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 052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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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4（一）关于温病的方证5（二）关于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6（三）关于温病方治疗杂病8（四）关于师承与治学9（五）关于本书的宗旨11（六）致谢12几点说明12上篇 温热类温病方13第一章 辛凉疏透法及其代表方证13银翘散方证14桑菊饮方证19陈氏桑杏前胡汤方证23第二章 辛温疏透法及其代表方证25人参败毒散与荆防败毒散方证26杏苏散方证36第三章 轻苦微辛法及其代表方证39栀子豉汤方证39翘荷汤方证44桑杏汤方证46三香汤方证48第四章 辛温寒凉表里双解法及其代表方证51防风通圣散方证51三黄石膏汤方证59第五章 辛寒清气泄热法及其代表方证63白虎汤与白虎加人参汤方证63第六章 苦寒泻火解毒法及

2、其代表方证74泻心汤、大黄黄连泻心汤、黄连解毒汤方证74凉膈散方证80升降散方证82冬地三黄汤方证93黄连黄芩汤方证96第七章 苦寒通下法及其代表方证99增液承气汤方证99导赤承气汤方证102杨氏解毒承气汤方证104第八章 清营透热转气法及其代表方证106清营汤方证106清热地黄汤合银翘散（原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方证111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丹皮大青叶倍玄参方方证113清营汤加钩藤丹皮羚羊角方方证115第九章 凉肝熄风法及其代表方证119羚角钩藤汤方证119第十章 芳香透络开窍法及其代表方证123安宫牛黄丸、牛黄承气汤、吴氏至宝丹、吴氏紫雪丹方证123清宫汤方证130第十一章 凉血散血法及其代

3、表方证133清热地黄汤（原犀角地黄汤）方证134黄连解毒合清热地黄汤（原黄连解毒合犀角地昔汤）方证140神西丹（原神犀丹）方证145化斑汤方证147第十二章凉血逐瘀法及其代表方证149吴氏桃仁承气汤方证150加减桃仁承气汤方证152第十三章 辛凉甘润治燥法及其代表方证155清燥救肺汤方证155第十四章 甘寒滋阴生津法及其代表方证159沙参麦冬汤方证159益胃汤方证162增液汤方证167薛氏四汁四香汤方证171第十五章 咸寒滋阴法及其代表方证172加减复脉汤方证172三甲复脉汤方证176大定风珠方证182黄连阿胶汤方证186下焦青蒿鳖甲汤方证191第十六章 酸甘苦辛法及其代表方证195椒梅汤方证

4、195减味乌梅丸方证200连梅汤方证201第十七章清暑益气生津法及其代表方证204生脉散方证205东垣清暑益气汤方证208中篇 湿热类温病方证215第一章 分消开泄湿热法及其代表方证215三仁汤方证215甘露消毒丹方证219上焦宣痹汤方证224三石汤方证226黄芩滑石汤方证230薏苡竹叶散方证232第二章 和解湿热法及其代表方234蒿芩清胆汤方证235温胆汤方证238香附旋覆花汤方证245达原饮方证250草果知母汤方证257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生姜方方证260小陷胸加枳实汤方证271薛氏黄连苏叶汤方证275第五章 苦辛淡宣清导浊及其代表方证277宣清导浊汤方证277第六章 苦寒辛

5、淡轻下湿热法及其代表方证278枳实导滞丸方证279承气合小陷胸汤方证283第七章 苦辛淡祛湿治利法及其代表方证285一加减正气散方证285滑石藿香汤方证290四苓合芩芍汤方证291第八章 苦辛寒淡宣利湿热治疸法292杏仁石膏汤方证292二金汤方296第九章 苦辛温淡宣利湿热通痹法及其代表方证298加减木防己汤方证298中焦宣痹汤方证304第十章 宣通经络湿热瘀滞法及其代表方证307薛氏地龙二藤汤方证308薛氏加减三甲散309下篇 寒湿类温病方证311第一章 辛香温燥寒湿法及其代表方证311厚朴草果汤方证311雷氏芳香化浊法方315第二章 通阳利湿法及其代表方证316苓姜术桂汤方317第三章 温

6、阳逐湿法及其代表方证323术附汤方证323薛氏扶阳逐湿汤方证327加减附子粳米汤方329椒附白通汤方证331第四章 温阳通补奇经法及其代表方335双补汤方证335安肾汤方证338参茸汤与加减参茸汤方证341内容提要温病的方证是温病条辨等书的核心理论，辨方证论治是温病辨治学的理论精髓。本书提出了温病的方证理论体系，把93首温病方以方类证，分为31类，先论方的结构特点，后论证的特征，再论临床应用。打破了既往以温病及三焦卫气营血为纲的框架，突出方证体系，以方为纲，以证为目的论述温病的辨治。根据作者多年的研究与临床体会，提出温病方可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类杂病。在温病方的临床应用方面，本书不谈温病方治疗温病

