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观念与实践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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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乌托邦：观念与实践 - 论文关键字：观念 世纪 乌托邦 社会主义 理想 历史 文学 思想 社会 一部理论性著作能引人人胜，使人觉得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文笔优美，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实在不多见。最近读的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思想教授克利杉库玛所著近代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却正是这样的一部好书。此书厚厚五百多页，涉及宗教、哲学、历史、文学、政治与社会思想，旁征博引，取材极丰，然而条理清晰，论证严密，读来毫无芜杂冗赘之感，不仅使读者长益新知，而且启人心智，带我们去深入思考一些重大问题。此书一九八七年出版，面世之后立即得到普遍好评。有一家刊物(Thesis Eleven)称颂这本书是了不起的大成就，说“有许多人会

2、觉得，能写出这样的书，真可以死而无憾矣。”也许这话说得过头了些，但此书的价值和吸引力，也由此可见一斑。库玛所谓乌托邦有严格定义，绝非一般对所谓美好世界空泛的幻想或追求。论者多以柏拉图理想国为乌托邦原型，但库玛坚持认为，乌托邦虽受希腊古典与基督教传统影响，但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古典或基督教的乌托邦，因为“现代的乌托邦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发明的西方现代的乌托邦乃是惟一的乌托邦”(页3)。库玛首先针对中世纪基督教信仰来界定乌托邦的含义。虽然圣经创世纪有关于伊甸乐园的故事，但在中古时代，教会在奥古斯丁影响之下，对此故事的解释是归结到原罪，认为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禁令偷食禁果，丧失了乐园，所以人类生而有罪，只有

3、虔诚忏悔，获得上帝恩宠，死后灵魂才有希望升人天国而免遭地狱之苦。由此可见，乐园的幻想不可能在人间实现，而只能寄望于来世和天堂。以这样的观点看来，认为人无须神助就能在此世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实在无异于冒渎神圣。所以库玛说，“宗教与乌托邦在原则上有基本予盾。宗教典型地具有来世的关怀，而乌托邦的兴趣则在现世。”(页10)与奥古斯丁关于原罪和人性恶的看法相反，乌托邦的前提是人性善，或至少是人性可以不断改进而达于至善的观念。文艺复兴时代，古希腊异教文化的重新发现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使否定人生现世的中世纪神学失去影响，于是有人性善的观念。宗教改革肯定每个人的灵魂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的

4、权威，使本来统一的基督教产生天主教与新教的分裂，更使欧洲的宗教渐趋世俗化。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乐园的幻想逐渐从天国的飘渺转移到现世的人间，产生出乌托邦的理想。所以库玛说：“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世界观不再完全控制人们的头脑，可以说是产生乌托邦的必要条件”(页22)。托玛斯莫尔能在一五一六年写成乌托邦，不仅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条件，而且有地理大发现及其所引发的对遥远新世界的兴趣为背景。亚美利哥维斯普契(Aerig Vespui)在一五七年发表了他到美洲航行的记录，而莫尔的乌托邦就假托一位叫希斯洛蒂(Raphael Hythlday)的人来叙述，说他曾随维斯普契航行到美洲，又继续探险，终于发现了乌

5、托邦这块与世隔绝的乐土。除莫尔的乌托邦之外，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还产生了其他一些乌托邦式作品，其中坎帕涅拉(Tas anpanella)所著太阳城(一六二三)和培根(Franis Ban)所著新大西岛(一六二七)，都是影响深远的名著。如果说莫尔的乌托邦还是一个简朴的农业社会的理想，培根则设计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由此带来进步的观念，以及物质极大丰富的未来社会理想。由于库玛把乌托邦放在相当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讨论，他便坚认乌托邦为西方近代的产物。他说：“乌托邦并没有普遍性。它只出现在有古典和基督教传统的社会里，换言之，只出现在西方。其他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有乐园观念，有公平正义之黄金时代的原始神话，有乐土

