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设计）金融歧视,“腐败” 与中国私人企业的增长 基于转轨的经验观察 22912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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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歧视、“腐败” 如将要在文中阐述的那样，这里的“腐败”主要是指转轨经济条件下通过政府行为对不完善的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在其中可能会伴随一定程度的寻租行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官员腐败行为。与中国私人企业的增长：基于转轨的经验观察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转型时期民营企业组织形式与治理结构的研究”（项目批准号：70272017）的一个子项目，本文的初稿政府、政府企业家与企业家中国转轨经济中民营企业资本扩张模式曾在第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得到讨论，感谢邹薇、寇宗来、潘士元、章元、罗长远和樊潇彦等的评论与宝贵意见，当然文责由我们自负。张军

2、 詹宇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200433） 摘要：本文结合不完全契约理论和转轨经济理论，对中国转轨经济下的中小私人企业的资本扩张行为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尽管政府在1990年代后期退出了乡镇企业，而且没有直接参与几乎在同一时期发展迅速的城镇私人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是，政府依然通过本文称之为“政府企业家”的代理人的形式对包括融资在内的企业行为起着广泛的影响。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这一模式的作用机制，并就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然后本文通过一些案例对相关命题进行了检验。关键词：转轨 政府企业家 企业治理 寻租Abstract: In application of incomp

3、lete contract theory and theory of transitive economy, this paper gives an analysis to the behavior of capital expanding taken by medium and small private enterprise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transitive economy in China. This paper holds that,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gave up its control to Townshi

4、p-Village enterprises in the later 1990s and didnt directly take part in the manage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ities which got a rapid development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it still, by the way of agents called “governmental entrepreneurs” in this paper, has great influences to entrepreneur behav

5、iors including financing.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mechanism under this situation, and discusses its effects to the social welfare.Keywords: transition governmental entrepreneur corporate governance rent-seeking一、引言中国经济转轨以国有经济的民营化和本土私人企业的成长为两大基本特征，伴之以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这一切构成了转轨经济的全部内容。由于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使得

6、国有经济并没有像苏东那样在短期内迅速私有化，因此，中国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有着与苏东不同的制度环境，从而其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作为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初期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乡镇企业的成长以政府分权为外部条件（Che and Qian，1998），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地方政府作为所有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和剩余分配。对此，李稻葵（Li， 1996）在他的那篇经典论文中发展了一个模糊产权理论来对政府如何介入乡镇企业获得股东身份并参与经营以及这种介入是否有效率做出解释。为使他的理论具有一般性，他区分了转轨经济中的白色状态和黑色状态，以后者来代表转轨经济

7、中私人企业者缺乏融资渠道和相应的财产保障的情形，此时政府的介入成为企业生产得以继续的必要条件，政府从而获得了股东的身份。他所得到的结论之一是，在一定市场条件下，由于政府的介入导致的模糊的产权结构比主流经济学认为的界定清晰的产权结构更有效率。事实上，魏茨曼和许成钢（Weitzman and Xu，1993），张春、王一江（Chang and Wang，1994）在他们的研究中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他们未将这一思想模型化。朱(Zhu, 1998)首先将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官员区分开来,并考虑官员自利行为可能对乡镇企业治理及契约选择产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层面上，这些

8、文献可能是出于经验上的观察，似乎仅仅局限于解释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作为股东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可我们发现，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的城市私人企业并未大规模地采取政府以股东身份进入企业的方式。而且，乡镇企业在1990年代中后期也大量地转为其经营者所有，张军和冯曲（2000）在一个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分析框架下讨论了改制的条件，并得出了帕累托最优改制区间，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各种因素对改制的影响，并对一些实际问题做出了解释。这样，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1）在转轨经济下城市私人企业发展过程中，不作为股东的政府是否发挥了作用？如果是，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2）城

