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与当代社会技术化、信息化问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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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伽达默尔与当代社会技术化、信息化问题张能为安徽大学哲学系伽达默尔是一位具有深刻理论洞察力又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哲学家,他力图在解释学基础上重新确立起久已失落的实践哲学,以此来为西方哲学的近现代发展“纠偏”,以此来分析人类社会文明存在的问题,并进而指明人的真正存在和生活世界的理想状态。这种实践哲学,无论是就其理论本身而言,还是就其社会实践意义来说,都表现出了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代意义。在现代科技社会,人类对自身存在根据与价值基础的淡忘,对理性力量的片面化理解,这从根本上导致了科学理性渗透和支配了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全面的自我异化。伽达默尔作为整个20世纪历史的见证人,他深刻地意识到这
2、些问题的根本之处不在于近现代主导性的理论哲学本身的各种欠缺,而在于人们从哲学意义上丧失了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在人们实践行为和生活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关于人类存在和生活的真正理性反思的实践哲学作基础,因而现代社会生活处处表现出对科技、专家及信息的迷信,在对科学理性的依赖中放弃了对自身存在与生活的责任,这种人的存在的随大流性本质上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它缺乏实践理性思考,没有稳定的理论基础与价值目标。一、“技术的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因素”伽达默尔认为,“哲学就是一种启蒙,但这是反对其自身独断论的一种启蒙”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85页。,“谁要进行哲学思维,谁就不可能同他时代的意见一致。”伽达默尔:
3、真理与方法,781页。那么,这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显然,这不仅指示着人类的哲学运思是永无止境的,它是无限开放的,需要无尽的探索和解释,同时也表明着对于人们现代生活来说,哲学不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说是毫无作用的,相反,它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启蒙,表现出对现代生活的理性反思的作用。实际上,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极需重新启蒙的时代,而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就是以一种公开的启蒙的力量成为了破除现代技术文明迷梦的清醒剂。在伽达默尔看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严重的人类文明危机,其标志就在于人类进入了一个完全以技术起作用的时代,技术知识开始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新的、极
4、端信奉科学的时代”,公众意识转向了科学,以为科学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不自觉地走向了一种科学迷信“科学最终有能力使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服从于科学的控制,从最适合社会的生命中排斥所有的不可预言性。”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130页。 人们相信,人的生、老、病、死,人的生命基础,人的无意识驱动力与意识动机间的和谐,经济衰荣,语言中的理解与误解,总之,人生存在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社会生活、信息选择、公众舆论的形成、战争与和平的行为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都是受科学支配与决定的,科学也能够处理好所有这些问题。这表明,“技术的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因素”伽达默尔:赞美理论,95页。,成为一种新的世
5、界观,人类进入了一个信仰科学的技术时代,这个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切自然关系,人类生活演变成了由科学通过专家团体对社会的一种统治。当然,人们对这种生活状态是不满足的,但根本问题是人们尚不能对它做出清醒的认识和评价。看到现代文明危机的现象并不难,但能够深刻地认识到造成这种危机的内在根源却绝非易事。原因就在于,相比起神学世界观,人是在一种科学意识的基础上树立起了对科技的崇拜和迷信,科学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方面,这使得科技统治变得更为广泛、普遍,也更为隐蔽,人们去接受科学的指导和决定成为人类生活中心甘情愿、理所当然的事情。伽达默尔就是要通过其实践哲学来揭示现代文明异化状况的实质,重新对人类思想做出有
6、力的启蒙与警示,并以此重建起人类生活的精神家园。在伽达默尔看来,“近代科学的方法概念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类理解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解决的对峙”伽达默尔:赞美理论,162页。,科学方法永远只能是服务于科学目的,永远只是达到认识事物的途径,但它却始终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关于如此这般的价值、目的和意义,这只能通过人在生活世界中的理解和解释去实现与落实。这意味着,要解决人类生活问题,必须将其置于一种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的理解基础上,基于人的对自己行为的理性反思上方有可能。伽达默尔指出,“我们的技术文明有着被过分刺激起来的进步过程,我们处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不到我们生活中总体上的稳定和不变的因素。”伽达默尔:科学时代
7、的理性,75页。而人们要对此做出认识并达成一致结论,就需要跳出往往让人们容易沉溺其间的科学技术生活本身,从总体上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理性反思,从整体上对现代科技文明加以批判地克服,这也就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作为启蒙作用的任务。人是整体,要解决人这个整体的生活问题,当然,就必须对人的整体做出理解,对这个整体的生活方式、道路与方向做出思考。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哲学是可以对此任务有所贡献的。从启蒙的意义上说,实践哲学也不谛是一服将人们从科技迷梦中催醒的有效的药剂,它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从整体上对人类行为作出理性反思的意义,认识到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对人类行为所应承担起的理性的力量,它也将再一次使人摆脱科技的