6、式的幻想，甚至有救世主的信念；但它们没有乌托邦。”(页19)对中国读者说来格外有趣的是，库玛在肯定乌托邦为西方所独有时，又特别提到中国可能是惟一的例外，并且说“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的确最接近于发展出某种乌托邦观念。”不过库玛并非汉学家，他依据所见的一些材料，对中国是否真有一个乌托邦传统，最终持否定的意见。他注意到中国所谓具乌托邦色彩的观念或社会运动，往往表现一种向后看的、怀旧式的农民意识，而且“这些乌托邦因素尽管有类似西方的乌托邦式宗教和神话的前历史，却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出真正的乌托邦。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乌托邦文学的传统”(页428)。平心而论，库玛这一论断有一定道理，但乌托邦的本质究竟

7、是什么，中国是否有自己的乌托邦观念和传统，这类观念和传统从何而来，又表现在哪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莫尔的乌托邦不仅是虚构的小说，也是政治和社会理论，是对一个理想社会的结构和生活所作的具体描述。所以从一开始，乌托邦就不仅是文学的想像，也是社会的讽喻，是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因而具有实践意义。莫尔笔下的乌托邦是一个废除了财产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往后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是莫尔的乌托邦不仅废除私有制，也取消了货币和市场；乌托邦人衣著简朴，从事简单的农业和手工劳动，视金银珠宝为粪土。其实十八世纪以前的乌托邦作家大多不重科学发明及其实用意义，为保持社会稳定，他们害怕财

8、富的大幅度增长，认金钱和财富为万恶之源。虽然科学和理性是启蒙时代的核心观念，也是社会理论的基础，但启蒙时代乌托邦的现代性只体现在摆脱宗教世界观，取世俗的理性态度，而并不具有扩展和变动的现代性。当时欧洲社会动乱频频，乌托邦理想多趋于追求安定和平，强调社会集体而不重个人。霍布斯(Thas Hbbes)在利维坦中主张君主集权，便很能说明这一点。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更关注实际的社会，对乌托邦的幻想无甚兴趣。狄德罗(Denis Didert)在著名的百科全书里，没有给乌托邦立一个条目，而伏尔泰(Vltaire)则向人承认从未读过莫尔的名著。不过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论中，尤其在卢梭(Jaques Rus

9、seau)的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却明显有柏拉图理想国等古典理想社会的影响。由此可见，乌托邦在十八世纪已经开始脱离文学的表现，变为社会理论和政治思想。 论者一般认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代最具乌托邦的理想气质，可是十九世纪却恰好最少乌托邦文学创作，只是在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贝拉米(Edard Bellarny)所著回顾，莫理斯(illia nis)的乌有乡消息和赫茨卡(Thedr，Hertzka)的自由国等几部作品。然而乌托邦文学创作处于低潮之时，也正是乌托邦社会理论和社会运动蓬勃发展之日。乌托邦于是从文学走向历史和科学的领域。正如库玛所说，“文学乌托邦的衰落，以及乌托邦主义在一种历史和科学新形式

10、中的兴起，标志着欧洲社会在意识上一个重大的转变”(页33)。择要言之，进化论和实证科学使乌托邦由静态变成动态，进步和目的论观念成为十九世纪欧洲思想主潮，形成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和新的历史哲学。人们相信“新优于旧，未来比过去更完美，因为历史就是人类逐步成长、愈来愈完善的记录”(页43)。在培根那里初见端倪的科学与进步的乌托邦，在十九世纪思想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莱布尼兹、康德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们大多相信人类社会日益进步，人性可以无止境地趋于完善。科学的进步似乎有可能把乌托邦由理想变成现实，于是乌托邦不再是一地点，而是一时间，存在于未来发展之中，而不在未知的异国绝域。理想社会将实现

11、于未来这一信念，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言之最切。他说：“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而在我们眼前；它就在社会秩序的完善之中。我们的祖先从未得见，我们的子孙有一天却会抵达那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他们清除道路。”在十九世纪，乌托邦在圣西门、傅立叶(harles Furier)、欧文(Rbert en)等人那里，由文学的虚构变成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正如库玛所说，“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的乌托邦，是真正现代的乌托邦”(页49)。所谓现代的乌托邦，其要点在于社会发展本身持科学主义的看法，认为理想社会不再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而是按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必然演变而来的结果，所以乌托邦由文学的构想变为科学的现实，而

