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野下边关要塞古村镇保护模式研究——以右玉县右卫镇为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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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元文化视野下边关要塞古村镇保护模式研究以山西右玉县右卫镇为例摘要：山西边关要塞古村镇地处农耕与游牧文化交错地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军城到治城的发展，积聚了多元、多样的文化资源。伴随着村镇功能的演变，右卫镇逐渐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既包括传统的军事、民族、宗教等文化，又蕴含现代的绿色资源。因此在多元文化视野下探讨右卫镇的保护，应实践传统文化与绿色资源相互结合的多维、立体保护模式，一方面增强绿色资源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打造传统文化的绿色环境，这样才能实现边关要塞型古村镇的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关键词：右卫镇；多元文化；传统文化；绿色资源；保护模式自古以来，山西北部及西北地区就是兵家必

2、争之地，汉族历代王朝都在此屯驻重兵、修建长城、储粮备边，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守卫京畿。战争催发了不同族群之间文化的交往，该地区也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碰撞交融的文化区域，独特的地理生态孕育了大量的边关要塞型古村镇。如今，纵然战火逝去，但几经盛衰兴败，当年气势恢宏的防御性聚落，或以静静的姿态默默讲述战火纷飞的时代，或以浓厚的塞外之音传唱繁荣昌盛的岁月。这些古村镇与长城、烽堠等军事设施相互呼应，形成了古代封闭的层级防御体系。位于山西朔州市右玉县的右卫镇就是边关要塞古村镇的典型代表，2009年，右卫镇以其丰富的边关古堡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被列入第三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的名录中。然而，随着社会的发

3、展，单纯为边防而建的军堡、城墙等物质遗产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窘境，又因地势偏远、交通不便，右卫镇的保护利用没有做到从该地物质遗存和文化资源的实际出发进行设计，而是直接借用其他古村镇的保护模式，难免使之蹈入雷同的境地。那么，如何在右卫古镇保护利用过程中，既使之重现昔日辉煌，又能够彰显其独特性，探索一条古村镇可持续发展的可靠路径，为同类古村镇的保护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右卫镇为调查点，通过追寻其形成、演变的历程，挖掘并整合右卫镇的多元文化，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传统文化与绿色资源相结合的多维保护模式。一、从军城到治城：右卫镇的历史演变右卫镇雄踞雁北高原西北部，是晋蒙两省

4、交界的咽喉要地，平面图略似一片树叶。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境内地势险要，北依长城，东西两面以山脉、河流护卫，围成坚固的铁桶形状，体现出边关要塞的军事防卫特征。纵观右卫镇的历史，其形成、演变较为复杂，战国以前，这里分布有熏鬻、鬼方、土方、戎狄等部落。秦汉时期，汉王朝为击退匈奴的侵扰，开始行政建制，筑长城，设善无县。魏晋至隋唐，鲜卑、羯、氐、姜、突厥等民族开始在这一区域活动，中央于天宝年间在善无古城北部置静边军。随着蒙汉战争的升级，明廷在当地设卫筑屯、修边建堡，右卫的军事功能得到强化，防御性聚落快速发展起来。清代，全国走向统一，雍正三年(1725)升卫为县，置朔平府，该地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去，边地贸易的

5、发展刺激着镇城经济功能的发生，逐步转变为商贸重镇。建国以后，为了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右卫镇在漫长的绿化过程中形成了生态职能，古老的军事商贸城镇开始有了新的发展目标，由曾经的军城逐渐演变为治城。（一）战争助推：明清边墙修筑与军镇的构建右卫镇作为一座军事城镇，其形成与明蒙战争、康熙西征有密切关系。明初，元朝蒙古政权被推翻后，残余势力退居草原，但仍威胁中原地区。史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一世，边防甚重。” 清张廷玉明史八 志，卷九十一，兵三边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35页。为肃清残元势力，明廷采取主动进攻的军事策略，在蒙汉边界建镇城、设

6、卫所、筑边堡、屯重兵。“右卫云朔尤称边垣要壤，内则与雁门、宁武、偏关臂指联络，以拱卫畿辅，外则归化，迤北障塞崇闳，背亘青山，腋绕黄河，平沙旷野，直抵榆林、甘凉，驿邮、戍堠交错于牙帐之间。” 清刘士铭、王霷朔平府志，雍正十一年（1733），蒋泂 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页。右卫与蒙古仅以长城相隔，因其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担负拱卫京师的职能。因此，“洪武二十五年于初设定边卫，筑城未几卫省，永乐七年复设大同右卫筑完。” 清刘士铭、王霷朔平府志，雍正十一年（1733），卷之三方舆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8页。右卫成为山西北部边防体系中的重要节点。正统年间，明蒙双方的势力有所

