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述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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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述题1、试述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特点。 第一,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婚姻裙带关系贯穿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始终。 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道路,并不是在家长制家庭解体,个体家庭与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最后形成的,而是由家长制家庭公社内部的血缘关系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公社土地关系直接演变而来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经历过像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制度或罗马人的共和制度,而是直接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君主专制和权力私有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特点,也是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最不能忽略的问题。 中国初期国家形成以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父权家长和军事酋长的绝对权力便直接演变为专制君主权力,公社内部的各级
2、家长,也演变为国家机器的各级掌权者,并控制了不同的部门权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关系国家化了,以婚姻为纽带而构成的家族关系也进入政治。因此,这样的体制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法性和原始性,并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发展的早期阶段起着支配的作用。 正因此之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发展变化,总是围绕着君主这根主轴来运动,一切规章制度的建立和修订,总是依据在位君主权威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为取舍的标准。其指导思想是尽可能维护和强化君主的权威统治地位,体现和扩大君主的权势,而宗法血缘关系、婚姻裙带关系常常成为维护君主的权势及地位,制定伦常纲纪的重要依据。 第二,政权与神权相结合,以神权作为论证政权合理性的依据
3、,以政权和神权作为制定制度的标推,是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共同手段。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经历过神权政治或神权国家阶段,与此相应,宗教神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也并不发达,虽然在当时也有天或天命的概念,但人们并不是以之用来论证神和上帝的权威,而是以之论证君主权力的来源,说明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和政权因革的合理性。因此,以天地神祇、皇天玉帝作为自己君临全国的后台,以天命所归作为一家一姓统治的依据,历代统治者在这个方面的说法都是绝无例外的。夏后启讨伐有扈氏时说是“恭行天罚”;商汤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征”;周武王伐纣时也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而秦始皇“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
4、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就连篡位的王莽也声称:“今予独迫于皇天威命”。以这种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论说来证明当今的王朝和君主乃是上天精心选择的。所以称为“天子”,既表示君主是顺应天意被派驻人间的政治代表,又表示惟有此人才是惟一的至尊,而天则是虚无缥缈而又被人格化了的。以神权说明政权的合理性的最终目的是证明君权受命于天,“听予一人之作猷”见教材109页。科举制后期,尤其是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3、试述我国
5、帝制时代的宰辅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 帝制时代的宰辅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君主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集中和加强,辅政制度则是不断变化的,辅政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被削弱和分散。综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宰相辅政制度的发展规律: 宰辅制度的发展变化始终是围绕君主的权力这一根主轴进行的。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出令决断之权直接归君主独掌,辅政的工作仅限于秉承君主的旨意,贯彻君主的意图以助理万机。由于全国事务纷繁,君主事实上是不可能事必亲躬,也不可能亲拟诏敕,亲传口谕,必须借助辅政部门来完成草制、传宣诏令、承传处理各方面送来的章奏,这些工
