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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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许 檀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北部为鄱阳湖平原,中部南部为丘陵山地。赣江发源于省境南端的南岭山脉,自南而北流经南安、赣州、吉安、临江、南昌、建昌等府,汇抚、袁、信、修诸水入鄱阳湖,北接长江。赣江全长700余公里,纵贯全省,流域面积83万平方公里,达全省面积之半,是江西最重要的通航河道。谭钜生等江西省地理第44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位于江西南部赣粤边界的大庾岭,又称梅岭。自江西越大庾岭而南,至广东南雄入浈水,沿北江可直抵广州;江西一侧,在大庾岭脚下的大庾县即可入赣江水系,顺流而下抵鄱阳湖经长江转大运河,可达京师。故大庾岭自古即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也是沟通珠
2、江水系与长江、运河等主要水道的重要枢纽。江西四面环山,东部武夷山脉沿赣闽二省边界绵亘数百公里,西部罗霄山脉耸立于赣湘边境,南端以大庾岭与广东为界,东北有怀玉山脉,西北有九岭山和幕阜山分别构成与邻省的天然屏障。仅九江府最北部大约100公里有长江流经,并隔江与湖北、安徽为界。就整体而言,江西的交通条件并不理想。但明代禁海,清代自乾隆二十二年实行独口通商,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江西也因此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在这条商路沿线,陆续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如九江、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玉山等,这些城镇在明清时期全国的商品流通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3、。下面分别述之。 (一)九江九江位于长江南岸,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至江浙,又是鄱阳湖和赣江水系与长江的交汇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九江在历史上开发较早,汉代即已建城。明清两代九江均为府城。嘉靖时该城共有18坊,大街8条,火巷28条,其中分布于西门之外的有5坊3街20巷嘉靖九江府志卷2,坊乡。,在沿江一带形成一大片港口商业区。龙开河口,在九江府城西一里余,河面宽阔,纵深长,嘉靖间在河口两岸修建石砌码头,“长六十余丈,宽二丈,上砌二平台,随舟往来抵泊”,是九江最重要的港口码头。此外,溢浦港、女儿港、小港等也都是船舶往来停靠之所。孙述诚主编九江港史第5455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出版。
4、九江关设于明代景泰元年,是明代八大钞关中唯一设在长江上的。万历年间其税额为25000两,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73;天启时为57500两,占总额的120。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表1,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清代康熙年间九江关税定额为153000余两,乾隆时增至320000余两,嘉庆间再增至539000两,康熙大清会典卷34,关税;道光户部则例卷39关税等。是清代前期长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表1是嘉道年间九江关征收税额的统计,请参见。经由九江关流通的商品以粮食、竹木、食盐、茶叶等项为大宗。粮食,是经由九江关转运的最大宗的商品。九江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从湖广、四川输往江浙的米谷均需经由
5、九江,江西本省米谷也多由此输出。“江广为产米之区,江浙等省采买补仓,江西之九江关乃必由之路”。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详请参见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将在历史档案刊出。江西粮食在明代即有输出,清代前期数量更大。如乾隆三年江广岁熟,“米价不过九钱一两不等”,而江浙等省歉(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 经济研究所藏钞档。,注:以上各组数据中间略有缺年。)收,米价每石售至一两五六钱不等,商人“贩米一石可获利三四钱”,故贩卖者多,自乾隆三年八月至四年四月8个多月中过关船只达53032只,共征收税银312934两零。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