9、市私人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路径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差异？除上述问题外，本文还准备对城镇私营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福利损失问题进行讨论,讨论范围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员的寻租行为。由于假定政府是企业股东，现有关于乡镇私营经济的文献通常没有对政府介入时的效率损耗进行专门讨论。最近对这一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一篇文献是车嘉华（Che，2002）的研究。在该文中，在缺乏完善的制度环境的前提下，政府所有权被认为是较私有权更能有效抑制政府官员寻租的产权形式。遵照这一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目前城镇私人企业没有采取政府所有权形式是一种较之乡镇经济缺乏社会效率的发展模式呢？本文将遵循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模式，建立一个基

10、于经验观察下的涉及三方的两阶段模型，希望能够给出对城镇私人企业的发展、政府的作用机制以及有关福利等问题的解释。目前讨论乡镇经济发展的文献基本上仅涉及到两方参与人，即政府与企业家。而政府未作为股东参与城镇私人企业经营的事实使得这类模型不再适用于对城镇私人企业的分析。为了建立政府与城镇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引入一个第三方参与人，并将其称之为“政府企业家”。这里定义的政府企业家概念涵义甚广，它不仅仅包括政府官员，事实上，一切能够影响转轨经济下资源分配的个人，除政府官员外还包括国有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中有权力配置资源者，以及与他们联系紧密的诸如其亲戚、同学、战友、朋友等，只要他们介入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影

11、响，那么就可以将其称之为政府企业家。由于他们拥有影响经济资源配置的能力，从而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而且，他们其中一部分会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因此冠之以“企业家”的称呼。而相对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而言，政府企业家可能并不经营企业，甚至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是他们却弥补了转轨经济环境下传统企业家的能力的不足。我们认为，分权并不仅仅带来对地方政府的激励（Che and Qian, 1998），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中央集权程度受到削弱，而与此相对应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这样，原本由中央控制的经济资源处于一种缺乏相应约束的不完全竞争状态下，那些原来处于权力中心实施经济资源配置的人会很便

12、利地获得重新分配经济资源的权力，而作为和这些人员关系亲密的人员也就得以有机会参与或者影响经济资源的分配。事实上，“关系”这一非正式的经济手段在转轨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张军（1995）曾把“关系”纳入经济学分析，构造了关于人际关系的初步的投资模型，并将其运用于分析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现有文献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转轨经济中的“关系”排除在外，或者简单地将其冠之以“腐败”或“寻租”而认为它只能带来效率的损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另外，从经验观察中我们得知，尽管政府企业家们本人可能并不能向私人企业主直接提供其所需的经济资源，如资金等，但是由于他们掌握了资源分配的权力，所以在他们为企业成功

13、融资后，企业往往愿意让他们获得股东身份，即使他们成为股东的那部分股份可能是企业无偿赠与的。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转轨经济中的“关系”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转型经济中的“裙带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尽管在经济资源受到垄断这一点上是相似的，但是由于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转轨路径，大量的经济资源仍然以国有资产形式存在或由国有部门管理，如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等，因此，与苏东国家由于瓜分国有资产而导致的私有产权下的寡头经济相对照，中国社会中经济行为的“关系运营”更加接近于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而且有时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可能是多重的。与本文的分析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寻租。不可否认，政府企业家的所为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带

14、有寻租的性质，但是，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行为所包含的内容要比单纯的寻租丰富得多。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个三方参与人参与的两阶段模型，描述在引入政府企业家时的政府政府企业家企业的融资模式；第三部分运用该模型讨论这一融资模式的运行机制；第四部分讨论政府企业家参与时的福利问题和与乡镇企业的政府所有制的一个比较分析；第五部分列举了三个案例对前面提出的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二、基本模型假设一个简单经济，由政府（G）、政府企业家(E)和私人企业主(A)三方参与人构成，三者均为风险中性者。假定该经济中存在对小企业的金融歧视，即小私人企业主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本

