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间唐江商会初探]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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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年间唐江商会初探1 1929年改塘江为唐江,本文所书一律为唐江,部分引文写作塘江.1摘要:本文以民国年间的唐江商会为考察样本,通过分析它在这一阶段的活动,及其前后的角色转化,试图发现近世唐江商会的组织机构变化和社会功能。唐江商会担当的角色主要有二:对外是商人与政府间的协调机构;对内是各行业商人的自律组织。其多数成员关注的焦点是商业经营环境的稳定和改善,如市场体系的安全。但当社会秩序面临危机时,商会也会出来应付变局,承担责任。甚至直接介入到政治变革的进程中。关键词: 民国 唐江商会 功能Abstract:This article as inspects the sample take Rep
2、ublic of China time Tang jiang chamber of commerce, through analyzes it in this stage activity, and its the around role transformation,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modern Tang jiang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organizations and agencies change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The Tang jiang chamber of commerce tak
3、es on the role mainly has two point: Foreign is the merchant and the intergovernmental synchronizing gear; To in is various professions merchants autonomy organization. Its most members pay attention the focal point is the commerci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 is stable and the improvement, like market
4、system security. But works as the social order faced with the danger machine-hour,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lso can come out deals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under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Even involves in directly the advancement which transforms to politics.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 Tang j
5、iang chamber of commerce , function.一、 前言商会乃近世活动显著、影响力较大的社会团体,作为各业商人之中枢组织,向扮演着沟通官商之情以促进经济发展与涉足地方性公共事务甚或卷入政治活动等多重功能。民国年间的南康唐江商会,某种程度上即彰显出些许诸般特征。然不无遗憾的是,就笔者视野所及,已有的关于近世赣南经济社会变迁的研究性文字中1 就笔者视野所及,目前关于赣南墟市的研究,主要可参见:谢庐明,明清赣南农村墟市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变迁,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化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
6、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黄志繁,大庾岭商路山区市场边缘市场: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戴利朝近代赣南墟市变迁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1,却鲜有论及南康唐江商会者。这与其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殊难相称。如言发展呈阶梯形区域性为近世中国社会变迁一大特性,那么,地初赣南内陆偏蕞小邑的唐江,又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一样本之典型个案。基于此,本文旨意即对南康唐江商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做一初步梳理,籍此窥睹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变迁之角色地位,间或也弥补上述研究之疏漏。二、由行会、公会到商会唐江,又名塘江,向为南康一大商埠。唐江位于南康中部偏南,章
7、江主干上犹江北岸,面积96平方公里,1932年保联数为3,甲数为766,保数为54,距县城(蓉江)17公里,距赣州26公里2南康县志,南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1页. 2。追溯唐江的经济成长,就不能不先述及南康。南康,位于赣省南端,扼赣省交通粤、闽之主要咽喉。太平寰宇记有“地接岭南,人安物阜”之称3太平寰宇记,金陵书局版.(此书残缺,故无法查找出版年月) 3。清南安府志亦有“衣冠文物之名臣,财赋舟车之会都也”之誉。由此不难断知,南康在整个赣南乃至赣省之商业地位。南康商业萌芽实始于北宋淳化年间(公元990年),兹此以往,商品交易市场渐次增多,经济趋于繁华。至清道光三
8、年(公元1823年),市场发育已初具规模,作为商品主要交易场所的圩场竟达28个之多,地位渐趋重要。就在南康经济的成长过程中,唐江趁势利便,很快于众多圩场中异军突起,竟而逐渐向南康的经济中心演化。据南康县志记载,至迟在清乾隆年间,唐江墟的发展即已开始且“人烟错杂,庐舍市肆,十倍于前”。其墟市以农历一、四、七日为墟日,墟市贸易异常活跃,赶集人数一般在三万左右,旺季可达五、六万,流动人口几与常驻人口相埒。唐江逐渐为外界与闻。至道光年间,已形成为赣、粤、湘三省九县附近30多个乡镇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地、赣南第一大集镇。就经济学角度视之,地区经济的成长,往往以一定的商家数、资本额、货物成交量、商业活动的辐射
9、范围及强度等变量作为量化指标。有清以前及清季唐江商家及交易之确数已难于追及,但民国年间的一组数据可为我们提供可估算其发展的大致态势。据载,1927年前,唐江经商业户资本在万元以上者有20多家,其余则千元或数百不等。1935年前,唐江有60多家布业商店,年交易额约为2,696,200毫洋。到1936年,唐江有贸易商店达700余家,而作为县城的容江仅仅只有343家。民国三十四年(1945)以前,唐江墟布业店有50余家,年交易额达2,028,200毫洋1南康商业志,南康市商业局编.1。就商业活动辐射范围看,唐江商业之辐射半径并不以赣南为限,而是逐步实现跨地区跨省际的流动。据清道光三年(1823年)五