8、奴役,获得心灵的自由,获得对人类实践生活的理性的认识和指导。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由于实践哲学有助于将人类行为的最高目的呈现于理性思考面前,因此,它可以提供一种帮助,以避免在合乎伦理的实用教育中可能出现的某种偏差。”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119页。对于实践哲学的这种启蒙意义与理论作用,伽达默尔有过具体的申述,他认为,在实践哲学中所真正关心的就是,“拯救一种理论基础从而使我们能够处理当代文化的基本事实,亦即,科学及其工业的、技术的利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10页。重建实践哲学,强调实践哲学作为破除科技迷梦的思想启蒙的意义,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尽管近代科学的进步如此高奏凯歌,尽管今天
9、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他们对存在的意识充满了对我们文化的科学预设,然而,继续支配着人类思想的问题却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109页。这表明,要回答人类思想的问题,作为认识论意义的科学理性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它不能解决科学工作本身的目的与价值问题,因此,只有重新回到实践哲学传统上来,回到人类的作为反思性的理性上来,具体地说,就是回到人的实践理性、实践知识、实践智能上来,惟有如此,才能将人类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通过理性反思形成总体的理解,构建出其整体的发展方式、目标与理想。这就要求哲学也必须回到人的现存状态生活世界上去,回到哲学研究的作为理性反思的理解、对话、交流等方式上来
10、。在伽达默尔看来,由于他重新将人类生活问题置于实践理性的反思中来考察,从根本上说置于构成社会理性的实践基础来看待,这就为人们重新摆脱科技对生活乃至对人本身的控制提供了可能,因为,一切现实自由的前提是自由思想的确立,只有从实践理性反思出发,人们才会拥有对自己行为的思想自由,也才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即选择与决定,人的现实存在也才会是自由的。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说,“依靠实践哲学传统能帮助我们用这种方式免受近代科学概念的技术自我理解观的影响。”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40页。如果就科技统治的范围而言,退一步说,即便在人类的诸多领域和诸多活动中,应当承认科技的支配和决定作用,肯定科学理性反思的力量,但是,这
11、并不等于说科学理性是适合于人类所有领域的,伽达默尔就非常鲜明地指出,“我们这个工业社会发展出的对公众意见有计划地进行组织也许具有很大的影响领域并继续为社会操纵服务但它并未穷尽理性论证和批判反思的领域,而社会实践正占有这些领域。”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55页。由于社会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活动,它关系到做什么样的人以及人朝什么方向发展,归之根本,关系到对人的本质与真正存在的理解问题,所以,不能对实践活动做出反思与指导的科学理性,也就决不能对人的存在问题做出有效的正确的总体理解,它不能告诉人们在各种具体情境中应当怎样做,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应当有一种什么公共的目标。在伽达默尔看来,唯有以实践理性反思为
12、基础以探讨人的实践生活问题为己任的实践哲学才能担此重任,才能告诉人是什么以及人应当怎样行为与生活。由此而论,实践哲学既是破除现代技术文明迷梦的清醒剂,又构成了伽达默尔整个哲学工作的中心主题与目标,当然,这两者是统一的,伽达默尔就是要通过实践哲学来使人们从科学理性的控制下觉醒和解放出来,重新将人的生活奠基于实践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并在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中,为人类的实践生活问题作出论述,指明人类生活的应有状态和理想的未来。从根本上说,伽达默尔要以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来将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科学认识活动,将一切理性包括科学理性融合于其中,从而使之真正为人类的存在和生活服务。对于现代社会的人类生活来说,这
13、种实践哲学的重建是十分迫切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伽达默尔说,“把科学的独白组合到交往意识中去这一解释学任务这里包括了训练实践的、社会的、政治的合理性由此只是变得更为紧迫罢了。”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94页。 对自己工作有一种紧迫感,一方面出自对人的关注和对社会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源于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重要性的认识。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对科学技术文明统治下的人的启蒙,更表现在要为人类的生存活动重新奠定理论基础。应该说,就对人类的新启蒙而言,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确实让人们深刻地意识到人在科技生活中所陷入了非我的异化和被奴役状态,重新认识到人的自由存在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人要走出现代文明的困境,必
14、须通过实践哲学的启蒙获得人的自由意识和对社会实践行为的理性反思判断力。而从以实践哲学构建起人类实践生活的理论基础来说,伽达默尔通过其实践哲学也做出了十分有力的说明,这种为人类生活重新确立起精神家园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对人的自我理解,对人的存在与生活价值、目标、根据及其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的认识。但我们从中也能够看出的是,尽管伽达默尔所反对的是对科技的迷信,对科学的神化,要批判的是科学方法在认识真理方法上的垄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人文科学真理性与科学性的诋毁,要取消和否定的是科学技术统治论,而绝非是反对科学理性和科学本身,相反,他是肯定也是强调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的,承认人的存在是与科
