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中国儒商与日本町人伦理思想的差异毕业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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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题 目 议中国儒商与日本町人伦理思想的差异姓 名 所学专业 汉语言文学 准考证号 指导教师 日 期 2012年4月 目录摘要5关键词51町人时期的产物71.1町人文化的产生71.1.1町人与商人的关系71.1.2商人的独创性72 町人文化的表现形式82.1町人浮世绘82.2町人时期的文化82.3俳句社团93日本町人与中国儒商的概论103.1 町人与儒商的共同背景104 町人与儒商对“仁”的理解104.1“仁”为商人必备之德104.2“仁”为本115町人与儒商对“义利”的理解125.1义利观之说125.2以义统利，义以生利125.3诚信136町人与儒商对“俭约”的理解136.1町人对俭约的概念

2、136.2儒商对俭约的概念147町人与儒商的社会生存背景导致差异的产生14参考文献16议中国儒商与日本町人伦理思想的差异摘要:日本町人与中国儒商所处的历史时期相近，虽然各自伦理思想都具有儒家文化的背景，但是由于价值观、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异同，因而导致其各自伦理思想的差异性也较大，对二者的伦理思想等进行深入比较，有助于更加准确的理解二者伦理思想之异同。 在价值观上，日本町人具有典型的功利主义特性，在经商过程中町人视金钱为“万物之尊”认为世界上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了，在义利的理解上町人认为“义即是利”,“利即是义”为极端强调“利”的重要性而混淆传统的义利界限。 在道德意识上，日本町人不仅将“信义”“俭

3、约”作为经商营利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使其上升到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层面。而儒商对诚信俭约的理解和认识只限于在经商营利过程中，只是将诚信俭约作为本阶层的道德要求，并没有使其上升为社会责任的层面。 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处于时代相近的商工阶级却形成了不同特点的伦理思想。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各自伦理思想的异同，从中也反映出中日两国思想家面临相近课题不同的思维方式。关键词:日本町人;中国儒商;伦理思想Abstract: Japan Cho people and Confucian China historic period close, although their ethical thought

4、 is Confucian culture background, but because the value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hich lead to their respective ethical thought difference is larger, the two ethics in-depth comparison, contribute to a more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milarities

5、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wo ethical thought.In the concept of value, Japan Cho people ha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tilitarianism, in business process Cho people depending on the money as a universal respect that nothing in the world more important than money, in righteousness and understandin

6、g on CHO argued that justice is the benefit, benefit is righteousFor extreme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Li and confusing traditional righteousness advantage boundary.In the moral sense, Japanese Ding will not only faith and thrifty a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business profit, but also its rise to s

7、ocial mora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vel.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grity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f the business is limited to the exploitation process, just honesty thrift as the class of moral requirements, did not make its rise to the level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With the Confu

8、cian cultural circle of China and Japan, at times similar to the class has form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ethics. By comparison, we can see their ethical thinking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rom which also reflects Sino-Japanese thinkers faced similar issues in different ways of think

9、ing。 Key words: Japan Cho people; Chinese Confucian; ethics thought 1町人时期的产物1.1町人文化的产生 公元18世纪末，在日本，城市生活中的相当大的范围内，很难区分武士和非武士阶级的贡献。但是，仍然可以说有一种明显的、起源于大坂、京都和江户这种大城市的町人文化。正是在德川时代，城市人口第一次有条件、有闲暇来支持一个和贵族的艺术文学传统完全不同、群众参加的文化。町人在他们的城市居住区中有自己的艺术和娱乐，给这个国家的文化整体增加了生机。他们的文化显然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在社会环境中，局限于它的特殊地位和身份。町人文化和政治或玄学