7、变化，蒙古骑兵逐渐南移，明朝调整战略部署，由进攻转为防守。正统十四年（1449），明廷将玉林并入大同右卫，即右玉林卫，其中以“黑嘴子等口为最冲，边外大松树、旧玉林一带，即土酋驻牧。本城孤悬西北，向来寇骑突犯，辄当其冲”，蒙汉以右玉林卫为分界，该地的军事地位愈加重要。 正统间以边外玉林卫内徙附入为右玉林卫，嘉靖四十五年重修，万历三年砖包，周九里，八分高连，女墙四丈二尺，涧三丈五尺。清顾祖禹 撰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 点校，卷四十四山西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20页。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蒙人以俺答封贡事件中的经济摩擦为借口，启用重兵向右卫发动军事总攻，围困该地半年之久，

8、史称“右卫保卫战”，明实录有载：“虏自去年九月入犯边分，留部众于右卫四周。三五为队，阻关行旅。比松松寨来降，又闻参将尚表运饷入城，乃移大营内收。俺答驻右卫城西南，黄台吉驻东南，脱脱驻西北，各去城三舍许。由是内外断绝，斗粟束刍不能复进城。而城中亦无一人匹骑得出重围者。被围久，粮草匮竭，则诱谕富民，劝借得杂粮若干。既尽，则括牛马等畜，食之。樵采不通，民间尽撤屋而爨。” 明顾秉谦等纂修明世宗实录卷458，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748页。在这次惨烈的战役中，明廷认识到卫城的战略地位，“右卫不守，即大同亦将为虏巢矣”，于是开始了频繁的修缮工程。万历二年（1574），右卫“

9、俱用砖瓷”，达到了“上巍乎焕焉”的空前盛况，以至于“虏望之崇崇而岩岩，咸咋舌以遁”，经过多次维护、重修，右玉林卫城垣固若金汤，敌军不敢来犯。大规模加固城墙的同时，明廷还在右卫周边广筑卫城、堡寨。先后建有定边卫、镇虏卫、高山卫等卫城，和杀胡、破胡、残胡等城堡。 孙靖国明代西口地区城堡的时空分布特征，载杀虎口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编西口文化论衡，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568页。这些军事型建筑互为犄角，构成了以右卫镇为中心的层级防御体系。清代，康熙三次率军亲讨准噶尔部，平息叛乱，并派八旗兵驻防右卫，该镇的军事军事防御上升为该镇最重要的功能。杀虎口作为晋西北大门，直通塞外，且“川原平衍，便于

10、长驱，往往由此入犯”， 清顾祖禹 撰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 点校，卷四十四山西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93页。地形相对平缓，少数民族可顺势侵入中原。因此，政府必须选择临近杀虎口的地方驻扎，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马齐等大臣经过考察后，认为右卫“与归化城相近，城中盖造房屋，可以驻兵；杀虎口外迤北五十里，东西五十里内，所有熟荒地亩，近者给兵，远者给大臣官员。归化城小，地荒田卤，难以耕种；右卫见有城，且近归化城，大益驻兵”清实录第五册圣祖实录（二）卷157，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33页。也就是说，右卫接近归化城和杀虎口，军队驻扎此地便于把握战机，同时

11、它“与西安、宁夏相为犄角”， 清刘士铭、王霷朔平府志，雍正十一年（1733），申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1页。能对准噶尔部形成包围态势，而且镇城建制相对完整，内有屯田、房屋，能补充军需，避免重新另立新城。考虑到以上因素，康熙三十三年（1694），“圣祖仁皇帝特命大臣统八旗重兵驻防右卫，以扼杀虎口之冲”。 清刘士铭、王霷朔平府志，雍正十一年（1733），刘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页。 至此，右卫镇的军事地位愈加重要，防卫前线的功能得到了巩固。伴随着防御地位的提高，右卫镇的镇城范围、规模都达到了顶峰：右卫的军事防线延长了“一百二十四里，边墩一百八十六座，火路墩一百八十二