6、详请参见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将在历史档案刊出。江西粮食也有时溯江而上输往湖北,如乾隆五十年秋楚省被灾,半个多月即“从江西贩去米谷约有数十万石”。清高宗实录卷1238,乾隆五十年九月。木材、竹料,是建造房屋、制造交通工具、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重要原料。我国木竹资源主要分布在云贵、四川以及湘赣山区。云贵川湘所产木材顺长江而下至九江,赣南山区的竹木则由赣江经鄱阳湖入长江东下,转销江南及华北平原。档案记载称,九江关税“惟木税最大,船税较轻”,“木由川楚及本省之吉、赣等府,商人扎簰贩赴下江发卖”。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详请参见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将在历
7、史档案刊出。乾隆四十二年该关因“木簰木把加多,是以税多于前”;五十一年则因“木簰木把比往年短至一百数十余号”,以致关税减少。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详请参见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将在历史档案刊出。食盐,也是九江关税收之大宗。由九江过境的食盐主要是销行湖广两省的淮盐,乾隆年间“每年正额七十八万余道”,清高宗实录卷1305,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以每引364斤计,总量达28亿斤。这些淮盐溯长江经九江而抵汉口,然后分销湖广各府。茶叶,也是经由九江关的重要商品之一。茶叶多来自福建武夷山区和本省的鄱阳湖产区,其流向大致有二:北路主要销往西北边疆和俄国,武夷茶在河口镇装船顺信
8、江而下至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抵汉口,转汉水至樊城(襄樊)起岸,经河南、山西抵张家口,再由张家口转运俄国。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274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东路则由长江而下至上海并转输欧美各国,这后一路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迅速。此外,江浙绸缎布匹溯长江至中上游地区,洋广杂货由大庾岭商道入鄱阳湖转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产瓷器、纸张、夏布、药材多输往汉口、重庆等地,均需经由九江转输。(二)赣州赣州位于江西南部,古称虔州。章、贡二水在此合流为赣江,然后直下鄱阳湖。赣江纵贯全省,为江西省内最重要的商品流通干线。唐宋时代,赣州已是大庾岭商道上重要的转运枢纽,“广南金银、香药
9、、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宋史卷175,食货上三。明清两代,赣州均为府城。涌金门至建春门内外沿江一带是赣州商业最繁荣的地区,瓷器街、米市街、棉布街等都集中于此;乾隆赣县志卷3城地;同治赣州府志卷首,府城街市全图。商贾辐辏,船舶往来,“或棨戢之出入,或钱贝之纷驰,从朝至暮攘攘熙熙”。乾隆赣州府志卷16,濂溪书院赋。赣州,是江西通往广东的重要税关。档案记载:“江右一省额设二关,赣关抽收江粤往来商税,九江关抽收江楚往来船税”。档案:乾隆14年5月19日唐绥祖折。赣关之设始于明代中叶,其关厂原设于涌金门外的龟角尾,即章、贡二水合流之处。后改“于东西二桥并设盘掣”,东桥在建春门外,临贡水;西桥
10、在西津门外,滨章水。清沿明制,仍在东西二桥设关,“凡客船泊江干,先将货物开明赴关投报,税五两以下者买小单一张,五两以上者买大单一张,照单估算应抽税若干,兑讫,次日盘验放行”,此谓正税;如货物零星琐细,在一两五钱之下则“不必买单,当关投税,即为之照验放行”,是谓临税。税则刊刻本榜立于关口,以便利商民,并防止关吏为奸。乾隆赣州府志卷18,关榷;乾隆赣县志卷8,榷关。明代赣关“每年盐税、杂税共银三万两”。清初赣关定额为35000两,康熙年间增为41000余两,乾隆时再增至90000余两,嘉道间略有减少,额定为84000两。乾隆赣州府志卷18,关榷及各朝大清会典。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实行独口通商政策,至
