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诠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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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詮釋教授:賴曉黎助教:蔡芳宜 第七組 社會三 宋致誠 鄭勝任 孫祥珊 陳佩琪 法律三 阮俊達口頭報告架構:一、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二、後世涂爾幹宗教社會學詮釋的歷史轉變 三、Parsons的詮釋 四、Pickering的詮釋 五、結論 六、參考文獻七、附錄: (1)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全書摘要 (2)社會行動的結構Ch11埃米爾涂爾幹(四):最後階段:宗教與認識論 摘要 (3) Parson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摘要一、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概念圖(1)概念圖一:圖騰與圖騰力(曼納)氏族
2、連結分隔聖俗透過神聖性儀式圖騰神聖化賦與宗教力量來源圖騰力(曼納)展現解釋權威(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宗教社會學與知識理論強化統一性與人格性思想產物自集體行動與經驗產生提供素材構成宗教範疇的兩種區分包含並支配包括創造或再創造集體意識凝聚產生屬於社會群體即是起源於思想的基本範疇社會生活集體狂歡儀式集體表象科學信仰概念神聖事物凡俗事物宗教二、後世涂爾幹宗教社會學詮釋的歷史轉變涂爾幹重視宗教為理解社會的關鍵,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連同涂爾幹生前進行的宗教社會學探討,在他去世後卻進入一段棄置時期,缺乏後世重視。那麼是經歷了怎樣的轉變,使本書今日擁有其無可動搖的學術地位,又,早期與近期對涂爾幹宗
3、教社會學的詮釋轉向,可以如何進行歸因?本組以Talccot Parsons及W.S.F. Pickering兩位年代先後的學者為代表,藉由他們關於涂爾幹宗教社會學的著作,試圖探究宗教生活一書詮釋的演變。涂爾幹去世於1917年。如果注意法國在1920年代出版的有關涂爾幹社會學的著作,會發現幾乎很少篇幅在於他對宗教的分析,有時甚至被忽略。大部分的重心則在他對科學方法的探求、社會分工論、自殺論以及大量有關集體表徵的哲學問題。會產生這樣的斷層,其中一個原因是缺乏具備等同其能力與卡理斯瑪的繼承者。 既然涂爾幹清晰表明宗教對研究社會的重要性,那麼其學術同仁沒有掌握這項事實並在他死後繼續發揚光大的理由是,只
4、有涂爾幹自己對宗教事物有如此的熱忱及偏好。甚至有可能追隨者心底並不同意涂爾幹在此議題上的某些主張。以Marcel Mauss為例,他遠不再像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那麼關注宗教的原因或許和他當時是老師在積極鼓吹的壓力之下的緣故。(Pickering,1984) 涂爾幹去世到1960年代這段期間,其中期的作品對美國及英國社會學界影響較大,尤其社會分工論。Parsons在社會行動的結構中對宗教生活的解讀,有關辨認涂爾幹早期之實證論和晚期之主觀論間的緊張關係,是比其所處年代還前衛幾十年的。然而,Parsons功能論的形態自宗教生活擷取的精神並不多。 回顧而言,Edward Shils的研究是攸關宗教生活地位
5、的重要轉捩點,即便他那篇有關神聖性、卡里斯瑪和大眾儀式的論文在當時並沒受到廣大認可。Shils將涂爾幹的思想應用到當代社會,為涂爾幹在原始圖騰主義中發展出來的理論做了復興。但Shils的貢獻不只於此。他的論文暗示了一種對Parsons陣營的文化理論化(cultural theorizing)的不滿(即便他自身也參予其發展)。1960年代間,其他社會學家強化這樣的不滿,以宗教生活為源,將原本枯燥的價值、規範等語彙提升至一種更強而有力且有實證基礎的的文化理論形式。真正和Parsons作決定性斷裂的是Clifford Geertz,他提出以間接的方式處理宗教生活的詩意面相,以發展一個比前人更文學及詮