12、理想社会的实现也就不依赖于哲学的思考，而在于行动和实践。 论文乌托邦：观念与实践来自 库玛描述当时思想界的情形时说，在十九世纪建立体系的大思想家们看来，乌托邦的实现似乎已指日可待。“历史已经把一切准备就绪，而且在科学和社会主义的现代乌托邦里，历史已指明了它的终点所在。在十九世纪迅速工业化的欧美，一个实在的乌托邦正在显现。对完美状态作哲学思辨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迄今为止只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页48)。社会主义运动自然不是乌托邦在十九世纪的惟一表现，但十九世纪最具乌托邦性质的思想，却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理论。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思想作了严厉批判，并把

13、科学社会主义严格区别于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就最明确地表述了这一观点。然而在库玛看来，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恰好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而所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本身并不具备严格的科学性。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只是结束“人类社会的史前史”，而共产主义本身则将是一完美的理想社会，在那里，自由意味着摆脱为生存所必需的劳动，超脱了异化的人将“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共产主义不仅消除私有制，也消除劳动的分工，消灭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因而也消灭阶级的差别。劳动不再是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交换价值也不再是决定使用价值的标准。劳动不再是求生存温饱

14、所必需的异化劳动，而变成审美性自由创造的活动。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人们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到物质极大丰富的高级阶段，人们则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将是人完全克服异化而复归于自身，不仅人可以完全发挥他的本性，而且自然本身也将成为“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将达于完全的和谐。库玛评论说：“如此令人目眩的普遍和谐的设想也许这正是一切乌托邦思想的原则吧？在严肃的乌托邦文献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页62)诚如罗伯特塔克尔(Rbert Tuker)所说：“马克思关于终极共产主义的观念根本上是审美性的。他的乌托邦是人与自然之关系在未来一个审美的理想，是人的审美创造以及对人所创造的环

15、境美之欣赏。一味追求财富因而异化了的历史的人，将被后历史时代审美的人所取代，而所谓富裕将另有全新的意义。”在二十世纪就要完结的时候，回顾这曾经鼓舞过成千上万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其乌托邦性质就显得特别突出，而这种乌托邦理想在变成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产生的变化和影响，更不能不令人深思。乌托邦本意是“不存在的地方”，是想像的虚构。一旦这虚构的观念变成社会现实，理想和实际之间的差异，尤其是乌托邦观念本身的缺，陷，也就立即暴露出来。几乎在乌托邦思想产生的同时，就有所谓反乌托邦思想出现。如果说乌托邦以人性善为前提，反乌托邦思想家们则对人性持悲观的看法。他们强调人性的阴暗面，认为人是罪恶而且堕落的，如果任其自流，

16、他们往往会尔虞我诈，自相残杀，所以不可能建立任何理想的社会。库玛总结说，尽管反乌托邦思想说法不一，但其“保守的信息是明确的。人都会恪守习俗，人们都受制于陈规和先例、历史和传统。他们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圣徒和天使”。他以柏克(EdundBurke)为例，说明政治保守主义反对乌托邦的缘由：“柏克认为，企图使社会完善便会违背一切社会生活的原则。法国革命的情形就已证明，这种企图会使自由变为放纵，使权威变成暴政。”(页101)库玛分析了他所谓“反乌托邦气质”，认为“对于具有深刻而且热烈的乌托邦气质的人，反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恰好表现了他们这种气质的反面。他们的乌托邦主义受到阻碍和挫折，于是反乌托邦便由此产生

