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瑞典社民党对资本主义的“驯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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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瑞典社民党对资本主义的“驯化” 内容提要：本文对瑞典社民党成立以来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认为瑞典社民党虽然完成了许多有利于工人群众的社会改革，但在根本上却是以“驯化”资本主义为目的的。瑞典社民党在改善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巩固和繁荣了瑞典资本主义的发展。1、通向执政的道路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瑞典工业化起步较晚。当1889年4月19日至22日社民党成立并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仅有14个地方组织和3149名党员。1891年的第2次代表大会上，该党讨论并通过的第1份党纲，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他政党，旨在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这1目

2、标的实现“只能通过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将其变为整个社会的公共财产，并用反映整个社会真正需求的社会主义生产来代替其无计划的商品生产”，“从而向整个瑞典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挑战。”瑞典社民党自诞生起就积极投入了并领导了瑞典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民主权利和改善劳动人民经济条件的斗争。在其领导下，1898年瑞典总工会成立。1909年夏天总工会领导30多万瑞典工人举行了长达1个多月的全国总罢工，规模之大超过了当时欧洲历史上的任何1次工潮。同时，社民党还10分重视议会斗争。1896年社民党主席哈尔玛布朗廷首次当选为议会下院议员。随着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1918年社民党在下院大选中跃居

3、为第1大党，并于1920年首次单独组阁，成为最早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西方社民党之1。但20年代社民党组成的3届政府在议会地位都非常虚弱，不仅没法实现该党1920年党纲提出的“国有化”主张，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也没法办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党内引起了激烈辩论。1926年社民党思想家尼卡莱比著书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称所有权并非人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1物品的支配形式”，完全而且仅仅是由社会规定的。因此，国家既可以通过法令彻底剥夺其所有权，也可以通过法令政策限制其“支配形式”，他宣称所有那些根据工人阶级利益和需要限制资产阶级私人财产或增加公共财产的措施都意味着对所有权形

4、式的限制和变更。因此，社会主义不仅仅包括直接国有化，而且包括社会对经济结构变革的控制和对私人所有权的不同职能的调整，从而把“社会主义化”概念扩大到国家干预和政府政策所涉及的许多领域，这1后来被人称为“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为社民党即将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中执政的自由党政府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所采取的紧缩政府开支、压低职工工资等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的作法，使社民党议员魏格佛施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失业危机关键在于社会的购买力的疲乏，而不是工资过高，认为只有动用国家资金抵消社会购买力的下降才能缓解经济危机。但党内左派认为这无济于事，只会延缓资本主义的灭亡，主张

5、立即按照社会党国际指示将“国有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但在1932年召开的社民党代表大会以微弱多数否定了党内左派提出的上述主张，并把注意力转向魏格佛施提出的新经济理论上来。瑞典经济的严重危机给社民党上台执政提供了有利时机，在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同时，社民党极力宣扬该党主席汉森提出的把瑞典建成人人“平等、互相关心，合作与互助”的“人民之家”的主张和党的新经济政策，赢得了1932年的大选。社民党上台后立即与遭受经济危机严重打击的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农民协会进行谈判，并以对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其对社民党政策的支持、这使社民党在议会获得了稳定多数的支持。首先，新政府决定通过发

6、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等措施筹款两亿克朗以兴建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公共基础设施。加上失业救济，使半数以上的失业者迅速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帮助，从而缓和了危机对劳动者的打击。这1扩张性政策标志着瑞典经济政策史上的1次“革命”，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2次大战后才开始执行。其次，新政府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1933年新政府提出的预算报告中，瑞典学派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主张把国家预算作为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工具，在经济萧条时可利用它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经济高涨时又可借助它吸收过剩的社会购买力，从而在凱恩斯之前正式提出了通过国家干预稳定经济发展的理论，为社民党的新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第3，为生产发展创造社会条件。