6、釋學形式的文化探究。其他人類學理論家走較著重大結構而非拘泥於文本的路線。Claude Levi-Strauss對二元及神話學的強調無疑將討論帶領至更廣泛發現社會生活中聖俗二元的中心地位。諸如Mary Douglas(1969)及Louis Dumont(1970)有關純潔及褻瀆辯證的著作即為一例。同樣重要的是Victor Turner(1969),他以communitas(融聚、社域)概念重新討論涂爾幹的集體歡騰,深具影響性。不過,即使這些是很關鍵的突破,其重要性仍是不能被誇大的。雖然他們對宗教生活在人類學1960年代後所享有的根基地位有所貢獻,但在社會學中此書仍就處於邊緣。60到80年代間理
7、論化的反規範是學術主流,因此Tiryakian、Bellah、Shils等人物只是單獨的先驅者而缺乏廣大後盾。一直到十年前,宗教生活才真正成為主流社會學的權威。有三股力量促成此書重要性的崛起。第一,整體而言社會學有向文化分析靠攏的趨勢,而宗教生活儘管其中堅持宗教是真實的且禁得起科學檢驗,其核心觀點仍是較文化層面地理解社會。隨著解釋學、符號學、結構主義及後現代成為當代社會理論的中心,如此為晚期的涂爾幹提供了生存的空間。並且同等重要的是1960 年代的學界先驅為宗教生活與當代作連結、因此吸引更多的注意。第二個原因是,受宗教生活啟發的研究者能夠將涂爾幹的概念改編,使其適應經歷變遷的學術氣候。一方面,
8、站不住腳的同質社會及理想化文化決定論的遺跡都被拋棄;另一方面,相近領域,例如文學評論、史料編篡、敘事哲學、後現代主義、符號學等的理論發展都應用了涂爾幹。就是這樣全盛的學術發展讓涂爾幹文化社會學對今日無論實證及理論社會學都同等重要。第三項宗教涂爾幹復興的理由較不明顯且與當代閱讀宗教生活的方式有關。隨著社會主義運動增強,對宗教生活一書的認識也跟著改變。最後也值得一提的是Karen Field的重譯本。這是自從Joseph Ward Swain在1915年翻譯後的第一本完整譯本。Field的語言使用不只更當代及生動,其重譯也反應對宗教生活的涵義更加理解以及證明其在社會科學的地位。(Philip Sm
9、ith and Jeffery C. Alexander, 1996)三、Parsons的詮釋Parsons社會行動的結構CH11之概念圖道德共同體信念宗教符號神聖宗教儀式宗教信仰崇敬行動非經驗及積極態度的行動疊加於並產生象徵性使追隨團結追隨者實在對規範的同一性四、Pickering對涂爾幹宗教社會學的詮釋: W.S.F. Pickering是涂爾幹新版Critical Assessments的編輯者,也是研究涂爾幹的專家,在其Durkheims sociology of religion : themes and theories一書中,更是詳細的剖析了涂爾幹的宗教社會學,包括歷史的詮釋、學
10、術地位的取得、信仰與思想、儀式與集體歡騰、當代的宗教、後記等主題,並以自己的觀點提出看法與批評,也佐以許多其他學者的研究論證來支持或反駁。 在這邊我們主要關注的是Pickering對涂爾幹在撰寫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中,詮釋宗教社會學所運用的方法論所提出的批評,涂爾幹最先遭受的批評是他沒有公正客觀地以研究科學的態度來處理宗教,而是用他認為是科學的程序來研究,即使這是他一直強調的部分。 Pickering指出,涂爾幹把檢視宗教當作檢視社會現象,而他用的方法是他認為科學的程序。但他也因此受到了指控,因為作為一個科學家研究,他並沒有中立、客觀地處理宗教。當分析的主題是宗教時,根據涂爾幹的說法,科學家應
11、該要有一定程度的天生的贊同,對於信徒和他的宗教的理想,他也再三強調,科學家必須”是宗教的”,他認為不可能有一種合理的宗教解釋是建立在無宗教的或反宗教之上,無宗教的解釋可能會成為一種”否定它嘗試要解釋的現象”的解釋。涂爾幹承認神聖的概念和宗教的大部分是被神秘性所包圍的,但他也暗示了科學的分析與解釋將逐步揭露這個神秘面紗。 所以對涂爾幹來說,宗教現象是實在的,因此在科學家的合理的範圍之內。涂爾幹的目的並不是提出所謂的嚴格的方法,而是,以一種贊同的態度提出一個特定的方法論的方法,然而,科學家是處在一個含糊不清的位置。他必須對宗教信仰者的觀點和行為感到贊同,但是,他同時也必須從一個旁觀者的姿態,以一個