15、技文明成果须臾不可分离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有许多人误解了伽达默尔了。从根本上说,伽达默尔并非是一个反科学、反科技理性的哲学家。他所反对的只是将科学理性作为真理的唯一标准,把科学方法作为确定真理的根本方法的思想。就如伯恩斯坦(Rechard J.Bernstein)所言:“伽达默尔批判的主要目标并非科学,而是科学主义。”见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英文版,168页,费城,1983。 ,但是,毕竟伽达默尔是从实践理性与科技理性相对立的层面上来阐述建立在实践理性反思基础上的实践哲学意义的,因此,伽达默尔为了建立起其实践哲学还是表现出了对科学之于社会生活作用与影响的全面的批评,这种过于广泛的批评也就
16、自然影响到伽达默尔以一种客观公正和恰如其分的口吻对科学及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做出正面的积极的评价。究其原因,伽达默尔自己很清楚,他不是不能做出这种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而是为了在实践哲学失落的时代来重建起实践哲学,他必须更多地强调实践理性与科学理性,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不同甚至是对立,这就是一种“纠偏”的自然表现。伽达默尔说,他之所以强调真理与方法(科学方法论),理论哲学、技术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尖锐对立,并非为了从根本上否定科学方法、理论哲学及技术哲学的作用与意义,而是为了“纠偏”的需要。对此,伽达默尔指出,正如笛卡尔所承认的,“使一件被歪曲的事物重新恢复正确的特定结构在于,人们必须
17、矫枉过正。”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38页。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批判了贝蒂等人对他的解释学反思会取消科学客观性的担心(这只是一种天真的误解伽达默尔语);也批判了阿佩尔、哈贝马斯等社会批判主义者只是局限于对其解释学方法论及其规则和规则应用的研究。因为这样做,自然会得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保守主义倾向等看法,但是这却从根本上搞错了伽达默尔的“分析的反思要求”,“试图作为一切理解的结构要素加以揭示的应用的意义”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38页。 ,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对实践的反思并不是技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38页。 当然,伽达默尔的哲学思想是否真是主观的、相对的、保守
18、的,这有待于深入地作专题研究,但其理论所表现出的这些特点,显然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需要更深入地去认识的是,这种理论的表现并不就是理论的真正实质,也并非就是伽达默尔哲学的真正意图,因为对于一种特殊的“矫枉过正”的理论,人们往往必须透过其自然会出现的理论表现,而从总体精神上从理论意蕴上方能把握这种理论的真正实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伽达默尔以其实践哲学力图破除人们对科学的神话,使人获得做人的自由和判断,但伽达默尔在将人类实践活动重新置于实践理性反思基础上之后,却也充分而鲜明地表现出了实践哲学作为启蒙思想的特点充满着理想主义与美好人生愿望等色彩,这也是作为启蒙的期待、憧憬、愿望、祝愿、理想的自然表现。
19、伽达默尔不仅通过实践哲学的分析为人类实践生活重新奠定了理性反思的基础,提出了对实践本身的理性研究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根本,阐明了人的实践生活的性质、方式与基本意义,而且还为人类发展做出了关于未来规划的思考,为未来的人类理想的生活状态做出了具体的描述。这是实践哲学的理想,从根本上说,则是重建实践哲学的伽达默尔本人的社会人生理想的反映。伽达默尔试图通过建立在解释学基础上的实践哲学制定出人类生活的理想目标人们在语言的对话、交流上达成理解,在理解上建立起相互认同的人类共同体,以及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共同目标。以“理解、交流、对话”为基础,构建起真正团结、一致的人类共同体,让人类生活在以善本身为目的的社会中,
20、过一种善的、团结的、幸福的美好生活,这就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是伽达默尔本人的最美好愿望和理想。显然,在现代这样一个异化的充满着相互敌意和对抗的人类社会之中,要充分地认识到伽达默尔通过实践理性反思为人类构建的共同目标与理想的重要意义,理解伽达默尔将理解中的真理的经验与科学方法区分开而与人的存在和传统统一起来的真正意图,注意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这种实用的转向即通过解释学“不断揭示理解的本体论方面,最后导向深化的自我理解、导向自我发展和自律,或者,用比较传统的话来说,导向真正的和完美的生活”加陈艾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对传统的理解”。原载美国东西方哲学季刊。见哲学译丛,1987年第
21、2期,58页。 ,因为,在伽达默尔看来,“人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他超越了实际现存的东西,就在于他具有对未来的意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59页。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伽达默尔关于人类存在与生活的规划和理想是建立在解释学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它形成于人的理解而又实现于人的理解之中,而人要能够相互理解,首先的前提必须是他愿意去做出正确的理解,而这就是人的“善良意志”。对此,德里达就批评过伽达默尔,认为他的理解解释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是以对人的“善良意志”的预先设定为前提的。哈贝马斯也有过类似的看法,认为伽达默尔“从实践上把理解同要理解的东西的解释学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的作法,使他不得不用实践的
22、观点对历史哲学作假想的、先入为主的理解。”哈贝马斯:“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见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74页。对于理解的“善良意志”问题,伽达默尔是承认的,他认为他就是以柏拉图的对善的理念的设定为依据的。但问题是,不在于你约定一个什么样的前提,而在于通过这个前提所发展出的理论是否能对人类生活做出人们愿意接受的解释,而这也就是一种理论的普遍性与合法性之真正所在。我们认为,伽达默尔这类思想家的思想本质上是二战后世界和平发展时期的产物,伽达默尔的“善良意志”与人类的共同目标的理想都是人类生活美好愿望的一种反映。做出这种设定和规划是有助于人类生活的健康和美好发展的,因而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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