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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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专业:工商管理本科生:米翔指导老师:摘要关键词:管理思想;中西方文化;管理差异;思想比较目录一、中外文化的特点和差异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一种单一的文化其实是人性的一个断面,它提供了与人性其他方面相关的一个有意义的、极为重要的断面。而不同时期的中西方社会历史中对人的属性的不同观点与看法,则集中反映了其蕴含的思想文化特质,具有时代特点。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文化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一定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2、,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一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狭义上说, 文化是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本文中涉及的文化主要是广义的文化,着重以中西方不同人性主旋律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中西方各自代表文化的断面和缩影。(一)“人性善”的中国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在人性问题上只说了“性相近,习相远”这种属存在论、认识论的微言大义,以后在人性问题的辩论中,虽然提出了各种见解,如荀子也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但这种观点被看作中国文化的异端,韩愈原道不提荀子,不列其入
3、道统,宋明理学不承认荀子,正统的儒学认为荀子是离经叛道,是异端。而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正统地位的人性论思想则是亚圣孟子的性善论。儒家文化把“人”看的很重要。一个人生下来首先要学会做人,其次才是学习知识,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先学会做人然后才是学做学问”。所以,儒家文化是完全的人性的文化,人生为人而不知怎么做人去谈什么发展都是不合理的。而儒家人性论又是根基于其仁义之道的。儒家对于人性的论证与说明,目的在于要为其所宣扬的仁义之道确立根基与现实出路。作为儒学的开山始祖,孔子一生讲得最多的是仁。但是我觉得孔子只是简单地说 “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他看来,仁完全是人的自觉行为,那么为什么那是人的自
4、觉的行为?人为什么要去自觉的行仁呢?这一点孔子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从这一方面来说,儒家的仁义思想与西方格劳秀斯、康德等西方理想主义者的区别并不是很大。由此,一位学者就得出结论:孔子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仁义本身,而非如何推行仁义之道。可以说这也是孔子的仁义思想的不足之处。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人与动物相类、相同,而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与动物不同而为人之所专有者,才是人性。孟子认为,他认为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道德属性,即仁义礼智。而且认为这些均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先天就具有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
5、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轲尽管主张人生来就具有先天的伦理道德观念,但并没有否认后天自我修养的必要性,而且在这里也同样对人性表达了非常乐观的自信:“人皆可以成尧舜”,也即是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尧舜那样的道德上的圣人。人人遵仁循礼,社会实行仁政,那么就可实现王道,实现大同世界。从学统上,孟子被尊为亚圣,而其人性本善思想则被士大夫文化和民众社会文化全面认同。董仲舒、王弼、郭象、韩愈、李翱、二程、朱熹、王守仁,甚至佛性说,尽管他们在具体阐述或说法上各有差
6、别,但就其思想实质而言,都是对人性善理论的认同。在大众文化层面,三字经这一民间通俗文化的第一文本的首句教训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历代人们追求并相信能实现“君子国”、“大同世界”,期盼明君与清官来拯救社会和自己,相信世上总是好人多。这些都是对人性善理论的认同或者说是以该理论作为其价值信念基础的。甚至到了20世纪,连毛泽东还坚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种理论虽然提升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但却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二)“人性恶”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人论思想则是人性恶理论。西方文化发源于犹太教或基督教,基督教的一个首要观念就是其原罪说。上帝虽然是全智全能至善至美的,但人却是有原罪的
7、,因而人性必然是恶的。当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偷食了智慧禁果时,他们就犯下了原罪。罪不是上帝所造的本性,罪恶是怎么来的呢?罪恶是一种美善的亏损。“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奥古斯丁给“罪”所下的定义是“对完美的歪曲”、“对善的歪曲、或使之受亏损,或善之缺失”。为什么说这种罪是恶的?从世俗观念来看,就是人有物欲(偷食禁果)的追求和知性的追求(偷食的是智慧果)。西方基督教的这种罪感文化认为人性是有局限性的,从而是有限的。这种罪感的局限性、有限性使西方人具有一种反思和忏悔意识,使其文化对人的阴暗面有较好的督责机制。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则从世俗的角度全面肯定和阐发了人的趋利避害、自私自利
8、的本性。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恶,而是天然合理的。人的本性是什么?西方人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一种占主导地位、并且为为数众多思想家主张的观点是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趋乐避苦,自私自利。这里仅以霍布斯、爱尔维修、费尔巴哈为例加以说明,他们分别代表了17、18、19世纪三个不同的时期和英、法、德三个不同的国度。霍布斯对人性的分析完全是以他的机械唯物论为根据的。他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命的保持和延续,因而都是人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从人类活动的这种特征来看人性,他认为人的本性都倾向于自我,都是利己的。对于人来说,无论是条件反射式的本能活动,还是深思熟虑的自主活动,都是为了趋乐避苦,保存生命并采取一切手段去占
9、有一切,这就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自然权利。(三)中外文化的差异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以其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和社会认同作为其基础和起点的。中、西方人论的根本差异则表现为中国文化坚信人性是善的,而西方文化则抱持人性恶的基本信念。中西方人论之差异是导致中西社会文化不同的根本原因、最终根据,揭示这种差异,存异求同,坚持多元并存、中西互补与整合,这对建设21世纪的中国文化将是有益的。二、文化与管理(一)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管理模式孔子倡言“学而优则仕”,后世儒家弟子都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一名读书人只有做出事业才是真正令人景仰的,即便不能如此,也要始终以此作为自己坚定的人生目标。儒学内涵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
10、,特别是它饱含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管理归根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经济管理(具体到企业管理)也不例外。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对人的精神风貌的塑造和改善。这种思想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内涵的、世俗化的人生哲学,它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就是强调人是企业管理的根本,管理者应该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被管理者应该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实现自我,从而达到上下同心,向着既定的目标努力。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在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起来,这种影响可作如下分析:1、义利并举、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念 儒家将价值观的问题论述为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儒家是重义的,孔子