10、全无关联，其目的主要是追求享乐。 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它逃避“贵族”而追求人性和享乐，对个人的、直接的、情欲的东西十分注重。它的最终目的是“浮世”，即时尚和大众化娱乐的世界1.1.1町人与商人的关系但是，也不能不设想町人的生活就没有理想，或者没有道德准则。商人与工匠生活在义务和追求中，正像武士那样的严格要求。商人自认为有责任使生意兴隆，以便光宗耀祖；工匠则努力保持自己手艺的质量。有一种“町人的方式”督促商人勤奋地为正常利润而工作、并把劳动献给发展商业上。也许是在模仿武士，商人对忠诚对生意的忠诚和节约以免浪费利润，毫不放松。町人生活可能要求高而限制多学徒期和学

11、习期都很长因此，当我们说町人文化是商人追求娱乐和松弛的产物时，要承认其本身还是有严肃要求和实际成就的。首先，町人是赞同价值和给他们行业增光的宗教信仰的。像三井这样的大商人家族，生活上恪守行为准则，其严格不下于武士。石田梅岩（1685-1744）是京都的商人哲学家。他把神道信仰同儒家、佛教的箴言综合起来，成为一种能直接为普通人的日常需要而说教的新宗教。“心学”就是这种折衷主意的名称。它强调要接受自然的社会秩序（即四个阶级），并勉励每人都要终生勤奋、同情与正直。石田梅岩全集（上）第243页。心学认为在自然的安排中，商人和别的阶级同等重要，而他们应当努力随他们的“方式”行事，以便为本行业增光。1.1

12、.2商人的独创性商人的独创性也和某些实际的研究和技术的发展有关。在会计和天文、工程都用得上的数学方面就在提高中出现了像关孝和（1642-1708）这样的日本数学家。他们的能力可以同欧洲同一时代的数学家相比拟。伊能忠敬（1745-1818）在17世纪的测量之后，画出了一幅非常准确的日本地图。在天文学、农艺学、植物学、医学和土木工程方面，改进方法往往是非武士出身的人走在前面。日本历史学家西田直二郎所说的“计算和测量的精神”即绞尽脑汁要解决真正问题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早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町人的活动。2町人文化的表现形式2.1町人浮世绘町人文化的明显形式还是浮世（享乐世界）的产物。它是由供人娱

13、乐的女性、三味线（即三弦）的音乐、民间故事、新戏剧和木版画组合而成的。其中以艺伎为最重要，因为她们既是城市娱乐的中心，也是日本社会传统的特殊产物。作为供人娱乐的职业女性，德川时代的艺者（艺指的是表演艺术）是由高级妓女和舞女发展而来的，它们形成了贵族生活的一部分。到了德川时代，她们才成为新的、更广泛的城市人口能拥有的一部分。在当时的社会，家庭生活无论是武士的或是寻常人的，都没有自由娱乐。这种社会里没有集会、舞会、宴会等男女混合的社交活动，家庭安排的婚姻又没有两性恋爱的机会，职业的、供人娱乐的女性就有重要的功能了。艺伎和她提供的环境就提供了妓院以外的、唯一的男女交往的机会。在新的城堡成立、京都和大

14、坂的新城市社会扩张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城市开始产生它自己的文学、艺术。文化史学家划分为两个鼎盛时期：元禄时期（1688-1705）和文化文政时期（1804-1829）。在第一个时期中，京都和大坂是主要的中心；在第二个时期，江户成了更加精致但稍欠生气的城市生活的中心。因为浮世绘大多数在元禄时期就达到了创造高峰，习惯上强调这个时期，而把第二个时期忽略。 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3页。但是，町人文化的发展是绵延不断的，后来町人和武士的成就越来越融为一体，这在历史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2.2町人时期的文化在德川时代早期，为大众阅读的短篇故事和较长的小说，以极大的生命力发展着。这是町人