12、座，总统见在官军九千二百六十七员，名马骡二千一百五十三匹头，内援兵官军一千五百三十一员，名马骡一千一百七十四匹头”。 明杨时宁 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民国70年（1982），第333-334页。随着军镇规模的扩大，也为便于管理，政府不断设置官职，如参将、布政使、总兵等，官员各司其职，忠诚驻守，使右卫在“九边”中发挥着边陲重地的作用。从以上军制、兵制的设置情况可知，右卫镇自建制之初，就被赋予了拱卫京师、抵御异族入侵的军事防御职能，并在战争的推动下不断得到强化。（二）开市设关：军卫带动下的右卫镇经济功能的扩展 军事功能的强化进一步刺激着聚落经济成分的发展，右卫镇的经济功能也

13、有显著增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明蒙民族贸易带动了边贸市场的发展；二、清初设关征税促进了杀虎口市场的繁荣；三、边地内部军民贸易扩展了沿边军事消费带。 余同元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右卫镇不仅是明廷与蒙古部族抗争的战场，也是蒙汉民族开展贸易的场所，贸易的主要形式是“马市”，这种形式带动了右卫镇边贸市场的发展。在右卫镇西北部尚存较大规模的明蒙官方交易市场杀胡堡和云石堡。 明朝为了抵御蒙古瓦剌南侵，多次从此口出兵征战，故而起名“杀胡口”。清代，政府为缓和民族矛盾，促进中原与塞外的贸易，遂改名为“杀虎堡”，因此本文仅在明蒙互市贸易中使用“杀胡堡”的说法，其他地方使

14、用“杀虎堡”。杀胡堡距右卫约四十里，“隆庆五年（1571），设市场于此，为往来之孔道”； 清顾祖禹 撰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 点校，卷四十四山西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27页。云石堡“因地势平旷，又置市场于此，密迩市口，转输之资”。 清顾祖禹 撰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 点校，卷四十四山西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28页。右卫镇马市主要和蒙古族“兀慎、摆腰、羊羔儿虎儿害恰”等部落进行互市，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2页。蒙人多以马匹、皮张、木植等物换取汉族的衣物、粮食、农器等。 美亨利赛瑞斯（Henry Se

15、rruys）著明蒙关系III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王苗苗 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页。频繁的民族贸易促进了本城经济的繁荣，据朔平府志记载：“朝贡陪臣星轺，络绎冠盖相望且彛民于此互市，商贾负贩与椎结侏离蜂屯而蚁聚”，该地商贾云集，行人络绎不绝，交易相当活跃。 清刘士铭、王霷，朔平府志，雍正十一年（1733），刘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7页。当时游历右卫的法国学者也记录了杀胡堡互市的情况：“镇城内约有三四百间用作商业贸易的商铺，蒙古人来这里出售食物并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有大约一千名明朝的士兵、骑兵及步兵守卫镇城和长城，此外还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指挥”。

16、 法杜赫德（J.B.Du Halde）编纂中华帝国志，转引自美亨利赛瑞斯（Henry Serruys）著明蒙关系III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王苗苗 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明廷在进行经济贸易的同时，也注重军事戒备，专派士兵驻守管理马市。随着民间交易的频繁，除官市之外，政府还增设了民市、私市，马市周边村镇开始加入到贸易场所中，出现了“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的交易盛况，右卫镇的市场因素不断增强，该镇逐渐成为商贸集镇。 明顾秉谦等纂修明实录神宗实录卷558，万历四十五年六月甲午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2年，第1052

17、2页。随着内地与口外经贸交往的密切，杀虎口作为清时北路贸易关口得到迅速发展，其市场开始繁荣。清代大一统格局奠定之后，山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市场更为广阔，所需的绸缎、棉布、农具数量也不断增多，因此政府于顺治八年（1651）在山西境内专设杀虎口关市，对关口内外的各种商贸活动进行征税，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83页。杀虎口作为货物进出口集散地，其市场因素有所增强。特别是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边贸市场兴起后，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库伦、恰克图五大城市市场日渐繁荣，而杀虎口处于连接五大市

18、场的枢纽位置，进出口货物与日俱增。 高春平晋商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同时，杀虎口的征税范围也逐渐扩宽，包括山西境内的宁鲁口、得胜口、新平口、朔平等分局和蒙古的东镇川、托克托、皇甫川等税卡，辐射晋蒙的大部分地区。 张喜琴、刘建生“西口”考辩，载杀虎口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编西口文化论衡，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49页。相应征收的定额也屡次增加，顺治初年定额为13000两，乾隆中叶增至32300两，约100年的时间内增加1.48倍。 数据来源“差满回京齋交盈余粮”奏折内之监督、税收与盈余情况表，载高春平晋商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40页。市场因