15、，除非通过政府企业家这一媒介。应该强调的是，本文中的私人企业特指那些处于成长和增长期的小企业，它们一方面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有一定的原始积累，但另一方面缺乏资金，而且在转轨经济环境中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不能得到所需资金 处于创业期的小企业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内，因为它们的融资多通过自我积累完成，尚不需要外源融资的介入。假设A从企业经营中所获现金流（）由其企业家才能（）和自有资本（）决定，用表示，且，对，满足稻田条件（Inada condition） 即。这一条件在后面的分析中会非常有用。此外，令企业经营项目成功的概率为，失败的概率为，为外生变量。为简单起见，令企业经营失败后的收益为0。再令的单位报

16、酬率为，企业家才能的单位成本为，企业应上缴政府税收，满足，则A从事生产的期望效用函数可写为： (1 )在（1）式中分别对和求一阶偏导，得到使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我们还强调，A的发展受到和的约束，且这一约束符合短边原则，即如果令和分别表示实际的企业家才能和自有资本，和分别表示意愿企业家才能和资本，那么该短边原则可以写为：其含义是A的效用的最优化是由实际的企业家才能或自有资本来决定的，企业家才能和资本任何一方面的缺乏都将限制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条件十分重要，我们后面的分析将以此为出发点。就一般而言，依靠自有资本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一开始遇到的往往就是资本瓶颈约束。而对于政府企业家（E）来说，

17、其收入来自于为A提供资金 当然，这里政府企业家获得的收入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取得政绩而获升迁等等，并不局限于本文讨论的直接报酬。我们通过区分不同的所有权结构来界定这一收入。先考虑企业所有权归A所有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 E在为A融资成功后或者一次性收取一固定比例报酬。假设E从A处得到的报酬为是E帮助A获得资金的函数，用表示 出于技术上的原因，再考虑到和之间的单调关系，后面有时也用代替. 。E建立融资关系和维持融资能力需要付出成本，令单位融资成本为，则总成本为。所以此时E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2）下面考虑A和E共同拥有所有权的情况，即E作为企业的普通股股东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与上面的情形相比较，

18、一方面E的收益与企业的经济业绩相关，另一方面E将对A施加影响，这一影响必将对企业的经营以及业绩产生作用。为讨论该种情形，我们有必要作如下重要假设：企业家才能是可加的。这一点与Rosen（1982），杨其静（2003）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企业家才能具有不可加性，原因是外部投资者拥有控制权不能提高企业成功的概率。但我们认为，虽然外部投资者拥有控制权不能提高企业成功的概率，但是外部投资者行使股东投票权却能对企业家经营产生实质意义上的影响，而且，在现实当中，因企业内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影响企业正常运转的案例屡见不鲜。基于此，我们假定E的企业家才能为，考虑到对企业的影响可能与A的决策不一致，因

19、此既可以大于0也可以小于0 我们之所以假定既可大于0也可小于0而假定是想表明政府企业家的企业家才能并不一定符合企业的发展要求，如经营管理才能、专业知识等等。，且E付出的单位成本也为，由于既可以大于0也可以小于0，所以在表示E的成本时用上绝对值。这样，E的收益将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关，而企业业绩也是在E的参与下实现的。我们将其表示为令，则上式可写为 （3）相应地，此时A的预期效用函数应为 （4）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如（2）式和（3）式中显示的，我们遵循了谢勒弗和维希尼（Shleifer and Vishny , 1993）的分析方法，没有将政府企业家涉及寻租行为时可能会遭遇的法律约束和其

20、他惩罚考虑在内，这主要是为了凸现政府企业家在转轨经济中的作用，正如谢勒弗和维希尼（1993）所提到的：“对腐败官员的惩罚会改变其索贿数量，却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 Shleifer and Vishny，1993，Corrup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08，No，3，pp. 603。最后，我们来定义政府（G）的效用函数。假定政府一方面通过税收T获取收入，T是R的函数，令，t为税率；另一方面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支出g。方便起见，假设T是政府获取收入的唯一手段。即 （5）以上（2）、（3）、（4）、（5）式是本文的几个核心假设。通过资本，私人

