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初期地区行政垄断与规模经济关系分析——基于钢铁、汽车行业的省际规模效率的动态测算.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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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3组：宏观经济增长与发展 共10000余字注：本文为教育部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转轨经济中的反行政垄断与促进竞争政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6JZD0015 主持人：于良春作者简介：付强（1985），男，汉族，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反垄断与促进竞争政策研究所。联系方式： 手机：13791142931 Email: fqaaaa 第3组：宏观经济增长与发展 共10000余字 中国市场经济初期地区行政垄断与规模经济关系分析基于钢铁、汽车行业的省际规模效率的动态测算 基金项目 教育部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转轨经济中的反行政垄断与促进竞争政

2、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6JZD0015 主持人：于良春作者简介 付强（1985）， 男，汉族，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反垄断与促进竞争政策研究所。 付 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内容摘要 本文首先提出了中国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这一概念，并从理论上分析了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对于行业规模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基于此分析的三个命题。然后，以规模经济特征比较显著的钢铁、汽车工业为典型案例，运用DEA模型测算了其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损失，并通过对规模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的观察，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三个命题。最后

3、，本文又对地区行政垄断对于规模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关键词 模糊产权租金； 地区行政垄断； 规模经济； DEA模型； 转型初期，中国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等改革政策在促进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地方作为独立经济利益主体的形成与壮大。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法人代表”，为了保持和扩大地方利益，一方面积极推进有利于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又利用市场经济初期制度的不完善性和行政力量的强制性，排斥、限制、扭曲甚至替代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竞争功能，攫取“制度租金”，从而形成了中国转型过程中特有的地区行政垄断这一顽症。本文所探讨的便是在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已经建立，市场已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

4、用的制度环境中产生的一种地区行政垄断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李军杰（2005）将模糊产权参见李军杰经济转型中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变异分析，中国工业经济，年期。的定义为：由于我国法律特别是产权法的滞后，使许多新出现的盈利或者“租金”的产权束由于没有得到最终控制权的及时、明确的界定而处于“开放状态”，进而成为地方政府竞相攫取的“公地”的产权现象。本文借鉴李军杰对“模糊产权”的这一定义，将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定义为：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由于基本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安排的滞后或真空，导致某些新出现“租金”的产权束处于“模糊”状态，使市场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而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这种“模

5、糊产权租金”，就利用行政权力替代或者扭曲市场对处于“模糊产权”状态的资源的配置，并进而出现地方保护或市场分割的行为和状态。下面笔者就将探讨这种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对于行业规模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并以钢铁、汽车行业作为典型案例对地区行政垄断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进行实证测算，最后对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一 地区行政垄断对于行业规模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在本节中，笔者将借鉴豪特林的线性模型的基本框架，对“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对行业规模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模型基本框架：在一个长度为1的线性区域内分布着两个行政区：A和B。A和B以线性区域的中线作为行政区的分界线。

6、两地区将对某一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进行投资选择，并最终形成对这一行业规模经济的影响。基本假设：）X行业属于规模报酬递增行业，假设存在一种极端情形，即需要一个初始的投资水平Cf即可进行生产，且其生产的边际成本为0。）如果某一地政府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建设该项目，其不仅可以获得由该项目本身的收益U，还可以获得由该项目带来的外部收益，如就业水平的提高，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技术外溢等，且这种外部收益可以内部化，即该收益不会被另一行政区获得，设这种收益用E来表示。而且地方政府的收益是这两种收益的加总,即：（U+E）。）假设有正运输成本，故厂商的成本由两部分构成：生产成本Cf与运输成本CT，运输成本正比于

7、运输距离的平方，即CT=t*S2，t为常数且t0。）为方便起见，假设两地消费者对X行业的产品总需求为1，且X行业可以在1的需求量上获得规模经济。消费者均匀分布，且两地完全同质。则距离S既代表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也代表厂商可以实现的产品销售数量，即其最佳的投资规模。模型推导：1）参照系社会福利最大化。 由于投资X行业仅需要一个初始的投资水平Cf，则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中央政府需要在长度为1的线性城市上选择一个最优的投资地点a(a表示投资地距离A区域所在端点的距离)，以使其运输成本最小化。则最优的选择转变为求以下定积分的最小值： Min: （1） s.t. 0x1,a0其中，由于假定市场需求为