19、素的增强、征税范围的扩宽以及关税的稳定增长，使杀虎口的关口作用不断强化，其市场经济地位也更加稳固。右卫镇除了边贸市场、税务关口之外，还形成了供边地消费的军需市场。清初，满、汉、蒙八旗兵丁驻防右卫，促进了边地军事消费带的扩展。在军事性聚落中，将士主要依靠国家军饷开支来维持生计，一般州县的居民没有这种固定收入。这就导致了军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类型村镇的百姓，而更为依赖市场。 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雍正末年，右卫驻防满蒙官兵“每年通计，应支俸饷，粳、粟、米、豆、草束折色银两，并心红折价共该银三十六万六千二百一十七两三钱五分，本色粳米六百六十九石，粟

20、米六万三千一百八十九石六斗”。 清鄂尔泰、涂天相 等纂修八旗通志初集李洵、赵德贵点校，卷29兵制志四，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55页。计算下来，右卫一名八旗兵一年的军饷约五十万石，饷银相当可观，又因他们不事耕织，只能以饷为生，日常生活用品全靠市场供应，强大的购买力带来了更多的消费需求和商机。同时，由于军事战备需要，“京师需用驼马，凡蒙古驼马、进张家口、杀虎口贸易者，自今至九月，免其税课”。 清实录第四册圣祖实录（一）卷45，康熙十三年正月辛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4页。巨大的马匹交易额和免税政策使大量商贾云集于此，从事南北物资贸易，“数年以来商人糊口裕如，家赀殷

21、富，全赖军营贸易生理”。清实录第九册高宗实录（一）卷20，乾隆元年六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87页。官方政府、士兵均参与到边地军需、日常物品的交易市场中，成为消费的主体。另外，商人被商业利润吸引前来进行投资，成为军事消费市场的另一主体，与政府、士兵共同促进了边地军需市场的膨胀。明代晋西北的布防提升了右卫镇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同时，军事防卫功能的发展也使镇城内部商品贸易往来变得频繁，民族贸易市场不断扩宽，右卫镇的经济功能得以扩展，不同的贸易主体以杀虎口为集散地展开频繁的经济交往。到了清代，边地军民贸易形成了广阔的军事消费带，政府、军兵、民众、商人多阶层的参与促进了军需市场的繁荣，

22、共同构成市场主体。从当时的交易范围考察，该镇的贸易由晋蒙等地的国内贸易拓展到国外的出口贸易；从交易的物品来看，军需物品、日常生活用品等应有尽有；从市场的建制来看，街店林立，日杂百货、副食糕点、酒楼饭店、药材皮毛等作坊遍布城中，规模较大的商号50多家，这些都足以表明右卫镇的经济职能日渐完备，并逐步从军事防御型卫城演变为商贸型集镇。（三）环境诉说：右卫镇造林固沙运动及其生态功能的崛起 在本块内容中，右玉县右卫镇绿化建设的数据来自“CNKI中国宏观数据挖掘分析系统（山西-右玉县）”， 从气候来讲，右卫镇寒冷、干旱、多风。该地一月最冷，平均气温-15，年降水量443毫米， 6级以上大风日数平均每年为5

23、7天。 胡永祯主编右玉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5、153页。从地貌来看，该地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属潜在沙漠化地带。1949年以前，土地沙化面积达225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6.4。 胡永祯主编右玉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由于缺少植被的阻拦，这里常年风沙肆虐，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据右玉县志记载，“1976年7月11日出现的16.7米秒的偏西大风，造成各类农作物落粒减产。1978年4月15日出现的寒潮大风达每秒24米，飞沙走石，来势凶猛，发生人畜冻伤、冻死现象。” 胡永祯主编右玉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当地人也回忆道，右

24、玉旧城那三丈六尺高的城墙，曾一度被流沙淹没；每次刮风后，就得上房铲土，甚至还能把人畜刮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当地环境的恶劣。 被访谈人：方兴敏，男，汉族，1924年生，89岁，右玉县右卫镇人；访谈人：马建国；访谈时间：2011年6月8日；访谈地点：右玉县右卫镇方兴敏家。特殊的风沙气候，加之不合理的利用和人为破坏使右卫成了“不毛之地”，恶劣的生态环境亟待整治。因此，根据民众提出的“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存质量”的需求，右卫镇开展了漫长的造林固沙运动。在绿化的过程中，该镇的生态职能开始崛起，但这一职能的形成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过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上世纪50、60年代，右卫镇基本完成防