6、作本来都是君主权力的体现,但操作在辅政人员手中,就难免出现篡窃君权的危机。一是有野心的辅政可能会利用这些工作之便,虚君擅权;二是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辅政有充分的条件来搪塞职责,欺上瞒下。这两种危险的存在,使一些君主寝食难安。随着君主专制程度的不断提高,君主在牢牢控制出令决断权的同时,尽量把草拟诏救、传宣诏令、批阅奏章等重要工作交给自己的亲信,也就出现“臣仆用事”的现象。 在宰辅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君主的权力的总趋势是不断集中和加强,辅政制度不断变化,辅政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被削弱和分散。皇帝不断从宰相手中削夺权力,宰相的权力由大变小,逐渐丧失原有的决策、议政权力,变为只有执行权力的普通机构。 秦
7、汉时期的丞相权力还是比较大的,宰相原则上应该遵照皇帝的诏书和面谕办事。皇帝的诏书由内廷机构转送到相府,宰相收到诏书后,应该核对此诏书是否符合法律、制度,尤其是祖制。对符合者,便由宰相签署,交府员负责分发,或交付给有关政务部门,或转送地方*去实施。如果认为不符合制度或当前形势,则可以封驳,请皇帝再加考虑,甚至对皇帝进行谏诤。宰相平时以章奏汇报政务,也可以在定期朝见皇帝时直接请示。凡军国大政,高级官员的任免,都要请示皇帝批准,对皇帝认为应该商酌之事,宰相须按照指定的范围,主持大小不同的朝议或集议,提出意见供皇帝参考。三省制时期门下省的官员对中书省所出的命令有审查和封驳的权力,其实也就是封驳皇帝所拟
8、定的旨意和指示,说明宰相的权力还是有碍于皇权的任意发挥。到了明清时期,皇帝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力,内阁和军机处的官员只有执行皇帝命令的义务而没有对皇帝意见提出异议的机会和可能了。 宰辅机构和宰相人员的设置和任命,由君主私臣演变为正式的政务官,由对君主的生活照顾演变为执掌部分国政,由内廷供奉待诏演变为执掌机密,辅政制度正是循着这样的规律发展的。在历史上,许多尊贵的官名及其实际职责,都是逐渐演变而来的。例如,太师原为乐官,吹律以听军声,所以君主出征必以太师参帷幄进音律,后来才发展为王者师;太保本为阿保,本义是女师,原是从媵臣中选出的保姆,傅的意思近于辅,古代傅母并言,也是保姆之意,男性称傅父,这些后来
9、都转变成为辅导之官;宰的本义是罪人,相的本义是省视,后来才发展成为“百官之长”。由此可见,百官之中处于“总领”地位的,原来多是君主亲近的侍从。由私臣演变为正式的政务官,由对君主的生活照顾演变为执掌部分国政,宰辅制度正是循着这样的规律发展的,“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备员,其故何也?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私人。及叔季之世则奸雄之谋篡者,亦以私人居是官”。用私人为宰辅,促使权力不断地向内廷转移,标志着皇权对相权控制的加强和中央集权制的强化。 2宰相辅政制度发展变化的原因: 君权和辅政权的矛盾是促使辅政制度本身不断演变的主因。皇权与相权一直是相辅而成的,同时又是相克相
10、制的。皇帝依靠宰辅治理国家以巩固统治,宰相则依靠皇帝的信任重用方可以安居高位。然而,历史上的皇权和相权之间从未有过一条清楚的分界线,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也因此经常出现。这主要表现在权力之争和政见的分歧上。宰辅的地位过尊,权力过大,必然要引起皇帝的猜疑。西汉第一任丞相萧何,屡遭刘邦怀疑,不得不自坏名誉以释刘邦之疑。然而,作为宰辅,由于职权所在,又不得不处理各种政务,这就难免与皇帝发生政见上的分歧,被认为阻碍皇权的发挥。例如,西汉丞相申屠嘉、周亚夫等,常使“上默然而沮”。又如,武则天不通过中书门下径行下发敕书,凤阁侍郎刘祎之对武则天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这样发展下去,不但宰
11、辅的身家性命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必然导致宰辅体制的变化。申屠嘉、周亚夫先后蒙冤而死,刘祎之被杀,而中外朝官之制也逐渐形成,“内命”草麻,斜封墨敕,与中书门下“外命”黄敕共行。宰辅体制由开府施政宰相制向参议辅政机构制过渡的过程,是沿着削弱宰相权力,加强君主集权的轨迹发展的。 社会的发展和各种政治势力的兴衰,是促成辅政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变更宰相制度,宰相制度的演变受当时客观环境的制约。客观环境的变化往往要求宰相制度的变化。社会总是变化发展的,历朝都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迫使最高统治者对宰相制度进行调整。五代十国时期,战争不断,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大增,
12、枢密院演变为辅政机关。为了保证军费开支,适应战争的需要,管理财政的“二司”在北宋时成为正式的宰相机构。雍正年间,用兵西北,雍正皇帝为了削落诸王权力探密军机,设立军机处。因此,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与根源。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围绕着君主所形成的各种政治势力,既是君权的支持者,有时又是君权觊觎者,甚至是窃取者和颠覆者。其间关系复杂,纵横捭阖。由此决定了君主与这些政治势力存在着一种相互利用又相互排斥的关系。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捍卫和扩大自身的利益,无不采取各种各样的冠冕堂皇的名义和借口,利用拉拢结盟或使用各种阴谋诡计以进行倾轧,排斥异己,制造各种政潮和
