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中国考古学家类型学研究之比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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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位中国考古学家类型学研究之比较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李济、苏秉琦、邹衡3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对中国考古学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位先生及其代表作中所体现的考古类型学方法的异同，从个体社会化差异方面探讨造成学术研究方面差别的角度来看，现实考古工作和研究中应尽量排除历史过程和因果关系的影响，更加体现人本主义精神。 【摘 要 题】比较研究 【关 键 词】李济/苏秉琦/邹衡/考古类型学 【正 文】 在近810年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这些各具特色的类型学研究不仅记录了重要的考古资料，而且反映了学科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从社会学的视

2、角看这些类型学研究在认识和实践方面存在的差别，1方面和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以及考古学科发展状况有关，与此密切相关的另1方面是研究者本人的学习经历和知识体系结构。本文拟选择3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产生影响但学习经历不同的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试图从个体社会化差异方面探讨造成学术研究方面差别的原因。 这3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

3、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1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1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参见表1。 表1 所指容器 所用名称 的部位 全部 体 重要部分 口(或)口部 身(或)身部 底(或) 足(或)足部 各部分段 唇 纯缘 颈(或)脰 肩 腹 底部

4、 上部 中部 下部 周壁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4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1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3足器300—399、4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

5、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1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1“式”，照所列秩序，予1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1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李先生的分类，首先将容器整体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rdquo

6、;，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为分类的第1标准，根据形态特征分为5类，即5“目”，器物上部的几何轮廓由倒梯形—宽扁长方形—正方形—高扁长方形—正梯形的顺序用01至99加以区分。首先，每种器物外轮廓的基本形态以3位代码的形式标记识别，编码打破了整体器形的限制，如在3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间的310却是爵形器，这种编码的实质是对器物形态分类的1种管理手段，而不是对器形整体演进的排序。其次，同1序数标记的器物，以更细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别是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的数据作为区分型别的指标。如248式觚形器

7、，用腹径比体高的百分数得到高宽指数，数据区间为10.4至30.48，每进5点即设1个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细长5个型别。这种用数据的区间范围划分型别进行分类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颇为类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长由长到短分为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3类。李济称：“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1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至于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出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举个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标记为248Q，其中第1位数字（2）和第2、3区位的数字（48）均为序数，第4位罗马字（Q）为型别。 依据这样的分类方法，他将76件青铜容器进行

8、了分类，分类系统见上页表。 表2 目 序数区间 个数比例 序数 器形 型 圜底目 000—099 1.31 092 斗型器 平底目 100—199 2.62 102 锅形器 192 罍形器 203 盘形器 G 242 尊形器 248 觚形器 P Q R S T 250 方彝形器 圈足目 200—299 44.74 256 甂形器 273 觯形器 277 卣形器 R F 279 壶形器 283 矮体圆肩瓿形器 290 高体方肩瓿形器 305 圆底圆锥状实足,鼎形器 310 爵形器 A B C D E G H J 313 圆底圆柱状实足鼎形器 318 圆底圆锥状

9、实足鼎形器 325 分裆曲底原顶状实足鼎形器 368 圆底圆锥状空足鼎形器 3足目 300—399 47.38 342 圆底,双鼻,圆柱状实足,盉 形器 375 空心透底,扭角羚角尖状 足,斝形器 376 不透底,扭角羚角尖状足, 斝形器 F H G 386 甗形器 410 似3足目爵形器结构 4足目 400—499 3.95 476 似3足目斝形器结构 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是以北平研究院1934年和1935年第1、2次发掘所得的瓦鬲以及同时期在陕西采集购买的瓦鬲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其中的第2章“斗鸡台墓地所出瓦鬲的研究”是斗

10、鸡台40座墓葬出土以及当地民间收集的59件瓦鬲的类型学研究。 该文对于墓地出土的瓦鬲，首先根据南北向仰身葬和东西向屈身葬将瓦鬲分为两组；与此同时依瓦鬲的领、足等等外形特征，纹饰特征， 制作所需的工艺手段分为3种类型：南北向仰身葬的墓中出土的瓦鬲，包括3种类型，分别用字母A、B、C表示；而东西向屈身葬的墓中只出土1种类型，用a表示，与前1组的A类型相比虽然造型风格不同但制法基本相同，因此作者认为2者属于同类型的不同支派。墓葬依瓦鬲的分类分为4组。 在此3个类型的分类基础上，作者加入斗鸡台村征集的1件瓦鬲，另辟1类，共4个类型的瓦鬲，与瓦鬲分类与墓葬分组相互对应关系如表3所示。在类型之下，作者又对