25、护林带的建设，其生态功能初步形成。50年代，根据气候高寒、树木成活率低的实际条件，当地设定了“哪里能栽哪里栽，先让局部绿起来”的绿化目标，逐步向沙丘要绿色，到1952年，造林面积已达2.4万亩。 陈小洪右玉精神在山西省委党校的讲话，内部资料，2009年。60年代，为堵住风口、锁住风沙，右卫狠抓风沙治理，将目标调整为“哪里有风哪里栽，定把风沙锁起来”，重点营造大型防护林带，主要以境内苍头河、内外长城为中心，西达杨千河，东抵红土堡，向南延伸至威远、李洪村、业家村、布家村等林带，防护林带的分布总体呈现放射状的发展态势，初步形成了“以长城为北防线，片、带、网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见下表），右卫镇的生态

26、职能开始形成。 陈小洪右玉精神在山西省委党校的讲话，内部资料，2009年。大型林带分布情况表 胡永祯主编右玉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单位：公里、万亩林带名称长度亩数林带名称长度亩数合计143.2512.44康村梁2.500.30长城23.001.00布村梁3.500.30沧头河25.005.20业家村2.500.90李洪河17.500.80道羊村4.000.70九连山2.750.70杨千河3.500.3020世纪70、80年代，该镇由单一防护林建设扩展为全面绿化工程，右卫的生态职能不断增强。右卫镇从全局出发，提出“哪里有空哪里栽，再把窟窿补起来”，并开始育苗育种、

27、绿化周边。 陈小洪右玉精神在山西省委党校的讲话，内部资料，2009年。到了80年代，政府将目标进一步调整为“适地适树合理栽，要把三松引进来”，重新规划了树木的品种和质量。 陈小洪右玉精神在山西省委党校的讲话，内部资料，2009年。除了本地“小老杨”之外，政府还引进大片落叶松、樟子松、云杉等用材林和风景树，使当地植物的结构朝多样化方向发展。总之，植树种草不是简单的绿化行为，还要考虑古村镇生态系统的全面性，这样才能增强该镇的生态职能。进入新时期后，右卫镇的造林运动逐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当中，当地也有意识地填补植被的审美内涵，力图将该镇打造成一个生态城镇。90年代起，政府从美化城市景观出发，不

28、断扩展绿化思维，提出“乔灌草花立体栽，彩色生态靓起来”的新理念，开展大规模的植树、种草、种花活动，到1990年底，全县林地面积累计达到133.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50%。 胡永祯主编右玉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同时，右卫镇还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在植树造林的同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期望在生态功能强化的基础上打造生态城镇，终于在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并被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和山西省生态建设红旗县。 朔州日报2009年3月4日，载朔州市监察局旗帜，太原：山西省新闻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右卫镇生态职能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应对和解决

29、环境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具有的，它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阶段，这其实也是古村镇自我更新的一个动态过程。更新设计只有首先从功能上发生变化，才能延续古村镇的命脉，“更新可视为一种针对城乡衰败所提供的机会与挑战做出的答复在更新过程中，要考虑民众意愿、公众参与等因素”。 翟斌庆、伍美琴城市更新理念与中国城市现实，城市规划学刊，2009年第2期。生活在右卫镇的居民，对自己所生存的环境有各种不同的愿望，希望尽可能改善绿地等自然条件，以便形成较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在这样的诉求下，村民选择以尊重自然为前提来更新和改造生存环境，事实上这就是古村镇功能上的一个新陈代谢过程。综上所述，右卫镇一直处在“形成成长更新”的演变

30、历程中，民族征战推动了它的形成、发展。清初，政府派八旗驻防右卫，城镇规模和人数不断增多，巨大的消费需求拉动了市场的繁荣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军事镇城没有随着边卫的裁撤衰落，而是重新整合，发展成为商贸重镇；1949年以后的防风固沙运动又为右卫镇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契机，其生态功能在植树造林的推动下开始崛起，并带动生态产业的发展，使该镇逐步向生态城镇转型。右卫镇伴随着明清军事防卫而兴起，随着清代的经济政策而成长，又在绿化运动中得到更新，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军城到治城的过程，古村镇的文化内涵也得到了不断的扩展和深化。所以探讨古村镇的特殊发展规律能为今天保护右卫镇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二、右玉县右卫镇文化资