8、1，且两区域是同质的，消费者为均匀分布，则表示消费者距离a点的距离，t*表示其运输成本，由于x取值为0，1，故取0，1上的定积分，并求使得此定积分最小的a值。由（1）式得：Min : （2） s.t. a0由（2）式及FOC条件得：存在：a=1/2，使得运输成本最小化。所以，中央政府最优决策为在两行政区的边界处进行投资。2）地区行政垄断对X行业规模经济的影响。1，重复建设的产生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需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并且在N个都可获利的方案集中选择可以使收益成本差异最大化的方案，由假设可知，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为：Max: (U+E-C)，s.t. U,E,C0，在这里，U表示从X行业本

9、身可获得的收益，E表示从X行业所获得的外部收益，由于两地承担的运输成本相比X行业的初始投资较小，而且是两地在投资完成之后才需要承担的，所以，假设运输成本并不在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之内，所以，地方政府要考虑的成本是投资X行业的初始投资Cx，以及在违背中央产业政策之后需要承担的成本Cp（在不违背时这一项为0）。下面，分别给出地方政府几种选择的成本收益的比较：第一，地方政府服从中央的安排，即在两区域的中间进行投资，在两区域同质的假定下，两政府各自承担1/2的初始投资（1/2*Cf），并且分别享受1/2的行业收益（1/2*U）和1/2的外部收益（1/2*E），则地方政府的收益成本差为：1/2*E+1/2

10、*U-1/2*Cf第二，地方政府违背中央的安排，这又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违背投资比例的情形：仍在中间进行投资，但投资比例改变，即要么A政府全部（多）投资，并享有全部（多）收益，B政府不（少）投资，不（少）享有收益；要么B政府全部（多）投资，并享有全部（多）收益，A政府不（少）投资。不（少）享有收益。由于这样两种情形在地区同质，即势均力敌的假设下，都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两种情况舍去。2、违背投资地点的情形：即两政府不在中间进行投资，而在本区域内进行投资，这又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A(B)在本行政区内投资，而B(A)不投资。由于两种情况是对称的，所以，只讨论一种。假设A在本行政区内投资，而B不投

11、资，这时，A将获得全部的收益，即U+E，同时，负责全部投资Cf，并且承担违背中央政府的成本Cp。，所以，A区域政府的收益成本差为：U+E-Cf-Cp，B区域将损失本区域居民购买A区域产品的收益，即-1/2*U。同理，B在本行政区内投资，而A不投资，B区域政府的收益成本差也为：U+E-Cf-Cp,A区域将损失本区域居民购买B区域产品的收益，即-1/2*U。2）和都在本行政区域内投资。如果政府都在本行政区进行投资，则各承担全部投资Cf和违背中央政府的成本Cp；同时，获得全部外部收益E和分享全部行业收益U(在区域同质性的假定下，每个区域政府只能获得本行政区内1/2的市场份额),所以，A和B各获收益：

12、1/2*U+E-Cf-Cp。3、不进行投资的情形：这时，没有收益，但要接受中央政府的惩罚，各获收益-Cp。这样，第二种违背中央政府安排的情况实际上可以转换为A、B两地方方政府针对是否在本行政区内投资进行博弈，由以上讨论可知，其博弈的支付矩阵为（表1）：表1 地方政府针对是否在本区域内投资进行博弈GB投资不投资投资1/2*U+E-Cf-Cp ,1/2*U+E-Cf-CpU+E-Cf-Cp , -U/2不投资-U/2, U+E-Cf-Cp-Cp , -CpGA 下面讨论表1中各支付值的大小，由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各级人大实际上的弱势状态，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各项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及相应执行机构

13、的不作为等原因，可知值Cp很小，而根据规模经济的特性，U-Cf值很大，且地方政府通过规模经济行业所获得的外部收益E也很大，所以，有下列关系：1/2*U+E-Cf-Cp -U/2 此式实际为：U+E-Cf-Cp 0，这是显然成立的。，U+E-Cf-Cp-Cp由于0-Cp，U+E-Cf-Cp 0，故U+E-Cf-Cp-Cp也成立。故表1中GA与GB进行投资博弈的纳什均衡（投资，投资）。所以，两区域都决定对X行业进行投资，从而扭曲了中央的最优产业政策，出现了规模经济行业X的重复建设。并且，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两行政区只能实现X行业实现规模经济的一半的产量即1/2，故X行业出现规模不经济，即由原来在最优

