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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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 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是小柯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发布的，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论文网，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代写论文，以下是正文。 摘要：一般人为古代女性丧失了婚姻自主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汉代，女性拥有一定婚姻自主权，包括结婚权、离婚权和再婚权。汉代女性这种婚姻权利和自由远远大于后世妇女。当然，由于汉代对家长权的维护和“男尊女

2、卑”的社会现实，她们的婚姻自主权备受限制，她们所拥有的婚姻自由也相当有限，根本无法跟男性相比拟。关键词：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婚姻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古代女性而言，她们的婚姻更是她们一生的保障。一般认为，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父权和夫权的双重压迫，古代女性丧失了婚姻自主权。但是事实上，古代女性在婚姻选择上却并非完全被动，她们也有一定的自由，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享有的婚姻自主权也有所不同，汉代女性在婚姻中拥有高于后代妇女的权力和自由。当然由于汉代对家长权的维护和“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她们的婚姻自主权还是相当有限。下面具体从她们的结婚权、离婚

3、权和再婚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汉代女性的结婚权汉代婚姻成立时，在贯穿着“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同时，汉代女性也享有一定的结婚自主权，所以汉代女性的结婚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婚大多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礼教之一，婚姻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男女婚姻必得由家长来决定。汉代法律对婚姻的规定很少，但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在婚姻问题上不受约束，他们的行为主要由“礼”来规范。礼起源于原始社会时的祭祀活动，后来成为社会一切行为的规则，是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汉代婚姻的缔结就受到“礼”约束：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

4、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这一点从东汉班固整理的白虎通德论可得到印证。白虎通德论由汉代皇帝亲自钦定，集以往经学之大成，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其中第九篇嫁娶对当时社会的婚姻状态作了规定，确定了婚姻成立要“必由父母”及“有媒有聘”。(“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佚也。”白虎通嫁娶) 汉代虽然没有在法律上确定“父母之命”，但“父母之命”显然得到法律的支持。体现在两个方面：1、“父母之命”成为判案的依据太平御览卷640引董仲舒春秋决狱：“甲夫乙将船，会海盛风，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日，

5、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日：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佚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决于事，皆无罪名，不当坐。”此例说明，甲在丈夫尚未安葬的时候改嫁，依照法律要被处以弃市，但是董仲舒据春秋之义，认为甲是遵照父母之命改嫁，所以“非私为人妻”，不应该定罪。可见，在汉代，法律和礼教开始合流，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沿用礼教的原则来进行判案，按照礼教的观点，结婚遵循“父母之命”，其正当性不容怀疑。2、法律维护家长的权威秦汉的法律都极力维护家长的权力，特别是汉代强调“孝道”，所以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

6、汉代，“不孝罪”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不顺父母、不听父母教令，也属不孝行为，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重则处以死刑、断足、流放，轻则被黥为城旦舂、废爵位或削官职。汉书记载：梁国的任后和陈太后对李太后(陈太后的婆婆)“多不顺”，结果任后被处以弃市，陈太后被夺去汤沐成阳邑。东汉安帝建光元年，乐成王因“坐轻慢不孝”被“废为临湖侯”。汉代法律除允许父母根据家法自行惩罚不服管教的子女外，还赋予父母以送惩权。父母以任意罪名上告子女，官府都会受理，予以查办。但是子女却不能告父母。“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勿听而弃告者市”。由于法律的极力维护，汉代的家长权力很大，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家长的主婚权，但法律维护家长对子女的

7、管教权以及要求子女对家长的顺从，实际从另一侧面支持了家长的主婚权。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一般家庭的子女婚姻都由家长决定，不庸置疑。从汉代史书记载看，由父母为子女婚配的例子比比皆是。吕雉的父亲吕公善于相命，见刘邦相貌非凡，必大富大贵，在吕雉尚不知刘邦为何许人就把她许配给刘邦。张负的女儿“孙”也是由父亲作主嫁给陈平。汉代的文学也反映了这一点，乐府长诗孑L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母亲对儿子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虽然焦仲卿不愿舍弃妻子刘兰芝，却对母命不敢违背。(二)汉代女性拥有一定的结婚自主权在汉代，“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是主流，但是相比于后世来说，妇女也有一定限度的婚恋自由

8、。因为礼教在后世对法律的影响远大于汉代，后世的法律儒家化越来越明显。在汉代，父母的主婚权只是一种世俗做法，但后世将其上升为法律条文，法律不但明确规定家长的主婚权，而且对违背家长意愿结婚的行为进行惩罚。如元代规定：“嫁女皆由祖父母父母、父亡随母婚嫁”(通制条格卷3“嫁娶所由”所引)，明律也规定：“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子女不遵循“父母之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如唐律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者，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唐律还相比宽松，对于在外的子女，自行结婚的给予承认。但如果没有结成婚，照样要遵守“父母之命”，否则“杖