31、源的多元构建右卫镇自古以来就处在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错地带，险要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战略要冲，在频繁的军事征战和边关防御体系的修筑中，该地形成了边关要塞古村镇的军事文化。随着军事消费和边地贸易的发展，右卫镇店铺林立、市场兴盛，商业文化逐渐繁荣。多民族之间的广泛接触，又使右卫镇成为汇聚民族、宗教等多种文化的大熔炉。在多元文化的互动吸纳之下，右卫镇在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风貌。（一）民族征战中的军事文化伴随着频繁的民族征战，右卫镇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文化，主要体现为层级性的防御体系和丰富的军事传说。 层级性的防御体系，即从高级的镇城、卫城到中级的军堡再到初级的墩台、城墙等，该说法参考王

32、杰瑜在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的表述：“以卫、所为形式的高层次军事聚落，以堡寨为形式的中间层次的军事聚落，以屯军堡、乡堡和墩台为形式的低层次的军事聚落”，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辑。右卫镇的军事传说以杀虎口传说最为典型，该传说分布广、数量多、种类全，主要包括民族之间的军事战争传说和当地军事建筑传说，这两类传说的文本尽管呈现碎片化、简单化等特征，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仍能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厚军事文化内涵：它表达的不是掠夺利益的自私性，也不是武力征战的个人英雄崇拜，而是“以战止暴、以战平乱”的正义必胜的民间理想和渴望和平的文化品格。 邹文贵先秦战争神话简论，吉林省教育学院

33、学报，2009年第12期。 杀虎口位于“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塞”， 清刘士铭、王霷朔平府志，雍正十一年（1733），申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1页。在历代战争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唐征突厥、宋抗女真，明清伐蒙，一次次的民族征战换来了边疆和平，也留下一系列扣人心弦的军事战争传说，这些传说主要反映了对智勇超群的民族英雄的赞颂和对和平的渴望，从中可以梳理出两种叙事策略：角色类型一正一反、战争过程高度简化，这都鲜明体现了右卫镇作为边关要塞古村镇所具有的军事文化。 首先，角色类型按照“二元对立”原则进行简单化设定，一正一反，一类是被肯定的正面形象，另一类是受批判的负面形象

34、。中原民族的英雄在军事战争传说中作为正面人物被极力颂扬，著名的英雄征战故事有：唐时汾阳王郭子仪在杀虎口苍头河亲率大军讨伐叛臣安禄山；宋代杨家将在杀虎口兔毛川一举歼灭西夏入侵；明朝杨博打退蒙古骑兵的进攻。 郭子仪大战安禄山、杨家将大战李元昊、血战右卫，载王德功杀虎口的传说，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34、54页。正面英雄是边地百姓在饱受战争的苦难中，从灵魂深处塑造出的富有正义感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众期盼和平的化身，因此文本中的英雄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善于发现敌人弱点并能一举攻破，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反面人物代表的则是战争的掠夺者，他们制造了民族之间的灾难，以致百姓

35、流离失所。正因为他们的不义行径，象征正义的英雄们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换来边境的和平。正反这两种对立形象的塑造顺应了民众渴望和平的心理诉求，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次，从征战传说的叙事时间考察，战争时长、过程本身被高度简化。叙事文本的“时长是故事中所发生的事件所需的时间长度，所表现的时间不可避免是线性的，要求时间、地点、情节三整一律，”。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9-120页。结合史实来看，右卫保卫战历经半年，在时间上可谓旷日持久，在战场激战中也可说是凶险万分，但在文本中，往往三言两语，只叙述结果，具体的细节过程简之又简，以“省略”的方式

36、轻描淡写完成叙事。战争必然是尸横遍地，但却清洗了血腥的描写，“被略去的事件极为痛苦，因而宁肯对它保持沉默力图取消它”，这种叙事策略正是边地军民渴望和平的心理反映，军民厌战，憎恨暴力、血腥，因此简写或略写战争过程从而突出胜利的结果，表达出当地民众对安定有序生活的追求。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为了适应军事征战需要，历代王朝都派兵驻扎杀虎口，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军事设施，也留下了大量军事建筑传说。这类传说和防御工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传说文本的创作就是根据建筑本身的特点进行的，而且蕴含着边关独有的军事文化色彩。如杀虎口外长城“十三边”

