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康西”边缘的“汉人社会”——以西藏工布江达一地为中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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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时期“康西”边缘的“汉人社会”以西藏工布江达一地为中心民国时期康西边缘的汉人社会以西藏工布江达一地为中心王川摘要】对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汉人社会生活状况,一直以来研究不多.对于康区,西藏中部人文地理结合部的工布江达地区,更是尚无专文论及.根据台湾地区最近公布的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本文复原了当时西藏工布江达一地汉人社会的历史面貌,并大致勾勒出其轮廓.关键词民国时期;康西边缘地区;工布江达;在藏汉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1)O1003O0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09年度一般项目中国西藏地区汉人社会生活

2、研究(1959年前)(09BMZ011),四川师范大学校院共建科研创新团队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简介:王川(1969一),男,四川乐山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中国近现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近现代西南区域史研究.四川成都610066民国时期(19111949),西藏地区居住的汉人主要为中央政府各部官员,军人,商人,手工业者,蔬菜种植者和汉僧,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职业上以商人,手工业者居多,部分人已经在西藏生活多代了;在聚居地点上,以居住在城镇,尤其是拉萨,日喀则,昌都,工布江达,亚东等西藏的几个较大城市为主.对于民国时期西藏地区汉人社会生

3、活分城市,分地区的个案研究,目前尚不多见.随着中国台湾地区蒙藏委员会新近出版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中对于民国中后期江达汉人组织忠义会,汉人为主体的江达小学等档案的公布,为学界增加这方面的认识提供了可能.本文拟根据这些新公布的档案,结合西藏自治区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等史料,在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J,对于民国时期工布江达一地的汉人社会问题作一论述.一,康西边缘汉人社会的涵义(一)工布江达与康西边缘工布江达,藏语意为凹地大谷121,现为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尼洋河上游.这里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属于江达宗,史料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

4、),于此置外委一员,率兵以资镇守,拉里粮台粮员因水土恶劣,移驻江达,设把总,外委各一员,世人认为江达水土则极为温和颇似巴塘,移驻,设把总,外委各一员.宣统二年(1910)五月,经驻藏大臣联豫奏设江达理事官,翌年夏复置工布设治.至民国元年经略使尹昌衡拟定江达为太昭府,但未实行.嗣后,通称为太昭县.民国时期,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在这里设置工布江达宗.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改称太昭县;1960年与雪巴县部分地区合并改设工布江达县;1964年划归拉萨市管辖;1986年复归林芝地区管辖至今.由于这里属于西藏传统意义上的工布地区(包括现今工布江达,林芝和米林三个县),也为了与昌都地区东部的江达县(传

5、统意义上德格土司的地盘)相区别,故又称为工布江达.作为清代以来的川藏大道必经之地,拉里粮台移驻之地,工布江达县堪称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交通,经济,文化重镇,道光二十七年(1847),驻藏大臣斌良(17841847)上任时路经工布江达,赋诗江达道中赞美工布江达不负蛮荒行万里,中华无此好河山.一拟).该地至今尚存有近代汉人墓群,关帝庙,小八廓街,乌金拉康,吐吉拉康等遗迹.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史料对于工布江达的划分,有康区(川边),工布地区二说.康区(川西南人类学?康藏研究31边)说,如清宣统二年(1910)驻扎该地的川军管带陈渠珍指出:拉里为川藏驿道,旧设有汛官,隶川边_4蹦引;拉里距离工布江

6、达极近.民国史料记载说:工布江达,这是东藏的第五大站.西藏地方政府派有宗本驻扎.满清时代此地驻有汉军,还有粮台.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及尹昌衡二人都建议将江达划归四川管辖,主张江达以西为藏地,江达以东为康155);换言之,即清朝灭亡前夕,主张以江达为边,藏之界169).工布地区说则将康区,工布地区并立,可以认为工布江达是康区的毗邻地区,位于康区,卫藏之间,此当无疑义,因为历史上的康区习惯上指西藏丹达山以东一带地区,大致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州,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等操藏语康方言的地区.【目前看来,后说的划分更为合理,工布江达所在的工布地区,是康区与藏南,卫藏的联结部分,工布江达邻近昌都地区的