7、政府在通过立法保护职工结社权利之后，又积极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谈判并于1938年达成了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工资和其他劳动条件问题的协议，从而使瑞典罢工迅速减少并成为劳动市场较为平静的西方国家之1。第4，建立和发展社会福利制度。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社民党开始将其以福利主义为中心的“人民之家”纲领付诸实践。继1934年资助工会建立失业救济基金之后，又先后通过了人民养老金法案，实行了产妇补助制度、儿童补助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从而使儿童、妇女、老人和失业者等社会弱者经济地位都有所改善。1938年瑞典开始实行休假两周制度。第5，提高企业竞争能力。1933年政府决定将克朗与英镑挂钩，使克朗贬值25%，从而提高

8、了瑞典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1938年政府还决定实行股份公司自由折旧制度和投资基金等投资优惠制度，以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上述尝试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使瑞典经济比许多西方国家为快的速度走出了危机。社民党与农民协会的政治联合和社民党与资方达成的社会契约构成了后来被称为“瑞典模式”的基础。其基本构想是通过最大限度的劳资合作，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从而以为社会改革与社会福利的改善，瑞典这种通过国家干预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做法为当时经济大危机打击后惊魂未定的西方世界提供了1个启示和1种新的选择，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驯服”资本主义的尝试在保存私人所有制的情况下，利用国家干预、政策调

9、节对社会经济运转机制所取得初步成果，使社民党领导坚定了对功能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其1944年提出的工人运动战后纲领（又称27条）中，该党不再强调“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宣称“社民党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并认为，只要私人企业依据“人民的需要”进行生产，就可以保留原样。纲领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诸种弊病的同时，主张加强对经济的计划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经济民主与经济效益及改善社会福利。纲领从理论上不再反对私人所有制也不再反对市场经济本身，而致力于通过国家干预来“驯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政策措施主要有：（1）加强

10、对经济的计划调节。为了加强对经济的宏观领导，社民党自1948年起开始编制经济中期发展计划，每5年政府编制1份瑞典经济中期概览，在综合国际经济走势，国内各部门发展计划，建筑部门规划和各大私人企业的生产打算的基础上，对未来5年经济发展（甚至更长时期）做出分析和预测，就如何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提出1些可供选择的建议。此外政府还有滚动性的财政计划，3年1次的科技发展规划和其他1些行业发展规划，对发展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和目标。为了减少政策失误和由此产生的反复，重大问题决策前政府往往先成立调查委员会，对事情的历史、现状及有关国家的作法进行详细调查后（常常工作1、两年）提出解决办法和建议。每年同时工作的这类调

11、委会常达1、2百个。调委会的报告、政府有关提案和文件除极少数外，人均可阅读并公开发表意见，从而为其宏观政策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2）通过控制和调整投资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了减缓经济周期性起伏，政府把控制和调节社会投资的规模、时机甚至地点作为稳定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其主要作法是：1、利用行政手段。公共部门投资（各级政府和社会福利部门）约占总投资的3分之1，政府常常可以通过调节预算拨款或行政指令进行直接控制。2、控制贷款数量和利息。除了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外，瑞典还通过规定信贷最高上限、信贷配额、债券发行批准手续等办法控制和调节货币流通总额以及信贷利率。瑞典的住房建设投资常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且

12、大部分来自政府控制或影响下的公共基金贷款，因此政府可通过调节利率、严格或放宽批准手续，影响这些项目的实施。3、利用经济手段。对于私人企业投资（往往占总投资之1半左右），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调节，有时还辅以法律措施。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可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或某1行业之投资）进行征税；在经济不振时可予取消，甚至进行投资补贴。近些年来投资补贴逐步变成了刺激企业到边远地区或落后地区投资的手段。（3）保护竞争。为了保护竞争环境，瑞典1956年就制定法律禁止企业间就价格等问题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议会还为此任命经济自由总监，来负责实行。1、通过工资政策并借助工会力量推动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自50年代起