13、政变。而在诸种矛盾中,又以君主大权是否能保持绝对权威,抑或被分割和篡夺最为突出。君主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不息,其焦点又多集中在辅政制度上。君主的好恶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较量,必然会引起辅政体制的变化。例如,西汉初期,大批功臣宿将结成的政治势力,保证了丞相、御史二府辅政体制的相对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功臣家族经过两三代传承,大多数已成为纨绔膏粱子弟,实际政治势力便大为削弱。在此时,一些新起的官僚和受宠信的外戚,凭借白己的才能和裙带关系,逐渐取得了优势,辅政权也就逐步转移到他们手中。汉武帝以后中朝控制外朝的政治局面,正是这种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 统治集团对国家机器的调整,也是辅政制度
14、变化的重要原因。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原有的宰辅体制往往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促使最高统治者对国家机器进行必要的调整。例如,汉武帝刘彻时,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武帝本人又雄才大略,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内外政策发生了剧变,原有的宰辅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按照旧制,丞相一月一朝或两朝,只有在朝见时才向皇帝汇报政务,皇帝必须冠礼相见,礼仪繁琐,完全不符合武帝的性格,也不利于朝政的及时处理,尤其是对匈奴用兵,军书旁午,岂容一月一报?况且,军事机密,不容外传。武帝首次对匈奴用兵的马邑之役,是在公卿集议的情况下制定的,结果机事不密,为边塞一尉史走漏消息,使30万大军无功而返。因此
15、,武帝便委任大将军卫青侍中,由宦官直接承传军政要务,促使宰辅体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唐代中书门下有宰相多人,所有诏敕都要经各宰相依次画押。肃宗李亨时,军务纷繁,而宰相一人值省,遇事要派人到各宰相府第依次鉴署,妨碍了政务的处理,因此出现值省宰相“代署制”。翰林学士承旨直接受命草诏,避免了宰相合议所造成的缓误,减少了一些环节。宋代平章军国事制度,也是在多事之秋形成的。这说明,基于集中权力和提高统治效能的政治调整,必然会导致宰辅制度发生重要的变化。 从秦汉的三公到明清的内阁和军机处这2000多年的中枢宰辅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皇帝控制这套班子的办法是:有意识地削夺和分散宰辅的实际权力,使他们相互牵制和
16、制约;使用品位较低的官员和亲信侍从来参与机要,在中央政务处理上构成内外相互制约的两套政令班子,并且充分利用这两套班子之间的矛盾来实现对全体臣僚的控制。 4、论述我国帝制时代的儒家模式的特点有哪些? 1儒家是在维护原有社会结构和批评暴力统治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从孔子、孟子对暴君的严厉批评以及对苛政的切齿痛恨中可以看出,儒家重视社会民生,从荀子的王道与霸道的评判中可以看到,儒家更重视道德的作用。儒家思想认为国家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和维护道德、社会和文化秩序,最终达到天下和谐、天下太平。为了这个目的,要求统治者先要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要求统治阶级具有德行。与此同时,还要求统治阶级节制欲望、节俭生
17、活、抑制对外扩张的野心。另外还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在和谐太平的气氛中去关心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不是反对和干预社会。这样,人民便会被引导到遵守国家提倡的行为规范准则上,不管他们是否明白规范准则的具体内容,只要求他们不生事,做个国家的顺民,不要与官府对抗。 2儒家思想希望出现这样一种管理形式,即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在对内维持社会治安、对外进行军事防御。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的稳定,维护国家的“本”业,也就是农业,实行丈量土地、兴修水利、户口登记。即使如此,钦定的儒家思想还认为这些不过是不得已为之的辅助手段,仍然要限定到一定的范围,必须实行轻摇薄赋与休养生息。由此可见,钦定的儒家思想所希塑,
18、达到的管理,仅是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可以说没有更为积极的目标,这样就给民众社会留下很大的空间。因为国家主要通过意识形态,而不是用制度组织将国家与民众社会整合在一起。如果严格按照“儒家模式”,就会出现国家正式政治制度只能消极地规范社会,属于保守型而不是进取型,只有在意识形态规范不了的情况下,才允许采取强硬的手段,是以礼防范于未犯法之前,用刑惩处既犯法之后。 3在“儒家模式”的管理下,国家与民间社会的联系和交涉,往往是通过宗族、豪族、士绅阶层的中介,宗族、豪族、士绅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一定范围的意识形态,左右着政治制度一定程度的正常实施,出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的局面,甚至这些宗族、豪族、
19、士绅阶层“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壤,则明辱暗害,无所不至”。“儒家模式”的管理制度,实际上还是不能不与“法家模式”交织在一起。国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宗族、豪族、士绅阶层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但也不能够听任宗族、豪族、士绅阶层做大而不顾。在可能的情况下,国家总是要完善乡里、村社、里甲、保甲等地方基层组织,适当的时候还采取打击豪强的措施,尤其是每一个新王朝的初期,都是采取强力镇压的方式,企图将国家的权力直接强加到每一个人,使全社会纳入国家操作范围。那么摧毁有一定程度自治的乡村社会,建立起不受怀疑和挑战的合法性统治秩序,便是一个王朝强大的重要标志。 在皇权专制下,王朝的更迭初期通常是采用法家