15、富足和悠闲的表现，而各阶层中读书识字的人也增多了。到了18世纪，主要城市中，出现了谋利的出版业，出版社也罗致到了作者和插图画家，出版言情小说和附图解的有关娱乐区的介绍。他们常以最巧妙的方法逃避幕府官员的检查。这种文学作品很像现在的普及本，主要是描写勾栏生活和爱情故事，它专门写町人中的花花公子，这种人很熟悉艺伎的住所或漂亮的艺伎本人。这种文学常是黄色的，并受到查禁。井原西鹤（1641-1693）是大坂商人。 李洪学：井原西鹤与町人文化，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75页他在浮世草纸（即浮世故事）方面是头号的大人物。他本是写连歌的天才，到晚年转向性的专题。他的好色一代男于1682年间问世，

16、叙述一个早熟的男青年，在日本享尽了爱的可能后，在60岁时坐船前往“妇人岛”。他的好色一代女讲一个女人如何一步步地堕落为佛寺中的妓女有些像英国作家笛福笔下的女主人公莫尔弗兰德斯（从一个贫苦天真的女人堕落为窃贼，最后流放到美洲）。1687年井原有转而写作武士社会中同性恋的故事。在这些故事被禁之后，他开始写作有关商人如何成功的提高道德的故事。他的日本永代藏描写成功的商人及他们如何赚钱。他对日本文学的贡献在于他的现实主义和乐天的主题。他的作品是真正的商人文学，描绘了町人的生活、价值和弱点。 通俗文学和许多需要作广告的夜生活场所的出现，刺激了通俗画家的工作。因为日本人仍然觉得木板对刻书最方便，它自然就成

17、了流行画的基础。木板画浮世绘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开始，它只是简单的线条加上在长崎从中国学来的上色新技术。到17世纪末，改进为用多个木板印出极复杂的线条和颜色。木板画的产生是为了实用和大批量生产的目的，作为书的插图、戏院或艺伎院的传单、名胜的纪念品等。因此它被看成是粗俗而没有永久价值的。直到德川时代末，木板画才被承认为值得欣赏的艺术品。有讽刺意味的是浮世绘是在欧洲首先得到重视的。在板画艺术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菱川师宣（1616-1694）。铃木春信（1725-1770）把处理颜色的精巧方法又提高到了新水平。葛饰北斋（1760-1849）和安藤广重（1797-1858）画风景和名胜，他们画

18、得雄浑有力、惟妙惟肖。 2.3俳句社团一般说来，武士只是悄悄地涉足浮世世界，而诗歌则把德川社会的各阶层联系起来。这个时期最主要的诗歌形式是短的俳句，它用5-7-5个音节写三行诗。俳句在日本成了最流行的诗歌形式，因为它既是低级的也是高级的、既是严肃的也可以是幽默的。事实上在德川时代发展了几种俳句，例如一种滑稽的叫狂歌的俳句，是讽刺诗甚至是对社会的抗议诗。但是，最引人注意的是一种称为俳谐的严肃俳句，形式上虽然简单，但却有着深刻的表现力。德川时代的严肃俳句诗人，来自社会各界，有武士也有町人，但最著名的是与教士或武士学者有关的。松尾芭蕉（1644-1694）是第一个最伟大的俳谐作者，他生来就是武士，接

19、受过良好的教育，然后选择了四处流浪的隐士生涯。他受徒为生，常常在国内旅行，用笔抒发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他的诗带有典型的佛教色彩，对自然和人的变化无常充满忧伤。他的奥之细道是他在日本北方旅行的记录，包含着他最好的诗作。后来的诗人继承了他的风格，并发展为一种更有系统的形式。在这些诗人中，与谢芜村（1716-1783）和小林一茶（1763-1827）写出了一些完美的俳句。 要看日本广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如何改变，最好就是看大城市的“俳句社团”。在这城市环境中，一方面是为大名服务的官吏生活，另一方面是商人寻欢作乐的区域，二者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和兴趣的融合。这种新的、世俗的、对生活的理性的态