13、瑞典全国实行统1的劳资谈判制度以来，总工会在社民党政府支持下强调工人之间的团结，主张工资之多寡只能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要求（如工作难度、危险及保障程度，对所受教育及技能之要求等），长期以来工会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间追求同工同酬目标（又称团结工资政策）的结果，大大加重了那些设备陈旧、效率低下的企业的费用和负担，迫使经受不住这种压力的企业被迅速淘汰。工会在劳资谈判中还特别强调照顾低收入工种和工人，从而在工作增长总额不变的情况下，逐步压低了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使他们变成了其国际同行中的“低收入者”，从而为瑞典技术密集性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和扩张提供了方便。&nb3 sp;2、利用税收制

14、度刺激企业增加积累和投资。瑞典对企业利润实行双重征税，即在征收企业利润税、（名义税率56%）后，对股东的分红再征收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的所得税边际税率常常超过70，从而大大抑制了大股东们的多分少留的欲望。政府还网开1面对企业增加储备和投资给予1系列优惠。使企业常常可把利润总额之70%左右留在内部，10左右被分红，而上交利税仅占20%上下，从而使瑞典企业有雄厚财力不断更新设备和技术。瑞典10大企业中有7家主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最大份额，与此不无关系。（4）重视教育与在职人员的再教育。社民党把普及教育当作发展经济提高劳动人民地位的关键。1950年政府在全国实行9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大力改善了的家庭

15、福利，使全国能直接接受中学教育的青少年分别由1950年的20%和5%上升到1970年的90与20%；为迅速发展的瑞典经济和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瑞典还特别重视对在职人员和失业职工的进修和再教育。自1957年起，政府在工会的要求下先后在全国建立了50个大型再教育培训中心和上百个培训点对失业职工进行再教育，并对其流动提供资助。每年全国有3%左右的劳动力接受转业培训，参加各类业余学习的人常达成年人数总数的3分之1以上，有力地保证了瑞典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5）发展与完善社会福利。社民党把不断改善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当作阶级政党理所当然的任务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最有效的“成功之路”。战后经济迅速发展也

16、为其改善社会福利提供了条件与可能。在工会的支持下，社民党通过立法建起了“从摇篮到坟墓”囊括人生的全过程与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社会福利，其覆盖面之大和条件之优惠在世界各国中是少有的。为此各单位雇主除了为职工支付工资以外，还要为其支付相当于工资总额40的社会保险金（1965年仅为6.8）。（6）提高工会组织的地位。在社民党的要求下，议会于1972年通过了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100个职工以上的企业理事会里必须有职工代表。1976年又把这1规定改为有25人以上的企业。1974年议会还通过了就业保护法，规定即使在企业经济困难情况下资方也必须先与工会谈判才能裁减工人。1977年通过了劳动环境法

17、，加强了工会在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上的发言权。1976年通过的劳动的共决权法案，又规定了企业1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这些法案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瑞典工人阶级的地位。却在许多方面限制了资方的权力，但资方凭借股份企业法授予他们的对企业的支配权，对上述法案的落实进行了种种阻挠。因此社民党在1975年代表大会上确定把经济民主化作为该党在实现政治民主化（普选权）和社会福利化后的第3大战略任务。1976年社民党与总工会共同提出了建立职工基金的主张，提议通过从企业超额利润中，也就是企业由于奉行团结工资政策而“节约”下来的剩余利润中征得款项，由职工集体在企业购买股份，以减少企业的私有成分，增加工人在企

18、业的发言权。瑞典社民党的改革因其执政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而对瑞典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现已有100多万党员，其中75来自集体入党的工会会员，社民党的主要支持者总工会拥有的会员占瑞典工人总数的92%(216万)，并与拥有100多万会员的白领工会相配合，这种状况决定了这场瑞典现代史上的伟大变革的许多方面向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方向发展。首先，国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作用迅速扩大，适应了日益增长的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增加了国民收入。瑞典社民党虽没有把私人产业实行大规模国有化，却把国民收入1半以上“社会化”，并将其绝大部分用于发展教育、卫生、科研和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从而在1定程度上