21、企业家才能，政府企业家才能和税收，我们将转轨经济下的私人企业家，政府企业家和政府联系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着重于刻画转轨经济下的企业融资行为，我们的模型省去了实际出资者这一变量，这种省略是有损失的，但有利于凸现转轨经济下的某些特征。在第三部分我们将遵照这一基本模型对不同所有权结构下政府企业家参与时的融资机制进行讨论。三、“腐败”与私人企业的资本支持在本节，我们建立一个两阶段模型，其时序可以用图1表示：时期0A遇到资本约束时期1E设法为A融资，融资合约为（,）时期2A生产出R并在A、E、G之间分配时期t图1在分析政府企业家参与下的融资机制之前，我们先写出私人企业主资本扩张的最优条件作为一个基

22、准，以便在后面进行比较分析。实际上，在仅仅考虑内点解的情况下，我们只要将（1）式隐去下标A并分别对求一阶偏导就可以得到最优条件，即一阶条件为，最优的投资量和由这两个一阶条件决定。（一）转轨经济下私人企业的资本扩大首先考虑存在对中小企业进行金融歧视的情况。由于存在和对A的短边约束，因此扩张期的A在处获得角点解，即受到资本的约束。此时稻田条件应满足，其含义是角点解以外资本增量对R的影响类似于初始资本量为0时的稻田条件。现在引入政府企业家E，他能为A融得所需资金，条件是要收取一定报酬。先讨论A拥有所有权的情形。此时E收取一个固定比例的报酬，假定为总投资的一个比例，即 注意在这里我们用代替了，这是为了

23、计算上的方便。，则A的预期效用函数为，其中同样在仅考虑内点解的情况下，对求一阶偏导，得到的一阶最优条件为 （6） （7）再来看A和E共同拥有所有权的情形。在这里假定E以比例从收益R中分成，即, 亦可表示E在企业中所占的股权比例。 这时A的预期效用函数如（4）式：分别对求一阶偏导 （8） （9）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到：命题1. 转轨经济条件下，政府企业家的参与能够帮助私人企业进行资本扩张，此时私人企业实现的是次优投资量。证明：考虑不存在政府企业家的两种情况：一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另一种是转轨经济条件下。如上所述，市场经济里企业可以获得第一优投资量，由式决定。而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没有政府企业家的

24、存在，企业由于受到金融岐视，所获资本增量为0. 如果转轨经济中有政府企业家参与的话，企业所获投资量由式（6）、（8）决定。比较和的大小，分别有，回忆第二部分中给出的的二阶条件，. 所以有，即政府企业家参与时，在两种所有权结构下的投资量均小于最优投资量。又根据上面给出的稻田条件，所以，由此可得.综上，有. 证毕。命题2：转轨经济下，企业家才能的投入随企业所有权结构差异而有所不同，当政府企业家作为股东参与企业管理时会导致企业家才能总投入的不足。证明：比较（7）式和（9）式，显然有。又根据，有. 证毕。命题1说明，由于转轨经济中存在对小企业的金融歧视，因此小私人企业主们通过寻求政府企业家的帮助来获取

25、资金是十分必要的，尽管此时他们必须向政府企业家支付一定的报酬，甚至有时需要出让一部分企业所有权以作为代价。也是因为这一点最终导致了投资总量是次优的。其实这一问题在不完全契约理论中已有类似的论述，哈特（Hart，1986，1995）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合并都将导致关系专用型投资的不足，原因在于投资收益最终会在各方之间进行分摊，这就降低了投资方的投资激励。而且，回忆我们在一开始阐述的关于中国转轨经济的一个特殊现象，即政府企业家往往并非最终的投资方，他之所以能够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乃至分享企业控制权是因为他的参与资源分配的权力，这一层关系使得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企业治理结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命题2的理论逻