7、，专论温病方治疗杂病。书中特别介绍了刘渡舟、赵绍琴、孟澍江、王正宇等先辈们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经验，介绍了辨温病方证方法在治疗杂病中的应用心得。阅读本书，对于学生，有助于掌握温病原著中的方证，打好用温病方治疗现代病的基础；对于临床医生，有助于掌握辨方证论治的方法，开启用温病方治疗各类杂病的思路。前言阐发温病的方证理论 推广辨方证论治体系开掘温病方治疗杂病 弘扬先师的用方经验写在前面的话随着免疫学的深入发展，对入类生命危害最大的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现今临床上类似于明清时代的温病也越来越少见，因此，温病学的“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变化，当前临床上

8、，内生火热、内生湿热、内生寒湿病证日益增多。内生火热、湿热、寒湿病与外感温病有基本相同的病机，用温病方治疗这类病证能够取得理想的疗效。为了探讨如何适应温病临床的重要变化，我曾经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发表论温病学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论温病学理法辨治杂病（1996年第5期、1997年第6期），提出病了温病学必须面对现实，调整方向，注重温病方治疗内生火方热、湿热、寒湿等杂病的研究问题。约10年以后，我对中医临床有了新的感悟，这就是：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是中医的核心；其核心中的核心是这些经典中蕴涵的方证理论与辨方证论治的方法；忽视温病方证理论与辨方证体系的研究是导致温病方治疗杂病进程缓慢的

9、根本原因；50年高校教学的重大失误是迷信现行“辨证论治”是“中医特色”之论，没有重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中的方证理论与辨方证论治体系的教学研究。有感于此，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年第2斯、第6期分别发表了辨方证论治体系初探、再论温病方治疗杂病兼论温病方证与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提出了温病方证与辨方证论治体系的概念、方法及其在治疗杂病中的应用以及“现行辨证论治”方法的局限性等问题。此后，我开始总结我的老师们的有关经验，增加自己的临床时间，实践辨方证论治的方法，观察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疗效；并将辨方证的方法与温病方治疗杂病的体会讲授给学生，得到了多数学生的支持与鼓励。在此基础上，我开始撰写

10、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本书旨在阐发温病的方证理论，阐扬辨方证论治的方法，旨在推进瘟病方治疗杂病的研究。为了使读者能够抓住本书的要点，把握全书的基本思路，现对本书中涉及的有关问题作一总体的说明。（一）关于温病的方证 张仲景伤寒论创立了经方的方证理论，柯琴发现伤寒论“仲景有桂枝证、柴胡证等辞”，由此悟出方证是伤寒论的核心，乃宗此义，以方证名篇，而以论次第之，著伤寒论注，阐发了伤寒论六经中的方证理论。徐大椿经三十年探求，悟出伤寒论“非仲景以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是不类经类方”，认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遂打破六经框架，突出方证，将伤寒论方总分

11、为12类，“每类先定主方，即以同类诸方附焉”。进而，将“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复一一注明，条分而缕析之，随以论中用此方之症，列于方后，而更发明其所以然之故”（伤寒类方序），著伤寒类方，专论仲景方证。陈念祖认为掌握伤寒论的方证是学习应用经方乃至中医临床的入手功夫：“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明证，明明提出大眼目，读者弗悟矣”（长沙方歌括小引、为了使学医者能尽快掌握经方方证，他苦心撰著长沙方歌括与伤寒真方歌括，用歌括形式深入浅出地总结了仲景的方证。吴瑭感叹温病学尚没有像伤寒论那样的方证对应、一条一辨的医书，因此，他痛下决心，“仿仲景伤寒论作法”，采集临证指

12、南医案的处方脉证，结合个人心得，著温病条辨，制定温病辨治238法，208方，从而创立了温病的方证理论。吴氏明确指出，此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温病条辨凡例）温病条辨方与伤寒论方密切相关，其取之于仲景经方的思路有五个方面：一是直接移用经方，如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栀子豉汤。二是化裁经方，如从附子粳米汤化裁出加减附子梗米汤，从苓桂术甘汤化裁出苓姜术桂汤。三是变制经方，如从炙甘草汤变制出加减复脉汤、三甲复脉汤，从麦门冬汤变制出沙参麦冬汤、益胃汤，从乌梅丸变制出连梅汤、椒二梅汤。四是改制经方：如从麻黄附子细辛汤改制出下焦青蒿鳖方甲汤，从小柴胡汤改制出中焦青蒿鳖甲汤。五是仿制经方，如从麻黄汤