19、缓和了社会矛盾，缩小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起伏幅度。加上瑞典幸免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等有利条件，瑞典人均产值百年来以仅次于日本的速度迅速增长，自50年代中期即跃居世界前列。第2，失业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社民党在健全社会保障的同时，大搞失业职工培训和职工业余教育等，并积极鼓励职工流动，从而在不断推动经济结构变革和技术革新的同时实现了充分就业。瑞典人口尽管自30年代以来增长了近3分之1，但就业率60年代初即跃居西方国家首位；而失业率却长期保持在2%上下。第3，缩小了社会差距。社民党在个人所得税中长期实行累进制，在收入政策上又注意照顾低收入者，在福利政策中还有1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抵制了社会两极分化。如1

20、977年瑞典全国收入最高10的人与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1经税收和补贴相平衡后的差距由10：1降为不到4：1。国民收入在劳资之间的分配也产生了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之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占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的比例已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到60年代的2比1和70年代的3比l。同期财产占有的差距也在缩小，1930年至1975年间2的最富有家庭的财产占全国私有财产之比例由58下降至28，但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差距却大得多，1975年1.3的瑞典家庭占有74的私人股票，从而控制着大多数大中私人企业。3、70年代后的困境经过40多年连续执政（除极少的中断），社民党通过国家干预，建

21、立职工基金，扩大经济民主，从而进人“社会主义”的功能社会主义理论，在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受到严重挑战，社民党政府试图再次借助赤字预算维持生产和就业规模，结果在国际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人为地扩大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同时，因社会福利开支过高，财政不堪重负，竞争力也深受影响，加重了瑞典的经济危机。1976年秋季大选中社民党惨败下野。以中央党主席费尔丁为首相的“中右”联合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摆脱经济危机的良策，相反，由于大力推行国有化和进1步扩大社会福利，使瑞典经济危机更趋恶化，为兑现竞选诺言新政府的社会福利总开支由1974年的619.4克朗（占GDP24.8），激增至1982年的2076.5亿克朗（占33.

22、1）。加上对危机企业的资助，国家的财政赤字由1975年1976年度的37亿克朗上升到19821983年度的866亿克朗，（占总开支的31）。国债由1976年的687亿（其中外债1.92亿）猛增至1982年的3770.9亿（外债达1358亿，占GDP的21.8%。与此同时瑞典经济主要指标却远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平均水平，成为欧洲经济困境严重的国家之1。为了使瑞典摆脱这场危机，为了使瑞典经济恢复活力的同时保住社民党战后所取得之主要成果，1981年社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题为瑞典之未来的决议，决议主张膨胀与紧缩结合，走“第3条道路”，即在压缩政府行政开支和私人消费的同时有选择地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工业生产，

23、带动整个经济出现以出口为导向的回升。社民党还提出由民众决定企业生产的社会条件，如对环保、劳保等做出规定对资本和信贷的走向进行民主控制，以使之用于生产性投资并实现地区性平衡。但在这些大框架内，企业有权决定其活动方式，因为只有在这样1个分权制社会里，消费者所发出的信号才会被企业接收并影响到生产，也只有企业有权自己进行决策时，职工才能真正对某工作条件施加影响，从而划清了国家干预的界限。1982年秋社民党在“保卫福利、重建经济”的口号下重新上台执政，并迅速决定将克朗贬值，增加对工业投资和科研的拨款，同时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改造国营企业。社民党的努力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为了争取工会的支持，为了保证货币贬

24、值的效果不被工资增长要求迅速吞没，政府在冻结物价的同时恢复了被前政府削减的社会福利。1983年政府还通过立法决定成立总工会为之奋斗了10年的“职工基金”，规定每年从各企事业单位增收0.2的工资税、并从实际利润超过50万克朗的企业的超额利润中抽取20的利润税，在全国收买企业股票，从而在1959年建立退休金基金（其中部分资金也用来买股票），之后又建立起1个大型公共基金。但在资方压力下，政府还规定基金在同1企业所购股权总共不得超过40，而企业工会最多可以代表其中1半。（即不超过20）。2、减少国家干预。为了适应企业的国际化要求，社民党还简政放权、修改法律允许外国银行在瑞典办分行，外国人在瑞典自由购买