26、辑与命题1相似，其在转轨经济下的含义则是，政府企业家作为股东参与经营管理会降低私人企业主的企业家才能激励。其作用机制除了上述的对经济收益的分配产生影响外还涉及到对私人企业主的个人影响，这可能包括心理上的和情绪上的影响，从而最终影响私人企业主企业家才能的投入 我们在前面假定了约束私人企业发展的短边原则是资本而非企业家才能，因此在获得融资之后私人企业主仍将继续投入他的企业家才能。（二）政府企业家和政府的行为当所有权归私人企业主A所有时，政府企业家E的效用函数由式（2）给出，但此时E的效用却不能将上式对求一阶偏导得到，原因是这里的并非由E来选择，它是资本的需求方私人企业主极大化自身效用的结果，是满足

27、式（6）的值。这样，决定的就只能是分成比例，而则是一个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如果令，则E的参与条件为 实际上，如果考虑到信息上的不对称和E的垄断地位，这一条件是很容易满足的。，即分成比例应不小于单位成本。该条件和对求一阶偏导的结果是一样的，这是由于我们假设的函数形式为线性的关系。当所有权由A和E共同所有时，由式（3）决定，我们同样令，则. 同样，由A而非E来选择，这是因为E仅仅是在为A成功融资后才取得股东身份作为回报。在前面，双方共同拥有所有权时的由式（8）决定，因为，所以也可以由式（8）决定，我们令这一投资增量为. 虽然E不能选择但是他却可以选择极大化其效用。在上面的中对求一阶偏导，得到，极大

28、化E的效用水平的由此式决定，令为. 那么，就由来确定。此外对于A而言，同样由于，所以极大化其效用水平的可以由（9）式决定。若令，只要对R，T给出适当的函数形式，就可以解出满足双方效用极大化的；而且此时我们可以计算出的值，代入，则。综上，我们得到命题3。命题3. 当私人企业主拥有所有权时，政府企业家的报酬通过双方讨价还价的方式来决定；当所有权由双方共同拥有时，政府企业家所占股份比例也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且此时私人企业主可能会面临一个困境，即在自有资金既定的前提下，被分散的控制权比例与融得的资金量成正比。证明：当A拥有所有权时，E所获报酬要求，而是讨价还价的结果。当所有权为共有时，也是讨价还价得到

29、的。而且，对E而言是外生的，由决定。. 、不变时，与成反比，而，所以与成正比。证毕。最后我们来看政府行为。本文中对政府行为的定义比较简单，在对政府G和政府企业家E作了区分之后，本文定义下的政府本身不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这样，本文意义上的政府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简化，政府效用函数如式（5）所示，. 由于R外生于，因此首先要求，即. A和E先通过和作用于R然后间接影响T. 当所有权归A所有时，因为此时可以达到最优，所以决定R的关键变量是. 的大小通过（6）式直接影响，与成正比，与成反比，而与R成正比，因此越大时R越小，进而也越小。所有权共有时，决定R的主要是和. 与成正比进而与成反比，最终与R成

30、反比；同样可以推出与R也成反比。这样，和的变动都将引起T的反向变化。命题4. 在政府支出不变的前提下，当所有权为A所有时，政府效用与成反比；当所有权为共有时，政府效用与、和成反比。此外，当没有E的参与时，政府效用将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命题4的含义是，政府企业家的参与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效用，但是如果他们索要报酬的比例过高或参与程度过深，则可能对政府效用有消极影响。在当前以经济增长水平考核各级政府业绩的环境下，政府企业家在一定范围内对政府效用的积极影响可能是导致政府对官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寻租行为约束不严的一个重要因素。四、一些相关问题的扩展（一）、政府企业家参与融资机制的社会福利分析通常在讨论有关腐

31、败的福利分析时，腐败或寻租被认为是一种纯福利损耗。塔洛克（Tullock, 1967）在他那篇开创性的经典论文中认为，之所以要增加衡量社会福利损耗的哈伯格三角的面积，原因在于在因征收关税而导致的直接社会成本之外，还有各种由于关税的存在而间接支出的成本，例如利益集团游说政府征收关税所花费的成本等，这些成本的耗费不能增加财富，而只是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财富转移。应该注意的是，塔洛克在讨论福利损失时选取的参照系是完全竞争市场的标准条件。但是本文的分析显示，当私人企业主向政府企业家支付报酬时（该报酬是两者之间的一个转移，原本可以投入生产增加财富），却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源。当然，与标准状况相比较