7、洛隆,边坝等县,以及林芝地区的察隅等县.因此,所谓康西边缘,就是针对工布地区这一处于康区西部与藏南,藏中联结的边缘地带而言.康西为民国时期习见语,如民国中后期蒙藏委员会驻昌都特派员左仁极今日之康西等文所述.】(二)汉人社会此处的汉人社会一词,系常用涵义,亦为民国时期习见语,指汉族聚居的社会组织,结构等,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特指边境地区的汉人(又往往包括当地主体少数民族之外的其他兄弟民族,如满,回,纳西等族).以群体而言,他们被称为边地汉人;以地区而言,又有在藏汉人,新疆汉人,云南汉人等之分.1942年,时为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的陶云逵教授在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一文中提出,必须正确认识与

8、分析边地汉人这一群体,评估边地汉人在边疆建设中的作用J.民国时期对于边疆地区汉人社会一词的使用也比较常见.如汉僧邢肃芝(法号碧松,藏名洛桑珍珠,19162006)进藏求法,于1939年夏路过工布江达县.在接触了当地汉人后他发现江达的汉人社会,仍旧遵守着旧习俗,还有保正制度J(.一地所谓的汉人社会,应包括当地汉人的数量与规模,从事职业,社会地位,遵守习俗,保正制度与社会管理等.由于记载民国时期工布江达汉人社会的史料不多,因此,对于工布江达等边疆地区近代汉人社会历史的复原,在目前只能做到勾勒其轮廓,而无法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究成果等领域与内地汉人社会研究相提并论,希望有更多史料面世,推动这一研

9、究.二工布江达的汉人社会汉人社会应包括当地汉人的数量与规模,从事职业,社会地位,遵守习俗,保正制度与社会管理等.(一)工布江达汉人的数量与规模清代后期,由于在工布江达设江达汛,驻扎有军队,储备有军粮,而且此处地当川藏线大道,交通便利,所以居住于该地的汉人较多.宣统元年(1909),钟颖率领川军进藏,在江达与噶厦番兵即西藏地方军队发生过军事冲突,当年夏历十二月中旬,驻扎于江达的番兵约千人,肆行抢掳,焚毁汉民居舍四十余家,杀毙台站汉兵民三名,又幼孩一名在汛储备军粮,亦为灰烬.不久,川军反攻取胜后,留下管带陈渠珍统帅第三营留防拉里,江达两处,陈渠珍记载道:江达为西藏巨镇,人户寺庙,约四五百户,百物咸

10、备,素极繁盛.自藏番出兵,往来蹂躏,市街如洗,极目荒凉4j(.由于该地在民国纪元失陷,其户口,粮册不明J(,故该地汉人具体户数不详.兼之民国以来西藏地方与内地关系的起伏,居住于该地汉人的数量,户数均下降.1939年夏季,在江达宗(工布江达县)停留了数日的邢肃芝看见江达宗,除土人外还有不少前清汉人的后裔,他还详细描绘了两位当地汉人中的佼佼者,他说给他留下颇深印象,有一位叫马文才的汉人,己经七十多岁,精通汉藏两种语文,在江达邮局担任书记,月薪是藏银九两.他和藏女结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如今都是喇嘛,一个女儿年纪小,还待在家中.另有一位蔡君,原籍成都,来江达已有四十多年,家道小康,一切生活都已藏化,当

11、时他的子女,女婿都在,他为我一一介绍.女婿是江达宗秘书,藏文造诣很深,他对我说已见到了我的乌拉马牌,并已批示照支.我一一为他们摩顶祝福.我告诉蔡君说,目前国内教育发达,工业进步,已不是满清时代的中国了.他听后感慨地对我说,当初自己来西藏本来不打算久住,只是由于内地爆发了革命,回不去老家,只好在西藏生根落户,如今年近花甲,身份却显得似汉非汉,似藏非藏.两位先生兼通汉藏语文,在江达汉人中算是佼佼者.)32西南民族大学(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经过川藏线前往西藏拉萨驻藏办事处的第一任处长孔庆宗(18951981,在任时期1940年4月一1944年7月),1939年11月14日在工布江达县停留

12、时,与当地汉人马文才(18771944)等人会面,他于1941年7月13日呈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说:江达地属工布,当康藏交通之冲.清时设官置戍,地方繁盛.汉民居籍者逾百户.清末,边务瓦解,变乱波及江达,旅彼汉民多无法安居,而流亡他处,迄今所居者,只三十七户,有学堂儿童二十余人.10j据1946年工布江达汉人首领汉人乡约粱成栋的报告,民国中后期该地有汉人数十户.这与1948年初回调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的孔庆宗归纳留居藏地汉人情况时提供的数字相近,壬子乱后,驻藏官吏一无所存,兵民多遭杀戮.留居拉萨之汉回人民,尚有三百余户.其在昌都,洛隆宗,硕班多,江达,德庆,扎什伦布,卓木,山南等地者,每地有汉