14、产业政策下的最低成本Cl下进行生产转变为现在在重复建设情况下较高的成本Ch下进行生产（见图1），出现了规模不经济。图1 行业规模不经济的出现，对“模糊产权租金”攫取的竞争与虚假规模报酬递增的过程。在上面的讨论中，地方政府违背中央的最优安排，各自在本行政区内投资行业，从而造成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而上面提到的在地方政府都进行投资时，其收益为1/2*U+E-Cf-Cp，显然，为了进一步扩大收益，地方政府的选择为：尽量扩大从行业本身所获得的收益，即扩大本区域所产商品的市场份额。在两区域同质的假定下，地方政府只能降低成本以扩大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是先降低成本，再扩大市场份额，所以，要想通过规

15、模报酬来实现显然不可能。唯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移动（降低）成本曲线来实现相同产量下的成本降低。所以，地方政府选择降低成本组成部分：资本和土地的价格。即通过人为降低资本获得价格和土地征用价格来降低成本曲线，而这种方式就是前面所称的“对模糊产权租金的攫取”。假设区域政府决定实施这一策略，即决定降低资金和土地的使用价格，从而实现成本曲线的降低进而降低成本，这种降低为，而从表面看，这就表现为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过程，因而称其为“虚假规模报酬递增”（见图2）。图2中，上面的虚线表示对“模糊产权租金”的攫取实现的新的成本曲线，而表示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新的成本，显然，即实现了规模报酬递增，但这种递增不是建立在产

16、量扩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地区行政垄断对资源价格扭曲（对模糊产权租金的攫取）的基础上，故称其为虚假的。*图2 虚假规模报酬递增的过程而当区域通过“攫取模糊产权租金”实现成本降低的时候，地方政府要么选择不降低（不攫取“不攫取产权租金”），要么选择降低（攫取“模糊产权租金”），而如果不降低，其就会丧失一部分市场份额，遭受损失，进而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处于下峰，所以，地方政府只能选择降低。而一旦地方政府成本降低到地方政府以下时，地方政府又会选择继续降低，从而与之间展开了攫取“模糊产权租金”的竞争。进而各区域内的行业都出现了如图2所示的虚假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模糊产权租金”机会成本的存在促使地方保护的

17、产生和规模不经济的锁定。地方政府对“模糊产权租金”的攫取并不是无限度的，也就是说这种“攫取”是有机会成本的，这种机会成本的存在性通过“铁本”事件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年月，国务院派出专项检查组，查处了江苏省常州市一起违规建设钢铁项目的案件。在建立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当地政府为了规避宏观调控政策，先后违规，使一个实有资产仅为亿元，产能万吨的公司把新项目做成亿元，年产量达万吨的水平，圈地面积达亩，家银行融资达亿元。这是一起因地方政府过度“攫取模糊产权租金”而付出惨痛代价的典型案例。所以，地方政府对“模糊产权租金”的攫取是有机会成本的。当地方政府不能再对“模糊产权租金”进行攫取时，也就不能再通过降低成本扩

18、大市场来保证收益的提高了，而为了保证既有收益不受到侵犯，地方政府必然会选择保护本地仅有的市场，而当一地地方政府选择保护时。另一地地方政府也必然选择保护 关于此的证明见笔者在“转型过程中反行政垄断与促进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的地区行政垄断的宏观经济效应一文，2007年11月，经济科学出版社。，至此，区域A与区域B之间在X市场形成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而一旦形成市场分割，则市场规模就是确定的了，从而X行业就会在由1/2的市场规模和由最高限度的“模糊产权租金的攫取”情形下形成的最低成本曲线的约束下锁定在“规模不经济上”（见图3）。 * 图3 X行业规模不经济的锁定图3中，虚线表示由最高限度的“模

19、糊产权租金的攫取”情形下形成的最低成本曲线，在1/2的市场规模下，其真实成本为C*,要高于其最低成本Cl，至此，X行业出现了“分隔性”的地方保护和“锁定式”的规模不经济。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以下命题：命题一：地区行政垄断导致中央产业政策扭曲，出现重复建设。命题二：地区行政垄断对“模糊产权租金”攫取的竞争导致了“虚假规模报酬递增”的产生。命题三：攫取“模糊产权租金”的机会成本将导致规模不经济的锁定。 二 以钢铁、汽车工业作为典型案例对规模效率的实证测算 以钢铁、汽车工业等为代表的第二次重复建设的浪潮贯穿于上世纪整个90年代，并且这种重复建设又往往是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来进行的，那么一个很大胆的猜