11、部分类型进1步分组。 表3 瓦鬲类型 符号 墓地分组 葬俗 第1类型 A 第1组 南北仰身 a 第4组 东西屈身 第2类型 X - - 第3类型 B 第2组 南北仰身 第4类型 C 第3组 南北仰身 表4 器物命名 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 瓦鬲的研究 得瓦鬲的研究类型符号 类型符号 袋足鬲 A A 联裆鬲 X B 折足鬲 B C 矮脚鬲 C D 第1类型A种鬲，根据有无附件、附饰，分为A，1、A，2、A，33组。 第3类型B种鬲，根据高阔比例和高低顺序，分为B，1、B，2、B，33组，以表明B种鬲“主要变化倾向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第4类型C种鬲，根据袋足占通高的比例由

12、大到小分为C，1、C，2、C，33组，用以区分制作年代的差别。 苏先生首先从全器的结构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类，继而提出从产生原型去探讨不同形制陶鬲谱系的问题。后来他在瓦鬲的研究1文中又对这4个类型鬲的相互关系作了进1步的说明。前后两篇文章使用的类型符号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对照见下表。 表5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1文&ldqu

13、o;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1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1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1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10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图1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

14、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3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3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1体系结构如左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

15、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1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1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1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3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报告将青铜容器分为&ldquo

16、;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5部分，分别将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分类列表，并给予每类特征1个指定代码，参见表6。所有青铜容器都按照以上5部分的顺序用符号表示，形成该器物的型别编码，这样，1件青铜容器标本的整体基本形制特征的“标准化”通过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标准化”得以实现。例如：RFB02″型鬲，其中的R代表人字裆，F代表柱足，B代表侈领，0代表无肩，2″代表下胀圜腹，因每1编码都有1定形态的含义，

17、所以当见到RFB02″型鬲时，就可以得知这鬲是人字裆、柱足、侈领、无肩、下胀圜腹鬲，器型编码传递了器物形态的信息。 表6 底或裆 足 领、口或沿 肩 腹 A凸圜底 A直领 1圆肩 1直腹 A′凹圜底 1′溜圆肩 1′下收直腹 B平底 B侈(或折)领 1″广圆肩 1″下胀直腹 B′凹平底 B’内折领 2方(或折)肩 1内斜直腹 C尖底 B″高侈(或折)领 2′窄方(或折)肩 2圜(或鼓)腹 C撇领 3圜凸(或耸)肩 2′下收圜腹 C′高撇领 3&prim

18、e;方凸(或耸)肩 2″下胀圜腹 D袋足 D卷领 3圜凸腹 D′高卷领 3′方凸腹 E圜涡下陷底 E锥足 E束领 4折腹 F柱足 4′下收折腹 F′锥柱足 4″下胀折腹 F″扁足 5内凹腹 G外凹沿 6曲腹 G′内凹沿 H弧裆 H环足 H敛口 H′圜敛口 H″方(或折)敛口 J角足 L流口 M马口裆 M圈足 M′高圈足 N假圈足 Q曲裆 R人字裆 S兽足 S榫口 S′蹄足 T凸裆 T独足或柄纽 Y圈足+兽足 Z圈足+弥垂耳 0无 0无 0无 0无 0无

19、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如果将天马—曲村与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2者均以便于发表资料和研究为目的，按器物形态组成要素的特征进行分类，用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代码标示。邹衡将器物的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开，先列出底、裆、足的特征代码，之后再由从上至下的顺序列出领、口、肩、腹的特征代码，似乎也是受了李济的影响，但又有别于李济的划分方式，如天马—曲村中铜甗M6069:2，型别为HFC01′，这件甗为弧裆、柱足，显然“裆”是1种特殊的“底”，和&ldqu

20、o;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将甗归入“3足目”的做法。2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天马—曲村的分类系统采用面分类的方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则基本采用了线分类的方法，即分类模式的差别（注：关于面分类方法和线分类方法，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 2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1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3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

21、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1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1点符合文化

22、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1个新基础，并且1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10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

23、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在1903 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1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310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410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邹衡最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史学系，之后又学习考古学并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类型学研究强调层位依据，即客观证据，型式的逻辑严谨、结构清晰，很明显同他最先学习法律有关系。从他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注：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5），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了解到，他学习考古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史学问题，因此依然带有强调因果过程研究的史学特征。他最先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铜器，进而延伸到商文化的分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