13、人户口数家或数十家不等.其流寓于穷乡僻壤者,尚无从查悉.】(二)工布江达汉人所从事的社会职业民国时期,工布江达汉人所从事的社会职业,主要是农业生产,这与该地是西藏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有关,以致于在该地开办的江达小学每年旧历三月各乡种有青稞,居乡学生成纷请假返家助耕,是时须放假十余日.七月秋收之际,学生复须返家协助农作,又须放假十余日.(此外,该地汉人所从事的社会职业,还有小商贩,木工,裁缝.H附,以及在江达邮局担任书记的马文才等人,这些都是少数.总而言之,该地多数的汉人在当地社会中经济地位落后,因此遭到藏人鄙视】().可见,该地大多数汉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高.(三)驻藏办事处对工布江达汉人的管理辛

14、亥鼎革,西藏地方发生了19l2年的壬子事变,其后,在藏汉人改由西藏地方政府农务局(藏语称索朗列空)管辖.民国后期出任驻藏办事处主任秘书,不久以副处长兼代处长的陈锡璋,在所撰西藏从政纪略中指出:川帮和回帮大部分是前清驻军小官吏及士兵的后裔,在拉萨落户.西藏政府于每帮中指定二人,充当保正,替它当差.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立后,驻藏办事处逐渐接管了对在藏汉人的管理,代替农务局管辖在藏汉人.办事处的管理,主要通过内地实行的保正制度在西藏简易化后完成.驻藏办事处为了完善这种保正制度,维护在藏汉人的利益,决定严密组织,整理汉民保甲并相机委派旅藏各地汉民保长14(P.589);同时,为了避免误会,决

15、定仍用保甲名称不变.驻藏办事处完善保甲制度的具体办法大致有:第一,在拉萨的川滇回各帮民众,以十户为一牌,推举一名牌长;十牌为一甲,推举一名甲长;十甲为一保,推举一名保长(倮正);第二,在昌都,江达,硕般多,山南,扎什伦布等西藏其它地区,仿效拉萨之办法,依据户口多少的情况推举牌甲保长;第三,对各牌甲保长支付一定的办公补助费,大致为每年藏银600两,400两,300两不等,这样既减轻在藏汉人的负担,又能使各牌甲保长切实为在藏汉人服务的条件好一些.西藏汉人保甲制度具体表现在,驻藏办事处委任了在藏汉人中按照内地省籍而划分的保正,如四川保正,云南保正等;通过一个名称为牌头的雇员,具体执行上报下达等有关指

16、令;牌头的工钱被称为鞋脚钱,由全体会员凑.驻藏办事处档案中现存有四川保正呈川帮供差花名册等记载,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现存的多块清代,民国木匾上的(云南)保正桑卓廷,(云南)保正和明齐,(四川)保正胡易安等史料,就是这一制度的见证.】卜.保甲制度推行效果较好,因此在西藏汉人中得以长期推行下去.在保正之下,办事处委任了当地汉人领袖为乡约,牌头,每月发个一定数额的补助办公费等,这在中国台湾出版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中都有档案记载.如1946年1月29日,办事处委任了孜塘(即泽当,山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汉人领袖杨焕新为当地汉人乡约,闫国铭与杨子达为牌头,每月各发补助办公费5O两藏银,25两

17、藏银.若欲开办汉人学校,办事处批准后还会拨付学校开办费等.1946年3月18日,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发布委任令,兹委任梁成栋为江达汉人乡约.此令】).在此委任前的数年,梁成栋(字庆唐)已经是工布江达的汉人乡约,如1944年12月7日的报告说,梁乡约年约六十三岁,颇壮健,貌似四十许.乡约等当地汉人领袖,在当地汉人中有一定的声望,被当地汉人称为师爷,对于各地汉人具有一定的管理权限.西南人类学?康藏研究33.1944年,在江达小学由于唯一教员马文才病逝即将关闭之时,江达汉人乡约梁成栋,牌头李庆云,崔高云等表示愿意成为江达小学教员.1946年3月,乡约梁成栋又率领牌头李庆云,崔高云以及瞿定安,丁生等呈报驻