20、测便是，在这种重复建设的背后，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是一只无形的巨大“推手”。所以，对于钢铁、汽车行业的规模效率的测算将以省际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最后通过实证测算结果来验证是否存在“虚假规模报酬递增”和最终的“规模不经济锁定”的“病症”。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规模效率的测算采用的是数据包络分析，即DEA方法中的CCR和BCC模型 具体参见盛昭翰、朱乔、吴广谋的DEA的理论、方法与应用一书，第132144页。，其具体计算通过DEAP2.1软件完成。 （一）钢铁工业规模效率的实证测算。首先选择投入产出的指标，本文将选取1990年2000年28个省（不包括西藏、海南两省，重庆市的数据并入

21、四川省）钢铁工业总产值（以1990年的不变价计算）作为产出指标，以钢铁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作为资本投入指标（通过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指数199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以历年钢铁工业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的投入指标，最后将计算结果加以整理。表2是28个省级行政区19902000年11年间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及其排序，其中，三种效率均是按照其数值大小由大到小排列于表2中。 从表2可以看出，上海市的钢铁工业是技术有效、也是规模有效的，其规模效率值与纯技术效率值均为1，故技术效率值为1。江苏、广东也都接近于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而宁夏虽然纯技术效率值为1，但规模效率值还不到0.5，所以技术效率

22、并不高，为0.465455。从全国的平均值来看：技术效率为0.529243，纯技术效率为0.6319303，规模效率为：0.845039。这也就是说，由于钢铁工业的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使整个钢铁工业的效率损失接近50%。另外，由于技术效率值小于纯技术效率值，所以，这种效率的损失时由于生产规模未达到最小有效的经济规模造成的，即由于规模过小造成的。 下面，再来看全国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在这11年间的动态变化，为了更好地反映这种动态变化趋势，笔者对实际效率值进行一次指数平滑，其公式为： St = Xt + (1-)St-1其中，St为第期的平滑值，St-1为期的平滑值。为平滑系数，（通

23、常取0.10.3），这里取0.1。初始平滑值0一般凭经验给出，这里取与初始的实际数值一样，即0=1。表3反映了这三种效率11年均值及其平滑值。为了更好的反映这种变化趋势，图4分别给出了这三种效率变化趋势的折线图（依平滑值所画），图4中，从a可以看出，纯技术效率支配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从b、c可以看出，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11年间呈持续下降趋势，但与之不同的是，d图的规模效率变化趋势图却从1990年开始，先是表现出一个明显的上升过程，然后出现了持续的较为稳定的过程，最后，效率值迅速下降，这便对应了上一节中提出的“虚假规模报酬递增”的过程和最终的“规模不经济锁定”的状态，从而从“表面”上验证了追求

24、“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对于规模经济的作用机制。 表2 各省钢铁工业的效率状况（按降序排列） 省份技术效率均值省份纯技术效率均值省份规模效率均值上海1上海1上海1江苏0.961273宁夏1江苏0.996364广东0.887091青海0.978636山东0.965636浙江0.800909江苏0.964818天津0.960091天津0.714818广东0.939364山西0.952091福建0.693636福建0.856182广东0.942818青海0.680182浙江0.853636湖南0.938727吉林0.552909天津0.737091内蒙古0.935909北京0.540818辽宁

25、0.732455浙江0.935636广西0.533545广西0.622364安徽0.931727山东0.503364吉林0.601636吉林0.915545湖北0.492455北京0.601545河南0.913727四川0.488364湖北0.598818北京0.910273宁夏0.465455四川0.587818湖北0.873909云南0.44新疆0.578909江西0.867河北0.438636河北0.569云南0.852455黑龙江0.435727黑龙江0.543545四川0.849辽宁0.429山东0.522273广西0.842727湖南0.426273陕西0.520545河北0.80

26、9636江西0.420909云南0.511273贵州0.800818山西0.417818江西0.479909福建0.797455河南0.410818湖南0.449818黑龙江0.783273安徽0.377909河南0.444182甘肃0.778273陕西0.367818贵州0.437青海0.690909贵州0.363545山西0.436909陕西0.687636新疆0.36安徽0.403545辽宁0.648182内蒙古0.314727甘肃0.385364新疆0.615818甘肃0.300818内蒙古0.336636宁夏0.465455均值0.529243均值0.631903均值0.845039

