦汉时代有大批“秦人”、“汉人”移居日本。唐代发生在中亚的怛逻斯战役,唐军大败,两万多唐军士兵被阿拉伯军队掳往中亚和西亚地区,成为一
18、个特殊的移民集团。中国的造纸技术就是由这些被俘的唐军中的工匠传至中亚和阿拉伯地区,而后又逐渐传播到欧洲的。宋元之际和明末清初,有许多汉族人不甘受异族(蒙古族或满族)的统治,或是躲避战乱,出现了两次向海外移民的高潮。19世纪,又有大批华工出国,再次形成了向海外移民的浪潮。历代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与当地居民杂居相处,把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生活方式、风俗民情、宗教信仰乃至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带到那里,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与各国的频繁使节往来是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中国历代王朝逐步与许多国家建立起官方的正式联系,互通使节往来,有的时候使节
19、往来相当频繁。如日本19次派出遣唐使,每次少的两百多人,多的有四五百人,规模庞大,历时悠久,贡献巨大。实际上,遣唐使更像一个大规模的文化代表团,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随团成员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医生、工匠等等,他们都带着学习的任务,在唐期间如饥似渴地了解和学习盛唐文化,并将学习的成果以及尽可能收集到的中国文化典籍、佛教经典、诗集以及生产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带回日本。其他国家如新罗(朝鲜)、大食(阿拉伯)等国也向唐朝遣使十多次。明朝初期还有几个国家的国王亲率使团入华。各国使节亲沐华风,直接感受和领略中华文化的辉煌和风采。历代中国王朝也都不断向各国遣使。比如明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历
20、史上派出的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这些官方使节的往来,除了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密切双边关系外,还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皇帝通过来华的使节向外国赠送丝绸、瓷器以及其他中国物品,有时还赠送图书、历书,中国使节出使各国时也都携带大批礼品。 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许多国家有着频繁而发达的贸易关系。著名的“丝绸之路”,最初就是为了国际性的丝绸贸易而由商人们开辟的。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主要有官方的和民间的两种形式。官方贸易即所谓“朝贡贸易”,中国朝廷以对各国使节“贡品”的“回赐”形式进行贸易,有的外国使节的主要使命就是来进行贸易的;另外,许多外国使节还携带一些本国物产来进行私人贸易。除官方贸易外,民间的贸易也十
21、分活跃。在西北陆路,各国商队往来络绎不绝、相望于道,甚至还有栗特人、回回等专事对华贸易的商业民族;在南洋海路,中国商船在宋代时就已驶抵印度洋,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阿拉伯商船更是十分活跃。在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与中国的传统贸易关系持续不断。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东南亚地区后,又经菲律宾开辟了中国通往美洲的航线。通过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贸易关系,丰盈的中华物产如丝绸、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生产工具、茶叶、各种中药材、工艺美术品等等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中国的书籍、纸张、笔墨、书法和绘画作品也是许多商人特别是从事东亚地区贸易的商人们贩运的大宗货物。例如清代中国商人到日本通商,贩运货物之外,书籍也是大宗。
22、帮助日本人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清代商人几次舶载进口的。这些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国的和外国的商人,除了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外,有时还承担一些外交使命和文化使命。 从唐朝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有一些国家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唐朝的国子监曾接纳大批外国留学生,包括来自新罗、日本、西域各国的青年学子,最多时达上万人。新罗每年在唐学成归国的就有一二百人。他们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接受正规的中国教育,成为学习和移植中华文化的骨干力量。其中还有人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例如新罗在华及第的留学生就有90多人。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进士第,入朝为官,历任秘书监兼卫尉卿、左散骑常侍等职,晚年升至光禄大夫兼御史
23、中丞,与王维、储光羲、李白等大诗人交谊深厚。唐玄宗爱其才华,不许其归国,最后终老长安。现在的西安兴庆公园内,还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碑。2004年,西安发现一个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引起中日两国史学界的轰动。这位留学生名叫井真成,墓志说他:“国号日本,才称天纵”,“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踏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这位井真成也和阿倍仲麻吕一样,在唐朝入仕不归,“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据推算,他大概是和阿倍仲麻吕同期入唐的同学。与阿倍仲麻吕同期入唐的另一位著名日本留学生是吉备真备,他在结束国子监的学业后,继续在长安学习五经三史之外的各种技艺,包括法律、算术、音韵、天文、历法和兵
24、法等,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他还刻意收集书籍和工具兵器等,回国时带回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等。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8年,回国后受到孝谦天皇的恩宠,参与朝政,在删定律令、整顿释尊仪式、实行新历等许多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对于移植唐文化,推动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宗教是一种包含多层次内容的文化形式,宗教的传播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传播途径。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华文化的改造和剪裁,变成中国化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交流中,有许多僧侣不畏艰险,或西行取经,或东渡传法,如法显、义净、玄奘等远赴印度,在学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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