12、長遠、冷靜、客觀的角度去看待這些。 其實,涂爾幹所揚棄的信仰核心,就是神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對他而言,沒有科學家可以接受一種和科學的假定直接對立的信仰。他聲稱科學視宗教為不完整地表達現實的一種表述系統,而涂爾幹的地位的模稜兩可也導因於他對現實的想法,他並不甘願讓現象決定什麼是現實,而是強調科學家們必須超脫於現象之外去發現現實。 在社會學往科學發展的清晰原則中,涂爾幹聲稱一開始”無論是什麼種類,所有的預設都必須被消滅”,在此他和笛卡兒一樣,為了抵達真實,要先懷疑所有的概念。 在此Pickering還引用了Richard對涂爾幹的批評,但Pickering最終還是認為Richard對涂爾幹的批評太
13、嚴苛了,且也遺漏了重點。他寫道:宗教似乎經由某人的觀點被解釋,但現在普遍都同意,從事宗教現象研究的社會學家都必須採納不可知論者的程序,且對於神力的力量應該抱持寬闊的心,對於這種力量和存在的強烈否定和斷言,都破壞了科學的方法。 Pickering進一步指出,為了和科學的目標一致,涂爾幹希望建立關於宗教的普遍化,以及建立它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這樣的普遍化將會有全面的適用性。但許多批評和疑問在一開始就出現了。例如涂爾幹聲稱他的結論是從一個嚴謹的研究中得出的,但顯然沒有科學家會聲稱僅只一個實驗就可以證明準則,特別是它只是一個初始的試驗,反之,科學的必然是導因於重複相似的試驗且產生相似的結果才得以得到證
14、明的,而奇怪的是,涂爾幹並沒有尋求更進一步的試驗、沒有和其他部落交流、也沒有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測試。另外也有人質疑原始宗教是否真能具有普遍性。 另外,Pickering認為涂爾幹系統性及嚴謹地將神聖的概念應用到整個宗教領域、甚至社會生活,這點是肯定的,但他認為涂爾幹用二元論來劃分神聖與世俗的概念並不是很恰當。 為此,他先提出涂爾幹之所以要用聖俗二元來區分是有原因的。 首先,涂爾幹並非將”神聖”視為一個單一概念,因為”神聖只有在其相反”凡俗”的脈絡下,才具有意義。再者,涂爾幹將”神聖”置於二元的分隔裡是有理由的,其一是純粹出自實證:人們習慣以二元的方式看世界。另一個理由是人們思考的方式,也就是涂爾
15、幹說的這種二元性存在於我們的表徵。因此人們以這樣的方式(將事物分為神聖與凡俗)來思考世界,它來自於社會進而影響個人,並進一步回到社會以讓人們夠了解社會。另外Pickering也指出,在”人性的兩重性及其社會條件”這篇文章中,涂爾幹採用傳統猶太基督教的概念:人有靈魂及身體。此二元概念的社會應用是將人視為homo duplex,擁有兩個不能化約的成分,即社會性與個人性,但涂爾幹之後將此概念擴大為:人吸收自社會(對應”靈魂”)的是神聖的,人自己發展的(對應”身體)是凡俗的。 以上清楚地說明了涂爾幹之所以用二元論來劃分的思想脈絡。 Pickering也指出,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古典社會學中佔支配地位的主
16、題,且幾乎沒有人比涂爾幹更關心的了,他的解釋基本上是宗教層面的,也就是將個人與社會的問題延伸到神聖與凡俗。值得注意的是當涂爾幹將聖俗延伸到個人與社會時,他心中的前提是原始社會,例如機械連帶的社會。至於當他說個人是神聖的,他指的是有機連帶的社會,個人被賦予更多自由、以及”準神聖”的地位。 另外在Pickering對涂爾幹的理解中,涂爾幹認為神聖與凡俗是兩個極點,擁有兩組不同的現象,是兩個毫無共通點的世界。神聖是社會決定的,每個神聖事物或種類都與”表徵”有所連結,涂爾幹的思考邏輯是神聖性以必須品及具體的形式存在於每個社會。 而涂爾幹使用二元論的盲點便在於,比起對神聖性如此清楚的定義,在二元的另一端
17、點,他對凡俗的定義是相對模糊的。 在此Pickering提出Stanner的研究,Stanner在其1967年涂爾幹宗教分析的文章中提出,凡俗是聖俗二元中較弱的概念。為了嘗試讓凡俗的定義更有組織,他提出四個基本定義:平凡性(commonness)、較不神聖性(minor sacredness)、無神聖性(non-sacredness)和反神聖性(anti-sacredness)。但Pickering也引用實證資料指出,涂爾幹從沒說過凡俗事物有程度之分或神聖性會漸弱成凡俗性,因此Stanner的延伸並不被認為具正當性。但在轉向二元間的關係前,最終要注意到Stanner在實證層面的貢獻,它其中一個