27、注：以上所有指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钢铁工业年鉴和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数字汇编，并通过DEAP2.1软件的计算。 表3 钢铁工业效率平均值的动态变化年份技术效率平滑值纯技术效率平滑值规模效率平滑值19900.5738210.5738210.7130.7130.8198210.81982119910.5903570.5754750.7200710.7137070.8325360.82109319920.5801070.5759380.6844290.7107790.8508930.82407319930.5490.5732440.6540.7051010.8464640.82631219940.569

28、8570.5729060.6548570.7000770.8806070.83174219950.4791430.5635290.598250.6898940.8224290.8308119960.5507140.5622480.6122860.6821330.9062860.83835819970.46650.5526730.5755710.6714770.8238570.83690819980.4537860.5427840.5341070.657740.8282860.83604619990.4155360.5300590.49450.6414160.8354640.8359872000

29、0.3981430.5168680.5203570.629310.7716790.829557 a 三种效率组合趋势图 b 技术效率趋势图 c 纯技术效率趋势图 d 规模效率趋势图 图4 钢铁工业效率平均值变化趋势折线图（二）汽车工业规模效率的实证测算。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命题，本文将以规模经济效应更为显著的汽车工业为例进行实证测算。对于汽车行业规模效率的考察进一步将时间序列延长，考察从19902003年共14年共28个省（不包括海南、西藏两省，同时将1997年之后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的面板数据，同时，仍然将1990年作为基期的汽车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将年均职工人数、固定资本净值年均余额

30、（通过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指数199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再加上年均企业占地面积作为投入指标。最后将计算结果加以整理。表是28个省级行政区1990200年1年间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及其排序，其中，三种效率均是按照其数值大小由大到小排列于表中。可以看出，表与表表现出惊人的相似，首先，上海市的汽车工业是技术有效、也是规模有效的，其规模效率值与纯技术效率值均为1，故技术效率值为1。而宁夏虽然纯技术效率值排位靠前，但规模效率值却排在最后一位，所以技术效率并不高，为0.133889。从全国的平均值来看：技术效率为0.427222，纯技术效率为0.490667，规模效率为：0.886333。这也就

31、是说，由于汽车工业的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使整个汽车工业的效率损失已超过50%。另外，由于技术效率值小于纯技术效率值，所以，这种效率的损失是由于生产规模未达到最小有效的经济规模造成的，即由于规模过小造成的。下面，再来看汽车工业全国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在这1年间的动态变化，与钢铁工业的相同，为了更好地反映这种动态变化趋势，笔者对实际效率值进行一次指数平滑，表各省汽车工业的效率状况（按降序排列） 省份技术效率均值省份纯技术效率均值省份规模效率均值上海1上海1上海1福建0.752667宁夏0.888889江西0.991333浙江0.692889福建0.765444湖南0.990222广东

32、0.688667广东0.726667广西0.988111江苏0.625444浙江0.721444河南0.986667吉林0.594111吉林0.708889黑龙江0.986444黑龙江0.558778江苏0.678北京0.984778天津0.551778四川0.624天津0.983667广西0.542889黑龙江0.564889河北0.981778四川0.526333天津0.560444福建0.979333江西0.484444广西0.549667安徽0.978556山东0.483111山东0.512778陕西0.972222安徽0.481111安徽0.490667浙江0.959778辽宁0.4

33、00778江西0.488778辽宁0.958889湖北0.390556湖北0.454444广东0.957556河南0.369556辽宁0.420889山东0.942667北京0.369青海0.386556云南0.939111云南0.359222云南0.382111山西0.927333陕西0.333556北京0.375333贵州0.926222湖南0.329667河南0.374江苏0.919556河北0.305667陕西0.342444湖北0.878556贵州0.201556湖南0.332667吉林0.861111山西0.179333河北0.310333四川0.854青海0.172333新疆0.