11、道光二十年被迫开放五口,其间的80余年是大庾岭商道贸易最盛的时期,也是赣关税收最高的时期,每年征收税银810万两,最高曾达12万两。表2是乾隆年间赣关税收统计,请参见。表2 乾隆年间面关税收统计 年 份 税额(两)乾隆元年一10年平均 91516乾隆11年一20年平均 96256乾隆21年一30年平均 97180乾隆31年一40年平均 103391 乾隆41年一50年平均 102167乾隆51年一60年平均 102195 资料来源:据廖声丰硕士论文清代赣关研究 (打印稿)附表统计。 注:各组数据中间略有缺年。经由赣关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以茶叶、生丝、洋广杂货为大宗。由赣关输往广东的商品以茶叶
12、、生丝为最大宗。清代前期每年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中,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三项价银即达一千数百万元,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第254255页计算。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主要产自江浙。与赣关相邻的广东太平关所征商税也可反映赣关商品的过境情况。如乾隆十八年太平关关税中,湖丝一项即征收税银12272两,浙茶征银4049两,合计为16321两;乾隆十九年湖丝征银13799两,浙茶征银6840两,合计为20639两;乾隆二十年“内地之浙茶、湖丝等项共收税银”23460两。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1辑,乾隆20年4月初2日广东巡抚鹤年折;档案:乾隆24年5月2
13、5日广东总督李侍尧折。这些商品无疑都是经由赣关入粤的。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限定丝、茶等货须由内陆运赴广州出口,不许绕走海路,经由赣关转输的生丝、茶叶数量当会更多。由广东输往江西的商货主要有广东所产蔗糖、果品及进口洋货。档案记载称:“赣关税货以湖丝、茶叶为大宗,其次则洋货广货”。钞档:光绪3年6月20日江西巡抚刘秉璋题本。果品、蔗糖明代即大量从大庾岭入赣,广东新语记言:“顺德多龙眼,南海、东莞多荔枝”,“每岁估人鬻者载以栲箱,束以黄白藤,与诸瑰货向台关(即大庾岭)而北,腊岭而西北者,舟船弗绝也”。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蕃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
14、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木语;卷14,食语。清代数量可能更多。如乾隆十八年太平关关税中,糖包征银7010两,枝元征银3248两,合计为10258两;乾隆十九年糖包征银6574两,枝元征银2809两,合计9383两。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1辑,乾隆20年4月初2日广东巡抚鹤年折。不过,这些糖、果并非全部输往江西,其中一部分过大庾岭入江西,也有一部分由骑田岭入湖南。广东进口洋货主要有哆罗、哗叽、羽毛、纱缎等纺织品,香料、铅锡以及犀角、象牙等等,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入江西经赣关转销各地。江西本地产品经由赣关输出的则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粮食等等。桐油、茶油是
15、赣南的一大特产。赣州府志记载:“茶桐二油惟赣产佳,每岁贾人贩之他省,不可胜计,故两关之舟载运者络绎不绝”。乾隆赣州府志卷2,物产。赣关档案记载:“赣南所属各邑山场多栽桐、梓二木,秋成收取其实榨出油斤,系赣关上游土产,每年江浙客商前来贩买,经过该关,例应输税。自乾隆元年以来,历年油税自三千八百余两至九干六百余两不等,皆有册档可稽”。乾隆六年“桐梓大熟,出油甚广,每石止卖银二两二三钱”,商贩络绎前来,油税征银达11770两之巨,占当年赣关税收总额的10以上。档案:乾隆9年7月初5日两江总督尹继善折。木材,也是赣南输出的重要商品。赣关税则中竹木列有专项,清流木、草流木、杉木、皮槁木以及方板、苗竹、关
16、竹之类各有税则。乾隆赣州府志卷18,关榷。五口通商之后,丝、茶两项商品改由上海、九江出口,“洋货广货亦由轮船运入长江,不复经由赣郡”,赣关关税“仅赖本省所产杉木、白糖、茶油等项以及零星土产”。钞档光绪10年9月初2日,江西巡抚潘尉题本。瓷器,也是赣关输出的重要商品。景德镇所产瓷器,明清两代均大量出口。清代,广州新兴的“广彩”烧造业,从景德镇输入白瓷作为坯胎,“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画法加彩绘”,再入炉烧制,“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此种瓷器,始于乾隆,盛于嘉道”。刘子芬竹林陶说,转引自陈柏坚、黄启臣编著广州外贸史(上),第319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出版。无论成瓷还是白胎,均需由赣关过境,并