13、仿制出银翘散，从桂枝汤仿制出桑菊饮。温病条辨的方证是在伤寒论经方方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经方推方证同属于一个支脉，可谓一脉相承。在充分吸取伤寒论经方方证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吴瑭方总结了明清时代新制定的温病方证，如三仁汤方证、黄芩滑石二汤方证、草果知母汤方证等，从而建立了温病条辨的方证体系，创新了仲景的方证内容，发展了经方的方证理论。除叶桂、吴瑭之外，温病学尚有温疫学派学说、伏气温病学派学说、通俗伤寒学派学说等，他们在各自的临床实践中总结了另一部分疗效卓著的温病方，为温病方证理论谱写了新的一页。这些方证与温病条辨的方证共同构成了温病的方证体系。叶桂遵黄帝内经之意，发明了以方中主药的性味归纳治法，

14、阐发方剂结构与方义的理论，如所谓辛凉轻剂、甘寒益胃、苦辛开泄、酸苦泄热等。吴瑭继承叶学，认为：“古入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广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温病条辨凡例）根据这一认识，温病条辨不仅仿伤寒论体例，条分缕析地阐发了温病的方与证，而且阐明了各方所寓的法，如银翘散为辛凉法、清营汤为咸寒苦甘法等，从而把方与证、方与法与证的对应相关性及其内在联系作了深刻的阐发，为温病的方证赋予了新的内容。总之，温病的方证体系是指温病方与证相关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是在伤寒论方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仲景经方方证理论一脉相承而又独树一帜。仅研究伤寒论经方方证则不能明其发展之流，

15、只研究温病方证则不能知其基础之源。建立温病的方证体系从流溯源地研究温病方证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方方证，是本书的宗旨之一。（二）关于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是一种基本的辨证方法，它只能确定疾病大体的浅深层次、病机阶段或脏腑部位；方证是疾病在各经各阶段的最具体的病变形式，基于方证理论的辨方证系论治方法是一种高层次的终端性的辨证方法，它能够使辨证的思维深入到方证与药证的层次。例如，通过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确定出某患者病变在中焦，在胃，在气分，是仍然无法指导施治用方的，只有进一步辨识方证，才能确定患者的临床表现是白虎汤证，还是增液承气汤证，或者是甘露消毒丹证，才能具体的遣方用药。再如，某

16、患者有明显的发热、恶风，用常规辨证确定其为上焦、卫分证，仍然是粗浅的，仍不能指导用方，只有进一步地辨析其是银翘散证，还是桑菊饮证，是桑杏汤证，还是三仁汤证等，甚至要具体分析有没有银花证、薄荷证、白蔻证、石膏证、栀子证等药证，才能具体地处方用药。因此，辨方证是任何一种辨证方法也难以替代的特殊的辨证方法，是实施温病辨证的最具体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辨方证论治强调以经典原著的原始方证为依据。要求医者必须熟谙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的原文，掌握其中方与证相关的规律、方证效应的规律以及辨识方证的思路。例如五苓散证，伤寒论第71条、73条、74条、156条、386条不仅论述了五苓散的适应证，阐明了

17、此方证与茯苓甘草汤证、泻心汤证、理中丸证的鉴别，而且阐发了五苓散方证的效应“多饮暖水，汗出愈”，即强调五苓散是汗剂，其效应是“汗出愈”。医者只有真正掌握了仲景原著五苓散方方证理论，才能在临床上准确地应用此方。辨证论治则不同，它不一定强调熟读伤寒论原文，不一定要求按照伤寒论论方证使用五苓散。同样是用五苓散，前者着眼于“小便不利、口渴、烦、脉浮”等五苓散证，既可将之用于水肿，更可以将之用于腹泻、呕吐、眩晕、心下痞、郁证、霍乱、癫眩等病症，而且，在方证效应方面，着眼于“汗出愈”；后者则将之作为利水剂，主要用于水肿，多从辨水肿的水湿内停为着眼点使用该方。再如，三甲复脉汤证，温病条辨下焦篇第14条论其证

18、为：“脉细促，心中憺憺大动，甚则心中痛者。”吴瑭强调说：“甚则痛者，阴维为病主心痛，此证热久伤阴，八脉隶于肝肾，肝肾虚而累及阴维故心痛故以镇肾气补任脉通阴维之龟板止心痛，合入肝搜邪之二甲，相济成功也。”温病条辨解产难并用其治疗妇人产后郁冒、痉、大便难、心虚、虚热等。如遵循辨方证的原则用方，就可从血肉有情之品通补奇经的理论出发，用三甲复脉汤治疗心动悸、真心痛，以及妇人产后诸病；如果按照辨证论治的方法使用三甲复脉汤，就只能用其治疗肝肾阴虚动风证。因此，辨方证论治有深厚的理论为依托，有前人已经建立的规范可遵循，它充分吸取了古入的经验，是借助前人的经验而用方治病；辨证论治则是根据中药学、方剂学的一般理