25、企业，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的限制，从而彻底放弃了国家对信贷金融市场长达50年的行政控制，从而为资本的国际流动打开了大门。3、改革税收制度。为了压低工会对增加工资的要求，并打击不断增长的逃税漏税活动，社民党还在人民党支持下决定自1991年1月起两年内将瑞典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的约70%降为不超过50。85%左右的人（年收入不超过18万克朗）的税率因此而降至30%，将企业税由原来的56降为30。为了使国家收入不受损失，政府还决定提高能源税、环保税和部分商品及劳务的增值税并减少了企业税前扣除利润的可能性。4、加强国际合作。为了获得国际上的支持，社民党调整对外政策，不断向欧共体靠拢。1986年瑞

26、典与欧共体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并在积极参与尤里卡合作的同时，极力推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谈判共建欧洲经济合作区。1991年瑞典又决定将其货币与欧洲货币单位挂钩，并于同年7月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在上述措施的帮助下，瑞典经济自1983年开始回升，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石油价格的下跌也加强了这1态势。1983年至1988年6年间，瑞典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13，工业生产增长20%，工业投资增长60%，企业利润大增，失业率下降到2%以下，政府财政赤字趋向消失。社民党在基本保持充分就业和全面福利情况下使瑞典摆脱了经济危机。但这1成功是以劳动人民的牺牲为代价的。严厉的紧缩政策与政府在信贷市场上大举借贷所造成

27、的财产转移效应相结合，使瑞典国民收入总值在劳资之间的分配由70年代的3比1，降为80年代的2比1。据统计自1980年至1988年间瑞典220万工人实际收入仅增长4%，而2万名高收入者增长55.9%，其中5000名最富收入者竟增长98.1。工会曾寄以厚望的职工基金制度由于社民党在资方压力下所加的种种限制，并没有在提高经济民主方面产生明显效果，而1990年开始的税收改革又明显有利于高收入者，使社民党在工人中的地位受到动摇。另1方面，工会间争夺工资谈判领导权的斗争也使得人们竞相提出工资增长要求，并时常以罢工相威胁，致使劳资冲突日增。在工业生产率1年共增4.5的情况下，工资费用却增长28%至30%，这

28、比其他西欧国家高出约1倍。同1时期，由于欧共体内部统1市场对瑞典企业的吸引力，1989年瑞典对欧共体投资比1987年激增两倍，达360亿克朗，加上瑞典1990年取消对外汇市场的管制，更使瑞典资本家像脱疆的野马失去了控制。自1989年起，瑞典经济迅速恶化，高通膨和低增长并存的局面再次出现，使因苏联东欧形势剧变而面临政治困境的社民党政府更如雪上加霜，受到在野党的猛烈攻击。在1985年大选中，社民党依靠左翼党支持而得以执政，但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却寻求与两个中间党派甚至保守党进行合作，从而失去原有选民的信任。为了制止工资膨胀，1990年2月该党竟提议禁止罢工，引起了工人强烈反对，许多工人离党而去。199

29、0年起社民党还被迫放弃了其建党以来实行的工会会员集体入党的制度，这使党员人数1下减少了70，进1步削弱了与工会的联系，结果使社民党在1991年大选中得票仅38.2%，为60年来的最低水平。社民党因此而再次下野。瑞典社民党执政时间之长，在西欧各国社民党中非常突出。其社会改革实践被冠之以“瑞典模式”而闻名于世。瑞典社民党几10年来孜孜以求“驯化”资本主义，在客观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它的下野是否标志着“驯化”的失败，是否意味着“瑞典模式”的终结，是人们所争论的问题之1。实际上，社民党进行的每1项较大的社会改革都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为前提，而改革的结果也往往以发展这1制度为归宿。因此社民党的改革虽然为瑞典社会增加了不少“社会主义成份”，但未能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又是资产阶级可以容忍或接受的。这就使得其“驯服”资本主义的努力难以取得更大成果。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