18、藏办事处,请求捐助忠义会获准等.1946年l2月28日,代理处长陈锡璋致委员长电文中称:旅藏汉回民众总登记事,职处于上年开始进行.其办法系将旅藏内地人户举行总清查,边制户籍册,并编组保甲,委派保正,排(牌)头等,分任其事.已办峻者有拉萨川帮,回帮,江达汉户,孜塘汉户.现拟第二步,举办人民团体总登记.12(埘可见,江达保甲还是完成驻藏办事处任务比较有力的一个地方.1950年夏季随军进藏的新华社十八军支社和十八军军报的记者,于1951年9月21日,在工布江达一带的一个村庄无意中遇到一位汉人,名叫罗长生,今年60岁,讲述工布地区的达孜仁真寺是汉人寺庙,持有满清政府驻藏官员发给的执照,不纳粮不出差;藏

19、人杀死汉人,须赔棺赔命价,严办凶手或予抵命;汉人杀死藏民,由师爷(汉人的一种社团组织,工布地区的组织设在太昭,负责人通称师爷)处理,藏人不能过问.这一记载所反映的内容,有所言过其实,乡约等虽然有一定的汉人内部自我管理能力,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远远达不到发生了刑事案件而当地政府却不能过问的情况.所以,工布江达的保正制度与拉萨,孜塘等地一样,受领导于驻藏办事处,是汉人社区的一种自我管理制度.它与旅藏汉民登记制度互为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强化办事处管辖在藏汉人.(四)工布江达汉人的组织忠义会在临近的昌都城,汉人成立有孝义会等组织;拉萨汉人有土地会等组织,参加的汉,回族成员多,经常开展活动之所以

20、如此,在于孝义会,土地会等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如民国中期昌都孝义会积有基金大洋大数千元,董其事者均为地方上有力之汉人.比较而言,江达忠义会规模要小一些.1946年3月18日,江达汉人乡约梁成栋率领牌头李庆云,崔高云,以及瞿定安,丁生等呈报办事处,请求捐助,原文如下:呈为呈请悯年民艰准予补助基金以资团结事.窃江达汉民等留居江达以来,生活窘困,所可维系人心者辛有忠义会之组织,汉民数十户得以团结一致.惟向有少数基金,颇难应付,故不得不恳求长官大施仁慈,恩准捐助基金,使江达全数汉民老幼均沾厚泽于无既,誓当永久感激矣.处长沈宗濂迅即批示同意捐助该会基金藏银壹千两,要求以此作为基金,生息以备应用,每年年终将

21、收支情形呈报l35).工布江达忠义会此后的情形,目前尚未发现有记载的史料,不得而知.(五)江达小学及其所反映的当地汉人情况民国中后期驻藏办事处在工布江达开办的江达小学,稍迟于驻藏办事处在拉萨开办的国立拉萨小学,根据档案史料,约筹办于1940年夏季.办事处处长孔庆宗早年参加五四运动,毕业予北京大学,1926年任中国驻比利时副领事,同时就读于布鲁塞尔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等多所学校,堪称是一位学者型行政长官,因此对于兴办教育特别重视.当时西藏没有新式学校,在藏汉人对于内地文化了解减少,30年代末到西藏实地考察者指出:旅藏汉人多已娶土妇生子女,其子女且不懂汉语矣.

22、此种情形在交通路线上之较大地方,如昌都,江达等处,所在多有.126)孔庆宗指出: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不但藏人不接受中国之文化,而旅彼汉民,反受英人之奴化教育,他对工布江达等地汉人受教育状况的现状深表担忧,他认为,教育为发扬中国文化之工具,而于此等特殊区域,实具有莫大政治作用也14(P.479).孔庆宗因而要求在西藏发展教育,发扬其政治作用,提高在藏汉人的教育水平,促进汉藏人民的发展,促成汉藏问题之早日解决,并抵消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可见,孔庆宗重视发展教育,力图通过教育,促进在藏汉人的发展,为消除西藏地方与中央的隔阂,发挥相应的作用.开办一所学校,缺少不了教材,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孔庆宗对此都有