34、229222内蒙古0.848222内蒙古0.149222贵州0.216新疆0.691444新疆0.139222甘肃0.200333甘肃0.627222宁夏0.133889山西0.192333青海0.471667甘肃0.109889内蒙古0.176444宁夏0.133889均值0.427222均值0.490667均值0.886333注：以上所有指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年鉴，并通过DEAP2.1软件的计算。表 汽车工业效率平均值的动态变化年份技术效率平滑值纯技术效率平滑值规模效率平滑值19900.5094850.5094850.5890.5890.8650.86519910.5191960.5

35、104560.5860.58870.8860.867119920.4870080.5081110.5340.583230.9120.8715919930.52540.509840.5680.5817070.9250.87693119940.4628480.5051410.5120.5747360.9040.87963819950.4470.4993270.4810.5653630.9450.88617419960.3740.4867940.4120.5500260.9320.89075719970.3460.4727150.4130.5363240.8380.88548119980.4410.

36、4695430.4980.5324910.8830.88523319990.4720.4697890.5250.5317420.910.8877120000.4060.463410.4630.5248680.9070.88963920010.490.4660690.5910.5314810.840.88467520020.4530.4647620.5540.5337330.830.87920720030.4160.4598860.4790.528260.8920.880487a 三种效率组合趋势图 b 技术效率趋势图c 纯技术效率趋势图 d 规模效率趋势图 图 汽车工业效率平均值变化趋势折线图

37、表反映了这三种效率1年均值及其平滑值。与上同，为了更好的反映这种变化趋势，图分别给出了这三种效率变化趋势的折线图（依平滑值所画），同样与钢铁工业高度相似，图中，从a可以看出，纯技术效率支配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从b、c可以看出，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1年间呈持续下降趋势，但与之不同的是，d图的规模效率变化趋势图却从1990年开始，先是表现出一个明显的上升过程，然后出现了持续的较为稳定的波动过程，这也对应了上一节中提出的“虚假规模报酬递增”的过程和最终的“规模不经济锁定”的状态，从而进一步从“表面”上验证了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对于规模经济的作用机制。两个截然不同但同为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

38、却在省际技术和规模效率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而且这种相似性又同时验证了本文在第一节中提出的三个命题。如果用偶然来解释的话似乎太过于无知，下面，笔者就将对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与规模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三地区行政垄断与规模效率的实证检验在探讨追求“价格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与产业同构的关系及行业过度竞争效率测算的论文 见笔者在“转型过程中反行政垄断与促进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的地区行政垄断的宏观经济效应一文，2007年11月，经济科学出版社。中，笔者对改革开放初期追求“价格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的衡量采用了如下指标：第一个分指标是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用“工业

39、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国有经济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的平均值来表示；第二个分指标“政府行使地区行政垄断的能力”用“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第三个分指标“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用“政府消费占全部最终消费的比重”来表示。但对于市场经济初期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来讲，这样的衡量指标略显单薄，因为在市场经济初期，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一般发生在市场制度“真空”或“软弱”的领域，所以，对于这种地区行政垄断的衡量至少应该能够反映出市场化的程度或者，更精确的说，反映出非市场化的程度。因此，对于追求“模糊产权租金”

40、的地区行政垄断来讲，一方面要继续包括以上三个正指标，另一方面，还要包括能够反映市场化水平的指标作为地区行政垄断的负指标，这些负指标包括三个测量市场化水平分指标：第一个分指标为“所有制结构的市场化”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和“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的平均值表示；第二个分指标是用“国内生产总值与政府消费之比”来衡量政府的市场化；第三个分指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表示投资的市场化。其最终的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程度衡量为追求“价格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的正指标与反映市场化的负指标（针对地区行政垄断来讲）的倒数的算术平均值来表示。 在这里，笔者

41、通过上述指标测算了 19832003共21年27个省（不包括海南、西藏、宁夏三省、1996年之后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两种地区行政垄断的实际水平，并利用上述一次指数平滑的方法给出了实际值的平滑值，表6给出了这两种地区行政垄断的在这21年中全国平均值（由27个省的算术平均值求得）的实际值和平滑值。图6则依据两种地区行政垄断的平滑值得出了其折线图。从图6可以看出，首先，追求价格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由一个接近于0.4的较高水平呈现持续的下降态势，直到2003年的接近于0.3；其次，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则由一个并不接近0.4的较低水平呈现波动式的上升趋势，最终达到2003年接近于0.4的水平；最后，两种地区行政垄断在1992年左右出现相交，在此之前，追求“价格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占主导，在此之后，追求“模糊产权租金”的地区行政垄断占主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与分税制的税制改革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内生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扭曲价格”所造成的“价格租金”减少，而借着市场制度真空成长起来的“模糊产权租金”又开始大量出现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