19、论用方治病。两种体系辨证用方的思路截然不同，其起点与要求有高低之别，成功与获效的几率更有大小之异。辨证论治方法着重强调的是“证”。何为“证”？现行中医基础理论的概念为：“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的某一温阶段的病理概括。”关于辨证，通行的认识是：“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方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可见，“证”不是症状和体征本身，而是由论“辨”得到的抽象的概念，是医生主观思维活动的结果，因此，推证的可靠性则完全是由医生的辨证水平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对同一个患者如果同时由两个医生进行辨证时，所得出的“证”的结论往

20、往不同，甚至会截然相反。这就说明，“证”不是客观的，“证”不一定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辨方证论治体系着重强调的是“方证”。方证的“证”是系指方的适应证。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在“方证相对论”一文中指出：“方与证，乃是伤寒论的核心。”证，“简而言之，凡入之疾病，反映体之内外上下，以及各种痛痒，各种异常现象，一些蛛丝马迹，都可以称之为证，证，就是证明，客观存在，而领事物之先”。（刘渡舟医学全集）“干呕吐涎沫头痛”，是吴茱萸汤证，“黄疸脉沉，中痞恶心，便结溺赤”，是杏仁石膏汤证。方证的“证”字所包含的本质性含义就是疾病的症状与体征。由于症状与体征是疾病最客观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因此，“方证”能够反映疾病

21、的本质。此以桂枝汤证为例试作说明，伤寒论桂枝汤证为：“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等，如桂枝汤证兼见“项背强几几”者，就变成了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葛根汤于桂枝汤加葛根四两，性味辛凉之葛根占据了主导地位，该方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桂枝汤证出现“腹满时痛者”，就变成了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芍药汤将桂枝汤中芍药量由三两增加为六两，芍药的量变使桂枝汤的作用发生了质变，芍药配甘草酸甘缓急止痛变成了主要作用，而桂枝只起温通经络：的辅助作用；如桂枝汤证见汗出“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者，就成了桂枝加附子汤证，桂枝加附子汤于桂枝汤中加炮附子一枚，其方则由调和营卫

22、的解表剂变而成方为温经补阳、固表止汗的附子剂。可见，症状变化，甚至一“症”之变，疾病的本质就可能发生变化；与症相应，一药之变，桂枝汤的作用也随之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就说明，推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症状与体征，是“方证”：而不是“证”。“项背强几几”、“腹满时痛”、“汗出遂漏不止、恶风”等方证是无论哪个医生也能诊察得到的临床事实，因论此，辨方证能够抓住疾病的本质，能够具体地揭示病机的细微变化，能够避免医者的主观臆测，减少主观失误，提高临床辨证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虽然辨方证也存在医生的主观判断，但是，医者可以把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附子汤证等既有方证设为对照证，比较对照

23、而辨之。与不设参比对照的辨证论治方法相比，其科学性与可靠性要高得多。辨方证贵在“识机”。刘渡舟先生在阐明“方证”的概念后进而指出：“证之微妙之处，则在于机。何谓机，事物初露苗头的先兆，也叫机先。辨奸论则叫见微知著。”（刘渡舟医学全集），可见，辨方证贵在抓疾病本质初露端倪的细微症状以辨识“机先”，可以“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的确定方证的诊断。非主诉的不起眼的个别症状往往是疾病本质的反应，是“机先”外露的“马脚”，是“方证”的“微妙之处”，辨方证的更高一级要求在于见微知著，在于借助古入已有方证的“镜子”，透过细小的特征性表现抓住疾病的本质。例如，剧烈的偏头痛，只要见有恶心欲吐者，就可辨为吴茱萸汤

24、证，就可以用吴茱萸汤治疗，无须辨头痛的经络部位，不必辨头痛的寒热虚实，用之辄效。再如，难治的咳喘，只要见有通舌红苔厚腻一症，就可辨为甘露消毒丹证，就可以用甘露消毒丹治疗，不必考虑是温病还是杂病。因此，辨方证能够根据主方诉主症以外的特殊“症”来抓方证，能够抓住疾病的特殊矛盾而重点出击，专方专治；能够根据个别、微妙的“症”预知“机先”，测识“病机”的隐匿之处而施以出奇制胜的治疗。辨方证的方是前人久经使用而历验不爽的效方，法度严谨，疗效可以重复；辨证论治的方是医者自己组方，没有严格的要求，比较松散，加减变化随意，疗效难以重复。经方临床家胡希恕先生在经方传真中提出：伤寒论有桂枝证、柴胡证，是以方名证的