23、考虑.早在1940年5月,孔庆宗针对江达有汉民数十家,自壬子变后,久失教育,身为汉民而不解汉语,不识汉字的现状,开始了教材,师资的筹备34西南民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工作.他于23日电报给即将进藏的大刚法师,请其购买初小一,二年级国语教科书各百册,顺便携带进藏,大刚法师购买了300册.师资方面,孔庆宗考虑在创办之初,由精通汉藏两种语文,在江达邮局担任书记,月薪是藏银九两的当地汉人马文才担任.所谓江达邮局,系西藏地方政府邮电局藏话扎康在江达的分支.孔庆宗上年与马文才在工布江达见过面,对他了解较多.马文才,祖籍四川巴县(现属重庆市),曾随从驻藏大臣办事,后一度依靠有早年汉属关帝武

24、庙香资,年种青稞地一块维生,后来在江达邮局担任书记,1939年邢肃芝进藏时曾与他有过往还.1940年10月,马文才致函孑L庆宗,请代向噶厦请准租用关帝庙旁土地耕种以救家口,邢肃芝对马文才评价甚高,认为他精通汉藏两种语文.孔庆宗借此时机萌发了以马文才为师资在当地开学的想法,他12月413批示道:此等事小,现不便提说.如该汉民生活困难,目有余暇,不妨在该地设关教汉民儿童略识汉文汉语,兼收藏人儿童之愿学者,书籍由卒处赠送,并按月津贴该民藏银五十两以酬其劳,但该民须每半年将教学情形向本处具报一次.5日,驻藏办事处职员刘桂楠准照指示,复函马文才,准予开办.马文才在江达邮局担任书记,月薪是藏银九两,现在,

25、开办江达小学,月薪增加了藏银五十,相当于月薪上涨了五倍多,而且,原来在江达邮局担任书记的工作仍然保留,所以,马文才更是欢欣鼓舞,踌躇满志,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味,准备下气力投入当地的初等教育事业.消息公布后,招收汉民子弟相继而来,均有欢感恩德,首批报名人学者18人,几乎是当地能够人学适龄者的绝大多数,这表明当地汉人子弟对办学的欢迎.民国二十九年藏历十一月初十日(1941年1月),江达小学暂借邮署开设学堂,暂以前存旧书忠经,孝经,百家姓,弟子规等教之,正式开学.收到驻藏办事处从拉萨邮寄来的书籍,笔墨后,江达小学改用内地通行的初小一,二年级国语教科书为教材.同时,驻藏办事处批准同意学生有愿学藏文者,

26、亦酌予兼授.第一年报名江达学堂小学生18名,实到江达学堂十五名,即首批入学江达小学的小学生共15名.这l5名小学生中,除了来自内地籍贯不明的二人外,其余均来自川陕两省,其中来自四川省的有11名(分别是成都县人4人,华阳县1人,金川4人,川北2人),占已知省籍13人的84.6%;来自陕西省的有2人,占15.4%.第二,三年分别有3个学生入学,其中,马月英(14岁,兼学藏文),马桂英(17岁,学藏文)姐妹为成都县人,何天明(1I岁)为华阳县人.1月21日,孔庆宗致电重庆,向委员长吴忠信报告本月在江达成立小学,学生二十余名,派当地文理清通之汉人马文才担任管教.孑L庆宗赞扬马文才热心教育,殊堪嘉许,并

27、批示近世教育,男女并重,旅藏汉民,无论何家女生,皆可兼收.不久,女生马月英,马桂英人校学习.随着影响的扩大,25岁的当地藏族青年,江达富户,小乌拉头目桑荣登,性喜汉文语,也进学堂学习汉语,由于还要忙具体的乌拉等事务,桑荣登间每日人学一次.因此,江达小学唯一的教员,事实上也行使校长之职的马文才,在1943年藏历3月8日呈报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度办理情形的报告中总结道:学生大部分系汉族子弟,亦有住居本地,大部分来自乡间.以后,驻藏办事处还拨款为小学购置所需桌椅,为学生后买食品,氆氇,津贴部分极端困难的入学学生,在当时抗战建国极为困苦的情况下,指导,支持江达小学办学并发展.江达小学开办后,为了检查该校

28、的办学实际效果,除了审查教员即事实上身为校长马文才的报告后,驻藏办事处先后派遣了办事处职员蓝技师,苏大成,吴三立共三批次前往查看.如办事处科员苏大成视察学校后在报告中汇报:江达小学,职已亲往参观,并试考各生之汉语汉文,大抵汉文尚能背诵,汉语则仅能作简单之问答,惟在此僻乡有此一校,亦殊可珍视也.纯系马文才及梁乡约等招来(学生)各生至为可爱,精神殊佳.1944年12月,办事处科员吴三立视察后,也有类似评价.可见,江达小学设立后,进展顺利,得到当地汉人的拥护.这也说明,江达小学办学基本值得肯定.由于该校唯一的教员马文才在1944年初病逝,继续开办江达小学产生了困难.后来虽经驻藏办事处的多种努力,如曾