17、在此更换小船溯章水至大庾县过岭。建春门内的瓷器街,当就是这些瓷器储运销售及换载之所。经由赣关输出的粮食也有一定数量。明代赣州即有不少稻谷顺流而下输往省城南昌以及江浙,府志记载,赣州“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取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天启赣州府志卷3,土产。赣南米谷也有一部分向广东输出,乾隆年间曾因“该省商民多来贩买”,导致米价上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乾隆29年5月28日江西巡抚辅德折等。此外,烟草、纸张、漆、葛布、苎布等也是赣南地区所产或经由赣关输出的商品。(三)大庾(今为大余县)大庾县,位于江西最南端,隔大庾岭与广东南雄州接壤。从县城至大庾岭仅25里,北来之
18、货由赣州溯章水至此起旱,陆路挑运过岭;南来货物过岭至县,入章水可直下赣江。这里是大庾岭商道江西境内的第一站。大庾,汉代属豫章郡,唐代属虔州,张九龄开凿大庾岭之后,其地位日渐重要。明清两代,大庾均为南安府府治所在。明成化年间知府张弼重修岭路,将县城南门直至梅岭的20余里山路全部“砌以石磴”,路宽一丈,更便利了商旅往来及货物运输。桑悦重修岭路记言:“质岭,两广往来襟喉,诸夷朝贡亦于焉取道,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乾隆大庾县志卷18,艺文志四。明代中叶大庾县城已相当繁荣,商贾聚于城外之水南,“市廛倍密,商贾辐辏”,遂于嘉靖年间修筑新城,将其与旧城连在一起。乾隆大庾县志卷19,艺文志
19、五。大庾县是赣粤两省商货的过载码头,该县小民多从事水路、陆路运输,以船户、挑夫为生计。驿使门外的梅岭路街直通大庾岭,小民“驴骡驮载,少壮担夫”,络驿于途。乾隆大庾县志卷19,艺文志四。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描述这条商道:“越过它要花一整天的时间,翻山的道路也许是全国最有名的山路”,“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象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8279页,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清代的记载称“外国所需内地货物惟福建黑茶、安徽
20、绿茶、浙江湖丝三项最大,每年出口价值至四千余万两之多,其中脚费约计二千余万两。江西之广信、南安,广东之南雄、韶州,沿途船户挑夫藉此营生者不下数千万人”。 同治庐陵县志卷47,艺文志。1839年一个外国人详细描述了茶叶经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的状况:茶叶在大庾起旱,雇用挑夫挑运,“从大庾到广东省南雄州的始兴县,计程120华里,每箱茶叶都靠挑夫搬运过山,在山的两边有些类似驿站的地方,可以雇到挑夫”;“经常有大量的挑夫被人雇来运送茶叶以及货物、粮食、其他商品乃至旅客,翻越这座山岭。在始兴县再装船运至韶州府的曲江县,在这里再一次经税吏检查,然后转载上大船,沿北江运至广州”。 姚贤镐前引书,第一册第2622
21、63页。乾隆一道光年间从广州出口的大量茶叶生丝等商品,主要就是经由这条商道转运的。由于大庾县的重要地理位置,明清两代地方官对于维护商路畅通和保障小民生计均给予了特别的重视。明代成化年间,南安知府张迅曾多次在江西大庾与邻省南雄两邑间进行协调,最终以“中途博换”之例平息了双方的长期争端,使大庾县挑夫可与南雄共享利益,县民为之立祠祀之。 乾隆大庾县志卷18,艺文志四。清代乾隆年间,江西抚按大臣特别为大庾县规定了过山脚价:“大庾县,路通粤东梅岭,过山脚价每货百斤给钱一百文,每担百斤为率,两夫杠抬以一百二十斤为度,定限一日到彼交卸;如货难分拆,至一百四五十斤者,两日交卸。农忙寒冬每夫一名加钱十文。携带箱
22、笼每担七十斤,给钱一百文”。江西、广东两省大宪均下令将此项定制刊刻“木榜竖立通衢”,官货运输亦照“客货凭行发价”。西江政要卷2,过山脚夫议定脚价。县城东关的南安大码头是该县最重要的水运码头,船行船户云集于此。水路运输,商货雇船、船行取佣均有定规:“大庾县货客须用船只向凭过载行转向船行雇备,照例三分取用,相安已久”。嘉庆年间因船行肖同源等把持勒索,“每货一担多索钱十余文至二十文不等,又每担另取纸笔钱三文”,商民肖福利、丘和记等控至府衙,经知府审理,重申定制:1)货客需船,仍照旧例由过载行代雇;2)船行取佣“无论长行短驳,俱按船价每两三分,不得例外多索分文”;3)“货客住宿过载行,需用房饭及货纸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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