25、范例；“辨方证是六经、八系纲辨证的继续”，“是辨证的尖端”。刘渡舟先生提出：“伤寒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刘渡舟医学全集）所谓“辨证知机”，就是辨方证的方法。总之，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是指以温病方证理论为基础的辨证方法，该方法强调从患者错综复杂的临床症状中，见微知著地抓住与某一方证特征性表现相一致的关键脉症以确定方证的诊断，并据方证而用方辨温病的方证与伤寒论辨经方方证的方法完全相同，是一种高层次的特殊的辨治方法。（三）关于温病方治疗杂病叶桂是经方的实践家，温病条辨方源于叶氏经验而根基于伤寒论，与伤寒方具有相同的属性，具有“经典方”的特征。伤

26、寒论经方能够治疗杂病，温病条辨方也必然能够治疗杂病。前人论伤寒方治杂病，以及广泛运用伤寒方的实践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关键在于打破温病方对应的治疗温病这一习惯性思维，只要突破了这一惯性思维的束缚，就能进入“同方异治”的广阔的领域。温病方之所以能够治疗杂病，是因为温病方是以方证的形式存在的。虽然时代不同，疾病有变异、绝灭、新生等变化，方但是，疾病最基本的病理反应如发热、口渴、汗出、头痛、舌苔厚腻等症状是不变的，因此，方证的存在不随疾病种类或时论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仲景时代有白虎汤证，吴瑭时代有白虎汤证，今天或将来的临床上仍然会有白虎汤证。同理，伤寒病过程会出现白虎汤证，温病过程

27、会出现白虎汤证，杂病中也会出现白虎汤证。再如，翘荷汤证，温病条辨上焦篇秋燥论第57条载：“燥气化火，清窍不利，翘荷汤主之。”吴瑭自注云：“清窍不利，如耳鸣目赤，龈胀咽痛之类。”掌握了这方系证，临床上根本用不着考虑是否是秋燥，只要见到郁火上升的翘荷汤证，如咽痛、龈肿、目赤、耳鸣等，即可用之。辨方证论治的特点是无须考虑疾病种类与时间空间而据方证用方，这是温病方能够用于治疗杂病的基础之一。温病方能够治疗杂病的另一基础是由外感病与杂病的复杂关系决定的。临床事实表明，外感病与杂病很难截然分开，一是外感病可以转变为杂病；二是杂病过程可以复感外邪；三是不少杂病早期多以外感病的形式出现；四是部分疾病究竟是外感

28、病还是杂病的确难于断然区分。注重临床的张仲景没回避这一临床事实，除金匮要略部分论杂病外，在专论伤寒病的伤寒论）部分也阐发了杂病的论治。陈亦人伤寒论求是认为太阴病从“腹满而吐，食不下，良利益甚，时腹自痛”及“自利不渴”等证来看，就是杂病。吴瑭深刻认识到外感温病与杂病的复杂关系，在温病条辨凡例中指出：“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疽、痹，多因暑温、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在下焦篇湿温第62条减味乌梅丸后自注说：“本论原为温暑而设，附录数条于湿温门中者，以见疟痢之原起于暑湿，俾学者识得源头，使杂症有所统属，粗方具规模而已。”基于这种认识，他在温病条辨上、中、下焦篇中均论述了疟、痢、疽

29、、痹、疝等杂病的方证。另外，温病条辨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寒湿的证治，所述寒湿方证多推数是外感与杂病兼感之证。吴氏在温病条辨下焦篇寒湿第42条自注中强调：寒湿、湿温，“其间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其在上焦也，如伤寒；其在下焦也，如内伤；其在中焦也，或如外感，或如内伤。至人之受病也，亦有外感，亦有内伤，使学者心摇目眩，无从捉摸。其变证也倍而又倍。”系吴氏精辟地阐发了外感温病与杂病的内在联系，制定了一系列既能治温病又能治杂病的方剂。因此，温病方本来就既能治外感病，又能治杂病，具有双向性作用。现今临床常见疾病更加复杂，许多疾病如免疫性疾病就难以截然分清楚是外感病还是杂病，温病方在这类疾病的治疗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30、。温病方能够治疗杂病的再一基础是现今临床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内生火热病、内生湿热病、内生寒湿病。内生火热、湿热、寒湿病邪郁伏于体内，可以外发于卫表，蕴郁于气分，可以深入营分，郁结血分，可以损津伤阴，耗气伤阳，可以影响三焦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具有与外感温病类同或相同的病机，辨治这类疾病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温病的理法，卫气营血理论、三焦理论，特别是温病的方证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这类疾病的病机，温病方是治疗这类疾病的有效方剂。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可以开拓杂病临床辨治的思路。杂病用杂病方人人皆知，杂病用温病方却知者较少，倡导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研究，能够拓展内、外、妇、儿等学科临床用方的思