29、有以工布江达汉人乡约梁成栋,牌头李庆云,崔高云等继任该校教员的提议,但终因种种原因,该校于1945年初正式停办.西南人类学?康藏研究35(六)工布江达汉人对民国中后期西藏时局的认知与理解民国中期的西康藏族青年指出:西藏民族安于耕牧,除少数高级僧侣精于佛经外,其它平民什九未受教育,不独不识英,汉文字,甚至藏文亦多不知.其它国内政情党义,无人知晓.-】相比之下,当时工布江达汉人对于民国中后期西藏时局的认知与理解,并不比当地藏族民众高超,二者认识水平大致相当.民国以来,由于西藏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起伏,西藏地方曾一度严格封锁内地的交通,使双方联系不畅.但是,当地汉人还是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消息,力争维护

30、自己的利益.工布江达的汉人社会,对于当地汉人的利益还是比较关心.1941年,工布江达汉人牌头马志才被击毙,汉人乡约,工布江达小学教员马文才等均要求还以公道.驻藏办事处派人去工布江达调查,发现此地汉人对此案关心异常.职多方慰籍之,嘱彼等安心静待中央解决.10(P.69-70)尤其是马文才对于马志才案,彼在此主张激烈,殊遭藏方不满,曾有取消其邮书职务之议.嗣后藏方为息事计,未予实施.1944年初,在去世前两周,马文才仍然致函驻藏办事处,回顾自己命途多桀的人生,感叹自己顾全大局,而比上年马牌头毙命一案,民才讼公受气,众番撤销我邮目之举,而乡约受屈,其小事不得不声明1.叭).由于史料的缺乏,此案后来如

31、何解决不得而知.1941年1月,第五世热振活佛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19121947)宣告辞去摄政一职,亲英分子的头领第三世达扎活佛阿旺松饶土多丹贝坚赞(18701951)上台摄政.达扎活佛上台后,西藏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开始逆转.1942年夏,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所谓的外交局,孔庆宗上报中央后,国民政府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的行为予以了严厉驳斥,但西藏地方政府仍然狡辩,孔庆宗由此甚至建议:(1)派飞机到昌都一带侦查,藉词习飞山地,通知藏方不得开枪,以免自卫投弹,同时,令青,康,滇军越境,以为配合;(2)密令青,康,滇军以地方冲突形式,一举攻占昌都,等待中央进一步命令.】眦啪国民政府没有明确表示是否采纳孑

32、L庆宗的建议.到了1943年,五世热振活佛与摄政,三世达扎活佛的矛盾开始显现.一心内向的热振活佛希望达扎活佛到期履约还政,并寄望国民政府能够在还政上给予帮助,支持他掌握西藏政权.热振活佛的协德心腹雍乃喇嘛(18871947)还具体向驻藏办事处提出了务请国民政府派军队和飞机支持,强行迫使达札还政的要求.为了强化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压力,国民政府还是下令青海,西康等省军队有所行动.5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到国民政府外交部抗议国民政府军队在青海南部以及离昌都约三日的地方集结,要求国民政府做出解释,蒋介石在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批示中愤怒地指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绝不受任何国家预问.英国如为增加中英友谊,

33、则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20略上述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辗转传到西藏各地,工布江达的汉人社会也有所反应.4月,在工布江达调查的驻藏办事处职员就在该地汉人中听说,有所谓青,康均已增兵,中央飞机已至昌都一带飞行示威者,因而,调查组得出了此地谣言甚炽的结论.加】(出现这一状况,一方面固然与在藏汉人长期生活在边疆,得知消息渠道有限,孤陋寡闻,消息闭塞5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地汉人辗转得知五世热振活佛与三世达扎活佛的矛盾,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态度的变化有所关联,正所谓无风不起浪.(七)工布江达汉人仍然保持原来的风俗民国时期工布江达的汉人在当地生活基本都有一代或者数代,他们部分接受了当地的