20、的“治理模式”,在政权稳定后,又会逐渐转向推行儒家的“控制模式”,即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这种钦定的儒家“控制模式”依赖着宗族、豪族、士绅阶层来控制广大的乡村社会,而恰恰是这样的乡村社会结构维持着古代政治制度的存在,是统治赖以奠定的社会基础,也是中国2000多年政治制度虽然代有因革,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要原因。 第一章 论述题 1、中西封建君主制异同比较。 答案要点:中国的君主制自公元前21世纪奴隶制时代的夏朝就出现了,至XX年满清帝国被推翻,其间经历了奴隶制时代的宗法等级君主制和封建社会的专制君主制,历时4300年左右的历史。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从奴隶社
21、会的宗法等级君主制直接转化过来的,它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是与封建经济、社会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相始终的。如果以公元前XX年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君主政体为标志,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前后延续时间长达2300多年的历史。君主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度、文官制度以及具体的行政、司法、监察和人事管理制度的完备严密可以说是相应历史时期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 欧洲的君主制是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建立后形成的,至今不到二千年的历史;而西欧封建君主制则是在公元XX年罗马帝国灭亡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间经历了分散君主制、等级君主制和君主专制制三个发展阶段。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直到15世纪左右,在新兴资产阶级的
22、拥护下才得以在英法等主要欧洲国家确立,至XX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XX年法国大革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不过二、三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西欧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封建制度的解体、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相始终的。 2、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答案要点:君主制政体一以贯之,历时久远;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和完备的文官制度;政治体制深受宗法观念的影响与制约;王权、族权、神权三位一体,联系密切;政体的严整与思想的控制严密互为表里;礼制的法律化及以礼治国的伦理型政;君主制政体始终与农耕文明相联系;政治结构发展不平衡。 3、论述20世纪以来,用现代学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四个阶段
23、。 答案要点:起步阶段:,这一时期,除了用传统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成果外,出现了用西方资产阶级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批学术性论文,其中以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成果影响最大。 初步繁荣阶段:,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及实证方法以及中国传统治史方法齐头并进的时期。表现:多种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出现了一批中国政治制度的通史、断代史和专史性质的学术著作。 相对沉寂阶段:特点是:政治禁忌太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局限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局限在历史学的领域,缺乏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成果。研究成果减少。 空前繁荣阶段:主要表现是:学术性论文和专著成
24、倍增长。禁区冲破后多种理论和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有向政治学转移的趋势。以史资治。 4、怎样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制社会? 答案要点:家族关系根深蒂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崇宗敬祖、尊老敬孝、由孝入忠,以孝道治天下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家长意识和君主意识相结合的权威意识浓厚。社会关系的取向主要依据血缘关系及由血缘关系外延的地缘关系,由亲情关系到地缘关系到政治关系,社会网络关系往往通过这种多重的人情关系来构建,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忽略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 5、怎样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教为本的伦理型社会? 答案要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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