10、修南康县志载:唐江墟场经营的商品有从遂川、万安等县来的油米、茶叶、金橘等;有从吉安、樟树来的棉花、黄豆、麦饼、布匹、生姜、洋纱等;有从上犹、崇义等县来的竹木及其制品,本地产的农副产品近销赣州、吉安、樟树等地,远销竟达南昌、广东、南京、上海等地。以致至同治年间,“临犹川为市,商舶尾衔,市廛鳞接,为虔南大镇”2 清同治,南康县志. 2。由上述分析可知,由清季乾、嘉而后至民国初年,为唐江贸易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阶段,也为其最具经济活力之一时期。而日渐显要的商业活动,又进一步强化了唐江在南康乃至整个赣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无疑的,至少在此一时期,唐江已成为南康的商业中心,也成为赣南最大的墟镇。“小赣州”之誉称
11、由来大抵即因于是。一定意义上,地区经济的成长与商业贸易活动不可分离,而商业贸易与离不开商人之参与,毕竟商人也只有商人才是商业贸易活动之主体。在传统中国,商人卷入商业活动的方式往往是借助封建地缘性、血缘性宗族、行会组织而有以进行。唐江商会亦不例外。若对唐江商业组织做一历时性俯瞰,无疑发现,几与国内所有的商业组织一般,唐江商业组织的演进也经历了一个由宗族性行会、公所到新型商会的变迁。传统商业组织脱胎于具有浓郁宗族亲缘性组织已成学界公论。正如唐力行所指出,最初的商人组织是与商人的自然的组织宗族亲缘组织重合的,亲缘组织进一步发展为商人的地缘组织和业缘组织1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
12、03年第1版,第72页.1。众所周知,家庭乃社会之基本细胞,亦乃社会最为基本之经济单位。自古以来,中国商人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从事商业经营。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业竞争更为激烈。商人在经营活动中仅依靠家庭的力量,已不足以参与较大规模的竞争,于是亲缘性宗族组织、宗族性行会在商业活动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宗族血缘圈是家庭的扩大,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因此,借助宗族势力经商,即可极大增强商人进行激烈的竞争和角逐的竞争实力。在唐江墟市的发展过程中,宗族势力的介入表现的犹为明显,唐江卢氏即为其中的典型例证。卢氏世代以经商为业,利用其显赫的社会地位逐次向墟市领域渗透,几经拼搏,终至拥有众多墟
13、市资产铺舍栈房,或者自营其业,或者赁铺取租。同时卢氏控制并管理着唐江墟市,以至赣南卢氏族谱曾骄傲记载:“卢姓管业者十之八九”。卢氏把墟市看成为“吾祖宗之血食在此,子姓之生业亦在此”2赣南卢氏族谱.2,视唐江墟市为维护宗族生存的产业。因此卢氏把“唐江墟地税尽行收入宗祠收掌”3赣南卢氏族谱.3,卢氏实际上取代了官府牙行。成为唐江墟市的管理者和控制者。卢氏这种借助族氏坐贾敛财之做法,固然与卢氏一族经济实力之膨胀有关,但这种血缘性的宗族组织毕竟与逐渐成熟的商品经济发展是大相径庭的,且不具备普遍的操作性。而伴随着区域性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结构的扩充等以行会为基础自发或自觉建立的业缘性商业组织形式,就成为
14、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大抵在乾嘉前后,贯常的亲缘性商业组织即为商人的业缘性组织所取代4 由于笔者没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关于唐江商人的地缘组织,在这就不做过多阐述.4。以今日眼光看,业缘性行会组织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商人职业化的强烈呼唤,行会、公所等业缘性组织的出现, 在集合人力、物力、正确判断与预测市场需求,调动商人的积极性方面,与亲缘性组织所扮演的功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进步。资料显示民国年间唐江墟市有三十多个商行,如糖行、木行、油行、花生行、生烟行、盐行、牛岗行、猪条行、零布行、米市行、洋纱行、带子行、豆子行、绣花行、菜行、柴行、扁担行、粪箕行、黄麻行、席行
15、、棉花行、瓮罐行、薯藤行等5 南康县志,南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版.5。商业是一种残酷性竞争行为,商行的增加,侧面反映了当时唐江的行会、公所彰显出的活力,即最大限度的维护本业商人的正常活动,增强本业商人的竞争力。 然而,沧海桑田,当西方列强以大炮与廉价商品敲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而后,中国传统社会原有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迁。经济结构的变迁也不得不引起中国原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行会、公所等新陈代谢,以适用近世经济活动的要求。同时近世社会,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也促使由传统向近代嬗变的中国商人,改变原有的认知模式,具备更为开放的心态,以及组建适用型的商业组织,以应付数
16、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行会最终演变为商会。唐江商会就是在这种情势的推动下于1912年成立的。三、唐江商会的结构与功能中国近代商会制度确立于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主要商埠均建立了商会组织,形成了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商会网络,到1949年之前,近代中国商会已经存在了约半个世纪。商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传统中国融人世界体系的历史风貌。因此对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1902年,上海商务总会业已成立,各业行会的成员和新式企业的代表都参加进来了。1908年,全
17、国31个较大城市和135个小城镇都成立了商会,加强了各地商会之间的联系,出现了全省和全国范围内的联盟1 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高教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19页.1。在这种背景之下,南康最早的商会组织唐江商会于1912年在唐江两(元)坛岭成立。也就是说和封建社会商人的血缘宗族组织、地缘组织、业缘组织做了个彻底的告别。1932年,唐江商会改组,并分别成立木业、绸布、纱业、杂货业、中西药业、酒筵业等16个同业公会,而县城商会也仅辖10个同业公会2南康商业志,南康市商业局编.2。1940年,唐江商会第三次改选职员,主席是幸垂铢,常务委员有李侬冰、陈邦庆、康步云等人,执行委员有游维美、蔡荣
18、根等人,监察委员有萧象奕等人,另外还有候补执行委员谢流芳等人。此次改选职员共计34人。见表1:表1:唐江商会第三次改选职员统计表南康籍泰和籍福建籍番禺籍南昌籍平均年龄最大年龄最小年龄卢姓成员64、7%4人1人2人2人46、9161305人资料来源:南康档案局馆藏 唐江商会档案 卷236 由表1可看出唐江商会的年龄结构。对所有职员年龄统计可得平均年龄为46.91,已接近“知天命”的时段,最大年龄为61岁,已过花甲之年,最小年龄为30岁,亦到而立之年。如果说一个组织有所谓集体性格的话,那么其成员的职业与年龄决定唐江商会应属于“老成”的一例。地域结构。其中南康本籍职员占了64.7%,剩余的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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