20、度，具有武士和町人双方的特点，并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东西，甚至于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东西。德川的城市文化变得宗教气息很少，也不再把社会阶层分得壁垒森严，这都是在日本前所未有的。3日本町人与中国儒商的概论3.1 町人与儒商的共同背景日本町人与中国儒商所处的历史时期相近，虽然各自伦理思想都具有儒家文化的背景，但是由于价值观、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异同，因而导致其各自伦理思想的差异性也较大，对二者的伦理思想等进行深入比较，有助于更加准确的理解二者伦理思想之异同。 町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5% 一6%，人数约5 0万左右。町人与武士和农民一样，身份上是固定的，不可自由改变。正因为如此町人才形成了一股力量，而且产生了很

21、多鼓吹町人伦理思想的著作，并逐步形成了伦理思想体系。从而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儒商是指有文化教养的，以儒家理念为指导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商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儒为四民只首，而商为四民之末，儒与商有天壤之别。由于封建当权者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人备受贬抑，直到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这种传统的儒家伦理对商人的贬抑才有了很大的改观。“弃儒从贾”蔚然成风，至此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商。4町人与儒商对“仁”的理解4.1“仁”为商人必备之德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对商人有一种

22、偏见，“商社性恶论”。这种偏见也是对商人社会低下的卑视。为此，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主张商人之道为仁。他说:不知商人之道者，则贪婪亡家。若知商人之道者，则应离欲心，勉仁心。 石田梅岩全集（下）第33页。此乃是学问之德。梅岩提倡商人要离“欲心”，行“仁心”，把“仁”作为商人必备之德。这种思想还是对职业的“行”无贵贱观点的发挥。梅岩把商人作为“市井之臣” 来辅助君治理天下，商人在社会机能运转中，具有士农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商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要以行“仁”为道，梅岩特意在“月会”上，以“行仁为本”这一题目，教导他的门人弟子说:我儒以仁爱万物，不杀无益之物。一家有仁，则一国兴仁。尧舜率天下以仁，则

23、民从之。作人处事应以仁为本。梅岩从儒家观点出发，认为只有行“仁”道，才能治家、治国。 4.2“仁”为本商人作为“市井之臣”，对社会起应有的作用，也必须以行“仁”为本。“仁”字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在造就了明清晋商企业及其领军人物自强不息与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优良品格与作风。“力行近乎仁”，晋商的创业者们在商业领域辛勤耕耘，凭着顽强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坚毅拼搏，勤苦创业，节俭持家，积累商业财富，历经数代人、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就了一个个财力雄厚的晋商企业。成功的晋商们力戒为富不仁，坚持“仁厚”之道，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历代主人几乎个个乐善好施，关心公益，据光绪八年祁县志记载:光绪三年，山西

24、大旱灾，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饿死数百万，乔家大东家乔致庸在家乡出巨资贩灾，设立粥棚，救济灾民，救民甚众，受到褒奖;其子乔景俨执掌家业时，慷慨为家乡捐资兴修水利工程，资助祁县中学堂和太原私立光华女子学院创立，向穷人施舍医药等，深得时人赞誉。秉持“仁”道的晋商用自己的“仁”行树起了明清山西企业的良好公众形象，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自然也就赢得了数不尽的有形资产和巨大的无形财富。 太函集，卷三五。毕如明正德年间，安庆潜山、桐城一带发生灾荒，粮价暴涨。休宁粮商汪平山并“不困人于厄”，将自己蓄储的谷粟，“悉贷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清代休宁人吴鹏翔，侨寓汉阳，时值汉阳饥谨，“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

25、至，计之可获利数倍”，但吴鹏翔为救人于水火之中，“悉减值平巢，民赖以安”。为此，“自大吏至郡县咸与嘉奖”。清代歇县商人吴柄也是以“仁心”经商的典型。他“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势阻，辄食为之不宁”。儒商的伦理思想中“义”是经营立足的根本，“信”是经营兴旺的标志，而“仁”则是儒商经营理念的中心范畴。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认为，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爱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即爱血缘之亲;二是爱亲情以外的他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就是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而要实现仁的要求，就应由近及远地爱人，由爱血缘之亲，