9、一百”。明律就严厉多了，规定：“(卑幼)未成婚者以尊长所定，自定者从其别嫁，违者杖八十，仍改正”。汉代法律并设定这些条条框框，所以，与后世相比汉代女性在婚恋上自由得多，有一定的自主权。如东汉女子孟光，一直到30岁还不嫁人，“父母问其故，女日：“欲得贤如梁伯鸾者”。孟光自己选择夫婿，父母也顺从她的意愿，将她嫁给梁伯鸾。东汉邑人刘氏，有女甚美，吕范求之，刘女的母亲嫌吕范家贫，“欲勿与”，刘女日：“观吕子衡(吕范)宁当久贫者邪”，于是嫁为吕范妻。最为著名的事例当属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他们一见钟情，当夜相伴私奔，既无“父母之命”，更无“煤灼之言”，他们既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没有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卓父

10、卓王孙的兄弟朋友还劝说卓王孙善待他们，后来卓王孙“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在司马相如功成名就之后，“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为使女得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二、汉代女性的离婚权汉代女性不但在结婚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离 婚上也享有适度的权利和自由，只不过这种权利和自由远远无法跟男性相比。(一)离婚权主要由男方掌握中国古代历来有男方单向解除婚姻关系的做法，先秦时已有所谓的“七出之条”，实际上就是传统礼制赋予男方的单向离婚权。“七出”的说法在大戴礼记中有明确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按照“七出之条”的规定，妻子只

11、要违反其中的任何一条，夫家都可以将其逐出家门。有学者认为“七出”之条在汉代已被确定为法律，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说：“七出之条，自汉律至今，沿之不改。”程树德也认为“七弃三不去之文，皆载于汉令，今不可考矣。”“七出” 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是小柯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发布的，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论文网，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代写论文，以下是正文。之条是否为

12、汉代的法律，目前尚无确切的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汉律没有明确规定“七出”，但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法，是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从史书、文学记载中都可以得到印证。1、不顺父母去。汉代强调孝道，所以把“不顺父母”放在“七出”之条的，首位。媳妇要对公婆克尽孝道，否则就要被弃。据后汉书鲍永传记载，鲍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仅为此事，鲍永便将妻子休弃。东汉人姜诗之妻事婆母甚孝，婆母好饮江水，取水之地距家六、七里之遥，姜诗妻每日至江边提水，毫无怨言，偶有一日，因刮风未能按时归来，姜诗即以不孝之名将妻“逐之”。即便夫妻恩爱，也是如此。(礼记内则：“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汉代乐府诗歌孔雀

13、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和丈夫感情很好，但是不和婆母之意也被休掉。2、无子去。在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妻子如果不能生育，“去”之名正言顺。如东汉人应顺，少与许敬相友，许敬婚后“无子”，应顺帮他“去妻更娶”。东汉人范升也因妻子无生育而弃之。后代越来越重视“无子”在“七出”中的位置，如唐律把“无子”置于首位，这一直延续到明清。3、淫去。“淫，为其乱族也”。即妻子与丈夫以外的男人私通，会影响到丈夫宗嗣血缘的纯正，所以可被丈夫遗弃。汉代对女性的贞节要求并不严格，虽然法律也禁止通奸行为，但据史书的记载，女性的通奸行为比较常见，如梁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立喜欢园子，“遂与园子奸”。卫皇后的姐姐卫少

14、儿先与霍仲儒“通”，生霍去病，后又与陈掌“通”。由于汉代对于通奸行为的宽容，所以，女子“淫”未必“去”，如园子就没有被休弃。但后世则并非如此，如唐、清律规定犯“七出”之条中，惟独对犯“淫佚”条不执行“三不去”而格休勿论，这是后世对妇女“贞节”愈加重视的体现。4、妒去。妻子对丈夫纳妾的不满，也就是“嫉妒”。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女子的嫉妒不仅会损及男子的尊严，而且被视为“乱家”的根源。所以，汉代的妻子因“妒”而遭休弃的事例也很多。如汉元帝王皇后的母亲李氏为王禁的妻子，因为王禁“多取旁妻”(卷98，元后传，P2889)，李氏很不满，结果被王禁以“妒”而去之。东汉人冯衍之妻任氏“悍忌”，使冯衍“

15、不得畜生媵妾”，于是冯衍将妻子“老竟逐之”。(卷28，冯衍传，P1002)5、妻子有恶疾。“有恶疾者，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即患有恶疾的妻子无法与丈夫在宗庙中祭祀祖先，达不到“上事宗庙”的婚姻目的，所以丈夫可以出妻再娶。虽然汉代的史书没有此类的记载，却有女性因丈夫“恶疾”而弃之的例子(如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因丈夫平阳侯曹寿有恶疾，便与之离异)，从“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看，相信女性因“恶疾”而被丈夫所弃的应该不在少数。西晋的虞博在谈及汉代情形时也曾说：“且妇人之有恶疾，乃慈夫之愍也”，“诚以人理应绝故也”。6、妻子多言。为人妻者，多言多语，导致家人不和，也是被休的理由。汉书陈平传记载，陈平早年

