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骚》篇与文之枢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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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辩骚篇与文之枢纽辩骚篇与“文之枢纽” 刘勰的文心雕龙向被称为“体大虑周”。就其体系之深博，结构之严谨而言，实为我国文论史上所绝无仅有。在序志篇中，刘勰对全书的体系结构做了如下说明：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根据刘勰的这段自述和文心雕龙的实际情况，研究者对

2、全书的结构划分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两分法。持此说者主要有叶联芳、曹学佺、范文澜等。他们认为，文心雕龙一书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自书记以上，是剖析文体；神思以下，则商榷文术。 2、三分法。持此说者主要有罗根泽、周勋初等。他们在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序志篇应单算作一类，如此，文心雕龙一书即分成了三部分。 3、四分法。持此说者主要有郭晋稀、陆侃如、牟世金等。他们认为全书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部分，序志篇则被视为全书序言性质的总论。“四分法”是学术界最主流的意见。 此外还有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等等 ，基本是按照今人的文学观念把文心雕龙的下篇再进一步细化，将文学史观、修辞学

3、等理论问题单独列出为一类。 以上各种分类法中，辨骚篇都处于全书最重要的部分。根据刘勰自己的说法，正纬和辨骚篇都是“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是全书的关键。不过，有的论者却认为，从文心雕龙的整体理论体系来考虑，“文之枢纽”并不等于总论，属于总论的应该只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依据这样的分类原则，则从正纬到书记共计二十二篇，都应算作是文体论，纬书和楚辞都是所谓“论文叙笔”时才应提到的。还有的学者认为，“骚”是一种文体，跟宗经、正纬篇讨论的经书、纬书性质有所不同，而与自明诗至书记各篇所探究的各体文章却相类似，就是说，应该把辨骚以下二十一篇算作文体论，如同萧统的文选把骚作为文之一体，与诗、赋、七、诏、册等

4、并列一样。因此，又有些研究者主张前四篇可视为全书总论，辨骚应与明诗至书记共二十一篇同归于文体论部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陆侃如文心雕龙选译前言等，都认为辨骚篇当属文体论的范畴。而缪俊杰、王达津、牟世金等学者，则认为辨骚篇既属于文之枢纽，又属于文体论。 关于辨骚不属于文心雕龙总论的这些意见，固然有一定理由，不过，这些观点违背了序志篇中刘勰自己的论断，笔者以为还是不妥当的。辨骚篇还是应该计入文心雕龙篇的“文之枢纽”，也就是总论部分为是。已有一些学者指出辨骚篇的体例不符合文心雕龙文体论结构模式，即不是按照“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模式来安排文章论述层

5、次的，所以不能将辨骚列入文体论。不过，因为这二十字本身就是刘勰对从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分论的说明，刘勰本来也没有用它来规范“文之枢纽“中辨骚的结构，因此，用这个理由来当作辨骚篇非文体论的明证，有些站不住脚。 辨骚篇究竟何属，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小问题，实际却涉及到对于刘勰的基本文学思想的理解，不可以不加辨明。对这个问题，应当从辨骚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两方面来加以讨论。 1 离骚“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纪昀评文心雕龙时曾说过，“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从这一点出发，王运熙先生曾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讨论了辨骚之所以在全书总论的原因。他论述了楚辞之“奇”对汉魏以后侈艳文风的影响，并指出刘勰把辨

6、骚作为全书总论之一篇列入“文之枢纽”的原因： 不但由于楚辞产生时代较早，对后世文学发生深远影响，必须尊重它的历史地位；而且从阐明自己的创作原则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勰认为 楚辞的“奇文郁起”，是儒家五经以后文风的一个巨大转变，它有“自铸伟辞”、“惊采绝艳”的优点，但也有异乎经典的“夸诞”之弊。这种弊病由于汉赋的继承发展而扩大了，形成了后世“浮诡”、“讹滥”的不良文风。为了矫正这种不良文风，刘勰强调必须以儒家经典文风为准则，批判吸取从楚辞开始的奇辞异彩，强调“正末归本”，强调“执正驭奇”。 王运熙先生的意思是说，刘勰认为当时文学创作中“浮诡”、“讹滥”的不良倾向，来源于楚辞；要批评这种文风，必

7、须从根本上做起，所以要指出离骚过于侈艳奇幻的不足之处。这也是刘勰把辨骚篇列入文之枢纽的主要原因。 王运熙先生从追索时代文风的本源来入手来考察辨骚篇在全书中的位置，笔者对此非常赞同，不过觉得仍有未尽之处。各类文章在体式上的特征固然是刘勰分类论述时一个大的依据，但是具体到“文之枢纽”这一根本性问题，更应重视思想内容上的重要性。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搞清楚刘勰对经典的看法。刘勰认为儒家五经为圣人所作，其地位无比崇高：“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而在文学风貌上，儒家经典“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亦为百代