26、推及到非血缘之亲的他人。实现仁的途径，孔子认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伦理道德思想被后来的儒商嫁接到经营管理领域，以“爱人”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商经营理念。 周群华：论我国古代历史的经济人及其活动，洛阳大学学报，1996年，1转引自：孔子集语致使儒商在经商过程中着意塑造商家的仁慈形象，如参与娠灾、乐善好施等，培养“洁身自好”“人品端正”的素质以树立商家的良好名声和仁者风范。 5町人与儒商对“义利”的理解5.1义利观之说町人的“义利观”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中井竹山，竹山所主张“利即义”的伦理思想中，其“利”是指“上下共利”，其“义”也是指“上下

27、共利”。无论是庶民只为自己的“利”，还是幕藩统治者只为自己的“利”，都只能称为“私利”，而不能称之为“义，尤其执掌政权的统治阶级，只有做到“上下共利”才是“义”。竹山这种将“上下共利”视为“义”，而否定历来官方以所谓“公利”为“义”的思想，意义十分重大。 石田先生语录第23段，见石门心血，第46页。因为它打破了此前将农工商之“利”视为“私”而将幕藩官方之“利”视为“公”的统治阶级伦理观，为建立以庶民大众为“公”、以庶民大众之利为“义”的价值伦理，提供了理性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利对立起来的义利观。孔子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明

28、确提出“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以义制利”。“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的背景下人们商人的看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义利观在强调义、利对立的前提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义、利的统一性，并且认为主张重义轻利，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从这一点来看，儒商的的义利观，相对儒家传统的统义利观来说，有其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5.2以义统利，义以生利随后在商品经济活动的应用过程中造就了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伦理思想。在商业发展的初期，儒商是崇尚儒家伦理的“义利兼顾”的商人的典型。儒商在追求“利”的过程中，以“义为准绳”，“以义取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而决不能“见利

29、忘义”、唯利是图。儒商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义利观。在一些儒商的传记中，有不少一边求利，一边行仁义的富商大贾。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能够自觉的做到是义利兼顾、义利兼得。儒商在从事商业活动时，所关注的不仅是其商业活动是否可以获利，而且还有其行为是否能够具有道德上的正值意义。以义统利，义以生利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 5.3诚信而中国儒商的“诚信”状况，处于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此有各自不同的估价。但“诚信”确为近世儒商重要伦理。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也都具有诚信的特征。 陈学文：明清徽商经营之道与商业道德，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诚信”作为重要的

30、商业经营理念，在商业交往过程中，由于“诚信”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促成了儒商的事业成功，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而在明末清初的儒商群体中对“诚信”认识和理解的历史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在儒商“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康海在扶风首宾樊翁墓志铭中记商人樊现语云:“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不以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对旧益”的预期，使儒商选择了“不欺”和“诚信”;而“日益”的效果，又进一步强化了“诚信”意识。为了强调“诚信”合理性和神圣性，又进而将之“天道”本体化，上升到根本性伦理的高度。经济行为的相应文化支撑，道德支持只是其中之一，“诚信”又只为道德之

31、一。6町人与儒商对“俭约”的理解6.1町人对俭约的概念“俭约”是町人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的俭约齐家论就是其阐述“俭约”的核心文献。太函集，卷三七，吴伯举记名称即透出浓厚的儒学特色，梅岩在齐家论中论述:町家之事琐细，难用大道言之。吾以为不然。自上至下，职分虽异，其理则一。得心而行节俭时，则家齐、国治、天下平。此焉非大道乎?所言俭约者，毕竟是为修身齐家耳。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以修身为本。修身何有士农工商之别!修身以何为主?乃此心也。若以此身之微而喻之，犹如大仓中之一粒米。然而，成天、地、人之三才，唯心而已。”故士农工商虽职分各异，会得一理，则言士之道与农工商通，言农工商之