31、路。例如，温病条辨清宫汤，主治“神昏谵语”，此方以其清心凉营开窍的作用，可以治疗癫痫、精神分裂症、强迫症、抑郁症等精神性疾病，从而为内科学辨治这类疾病开拓了新的思路。其二，有利于将温病的研方究引向深入。目前临床上已经难以见到仲景时代、明清时代出现的典型的温病，因此，如果墨守温病方治疗温病的研究，温病学将会逐渐萎缩甚至被淘汰。若转换研究方向，注重温病方报治疗杂病的研究，不仅具有广阔的前景，而且可为中医的现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例如，温病条辨安宫牛黄丸的开发研方究，不仅研制出了新的制剂清开灵，而且，以之治疗中风的临床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四）关于师承与治学经验丰富

32、、疗效显著的大师级的中医多是熟练掌握方证理论与辨方证方法的临床家，换句话说，擅长于运用经方、温病方的名医在临床中多善用辨方证的方法，如刘渡舟先生善用苓桂术甘汤治疗各种杂病，他根据仲景所论述的脉证，将苓桂术甘汤的证概括为：水舌：舌胖大、质淡嫩、苔水滑欲滴；水脉：沉弦或沉紧；水色：面黧黑或见水斑；水气上冲症：心悸或动悸、胸满、眩晕等。临床上不论什么病，只要见到这些特征性表现，就径投苓桂术甘汤，每可取捷效。赵绍琴先生对升降散有深刻的研究，以之治疗火郁证。他把升降散的证概括为：舌红起刺，脉弦滑细数，心烦急躁，自觉心中愦愦然，莫名所苦等。临床上只要见有升降散证，不论是什么疑难杂病，就率先投以升降散，亦可

33、每起沉疴，分析他们的临床思路，可以看出其最基本的方法有三步：首先，把某一有效方的适应证特别是特征性表现把握清楚，如苓桂术甘汤的舌胖大、质淡嫩、苔水滑欲滴等；升降散之心烦急躁、舌红起刺等其次，通把某方与其适应证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方证”，如苓桂术甘汤证、升降散证；其三，临床上不管是什么病，不方管患者的表现多么错综复杂，只要能发现某一方证的特征性表现，就紧紧抓住这一特征性表现，确定为某“方证”，径投该方予以治疗。这一临床思路就是本书所谓的“辨方证论治”的方法。因此，要想掌握辨方证的方法，仅仅限于熟记伤寒论、温病条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拜师临证，学习名师自己总结的辨识方证的心法。我学医以

34、来最有幸的是遇到了四位既善用经方又精通温病方的德高望重的名师：一位是陕西中医学院教授王正宇先生，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幸拜其为师学习中医，王正宇先生有大学文科的基础，有广博的文史哲学知识，严谨的思维逻辑，很高的研究素养。他从事中医教学与研究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方剂的理解；他创造性地应用划分方剂内部结构的方法解释方理，这种方法对我研究方与证的对应关系有重要的启示。临床上，先生擅长用仲景经方与叶氏方，处方严谨，疗效显著。我先后随诊5年，打下了研究方证、应用成方治疗现代病的基础。先生虽然对叶桂、吴瑭的方证手法有深入的研究，但由于他的老师多数是伤寒经方家，受其影响，临证多凭借老师的经

35、验用经方者多而用温病方者少，因此，他指导我先读温热论与温病条辨，后读伤寒论，以期弥补北方医生不熟悉温病方应用之不足。王正宇先生的体会是正确的，在北方很难找到对叶桂、吴瑭温病方有深入研究且具有应用经验的名师，因此，当全国第一届温病学博士生招生的机会来到之后，我下决心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教授的博士，有幸成为他的第一届博士生，随先生学习中医3年。孟老师对叶桂的手法与吴瑭温病条辨诚有深入的研究，临床善用叶氏方或吴瑭方治疗疑难杂病，并擅长据证取古方数法合而为方。处方有叶派风格，轻灵而严谨。先生曾对我说，他当年跟师学习时，若逢老师外出，家里就由他代替其师接诊，当遇到疑难病难以应对时，就翻温病条辨与赵海