17、”(页104)。然而对乌托邦的批判并不完全发自政治思想中的保守主义，也更不全是由个人气质或情绪所决定。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成为社会生活的现实，也是反乌托邦传统在二十世纪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库玛所说：“如果把社会主义视为对科技和组织的现代崇拜最充分、最精妙的表现，那么反乌托邦就确实可以被理解为是反社会主义的一个发明。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一百年中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都表现和反映了现代政治当中意义最重大的现象：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个运动的兴起。”(页49)西格蒙鲍曼(zygunt Bauan)也说：“社会主义和所有别的乌托邦一样，都有一个令人懊恼的特点，即它只是停

18、留在可能性的范围内时，才振奋人心。一旦它宣布自己大功告成，已成为经验性的现实，它也就立即失去了创造力。”综观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如札米亚金(Evgeny Zayatin)的我们、奥威尔(Gerge rell)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AldusHuxley)的美丽的新世界等，都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前苏联社会现实的回应，同时也是对任何理想社会集体主义幻想的批判。这些作品以文学虚构的形式，细致入微地刻画在个人失去权利、尊严和价值的情形下，理想社会的观念如何在实际上变质，成为梦魇般集权社会的现实。在二十世纪末苏联已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些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似乎更能引人深思和反省，更显得具有深刻的眼光和

19、抗争的勇气。 然而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失去曾经有过的吸引力，也许是乌托邦衰落最主要的原因，但绝非惟一的原因。库玛认为，也许乌托邦的反宗教性质恰好是它的问题所在，因为乌托邦固然不是宗教，“但没有宗教式的支撑，没有宗教最能提供的那种信仰和情感的结构，乌托邦就可能完全无法在大的规模上，在内心深处激发人们的响应”(页421)。乌托邦又是一种文学形式，而二十世纪的小说已经没有十九世纪小说那种关注社会的兴趣，没有像巴尔扎克、狄更斯或托尔斯泰那种囊括整个时代和社会的胸襟与气魄，而是不断退缩到私人的小世界里。“与当代的科幻小说一样，现代小说感兴趣的不是社会和政治的外在世界，而是个人思想感情的内在空间。小说家最

20、有热烈兴趣的不是社会学，而是心理学，甚而是心理分析。如果小说还涉及社会的话，也只是表现为梦魇般的幻想或存在主义荒诞式讽刺作品的形式。”(页421-422)库玛这本书初版于一九八七年，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世界局势的发展也许更能证明乌托邦无可奈何的衰落。但他坚持认为，人类仍然需要乌托邦理想，并引用卡尔曼海姆(Karl annhei)的话，说完全消除乌托邦“超越现实”的力量，就意味着“人类意志的衰竭”；又说“放弃了乌托邦，人就会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从而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页424)。库玛在一九九一年发表新著乌托邦主义(Utpianis)，是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主编的“社会思想观念

21、丛书”之一种，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普及性著述，篇幅比近代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小得多，只有一百多页，但是写得简明扼要，读来同样文采飞扬，让人爱不释手。在这本小书的末尾，库玛以颇带诗意的笔调写道：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1乌托邦不是以对改变的可能性的慎重估计去面对现实，而是以改变的要求去与之相对。世界本来就应该如此。乌托邦拒绝接受当前给可能性下的定义，因为它知道，这些定义正是它希求改变的现实之一部分。它在乌托邦的面目之下，凭借其想像显示的力量，使现实充满活力，赋予现实以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h)所谓“新的力量”。库玛最后还引英国作家王尔德(sar ilde)的话，宣称“不包括乌托

22、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一瞥的。”这就是说，乌托邦的观念经过自莫尔以来近五百年的变迁发展，最终退缩到最为基本的一点，即人们希望在超出现状之上，有更好的社会环境这一点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或美好社会的理想当然会永远存在，但理想与现实，作为观念的乌托邦与社会与政治的实践，其间有相当的距离。如何切实地克服这一距离，达到二者之间合理的平衡，这绝不仅仅是政治家们的问题，却值得所有的人深思，而在我们对这类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库玛讨论乌托邦观念和传统的著作，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启发。(krishan Kuar，Utpia and Anti Utpia in dern Ties.xfrd：Basil Blakell，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