8、之法则。那么，“枢纽”中的纬和骚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要弄清这一点，先需从前五篇的篇名说起。前五篇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前三篇的动词是“原”、“征”、“宗”，皆为溯源义；而后两篇的“正”、“辨”亦处于同一立场，是则正、辨明的意思。可以说，刘勰是把纬、骚作为经典的变异体来看待的。为了进一步弄清刘勰对待辨骚的态度，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正纬篇。 刘勰为什么写正纬，其用意何在？历来研究者看法很不一致。概括言之，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出于“宗经”思想。持此论者认为，正纬贯彻了宗经的基本观点，宗经与正纬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一从正面，一从反面，两篇的目的皆是宗经。二是认为刘勰指出前代把纬与经相配是

9、错误的，故作正纬以匡之。三是认为刘勰对纬书并不全是否定意见，从写作角度看，他认为作家可从纬书中“采摭英华”，以增加自己作品的文采。这三种意见都是从刘勰的思想和正纬的实际内容出发的，各有其道理，对理解刘勰的写作用心是有帮助的，也是深入研究正纬之所以列于“文之枢纽”位置的基本前提。以下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纬书的本质以及刘勰对纬书的看法。 谶书就是古代卜巫占梦、预卜吉凶的迷信策书。专言符命占验的谶书在西汉成帝时已经出现，而最早有明确文献记载的纬书则出现于东汉初年。纬书是谶书的一个支流，是谶书在独尊儒术的汉代，为了进一步神化自己而附会经文的产物。 “纬”本是相对于“经”而言，经守其常，纬参其变。释名释典艺

10、说：“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纬书附会经文，今所传世的易纬、诗纬诸书，便都是围绕易经、诗经等经书来反复铺陈展衍的，其实质是神学迷信、阴阳五行说与经义的结合。从本质上来说，在汉代神化儒学以后，谶与纬是异名而同实，谶以附经故称“经谶”，纬以配经故称“经纬”。文心雕龙正纬篇便围绕“正”这一基本主张论述了两个问题，即“正”纬的原因以及方法。 刘勰认为，“世夐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因为历时久远，有关记载不是很清楚，真的经书与伪托的经书并存于世，混淆世人耳目，所以有必 2 要正纬。具体地按照经书来验证，纬书计有四伪：一是“经正纬奇，倍擿千里”；二是“纬多于经，神理更繁”；三是“尧造绿

11、图，昌制丹书”与八十一篇皆出自孔子之手的说法自相矛盾；四是“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可以见出，刘勰对纬书所作的“四伪”的判断，主要着眼点是在奇正、多寡、真伪、先后四个问题上，也就是说，纬书之伪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来自纬书自身内容的正确与否，而是来自于其它方面。内容的奇特，解说的繁杂，作者的身分，成书的年代，是这些周边问题使得纬书成为伪书的。纬书毕竟是为参佐经书而生，虽然谶纬之盛已然过去，但纬书在思想内容上，仍然有它的影响，刘宋时期禁而未绝，梁朝时又有复炽的苗头。没有相当的学识与胆识，是无法做到坚决扬弃打着参佐经书旗号的纬书的。虽然在纬书开始盛行时，桓谭、王充等人也对之进行过批判，但是，对纬书进行全面

12、的总结与清算，刘勰可称是第一家。清代纪昀评正纬篇说：“此在后世为不足辩论之事，而在当日则为特识。康成千古通儒，尚不免以纬注经，无论文士也。”即是赞赏刘勰的学力与胆识。纬书的泛滥有乱经的趋势，不能明辨纬书之伪，也就不能阐明经书之真，从而会干扰向儒家经典学习的原则。这是刘勰意欲正之的主要原因。刘勰认为，纬书虽配经行世，但是在奇正、多寡、真伪、先后四点上存在很大问题，对经书并没有多少帮助。不过，如前所述，这“四伪”并没有全盘否定纬书的内容，纬书中真伪掺杂，可以辨正，也并无焚毁禁绝的必要。从艺术特点上来说，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又有其可以借鉴之处，虽“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 在正纬篇的最后

13、，还有最关键的一句话：“前代配经，故详论焉。”这句话十分关键，点明了刘勰将纬书列入“文之枢纽”的根本原因。若单从艺术成就而论，即便纬书如何的“事丰奇伟，辞富膏腴”，也无法与汉魏古诗、散文等其它许多文学体式及作品相提并论，更不可能跻身于离骚之前；艺术上的可取之处绝不是纬书得以位列枢纽的根本原因。刘勰还是从它与经书参佐相配的地位，亦即在思想内容上牵连到儒家经典的角度，将其置于枢纽篇的。 具体到辨骚篇之跻于枢纽的原因，也应从此角度出发进行论证。汉代经学思想的发展体现于文艺领域，一个最主要的个案标本就是对楚辞的评价。从汉初黄老思想盛行时，贾谊、刘安对楚辞所作的充分肯定，到独尊儒术之后扬雄、班固对它的否