16、家贫，与兄长陈伯一起生活，“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平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事生产，曰：亦是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陈伯“闻之，逐其妇弃之”。东汉李充家境贫苦，“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子对李充说：“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结果李充“呵叱其妇，逐令出门”。7、妻子有盗窃行为。由于古代女性的行动范围受限制，“盗窃”的对象主要是家里和邻里的财物，所以，盗窃不仅是一种恶行，也对家庭和邻里关系造成危害，因此要被休弃。汉书蒯通传记载，某天夜里，蒯通邻里家中的肉不翼而飞，这家的婆婆认为是儿媳偷去，结果“怒而逐之”。王吉的妻子摘取邻居树上的枣子，王吉知道后，便将妻子赶走。从上

17、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男子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正如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妻子因为一些小事就动辄“被弃”，却只能默默承受。最具有反抗精神的莫过于东汉黄允的妻子夏侯氏，黄允为了跟司徒袁隗攀亲而遗弃夏侯氏。夏侯氏要求宴请宾客，在客人面前历数黄允15件见不得人的事，使黄允声名狼藉，然而仍改变不了被“弃”的命运。所以说，在汉代，“七出”之条，是对夫家单方面离婚权的维护。当然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礼制也规定“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这种三种情况是例外，是对“七出”的制约，在维护夫权的同时也

18、考虑到在夫家付出义务较多的妻子的利益。这样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婚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妻子的利益，但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得以执行，则未得其知。(二)汉代女性在离婚上也有相当的自由汉代女性在离婚问题上也有相当的自由，她们也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如上面所提到的平阳公主因丈夫患有恶疾，与之离婚；淮南王刘安“生子迁为太子，取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太子妃，王阳怒太子，闭使与妃同内，终不近妃。妃求去”；赵幽王的夫人(吕氏女子)因为感觉赵幽王不爱自己而爱其他的妾姬而“怒去”。当然不只是皇室贵族的女性有离婚的自由，平民百姓的女子也如此。史记记载：“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

19、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西汉的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汉代的离婚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妻子的财产权。礼记杂记下郑注引汉律云：“弃妻畀所赍。”意思是说，由丈夫提出离婚，允许女方将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财产带走。但是对比汉代妻子与丈夫的离婚权，就会发现两者的不平等，妻子一般只在丈夫有恶疾、家贫等情况才主动提出离婚，而且她们只能“求去”，必须得到丈夫的同意才能离去。妻子如果因为夫家不同意离婚而逃亡的话，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取(娶)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娶)及所取(娶)，为谋(媒)者，智(知)其请(情)

20、，皆黥以为城旦舂。其真罪重，以匿罪人律论。弗智(知)者不?。”。在这里，“人妻”专指已婚弃夫逃亡的妇女，“亡人”则指所有脱籍逃亡之人。按这条律令的规定，娶人妻者与其所娶者都要受到“黥以为城旦舂”的惩罚。其实对逃婚者的处罚在秦朝已经出现，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便有类似的内容：“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情，居二岁，生子，乃告情，乙即弗弃，而得，论可(何)也?当黥城旦舂。”这里的男子乙因知道女子甲离夫逃亡的事情而获罪，如果不知情则无罪。反观汉代的法律，男子娶了弃夫逃亡的妻子即便不知情也要被“黥为城旦舂”，可见汉代在这方面的态度要比秦朝严厉。而后世的法律就更为严苛，如唐律规定：妻妾

21、“背夫擅行，有怀他志”，处徒二年；“因擅去而改嫁者，徒三年”；明律更规定：“若妻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因而改嫁者，绞。”法律之所以特别禁止与弃夫逃亡妇女为婚，维护夫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越到后世，儒家礼教思想越加深人人心，“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妇女以夫为天，背夫改嫁，是自绝于天矣，故重其罪。”所以，妇女弃夫逃亡不仅违反国法，在纲常名教上亦属大逆不道，因此需要严厉制裁。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汉代女性虽有一定的离婚权，但是受到很大限制，主要的离婚 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是小柯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发布的，汉代女性婚姻自

22、主权探析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论文网，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代写论文，以下是正文。权是掌握在夫家手中(包括丈夫及其父母)，而后世妇女就更不用说了。三、汉代女性的再婚权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婚姻对女性的要求一向是“从一而终”的。在礼记中就有“夫婚礼，万世之始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在班昭的女诫中也有“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但是在汉代，妇女尚有相当程度的再婚自由，当时广泛存在妇女再婚现象。