32、，这一报酬仍然是一种福利净损失，因为在标准状况下企业可以通过正常的市场融资渠道获得资金。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本文假定的转轨经济现实中来，我们就需要对比另外一种状态，即存在对中小企业金融歧视的情形：在存在金融歧视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衡量理应重新考虑。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分析和结论并非是为通常意义上的腐败辩护或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相反本文所做的是将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问题的内在机理呈现出来，以给出一个关于腐败的更加现实而全面的视角。本文在比较分析政府企业家参与时的社会福利时的思路是：假设三种情形，即最优市场条件，转轨经济中有政府企业家参与时，转轨经济中没有政府企业家参与时。我们将福利水平在最优市场条件下

33、与有政府企业家参与的转轨经济下的差异作为福利损失，而将福利水平在有政府企业家参与的转轨经济下和无政府企业家参与的转轨经济下的差异作为一种收益，然后比较该收益与福利损失的大小来衡量最终的福利水平。以投资水平为例，我们将这一思想表示为图2。Kr投资需求量0ABCDEF图2如图2，图中横轴为投资量，纵轴为资本收益率，代表单位投资成本。投资需求量用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表示。和表示最优状态下的投资量和相应的单位投资成本；和表示存在金融歧视时的转轨经济状态下的投资量和单位投资成本，这时没有政府企业家参与，融资成本很高；和则代表有政府企业家参与下转轨经济下的投资量和单位成本，表示此时的单位资本收益和私人企

34、业主向政府企业家支付的单位报酬之和。我们看到，在没有政府企业家参与时的转轨经济下，由于金融歧视导致的福利损失为三角形AEC所包含的面积。在引入政府企业家后，我们看到单位投资成本由下降到，投资增加到，由此增加的社会福利为三角形ADB的面积。但是与最优状态相比较，福利损失为梯形DBEC的面积，其中四边形DBEF的面积为，表示资本成本和私人企业主向政府企业家的支付之和，而三角形BFC代表由于这种支付减少的投资量。这样，最后的社会总福利由梯形DBEC和三角形ADB的面积之差来表示。若,则表示增加的收益大于损失的社会福利，反之则反是。类似这样的福利分析可能反映了转轨经济下社会整体的一种心态，即一方面批判

35、“拉关系”，对官员寻租行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在涉及自身利益时大多数人仍不遗余力地寻求各种关系来办事情（命题1）。正如命题4所显示的，尤其对政府而言，当前体制下存在的对官员约束不严可能也是出于“水至清则无鱼”的考虑，为了获取税收而不得不容许一定程度的寻租行为。张延人，顾江（2001）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作出的分析也认为，转轨时期下为保持官员的工作效率，政府必须以特权作为手段以换取对官员的激励。（二）、与社区政府所有制（ownership of community government）分析模式的一个比较在以乡镇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转轨经济文献中，一个较为常见的思路是假定转轨经济下市场机制不完善，受

36、到分权激励的乡镇社区政府直接创办企业（苏南模式）或介入私人企业（温州模式），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产权保护并提供企业发展所需资源，另一方面增加就业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满足其公共支出等。李稻葵（Li，1996）认为市场不完善下政府介入的模糊产权形式的效率要高于此时界定清晰的产权模式；钱颖一、维恩格斯特（Qian and Weingast，1997）讨论了分权导致的信息分散化和内部管辖权的竞争可以成为维持市场激励的一种承诺；车嘉华、钱颖一（Che and Qian, 1998）认为社区政府在乡镇企业中的作用在于使得企业免于国家干预（产权保护）和克服私人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些文献的共同点是肯定转轨经济下地