14、定，再到东汉末年，王逸站在与扬雄、班固相同的立场上，却得出与杨、班二人完全相反的肯定评价，经学思想对文学观念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了。对屈原作品由否定到肯定的重新回归，并不是对其思想内容的真正肯定，而是对离骚断章取义，作出了符合儒家文艺思想的的曲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易“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 王逸对离骚与经典的关系作出了断章取义地解释，以期符合于儒家五经；而刘勰对于

15、离骚与经典之“四同”的评论，则到位得多：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尽管刘勰的理解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确是真正看到了屈原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本质的。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在汉代楚辞学史的末期，已经被王逸等人拉到了儒家的阵营，确立了其崇高的地位：“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从这一点出发继续进行深入讨论，离骚已经不无“配经”的可能了。这是刘勰给楚辞以高度重视的重要原因。 除了思想内容上与儒家经典的相同之处，

16、对于离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刘勰还作出3 了这样的判断：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轩翥诗人之后”、“岂去圣之未远”也是十分重要的信号。屈原去圣未远， 是从诗经到汉赋的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既是“去圣之未远”，自比后人沾溉了更多圣人的教化和影响，在圣人已远的年代，屈原的创作也不无典诰教化之作用了。虽然他指出楚辞与经书不但有“四同”，还有“四异”，但“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也就是说，楚辞的问题，是“典诰”与“夸诞”，亦即“正”与“奇”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正”与“邪”之间非此即彼的关

17、系问题。刘勰认为，“奇”的形式无损于“正”的内容，只要能够辨明“奇”的部分，楚辞还是与其它古诗之流完全不同的，值得与明诗篇分开，放到总论中去论述的。 由以上论述可知，纬书与楚辞，都是在总体思想内容上与儒家经典有一定关系的作品，虽间伪，亦含真；虽具奇，亦有正，故与儒家经典一起放到总论里去论述。原道、征圣、宗经三篇，给出的是对圣人之道、对儒家经典的正面阐释，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经；而正纬、辨骚则从侧面阐述了两种与经典有密切关系的文章体式，在承认它们的优点的基础上，告诉了人们哪些是与经典近似、容易引发混淆的作品，指出应该警惕、扬弃其有异于经典的部分，吸收其符合经典的部分。同时，在文学创作上，也要有意

18、识、有节制地借鉴纬书的“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对楚辞也要“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创作出华实兼备的优秀作品。这是刘勰把以“正纬”、“辨骚”为名，将纬书与楚辞都放在总论里进行论述的根本原因。 在思想内容的原因之外，还有艺术上的原因也值得我们注意。纬书与楚辞之位列总论，还有一定的文体学意义，即从文体学上考虑，亦有应当如此安排的需要。除了五经、纬书、离骚算是“自铸伟辞”，其它的文体，比如诗与乐府可以溯源于诗经；汉赋源于楚辞；史传则源于尚书、春秋；汉代作家们的散文基本也不出子学或者申述经典之作，比如法言、吾子等。至于纯粹的子书，因其不符合儒家经典，早已被汉武帝罢黜，无需考虑即可知其没有可能进

19、入总论。尽管刘勰说屈原的作品“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是诗经到汉赋中间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屈原的离骚完全是自出机杼，在文学史上可称绝响，后来的继承者们并没有能把这一文体继续发扬光大，而是迅速走向了铺排辞藻、劝百讽一的赋的道路。因此，把离骚放到拥有众多代表作品的各个文体论中去一起进行总结陈述，对楚辞的创作实际来说，也是不合适的。以刘勰的文学观来看，内容充实、辞采丰赡而又无形式主义弊病的作品是最优秀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空前绝后的离骚能够进入总论也是不足为奇的了。 综上所述，从整体来看，纬书与楚辞确实应属于在“论文叙笔”时加以讨论的，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应该是属于文体论范畴的问题。刘勰把它们视为写作的“文之枢纽”，先有思想内容方面的考虑，其次才是艺术方面的考虑，这恰是刘勰思想局限性的一种表现。单从艺术成就的角度而论，比纬书写得好的作品有很多，而且纬书毕竟已开始走向式微，本不须放在如此醒目的地位加以讨论；但是刘勰不能摆脱儒家宗经思想的束缚，于是，与经典有一定关系的纬书也要放在文之枢纽里，而被汉代经学家正名了的离骚近于经典，自然也是重中之重了。总之，只有从思想与艺术两个角度出发，才可以清楚解释刘勰所说的“文之枢纽”的含义，也才能正确理解辨骚篇为什么会在全书总论里出现。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