37、，位于苍头河西南方向的崇山峻岭之巅，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由翁万达派兵修筑，因其反复修筑十三次而得名。广义桥，位于平集堡外，是西口古道的起点，控制着由蒙入晋的要道。据说，康熙平定叛乱路过时桥梁尚未修好，天帝授命苍龙俯身卧于石桥中，让大军安然通过。古话云：龙不见石，至此，苍龙再也无法回到洞中，永远献身广义桥，为过路之人造福。 广义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书（杀虎口传说），内部资料，2008年，第17页。万里长城第一桥，王德功杀虎口的传说，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8页。在这里，军事建筑传说是“对那些实物、遗迹的说明和解释，依靠这些设施之实，形成了可信的表述方式”。 程

38、蔷中国民间传说，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8页。在模塑建筑真实特点的同时，还融入了幻想，如设置了“神灵相助”的情节。这一母题元素表明在军事建筑艰难的修筑过程中，正因为战争的正义性，所以各路神灵都会运用超自然的力量帮助军民克服困难，保证防御任务顺利完成，充分体现了 “得道多助”、正义必胜的民间理想，也为传说增强了令人可信的艺术说服力。从右卫民众创造的一系列著名的传说中，我们看到，无论是蒙汉战争，还是修边筑堡，尽管情节不同、内容各异，但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并无二致，那就是面对民族侵略，民间弘扬一种“拯民救患”的军事文化，并把这种止暴平乱的精神诉求寄托在传说的文本中。换言之，边关地区的民众

39、借助传说诉说对安定、和谐生活的渴望。（二）西口古道中的商业文化 如果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那么右卫就是“驼帮马队繁荣的古城”。作为古代兵道和商道的必经之路，右卫镇是连接内地和关外的纽带。当时中原地区的盐、茶、粮、布匹等日用品只有通过右卫杀虎口才能输往大漠、欧洲和西伯利亚，漠北的牲畜、皮毛等也要从此地运往内陆。杀虎口成为口内茶、盐、缎布等日常百货与口外牲畜、皮毛、粮油交易的集散地。在边塞贸易的刺激下，右卫逐渐形成了以杀虎口为中心的三条货运路线：由南出右卫到达陕西或河南；由北出大同到内蒙或新疆；由东则出牛心堡、杀虎堡到河北，再通往京津鲁等地区，呈现出一个由中心向四周发散的立体图形。如今，这

40、条西口古道绝大部分已被历史湮灭，但在杀虎堡西门外，仍遗存着一条1000余米的古道，当地俗称“敞路坡”，至今每年正月初三，村民还要牵牛赶羊通过此道去赶会。 吴泰山西口古道对西口文化传承的历史作用，右玉文史资料第19辑，内部资料，2010年，第128页。可见，西口古道在商贸重镇中地位十分重要，同时，这条官商通道的发展还形成了右卫镇极具特色的经商禁忌和黄箓会，进而丰富了该镇的商业文化。清代口内外商旅路线图 此图根据王德功杀虎口“清代杀虎口驿路及旅蒙商贸路线图”（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第66页）、以及吴泰山西口古道对西口文化传承的历史作用（右玉文史资料第19辑，内部资料，2010年，第

41、128页）绘制而成。 一些趋吉避凶的禁忌习俗是右卫旅蒙商在“走西口”的商贸古道行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些习俗中，以言语、行为和时间禁忌最为典型，隐藏在习俗表象背后的根本目的是求吉避凶。言语、行为禁忌是在特定场合拒绝使用某些特定语汇和动作，反映出右卫商人期望平安生财的心理。驼队、马帮外出做生意，忌说涉及豺狼虎豹、土匪强盗、丢财打劫等不吉利的字眼。 张建国古时右卫城经商禁忌，右玉文史资料第20辑，内部资料，2011年，第107-108页。行商忌讳别人从扁担上跨过，在路途中也忌讳他人踩到自己的脚后跟，寓意为“被踩后跟，落在人后”，错失赚钱时机，这充分显示了商家对利益的重视与患得患失的心理。 张建国

42、古时右卫城经商禁忌，右玉文史资料第20辑，内部资料，2011年，第106-107页。“经商成败难以预料，存在很多偶然因素，适当实施禁忌，也可能是盈利的关键之一”。 万建中中国民间的经商禁忌，书摘，2004年第4期，第88-89页。因此，当地商人还严格遵守时间禁忌，挑担出门要看黄历，避开“月忌日”（初五、十四、二十三）和“四离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天）、“四绝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天）等时间出行，他们认为不同的时间点对应着不同的神煞，决定着一年、一日、一时的吉凶，于是选择黄道吉日出行，躲避煞星，在最佳时间的行事，以求财运亨通。 黄箓会，杀虎堡传统的物资交流大会，每年农历七八月