37、方分权和政府参与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分析框架却不能解释后来政府从乡镇企业的退出，因为这时当初促使政府进入的许多环境因素，诸如小企业融资难等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根据这些，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地方分权使得社区政府有机会和有激励参与企业运营，但导致政府最后退出的主要原因却来自于企业的内部。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证明这一假说。实际上，只要对本文的模型稍加修改就可以得到李稻葵（Li，1996）的模型，即将本文中的政府企业家与政府化而为一，政府一方面得到税收，一方面参与企业管理，而且政府企业家的所得也并入税收当中，根据这一分析模式我们很难得到政府最后大规模地退出的结论。可是本文的分析框架至少可以从某一个角度

38、对政府的退出作出解释，其机理可简单表述成：政府企业家进入企业后，根据命题3，在私人企业主拥有所有权时，政府企业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垄断地位进行讨价还价；而在共有所有权下成为股东后，还可以自己的企业家才能对企业施加影响，直至的短边原则发生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均可能最终导致企业收益R减少，从而政府税收T减少。最终要么企业和政府受损而只有政府企业家受益，要么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改革，核定各利益主体所占股份并将企业交由经营者管理。而后者就是我国乡镇企业在1990年代末大规模推行的股份合作制改造。五、经验分析：对上述命题的案例检验如果说本文上面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我国私人企业的资本扩张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那么中

39、国成千上万的私人企业的成败兴衰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案例。也许以本文下面举出的案例来印证前面的理论分析难免管中窥豹失之偏颇，不足以反映中国私人企业发展的全貌，但是这些事件发生后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的广泛关注本身就能说明，它们在转轨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一） 孙大午的理想主义与转轨经济环境案例1：2003年5月27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在公司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被当地公安机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拘留，随后被捕的还有孙的两个弟弟和二十余名公司工作人员，同时孙大午的家和大午公司财务处也被查封。公安机关认定孙大午的主要犯罪事实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截止到

40、5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徐水支行将大午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移送至当地公安局，该公司仍吸收4742户储户存款3526万余元，自1995年7月1日以来，大午集团累计吸收公众存款18116.7万元 肖榕，孙大午案件连锁反应，集资1.8亿谁来还，北京青年报，2003年7月25日。与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相对应的是，大午集团于1995年被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被查处后清算组资产评估的结果的是大午集团总资产达到9800万元，而规模如此巨大的企业在其发展十余年当中仅仅从银行获得过两笔贷款：“一笔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时，赢得了河北省农行对农业大县的一笔专项

41、贴息贷款250万元；第二笔是1996年，孙大午被河北省政府评为“养鸡状元”，得到了农行的第二笔大额贷款180万元。这都是政策性贷款，大午集团直到今天都在续贷 大午集团千万资金缺口如何填？ 柳传志打气支持，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3日。”。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记者曾问被捕后的孙大午：“从银行贷款要比吸收村民资金成本低得多，你们为什么不找银行贷款，而是去寻求高代价的社会融资？”对此，孙大午的回答是，“我们当时从1993年就开始去银行贷款，但是试过多次都没办成过。 大午集团千万资金缺口如何填？ 柳传志打气支持，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3日。”孙大午的借款历程如下：“1993年前后，大午集团当时

42、还是个小型饲料厂，需要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饲料生产设备，找到当地的农村信用社，没贷到钱；1995年，大午集团投资50万元要建一个“养猪养鸡”技校，申请贷款未果；等到1996年、1997年，大午开始兴建大午中学，急需资金的压力越来越大。 大午集团千万资金缺口如何填？ 柳传志打气支持，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3日。”大午集团申请银行贷款为何如此之难？对此，当时大午集团代理董事长，孙大午之子孙萌对记者说：“除了民营企业本身贷款难的客观原因外，父亲的直脾气也得罪了不少人。 大午集团千万资金缺口如何填？ 柳传志打气支持，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3日。”对孙萌所言的一个佐证是，“200