23、虽然汉代的统治者对妇女的贞节开始重视并提倡，但社会习俗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法律也没有过多限制，妇女再嫁仍然普遍。事实上汉代人并不以再嫁为非，西汉孔光曾说：“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义”指的就是结成夫妻关系的情义，情义已断，妻子就可以改嫁或再嫁。实际生活中，妇女改嫁或再嫁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元后母因嫉妒被休，“更嫁为河内苟宾妻”。汉高祖的薄姬原是魏豹之妾；景帝王皇后先嫁金氏，生一女后又嫁景帝；王皇后之母臧儿先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宣帝外祖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不单上层社会的女性，民间女子的改嫁也非常普遍。西汉的张负女儿“孙”嫁了五次都死了丈夫，最后由父亲作主许配给陈平

24、。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于“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语后写道：“按即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论夏姬所谓是不祥人也!”“人莫敢娶”，是因为有“克夫”的嫌疑，并非嫌弃她是“嫁过几次的女子”。孔雀东南飞中记述刘兰芝“还家十余日”，就有媒人登门为县令的儿子求婚，县令所遣媒人被拒绝后，太守又请郡丞来提亲。求婚者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可见刘兰芝也没有因为再婚而被看轻。江苏扬州仪征101号汉墓出土的先令券书记载：墓主之母与墓主之父结婚生育四个子女，其父死后，其母先后又将两个男子赘人家中，并生育一男一女。对此，墓主认为理所当然，自称“有三父，子男女六人，皆不同父”。汉代女性的再婚比较自由，主要在于当时的社会环

25、境：汉代的统治者和儒生虽然也提倡贞节观念，不过只将之作为一种崇高的品质来宣传，尚未成为道德的唯一准绳，也没有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更未上升为国家法律来加以约束。也就是说，汉代妇女的再婚氛围相对轻松。而汉代以后的历代法律对妇女再婚的限制就越来越多了。比如唐明清的法律都禁止妻妾在丈夫死亡后未满服丧期(27个月)就改嫁。唐律疏议第6条规定妻子在为丈夫服丧期改嫁的为“十恶”中的“不义罪”。疏议云：“夫者，妻之天也。移父之服而服，为夫服斩衰，恩义既崇，闻丧即须号恸。而有匿哀不举，居丧作乐，释服从吉，改嫁忘忧，皆是背礼违义，故为十恶”。元、明、清代的法律更禁止命妇改嫁(元典章卷18条“命妇夫死不许改嫁”，明

26、清律婚姻婚丧嫁娶条)，因为“命妇曾受朝廷恩命，非凡妇之比”所以，“当守从一而终之义”，“不容再嫁，以辱名器”，如果“夫亡再嫁者，亦论如居丧而嫁之罪”，命妇的再婚权就这样被剥夺了。明代法律认为：“凡言改嫁须有主婚媒人财礼方是，若淫奔野合，不可谓嫁，但当以和诱科罪”。如果按照明代法律的规定，汉代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已经构成犯罪，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这种行为在汉代既不受追究，也不受非议，反而传为佳话，可见汉代女性与后世女性在再婚上的自主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汉代女性的再婚权仍受到很犬的束缚：(一)再婚仍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汉代女性再婚跟初婚一样仍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

27、能自由选择配偶。上面所举的张负女儿“孙”、刘兰芝等都是由父兄作主再嫁他人。卓文君私作主张，气得父亲大骂其“不材”。可见，父母对再嫁女的主婚权是世人所承认。(二)女性在再婚上的限制大于男性。汉代婚姻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禁忌就是服丧期间不得完婚。一般情况下，丈夫只须为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等直系长辈服丧。在妻子死后，丈夫无须服丧可立即娶后妻，但对妻子却是双重标准的，不但要为公婆服丧也要为丈夫服丧，倘若不为丈夫服丧就改嫁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是法律的干涉。如上面所举的女子甲的案例：按照汉律的规定，女子甲在夫死未葬而改嫁是“私为人妻”，“当弃市”。可见在再婚权上的男女不平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汉代

28、婚姻的缔结和终止主要是听从“父母之命”，瞿同祖也曾这么说过：“与其说妻受夫的支配，不如说夫妻皆受家族主义或父母意志的支配。”当然夫妻双方的权力又有不同，由于当时的法律规定和社会观念向夫权倾斜，丈夫的婚姻自主权要远远大于妻子。同时，由于汉代的儒法合流只是一个开端，礼教尚未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汉代女性受礼教的束缚比后世要少一些，再加上汉代女性的积极参与社会劳动，在家庭中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所以汉代女性又拥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而且要高于后世妇女。其他参考文献Baker, Sheridan. The Practical Stylist. 6th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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