43、以瓜果上市之时为起始，在玉皇阁真武庙举行，会期通常为10天。相传，黄箓会是康熙平叛得胜回朝时，为庆祝胜利和超度阵亡将士而举行的一次盛会，后来具有了庆祝丰收、祈求平安的含义。因满人以“黄”为正色，认为黄色表示高贵、吉祥，所以黄箓会最初的仪式活动围绕“黄”进行，在举行过程中，会首穿黄衣服，钱庄要披黄、吃素，上市的瓜果要黄皮、黄瓤，艺人演唱的曲艺也要含“黄”字，如黄鹤楼、黄金台、黄艳秋等。 王泽民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2页。随着商贸活动的增加，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堡内，熙熙攘攘，场面甚是热闹，黄箓会逐渐搭建出一个供商人物资交流、贸易往来的平台，形成民间规律性

44、的商贸集会。 日小田庙会仪式与社群记忆以江南一个村落联合体的庙会为中心，民族艺术2003年第03期。黄箓会这样的发展轨迹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性质。从黄箓会的功能转化来考虑，战火逝去后，国家逐渐安定，黄箓会超度亡灵、欢庆军事大捷的仪式性色彩逐渐淡化，演变为鼓励民众发展农业生产和销售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从黄箓会的举办主体来看，初时由“扎税部”（即户部衙门）统一组织、管理并支付费用，后来是地方民众自发组织，使之成为民间习惯性的商贸大会。 牛建山、张建国黄箓会，文史月刊，2005年第12期。它是中央的，也是民众的，其主体的演变体现了庙会发展的世俗化与民间化趋势，显示出各种社会力量的均衡态势，而且满足了政府

45、、商人、村民等不同群体的要求，最终成为各阶层民众共同的“会”。（三）农牧交错带的民族民俗文化右卫镇历来就是满、蒙、回、汉等多民族活动的舞台，所以该地呈现出人口交错杂居、混合分布的局面，这样的居住方式缩短了游牧与农耕民族接触的距离，扩宽了相互交往的渠道，有利于多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采借和融合，使该地形成了同生共处、取长补短的民族民俗文化。一方面，农耕与游牧文化通过相互交流和吸收，在服饰、饮食、艺术等方面不断调适、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具有双向性； 闫天灵 塞外蒙汉杂居格局的形成与蒙汉双向文化吸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另一方面，各民族恪守自身世代传承的文化生活习俗，久而

46、久之形成了农牧交错地带的特色民俗。 宋蜀华、陈克进 主编中国民族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多元民族交汇区的民俗融合多元民族交汇区的民俗融合“通常是指两个或更多的拥有基本稳定的民俗传统且相互迥然有别的民族，受社会、自然环境改变的制约和文化信息互相传递的影响，经过自然或非自然的方式持续接触，各自选择采纳对方的民俗内容，对自己的民俗传统进行修改和增删，互相调适、融入，最终导致民俗形式和内容在某种程度上的趋同。” 李安民论民俗的融合，民俗研究，1994年第4期。在右卫镇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下，各民族通过通婚、贸易、杂居等渠道，加深了彼此的接触，实现了多元民族民俗的融入、

47、合一，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融合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具体体现为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少数民族对汉族习俗的吸收。右卫镇多民族的日常交往中，为了更好的交流，首先要过语言关，虽然没有专门学习对方的语言，但在耳濡目染的影响下，民众逐渐学会一些常用语，并将其应用在民间曲艺等艺术表演中。如右卫镇蒙古族的民间艺人“老双羊”所演唱的走西口：“一走走到山湖湾，碰见两个鞑老板（蒙古老妇人），她们说话我不懂，只好比划问安宁。有水请你给一碗，我要解渴把路赶，塔奈（蒙语，即您）勿圪（蒙语，指话）米德贵（蒙语，即不知道）忽尔登雅步（蒙语，指快走）指向西，手指口渴嗓子干，她却给了一晚酸酪旦（蒙民制成的乳品干酪）。” 王泽民对西口文化的民族学审视，右玉文史资料第19辑，内部资料，2010年，第109页。这一段演唱既保留了汉族二人台走西口的音乐曲调，又融入蒙语发音，形成了蒙语、汉语交替使用的演唱形式，体现出多民族文化的密切交融。少数民族接纳汉族的文艺形式，不是完全的吸收，而是有所选择地进行改良，在表演中借用了汉族的丝竹乐、舞蹈动作等成分，同时保留蒙古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