43、0年孙大午为了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需要筹资600万元，在连续贷款无果的情况下，孙大午听了别人的劝说，让集团的财务拿了1万元给当地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员。这1万元很快就打了“水漂”，孙大午一气之下非让财务把1万元给要回来，最终也只要回了6000多元。而大午集团从此与当地金融机构也就断了联系。 大午集团千万资金缺口如何填？ 柳传志打气支持，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3日。”孙大午在接受TEAM进展采访时说：“在我们那里，原先这个贷款的渠道无非两项，一个是你有政府关系；二是你没有关系，自己能拉关系走通也行。这两个我都没有走通。 萧三匝，独家专访孙大午：我是怎么度过危机的，TEAM进展，2005

44、年1月刊。”如他自己所说，孙大午并非仅仅与银行信贷员这样的“政府企业家”未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甚至也无意与当地其他政府领导密切私人关系。“2002年5月，首届全国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在大午集团召开，按常规该请县里领导露露脸，可孙大午竟然说：他又不懂，请他干嘛？后来请了一位政协副主席，刚从教育局长位上退下的，他还懂 万静波，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南方周末， 2003年11月6日。”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能解释孙大午行为的唯一原因是他的理想主义。孙大午不但拒绝向有关部门官员送礼，甚至与大午集团客户在生意往来上也不愿意苟且。曾有一名外地向大午集团提供种鸡的业务经理许以更低廉的种鸡价格，条件是

45、收取一定的回扣，但孙大午的回答是“宁肯多花钱，也绝不送礼，可以正大光明地讨价还价，但不要贪这样的便宜。 万静波，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南方周末， 2003年11月6日。”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被定义成在生产可能的约束下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组合，按照最优化原则生产出产品的完美机器，在这个理想的世界中不存在任何摩擦，除生产可能的约束外企业不必考虑任何诸如管理、筹资以及筹资方式的选择等问题，这便是被科斯（1937）称之为“黑盒子”的教科书式的新古典企业。即便是现代公司金融理论将企业筹资方式考虑在内，如米勒和莫迪格里安尼（1958），他们在讨论公司通过不同渠道获得资本时，他们也仅仅从获取资金的成本的角度

46、考虑了公司在债务和股票两种筹资方式之间如何作出选择的问题，而先验地假定企业在通过两种方式获取资金上不存在障碍。至于企业是否可以获得银行贷款，理论上只需要将企业借款后的预期收益贴现至当期，如果足以支付利息与本金，则企业可以获得贷款，若将不确定性考虑进来也只要加上风险贴水。科斯以后研究公司问题的经济学家如德姆塞茨（Demsetz, 1968, 1983等）、阿尔奇安（Alchian, 1972）、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67, 1985）、哈特（Hart，1990，1995）阿洪（Aghion，1992）等对诸如企业的边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与层级制度、内部公司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47、，但对于公司能否或如何获得资金的问题均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在经济社会学这一边缘学科中有所涉及：弗里格斯坦恩和马科维茨（Fligstein and Markowiz, 1987）、米兹卢奇与斯特恩斯（Mizruchi and Sternse，1994）通过对美国公司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有金融界与会计界背景的公司CEO有能力比没有该背景的公司借入更多的资金，在这里，公司CEO与金融界和会计界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强调，这一点与本文重点讨论的“政府企业家”的作用有相类似之处。只是在转轨经济环境中，政府或其他有政府背景的拥有资源配置权力的机构与个人作为市场机制不完善的补充，参与或间接参与私人企业的融资活动，而且在外部约束不足时，还经常会伴随有寻租行为出现。如果将在理想化无摩擦世界中的企业称为新古典企业，那么我们可以将孙大午称为新古典企业家。因为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孙大午所希望的是一个完全以市场讨价还价为竞争模式的市场环境，而我们从上引弗里格斯坦恩和马科维茨、米兹卢奇与斯特恩斯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即使是在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国家也还存在企业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争取更多融资的情况，更何况中国目前还处于市场机制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