34、藏文化.如前述江达小学的教员马文才,其妻子为当地藏族,唯一的儿子就在拉萨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为僧,自称为干殿寺和尚子;当地出生的汉人第二代,普遍不会汉语汉文,通用藏语文;生活上也当地化等等.当然,他们在接受当地藏文化的同时,仍然保留着一些来自内地的文化习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依照汉俗,实行土葬.民国时期的当地汉人,按照内地的风俗习惯,实行土葬.如1944年初,马文才病逝后,工布江达乡约主持丧事,依照汉俗于二月初二日安葬,并且超荐诵经,同时,上报驻藏办事处.l01)这与邢肃芝所说至于旅藏的汉人,死后往往仍是装棺材殓葬,保持原来的风俗5J(149),完全相合.36西南民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35、版)2011年第1期因此,在工布江达一地有相对集中的汉人墓地,这点类似于拉萨,昌都,日喀则,洛隆宗等地的汉人,均有墓地,大多至今尚存遗址.如拉萨汉人墓地位于拉萨市东郊纳金乡藏热村北面山麓,规模较大,还有土地庙等残存.工布江达一地的近代汉人墓地,现存于工布江达县的太昭古城(现属工布江达县江达镇,习惯称太昭村)西南面,尚存有清代末年,民国时期去世的江达汉人的墓地,共有150余座坟墓,部分坟墓还有清晰可见的碑文,上面详细地刻画着死者的姓名,修墓年代及立碑人姓名等信息.从现存墓碑上文字看,立碑时间最早为嘉庆年间(17961820)的墓碑,尤其以光绪和宣统年间(18751911)为多,墓碑上分别有光绪二

36、年四月初五日故,清显妣松潘中营战兵张公讳永禄之墓.孝女春桃,宁秀,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申时立,清故蓝富裕恒之墓,大清宣统二年七月初八日申时立,清逝陈母讳央金之墓.孝男,孝女等叩等字样.前者是四川松潘清兵张永禄的两位女儿为他立墓碑;后者则说明陈姓男子与当地藏族女子央金结婚,并生有子女.墓碑的孝男,孝女字样,表明内地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被传承.其二,建有关帝庙,财神庙等内地汉人寺庙.孔庆宗驻藏时指出,江达早年汉藏和合之时,汉属房屋,菜园及关庙,并财神庙,回教之地基,租种稞麦,公地亦有数处_】叫.可见,晚清工布江达建有关帝庙,财神庙等汉人寺庙.到了民国初年,财神庙毁于战火,房屋也被毁不少,但是,

37、菜园及关帝庙得以保存下来.开办江达小学后,小学生每天早餐,午后在关帝庙教汉话.关帝庙,当地人又称格萨尔拉康,当年在此地的汉人亦人乡随俗,赞同这一称谓,其庙位于古城内大杨树旁,为全木质结构,留有敬献宝炉石碑;庙周围建起了藏式自塔和转经筒,现庙中未供奉关帝,供奉的是赞神巴瓦七兄弟的唐卡;庙会也改在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的萨嘎达瓦节,此时大约是内地清明节前后,当地群众会在关帝庙集会,举行祭祀活动.近年来,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传承文化,对关帝庙进行了大力维修.其三,举办年度性的内地庙会,如单刀会等.档案记载表明,工布江达汉人有季节性的单刀会等集会m】(.限于史料缺乏,暂时难以有进一步的论述.民国时期单刀

38、会等在拉萨汉人社会盛行,全体汉人夏历五月十三日相聚于关帝庙,庙会名为十三单刀会意为关公的磨刀盛会.在会上,除了供拜关公之外,也商议一些汉人群体共同关心的事.江达的单刀会与拉萨等地应该大同小异.以上三点可以说明,工布江达的汉人社会在多个方面尚能延续内地汉文化,确如邢肃芝所目睹的,江达的汉人社会,仍旧遵守着旧习俗.结语复原民国时期工布江达县汉人社会生活的大致轮廓,可以发现:第一,民国史料所谓江达汉人这一工布江达县的汉人群体,实际上是指居住于该地的藏族以外其他多个兄弟民族的共同体,包括汉,回,满,纳西,蒙古等族.自古以来,汉族人居西藏及藏族移住内地,各民人员往来,情意绵长,不断于史.除了藏族与门巴族