32、道与士通，何必四民之俭约要分别论耶?言俭约无它，乃天生之正直也。天降生民，万民皆天之子也。故人乃一小天地，本无私欲，故我物即我物，人之物乃人之物，贷物收领，借物返还，丝毫不为我私，此乃正直也。若行此正直，世间一同和睦，四海之中皆兄弟也。“私欲虽害世，不知此之味而成俭约，皆至吝，为害甚也。吾所言由正直至俭约，则至助人。”“若要守正直，首当远离名闻利欲。”“俭约非仅衣服财器之事，总之，乃非私曲也。教以正心为志，退而应有工夫。” 这些话的关键点，在于将“俭约”与“正直”联系了起来，并说明“由正直至俭约”，而且区分了俭约与吝音。他还有许多论正直和俭约的话，如语录卷十一切忘怀而能守法则为俭约，“圣人七十

33、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随心之所欲亦成天下之法。”他不止一次讲“随法”就是俭约。这个“法”既是“物”之所具有的，也含幕府“实定法”之意，反映了石田梅岩思想的多重性与过渡性质。 6.2儒商对俭约的概念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对儒商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所以对于儒商的“俭约”的伦理思想，还是要从传统的儒家思想谈起，儒家的始祖孔子虽没有很系统地论述过节俭问题，但他一贯主张节俭消费。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是当时奴隶制礼节的一个显著特点，孔子却提倡朴素的礼乐制度和道德风尚。在他看来，“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他认为人君能否守礼制，节嗜欲和尚节俭，直接关系到国家社极之盛衰存亡。对于一般庶民及士大夫阶层，他也同

34、样强调应该用财有制，克俭持家。他提出“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位”“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儒家都“俭约”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儒商对“俭约”的理解，在现有的历史资料的记载中，儒商中的晋商和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的认识到“勤俭”“节约”是经商之根本。深明其重要性。7町人与儒商的社会生存背景导致差异的产生从町人和儒商的各自社会生存背景来看，二者的当时在各自的国度里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基本上相同，都是在当时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重农抑商的观念逐渐的有所改观的前提下，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町人对“仁”和“义利”的理解与儒商却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町人和

35、儒商对待“诚信”的观点，确不近相同。虽然二者理解“诚信”的前提都是指在经商的过程中要“诚实守信”，“不欺不诈”，但在深层次的理解方面就有所不同了。町人对“诚信”的理解是把“诚信”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的普遍意义，上升到了道德层面，诚信在维护商品经济交换安全的同时，也是个人修养和品德的体现。 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7、318页。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诚信”无论在圣人的思想中，还是在国人的道德实践中都不是最基本的道德义务，它必须服从其他的道德原则，信随义走，“讲信”总是和“重义”相联，“背信”和“弃义”相关。“诚信”总是游离于“义利”之外，因此儒商的对“诚

36、信”的理解并没有上升到道德层面上来，儒商的诚信道德总体来说是适应自然经济状态的诚信观，儒商讲诚信的目地，则完全是为了商品经济交换的安全，在儒商“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对“诚信”的不同的理解，虽然是在町人与儒商的伦理思想中一小部分的差异，但也深刻的影响着各自伦理思想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1.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页2.近世都市的建设和豪商，日本历史（9）第162页。3.沈仁安：试论幕藩体质的特点，日本学第六辑，第16页。4.石田先生语录，石田梅岩全集（下）第33页。5.曹天生：中国商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十页。6.孔子：孔子集注。7.宋惠昌：诚信商道之本，民主建设出版社，1997年。8.太函集，卷三五。9.经元善：五哲斋记，居易初集。10.周群华：论我国古代历史的经纪人及其活动，洛阳大学学报，1996年。11.井原西鹤：日本永代藏，日本古典文学大系，48卷，第33页。12.李洪学：井原西鹤与町人文化。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75页。13.王兴国：深入探讨儒商精神。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3月转引自：丰南志第五册显考嵩堂府君行述，第11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