36、仙寿石轩医案，足见他在温病方临床应用上所下的工夫。受其影响，我对温病方的临床应用研究有了浓厚的兴趣，也从此奠定了临床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较为扎实的功底。取得博士学位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任教，名医赵绍琴先生作为终生教授在温病教研室执教。赵绍琴先生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均在清太医院供职为御医。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医院院吏，御赐头品顶戴花翎。受其父影响，赵老临床治病有突出的特点：一是有御医风范，处方药味少，分量轻，善以轻灵纤巧取胜；二是善于用家传师授的古方变通法为方治病；三是擅长用温病法治疗大病难症。其处方轻描淡写，却能有传神的疗效。我曾经利用在同一教研室的便利机会跟随赵老临床学医，感悟

37、到了赵老变通古方为新法的临床思路，由此打下了变化古方、温病方治疗杂病的基础。此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老师答应我的请求，接受我和我的夫人王建红医师跟随他临床抄方学医。刘渡舟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经方临床家，临证用方有经方派的特点与风范，不仅善用经方原方，而且运用温病方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先生的用方风格与疗效使我对中医临床有了一次大彻大悟，这次感悟也使我的中医临床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从此以后，我一边跟刘老上临床，一边重读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以及刘老的著作，并且追寻与刘渡舟先生学术交往较多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伤寒学家胡希恕先生与陈慎吾先生生前的著作、讲稿、录音，进行

38、反复学习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找到了撰写此书的方灵感。在我着手撰写本书的时候，四位老师已先后谢世，出于对老师的尊敬与感激之情，我称他们为“先师”，在书中每方的报“用治杂病举例与体会”中，我首先对他们应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经验以及相关的理论进行了研究、整理、总结、介绍，希望他们的珍贵经验能够通过此书而发扬光大。（五）关于本书的宗旨第一，阐发温病的方证理论：由于吴瑭过分强调温病的三焦理论，追求与伤寒论六经的“一纵一横”之妙，因此，温病条辨以三焦为提纲，分辨9种温病，又遵叶氏之说，于三焦中兼辨卫气营血，从而没有把自己创立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方证理论放在突出的位置。后世遵其说，也只强调温病条辨的

39、三焦理论体系，没有发掘其中堪与伤寒论经方方证相媲美的温病方证理论体系。其实，温病条辨的核心理论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三焦学说，而是其中的方证体系。该书得以传世的基础是银翘散、三仁汤等有效方，以及方与证相关的方证理论。废除“三焦”，温病条辨尤存，废除208方证则温病条辨不复存在。基于温病条辨方证理论的深刻认识，我在本书中精选温病条辨所载方69首，参照柯琴、徐大椿阐发伤寒论方证的方法，以方类证，阐发温病条辨的方证体系。所不同的是，柯琴、徐大椿是以主方方证为提纲分类，如桂枝汤证为一类，柴胡汤证为一类，而我则以叶氏发明的温病治法为思路分类，如辛凉疏透法为一类，代表方证有银翘散证、桑菊饮证，甘寒滋阴生津法为一

40、类，代表方证有沙参麦冬汤证、益胃汤证，以法类方，以方类证，共分为31类。温病学发展到明清时代，名医辈出，非仅吴瑭一入，所制定的有效方剂及其方证，也非仅限于温病条辨，因此，本方书以吴瑭方为基础，采集吴有性温疫论达原饮，俞根初通俗伤寒论蒿芩清胆汤、羚角钩藤汤，以及薛雪、雷少逸、何廉臣等医家的名方，计24首，与温病条辨方共成93首。分属于31类中，初步构建了温病的方证体系。第二，阐扬温病辨方证论治方法：辨方证论治方法与辨卫气营血三焦方法不同，其以方证理论为基础，因此，本书对于每一首温病方均深入细致地阐发了方的特点及其证的特点。对于方证，除阐述其原治证外，另从方的组成结构、方的临床应用等方面探讨了方证

41、的特征性表现，勾画出了辨方证的要点。为了示范辨方证论治方法的科学性与可靠性，每一温病方临床应用的医案均采用辨方证论治的方法，据方证而用方，个别医案还附加了“方证解释”，以说明辨方证论治的思路。第三，开掘温病方治疗杂病：在阐发温病方证理论与辨方证论治体系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温病方在杂病治疗中的应用问题，全书不谈温病方治疗温病，专论温病方治疗杂病，是一部论温病方治疗杂病的专著。目前临床常见的内科杂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结节性红斑等免疫性疾病，高血压、慢性肾炎、慢性肝炎等难治性疾病在病变过程多有内生火热，或内生湿热，或内生寒湿的病机，用温病方治疗这些杂病具有很好的疗效。本书“用治杂病举例与