39、,珞巴族等世居民族外,汉,回,纳西等多个兄弟民族于史上先后迁居于西藏.所以,近代时期西藏多个地方在主要居民为世居的藏族之外,亦有汉,回,纳西等族,且汉人在当地与藏族等其他兄弟民族通婚引.在所谓汉族墓地出现的清代,中国是以满族为最高统治上层的多民族国家,如藏族学者指出的,当时清军本身就是一支由满,汉,蒙等多民族组成的军队【24J,因而所谓汉族墓地,实际上是笼统的说法,也包括了满,汉,蒙等多民族组成的军人,以及部分纳西等族民众的尸骨.而且,近代以来的在藏汉人,尤其是民国史料,往往广义而言兼指汉族,回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包括旧有与新到者.现今的工布江达县江达镇太昭村,以往被视为汉人的两户人家,其祖先和

40、姓来自云南丽江等地,就是纳西族.因此,勾勒出工布江达县所谓的民国汉人群体,实际上是复原居住于该地的藏族以外其他兄弟民族共同体的生产生活史.这可以说明,在近代祖国内地面临着内外交困,边疆危机的多事之秋,藏,汉,回,纳西等兄弟民族的交流,仍然延续着历史上形成的惯性,并未因此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勾勒出工布江达县所谓的民国汉人群体的历史面貌,可以个案的形式清晰地展示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来,西藏地区的藏,汉,回,满,纳西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自然交融,以及从古代到近代共西南人类学?康藏研究37御外侮,同建家园的事实,并将此构建成一个多民族特别是藏汉民族长期在西藏共生的清晰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事实在1959年

41、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其重要性,恰如陈玉屏教授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建构民族历史记忆历程后所指出的,我们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许多民族历史记忆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中华民族长远的利益,这值得学界深思.第二,工布江达县地处康区,卫藏的交叉地带,也处在川藏大道即所谓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因此,在此居住的汉,回,纳西等族较多.清代以来,西藏各地沿交通线居住,是当地藏族以外居民的重要分布特点之一.这里的汉人群体在人数上不及金沙江以东的康定,巴塘等地,甚至比不上金沙江以西的昌都,洛隆等地,因而在保持内地汉文化等方面也不及康定,巴塘,昌都等地,但与拉萨,日喀则,泽当等地类似.这似乎体现了工布江达一地处于康区,卫

42、藏之间的工布地区的过渡地带特征.第三,民国时期工布江达县的汉人,所从事的社会职业,如小商业,小手工业(裁缝,泥瓦木匠等),蔬菜种植等,大都为当地生活所需,因而与当地藏族民众在经济活动上能够互补,促使二者相互需要,这是当地汉人能够与当地藏族民众和睦共处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刘赞廷所揭示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边务大臣移民开垦川边,适程凤祥克服闷空,扎宜等西藏东南地区,即率领由四川招募之垦夫前往开垦,一开始,土人拒之,程以兵力威之,未及融洽,盖汉人女人能以裁缝,男子内有泥瓦木作等匠,悉为土人所需要,由此和蔼.)此外,工布江达小学的开办,系驻藏办事处继1938年开办拉萨小学后,在西藏开办的第二所小

43、学,为以后昌都小学,日喀则小学的开办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经验与教训.比较驻藏办事处创办的昌都小学于1942年9月开学,有学生30余人,但因种种原因,开学不到两个月就被迫停办;以及驻藏办事处1942年计划筹备设立亚东小学,日喀则小学,但都未能实现而言,江达小学的成效不容低估.这也是当地汉人日后有所影响的原因之一0第四,民国时期工布江达县的汉人社会主要是清代该地汉人的后代,他们经历了1911年清朝灭亡后的政治与军事风波以及民族关系的调整等考验;而民国时期工布江达县汉人的后代,至今能够在当地安居乐业,其影响尚未完全消失.现实状况是历史合符逻辑的发展,在当今的工布江达县江达镇太昭村,民国中后期活跃过的汉人乡约梁成栋等人的后人仍然在当地生活.梁成栋是成都人,与当地藏族女子结婚,生有儿子梁金星;梁金星长大后,亦与当地藏族女子结婚,生有儿子阿牛,被称为果果阿牛,果果者,汉话哥哥也.2009年夏季阿牛尚健在,时年69岁.他回忆说自己的爷爷,父亲曾在乡上有官位,就是指其祖父,父亲曾被驻藏办事处委任为工布江达汉人乡约.民国时期工布江达汉人群体的存在,可证实学者研究民国西藏地区汉人状况后所得到的结论:汉族移住藏地,或藏族人居内地,自古以来史不绝书.双方人员往来,血统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