18、優點是提出”平凡是神聖事物失去其神聖性”,這在應用到思想時是必要的,因為在神聖事物成為凡俗前它們必須先通過一段平淡地帶。 接著,關於涂爾幹在用聖俗二元論處理宗教社會學時,遭受批評的部分不是關於神聖的概念,而是聖俗的二分,以及這種二分的普遍性。 在這裡Pickering引用了許多人類學家運用實證研究對涂爾幹二元論所提出的批評,經歸納整理後,批評的論點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神聖與凡俗的區分不是像涂爾幹所說的那麼明確、固定的;二是學者提出田野研究,說明其實根本沒有可以區分聖俗的證據;三是否定、反駁”聖俗”概念的普同性 最後,還有一種批評是認為涂爾幹所提出的二元論就現實來說並不是真正的二元論,並用了好幾
19、個面向說明真正的二元性之間的兩個元素應具有怎樣的特性,而神聖與凡俗的概念並不擁有這些特性,以此反駁涂爾幹的論點。 在此Pickering也比較了涂爾幹和Parsons對神聖概念的歧見,涂爾幹認為”神聖”是一個社會事實且是集體表徵的一部分,因此神聖不是個人的信念所決定的,它存在於個人之外。這和Parsons的論點形成對比,Parsons也認為神聖是個很重要的概念,但他所持的看法是認為神聖性是來自於於個人,也就是行動者。 涂爾幹也認為,社會對於什麼是”神聖”創造並設置了標誌,而且這個標誌也被”儀式”公開的宣布與強化。在個體之內,它靠著學習或社會化的過程被建立起來,且對涂爾幹來說這也是過程中最重要的
20、部分。 總結以上對涂爾幹的質疑,最核心的問題不是究竟聖俗的概念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這個”二元性”本身是不是一個有用的分析概念。Pickering也指出,涂爾幹神聖的概念在天主教或猶太教世界比在新教地區更被接受與理解,因為猶太教和天主教本來就是透過儀式與禁制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他們使用物體崇拜和奉獻。而新教地區最基本的宗旨就是改革中世紀的天主教,使宗教信仰精神化、並破除迷信、減少儀式,因此新教是幾乎是一種和神聖的概念不調和的宗教形式。 最後,Pickering認為涂爾幹其實還有很多值得後人探討的地方,涂爾幹每個階段的思想都有其中成熟與發人深省的部分,作為對涂爾幹的肯定。 在法國,社會學這門學科興
21、起的時候,宗教的問題經常和建立社會科學的嘗試相混淆,而涂爾幹試圖透過宗教來解釋社會、也透過社會來解釋宗教,而且某些批評反對的正當性也已被接受。 或許某些評論者會覺得涂爾幹太過誇大,不只是關於宗教的部分,還有他所提出地其他社會學的議題。例如Steven Lukes很久以前就曾說過也許涂爾幹所推動的每個主要的定理命題都是錯誤的,Lukes這樣說也許過於誇張,但其實他也證明了涂爾幹思想的偉大。 Pickering認為涂爾幹的確是過度運用了神聖與凡俗的概念,但關於用社會經驗來了解社會地位與身分的神聖性這方面,沒有人比他更有貢獻。最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個宗教的社會構成要素的概念,即,宗教是由社會促成的且
22、普及於社會,沒有其他社會學家有這樣的貢獻。 Pickering認為如果涂爾幹只滿足於把自己侷限於事實與描述,他永遠不會推動那些學說。只有藉著大膽與勇於冒險的才可以取得新的地位、開啟新的領域,並且使得學說往前更進一步。他目光遠大,並且堅決的把握,也表明了以發現新典範來使科學進步的信念。 Pickering認為涂爾幹的學說經歷兩次大戰期間的衰微,最後又獲得重要地位,原因在於他的作品在現在被視為是社會學發展的基礎,尤其是在宗教社會學的領域,很多進一步的觀點都是涂爾幹理論的再延伸,且在宗教社會學中,目前還沒有人比涂爾幹發展出更多的議題。 另外Pickring也指出,在歷史上,涂爾幹的地位並不是一直前進
23、的。社會的現況可以被分析,但也有必須被期待的未來。涂爾幹相信他處在一個劇變的時代,有一天新的上帝將會出現,他生活在一個自由樂觀、被認為是人類往前進步的時代,直到第一次世界戰爭爆發、他過世的期間,樂觀的生活消失了,他以前的論點也引起爭論。接下來的時代並不是一個暫時的過渡時期,以前的上帝已經走了、消失了,但新的上帝尚未出現,在等待的期間必然會對過去的預測形成挑戰,那些堅持神聖性與宗教性的人,是否也在尋找已經消失、不會再出現的東西?Pickering最後說,也許涂爾幹更是一個浪漫主義者,而不是理性主義者。五、Parsons對涂爾幹宗教社會學的詮釋:Parsons在對涂爾幹的詮釋裡,認為涂爾幹在其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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