42、体会”部分，重点阐发了93首温病方在杂病中应用的理论与方法。对于每一方，首先介绍了我的先师应用其治疗杂病的经验，其次，介绍了我自己用其治疗杂病的体会。旨在抛砖引玉，开掘温病方的治疗范围，为现代杂病的辨逊治开拓新的思路。第四，阐扬先师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经验：中医的临床名方家按其用方特点主要可分为两种派别：一派是对经方、温病方方证理论有精深的研究，临床上擅长应用经方、温病方等古方的原方治病，临证不随意自拟处方，也不随意加减，是在古方报原方的基础上根据方证、药证变通化裁处方，处方法度严密，学生可以临摹。另一派是不用古方成方，善于根据其老师的经验或者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方临证用方，或者据证临时拟方，论他

43、们持古方不能治疗今病之说，提倡自立新方治病。在现今临床上，第一派别的名医越来越少见，而我尤其推崇这一类型的系名师。本书中重点介绍了我的老师孟澍江先生、刘渡舟先生、赵绍琴先生、王正宇先生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经验，他们均属于第一派名师。这一派名师，还可以具体分为两派：一派是严格遵守古方的原方临证处方，以刘渡舟先生最具代表性，如他用荆防败毒散治疗肾病，必用其原方加味；另一派是按照原方结构所含的法，取方中最核心的药，守其法而变其方，作为临证的处方，以赵绍琴先生最具代表性，如他用荆防败毒散治疗肾病，仅取荆芥、防风、独活，以生地榆、赤芍代替川芎，酌加一二味为方。孟澍江先生、王正宇先生则两派手法兼而用之。他们

44、用方有异曲同工之妙。本书中所介绍的四位名师的经验，或是我根据跟师临床学习的实际记录整理而成，或是引用已经发表的但又是我在跟诊时见证过的经验。这些经验十分珍贵，我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以期使他们用温病方的心法跃然纸上，得以阐扬，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本书间接地学到四位名师的珍贵经验。（六）致谢先师刘渡舟、赵绍琴、孟樹江、王正宇先生金针度入，教给了我临床认证用方的方法和智慧，撰写此书的灵感来源于他们，如果本书能对读者有所启示，也应归功于他们。陕西中医学院教授张学文老师、李明廉老师、郭鹏云老师对我的治学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鼓励；我的夫人王建红医师跟随刘渡舟先生临床的时间比我长，本书的部分素材与医案由她提供

45、，对于本书的撰写，她提出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建议，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付帮泽同学作为第一位读者，对书稿提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张文选2007年5月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几点说明一、本书温病条辨原文，以问心堂本为蓝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出版）；临证指南医案原文，以徐大椿评点，清代道光甲辰（1844年）经鉏堂刻本为蓝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所引通俗伤寒论原文，均出自于连建伟订校三订通俗伤寒论（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原文，均出自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出版本。二、犀角属于禁药，本书中凡是含有犀角的古方，现今均用水牛角代替。凡是犀角地黄汤均改称

46、为“清热地黄汤”。凡是方剂名含有犀角的“犀”字者，均改为“西”，如犀地清络饮，改称为“西地清络饮”；神犀丹，改称为“神西丹”等。三、本书介绍的刘渡舟、赵绍琴、孟澍江、王正宇生的医案，凡已发表者，均注明了医案的出处；凡是未注明出处者、，均是笔者根据跟师学习的记录新整理的医案。四、书中所有医案后的“方证解释”，不是原医案作者的按语，而是笔者对此案辨证用方、用药思路的解释。五、部分方证中的“有关问题的讨论”，是笔者就某一方证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提出的个人看法，其中的不少问题属于温病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温胆汤“走泄”湿热问题、内生火湿损伤元气问题等，均逐一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的一些认识是本书首次提出的，

47、也是深刻的。六、寒湿是温病的重要组成部分，寒湿病在临床上颇为多见。本书将寒湿从湿温中分出，作为独立的一篇，重点介绍了寒湿类温病的治法与代表方证，以期对临床寒湿病的治疗提供思路。七、本书运用“以法类方，以方类证”的方法对温病方进行了分类：介绍温热类温病17法，代表方证55首；湿热类温病10法，代表方证26首；寒湿类温病4法，代表方证12首。之所以不遵循柯琴、徐大椿以主方方证为纲分类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温病方结构的严密性不如伤寒论方，变化比较灵活，部分方剂难以归到某一个主方之内；其二，叶桂、吴瑭用温病方中主药的性味阐发方中蕴涵的“法”的方法，在揭示方的特点与指导方的临床应用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与科学性，温病条辨绝大多数方后均注明了“方”所代表的“法”，如三香汤为“微苦微辛微寒兼芳香法”、连梅汤为“酸甘化阴酸苦泄热法”等，这一发明的意义在于：启示人们不固守古方，并如何变通应用古方。温病方均有古方的基础，多从古方变通而来，如叶桂把栀子豉汤所寓之法称“轻苦微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