11、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在义与利的权衡之中,儒家认为义应该首先被考虑,它是衡量利之取舍的标准,作为君子应该深明大义。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就不重视利。孔子也曾说过:“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他认为义可以产生利,只要符合义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甚至将这条原则上升为为政治国的根本要义。孔子自己亦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合平道义的话,即使是马车夫这样的低贱工作,他也会乐意去做。可见孔子对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大都坚持义利并举的原则。真正成功和有远见的企业家在价值观问题上从不会含糊,因为这关系着整个企业的
12、经营目标和导向,是经营管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追求利益之所以要符合仁义,是因为“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如果任由求利之心无限发展,不顾仁义道德,就会产生矛盾和不良后果。比如一家大企业如果惟利是图,对小企业进行兼并压制和市场垄断,势必会引起小企业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如果小企业反过来生产低劣产品假冒大企业的产品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建立一种企业伦理,不管具体内容如何,总离不开义、利两途。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利益是调节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杠杆,“何必曰利”、“义以生利”的说法似平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不可忽视义在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应有的地位。义说到底与利并无必然对立性,义也是
13、一种利,只不过不是某一个人的利,而是一种整体的利,或称“公利”。我们强调义,即是强调整体的利应该放在首位,私利的追求应以不损害公利为原则。从长远利益看,以义(公利)为先可能会使企业暂时损失一定的利益,但其公益行为必能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从而开辟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于企业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急功近利、见小利而忘大义的行为无异于揠苗助长,欲速反而不达。“义以生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阐发。2、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从思想上看,儒家传统思想以维护社会安定和群体协调为宗旨。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目之中,“修身”是根本,修身是个人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问题,而齐
14、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将个人价值置于群体之中进行衡量和评定。在这个系列中,群体利益为个体利益的参照系,要求各个社会成员自觉地通过道德修养提高思想觉悟,融个体于群体之中。个体的欲望和价值以群体的欲望和价值为转移。无论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还是以道事君,都是以其所认定的整个族类这一群体为价值取向。对于管理者而言,孔子提出“修己安人”、“修已以安百姓”为目标,而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孔子指出仁人君子首先是不会犯上作乱的。总之,个体被各种制度和规范制约在一定地位上,扮演着以执行义务为主的角色。3、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需要有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与
15、人之间隔着一个上帝,个人只对上帝负责,这便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儒家文化浸润中的东亚社会,神灵的支配力量远不如现实人生哲学的指引,人们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融和忠信和谐。儒家以人为本,重视人际关系。仁学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仁”字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表述为不同的含义,但它始终离不开“人”,总是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仁学是以人为本的一门人际关系学。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又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协调一致的意思,如同奏乐时,不同的音调高低相和、错落有致才能合成一首美妙和谐的乐曲。而“同”则是盲目强求一致,如同只有一个音调难以谱成乐章一样。和与同是要严格区
16、分的。在一个群体中,各人担当着不同的角色,思维方式与言行举止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样就可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商场如战场,在经营管理和市场竞争中,也只有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把握先机、无往不利。孟子睿智地把“人和”摆在最高的位置,可见在管理活动中,人的问题、人际关系的和谐问题是起决定作用的。在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大趋势中,儒家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强调人际关系协调的管理思想确实比西方惟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方法和技术更适合于东方社会的管理需要。4、取长补短、兼收
17、并蓄的实用理性中国儒家思想历来是务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孔子的高徒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指出书本的知识与实践的经验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儒家不仅有这种务实好学的事功精神,而且有虚怀若谷的超凡气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君子,他们对那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王倍加推崇,谦谦君子被塑造成亲善、博爱、胸怀坦荡的人格典范。儒家崇尚的事功精神和宽宏度量表现于管理之上,就形成了一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正因为务实好学,才会对各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管理技术求之若渴;正因为宽宏大度,才能勇于博采众长,补己之短。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修养为起点,并最终实现“治国平
18、天下”的目的。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企业家若想透过儒家思想实现企业目标,就应该注重自身德性的培养,而企业的最终目标也应是安定和乐,生产和营销等运作则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说,企业只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它不应超出社会之外,而应立足于人性之上。(二)以基督文化为背景的西方管理模式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以压制和排斥人的自然欲望和利益需求来丑化甚至否定人性。深信人性本恶的西方人,从古代希腊、罗马到近代各国,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超越一切人的法律。赫拉克利特呼吁“人民应当为城邦的法律而斗争”;柏拉图则认为“没有法律,人们将无法区别于野蛮人”;而亚里士多德声称“法律是理智的体现,可以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西方
19、的基督教取代了其他宗教信仰,结合世俗权力,逐渐跃升为宗教、政治、社会的统治力量。推崇信教就是美德,教规就是法律,将人们的思想禁锢于对上帝的崇拜中。西方人的法制制度不仅是统治者与普通百姓相互斗争的产物,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签订的契约。为了将这一形式确定下来,西方人还创造性地请出超越一切的仲裁者-上帝,用基督教思想建立与世俗政权平行而且对立的神权。由此我们发现,原罪说从思想到制度层面都对西方法治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这些对资本主义上产方式极其重要的原则也就从观念的形态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法律。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对于人性的思考,关注共性的抽象思想占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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